一、国家图书奖：时代的文明见证（论文文献综述）
李淑春[1]（2021）在《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Gish Jen,1955—）出生于美国纽约。200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着名文学评论家、女权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称任璧莲为美国历史上八位最伟大的女性小说家之一,把她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和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大奖及数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等作家齐名。任璧莲虽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崭露头角,却以其对美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悉,作品中展现的睿智观点,以及幽默的叙事技巧而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任璧莲在小说中对美国社会表现出广泛的关切,伦理、消费社会、性别、创伤、种族和宗教等都是任璧莲小说关注的焦点。任璧莲的小说展示美国少数族裔移民,特别是美国华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提出自己具有创意的、灵活的伦理重构前景。本文由如下五部分组成:引言部分概述任璧莲的生平和文学成就,梳理国内外任璧莲作品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任璧莲小说所展示的在消费社会中华人两性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通过主体间性实现性别伦理的重构。首先,本文关注任璧莲小说中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美国身份建构与自我异化。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消费者通过符号,实现社会身份的建构。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中,华人男性正是通过服饰、汽车和别墅等一系列的消费符号来建构美国身份和追寻“美国梦”。然而,在消费社会中,“美国梦”精神内涵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行。正是因为如此,华人男性的“美国梦”终成幻影。消费社会价值观使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逐渐走向双重崩溃的境地,美国沦落为“一片自由的荒野”。其次,父权制与消费社会的共谋使华人女性成为欲望客体,导致她们主体性的缺失和生存困境。任璧莲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群华人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从依附蜕变为自立,开始打破沉默,与性别不平等进行抗争。在小说中,华人颠覆白人主流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实现两性主体性的建构;通过性别平等和性别对话,完成华人性别伦理重构。第二章聚焦任璧莲小说中呈现的由战争、暴力、恐怖事件以及种族歧视和偏见等引发的创伤记忆,以及由此导致的少数族裔移民的生存困境和伦理困境,关注小说中重构家国伦理的尝试。首先,在任壁莲的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美国柬埔寨华裔深受移民美国前亲历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创伤记忆的困扰。他们遭受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痛苦,导致夫妻伦理错置。不仅如此,由父爱缺失导致创伤代际传递,致使华裔少年无法顺利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从而引起青少年犯罪的频发。其次,在长篇小说《爱妻》、《典型的美国佬》和《希望之乡的梦娜》中,任璧莲描述了种族歧视和偏见引起的创伤记忆,以及族际伦理困境。这些创伤记忆使华人移民极力阻止他们的子女与白人的婚姻,导致异族婚姻成为不被祝福的婚姻。在新时代,种族偏见出现新模式,各族裔因为种族差异而互相歧视;异族婚姻导致身份认同困惑。最后,任璧莲提出身份自由流变的构想,认为身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族裔少年因此实现身份的自我建构。各种族之间通过爱的救赎和种族融合,最终实现家国伦理重构。第三章探讨任璧莲小说中由宗教原教旨主义导致的生存困境,以及如何重构宗教伦理。宗教是美国文化的底色。由宗教引发的问题一直是多种族、多文化及多宗教信仰的美国社会的痼疾,也是近年来世界上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的主题之一,世界各大宗教在她的小说中都有广泛涉及。在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中,任璧莲的秉承她对美国重大社会问题关注的创作风格,呈现美国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展现了由原教旨主义引起的宗教偏执对家庭和社区伦理的僭越。作者提出通过对话和潜对话重构家庭和社区伦理的期许。根据世界宗教界的观点,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通过对话重构宗教伦理是非常重要的。结论部分综合全文,提出任璧莲小说的伦理目标是通过平等、融合和对话,建构一个性别、种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共生、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胡贝克[2]（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李颖娜[3]（2020）在《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文中提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影响甚广的反正统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一方面推动了包括争取黑人权利、妇女平等、反战和平等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一定的社会痼疾,比如由性自由和毒品泛滥衍生的对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垮掉的一代”既是反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艾伦·金斯伯格（下文简称金斯伯格）作为“垮掉的一代”这个群体的代表,则是这场运动的灵魂和标志。金斯伯格以其石破天惊的文学作品打破了美国“静寂的50年代”,充分地暴露了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社会危机和文学危机,为后来的美国文学乃至于整个世界文学带来了一股豪放诡异之风,打破了20世纪初由托马斯·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统领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藩篱,实现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诗歌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从现代诗歌到后现代诗歌的转向。同时,金斯伯格的生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的颠覆特色,他本人性格狂放不羁,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坚持对中央集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抗,表现出鲜明的反正统文化倾向。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金斯伯格的创作,深入探究其创作的时代、社会语境及与个人经历遭际的潜在关系,就不能不把他放在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不能不结合这场反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来深入挖掘。本文即尝试把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宏观背景下加以研究,通过回溯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分析反文化运动的代表群体“垮掉的一代”的历史演进及创作特征,探讨“垮掉的一代”的领袖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思想特征。重点通过整体分析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和艺术维度探究挖掘其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和颠覆。深化对金斯伯格认识的同时,为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先概述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等做必要的说明。第一章内容主要研究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了解其产生、主要表现形态及对后世影响,从而推导金斯伯格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结合“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实践发展,了解、把握金斯伯格的思想流变及在创作中的表现;第三章立足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着重分析其对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和颠覆;第四章则通过研究金斯伯格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探索,中心点在对传统诗歌形式的叛逆上。最后的结语对金斯伯格的创作和人生经历给予后人的启迪与警示做一简单的总结。
朱琪[4]（2020）在《轻时代的历史叙事 ——以三部当代古罗马历史题材小说为例》文中指出历史小说自出现以来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如果说,小说的兴起伴随着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与宏大主题的放逐,那么时至今日,宏大的历史叙事为何依然得到小说家的青睐与读者的追逐呢?在这个轻盈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大众在习惯了语言的无意义、无止境的娱乐气氛和享乐主义后,为何又会喜爱庄严、沉重的历史主题的小说,成为本研究的问题缘起。在此意义上,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关注在这个意义被解构、“重量”被取消的“轻时代”里,历史小说受到强烈欢迎的现象,探讨历史小说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在具体探讨过程中,本文以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罗伯特·哈里斯的《西塞罗三部曲》以及考琳·麦卡洛的《罗马主宰》为个案展开分析,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思考历史小说的价值与“好的历史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在分析文本个案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三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小说主旨、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细节分析等,笔者指出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实,更贴近人类历史现实。在此基础上《奥古斯都》和《西塞罗三部曲》都体现了借助古老历史来反思现实的诉求,《奥古斯都》借助屋大维反思当下的个人欲望与公共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西塞罗三部曲》借古讽今,借助罗马政治思考当今的世界政局。三部小说都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视野,尤其是《罗马主宰》,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罗马时期的真实、语言和伦理,提供另一个维度,帮助思考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意义。除此之外,论文对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小说体裁对于历史和文学的承载问题做出探讨,指出历史小说大受追捧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价值上,即历史小说能让作者和读者感受遥远过去的不同语言、习俗、思维乃至价值,来审视我们当下的生存状况,具体体现在回归真相与记忆、实现伦理价值、提供审视当下的独特视野等维度上。
王云飞[5]（2020）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特色研究》文中提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我国的一张“金色名片”,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实物见证,是培育文化自信的滋养土壤,也是进行爱国教育的最好素材,文化自信作为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培育文化自信的最好根基。文物类的出版物能够传播文物知识,起到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展示大国文明形象的积极作用,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物出版社成立于1957年,是我国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出版单位,是中国唯一一家文物考古类的专业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以抢救、保护我国文化遗产为己任,服务于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和科学发展。文物出版社建社60多年来,逐渐形成了自己“高”“新”“精”的特色出版理念,推出了许多精品力作,其间共出版文化、文物考古类图书约8000种,多次荣获国际国内图书大奖,树立了一系列的标准典范。我国实行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文物出版社进行了一系列的转变,在坚持自身价值追求的同时,树立了权威的品牌形象,获得了业界认可。本文通过分析文物出版社的发展历程、为我国文物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以及其出版理念和对作者资源的维系等方面,结合文物出版社的重点出版图书案例,结合开卷公司的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数据统计,研究文物出版社的出版特色,以期对文物类出版物、文物出版社和一些专业出版社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陈莉[6]（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臧亚萍[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文中提出论文运用出版系统论、把关人理论、媒介讯息论等相关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作了研究。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组织机构及产品策划进行了考察,总结发展规律与特点,属于当代四川古籍出版专门史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为改革开放后四川古籍出版活动,数据样本范围以巴蜀书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5家社为主。文章通过采用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文献计量学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剖析三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时期四川古籍出版的发展概况问题;二是古籍出版机构自外至内的组织构建问题;三是编印发系统下的古籍出版产品策划问题。并希望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能为繁荣四川古籍出版,提供一些理论、实践意义的参考资料。正文分为三个研究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通过分析5家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归纳古籍出版数量变化、出版内容类别分布规律,并对古籍出版成就、发展成因,以及复苏期、探索期、转型期三个发展阶段特点进行论述,最后概括出四川古籍出版的三个不足:即重复选题、整理方式不平衡、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第二部分研究四川古籍出版组织系统。研究发现,外部组织由U型结构到M型结构进行设置转变,具有组织人员权威、组织结构一体化的显着特点。以巴蜀书社为例的内部组织结构在部门组建上趋于柔性化和灵活性,早期人员构成虽以人才调聘、计划培养为主,但出版队伍始终保持专业性和稳定性。第三部分研究古籍出版产品策划特点,分别从内容、形式、宣传、营销四个子系统要素分析入手。研究发现,由于古籍出版同其他出版类型不同,内容策划上,策划作者多具有权威性高、专业性强的特点,策划选题表现为延续性、地域性、差异性和时代性四个鲜明特征。古籍图书的开本设计强调与内容风格统一,封面设计注重体现艺术审美性和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装帧设计获奖图书进行个案研究,总结出古籍图书在形式策划上注重设计整体性的特点。宣传、营销策划方面,四川古籍图书宣传方式多样,在传播技术变迁影响下,虽经历传统、网络到媒介融合宣传的三个过渡阶段,但书讯书评、活动推广和媒体宣传仍为现阶段古籍图书的三种主要宣传方式。以巴蜀书社为代表,四川古籍出版产品注重精准营销和海外营销,但在对其进行品牌认知度问卷调查时也发现,巴蜀书社存在品牌认知度不高的问题。最后,论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全文,提出四川古籍出版的初步对策,指出论文本身的不足,并对将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孟翊洁[8]（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提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施俞辛[9]（2020）在《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文中指出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以及早年的成长环境与经历的合力作用下,埃利森产生了超越差异、彼此共建的融合思想。在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并通过大量的文学和文化作品不断丰富其内涵。总体来说,埃利森的融合思想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创作内容上,推动黑人传统与主流文化相融合。埃利森始终坚信,文化融合是解决种族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超越文化上的差异和谐相处,美国文化乃至整个美国社会才能具备继续前进的不竭动力。第二,在创作形式上,主张表达抗议与宣扬艺术相结合。事实上,从决定成为作家的那天起,埃利森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既定的创作范式中。尽管先后受到了不同组织、个人的约束和影响,但埃利森坚决地拒绝了一切试图吞噬他的力量,而是以发展的眼光和超越的态度将自己早年受到的多元、复杂的影响融会贯通。第三,在创作目的上,提出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相统一。追求个人自由是黑人文学中的永恒主题,但埃利森却重新定义了自由、界定了自由的限度,主动承担起作为黑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责任,基于此,他的融合思想便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埃利森的融合思想超越了以往狭隘的种族观念和抗议文学传统,这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也引发了后世的激烈讨论。尽管几十年来关于埃利森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在当今的美国乃至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超越差异、彼此共建已经成为了发展大势,融合思想的现世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可以说,埃利森对当代美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20世纪的美国黑人文学打开了新局面,正因如此,其融合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和研究。
孙霞,王媛[10]（2019）在《新中国文物出版70年——以文物出版社为例》文中提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值此之际,本文主要以文物出版社为例,梳理回顾70年来新中国文物出版事业的发展壮大及成长繁荣的历程,同时对新中国文物出版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以期从出版视角反映新中国文物事业70年来不平凡的发展进程,从而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璀璨夺目,以及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勃勃生机。
二、国家图书奖：时代的文明见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图书奖：时代的文明见证（论文提纲范文）
（1）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任璧莲:“当代美国文学景观中的一朵奇葩” |
| 二、任璧莲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问题、对象、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与华人性别伦理重构 |
| 第一节 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异化 |
| 一、符号消费：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美国身份建构 |
| 二、拜金主义：在消费社会中华人男性“美国梦”的幻灭 |
| 三、自由的荒野：华人男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异化 |
| 第二节 父权制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华人女性的生存困境 |
| 一、主体性的缺失:父权制传统对华人女性的规训 |
| 二、消费规训：华人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
| 第三节 主体间性:华人性别伦理重构 |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华人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
| 二、颠覆“性别刻板印象”与“美国梦”醒：华人男性主体性的建构 |
| 三、主体间性：华人性别伦理重构 |
| 第二章 创伤记忆与家国伦理重构 |
| 第一节 红色高棉创伤记忆与家庭伦理困境 |
| 一、创伤后应激障碍:错置的夫妻伦理 |
| 二、创伤代际传递:父爱的缺失与迷途的少年 |
| 第二节 种族创伤与族际伦理困境 |
| 一、种族创伤记忆:异族婚姻困境 |
| 二、族际互为“他者”:身份认同困惑 |
| 第三节 身份自由流变与家国伦理重构 |
| 一、身份自由流变:族裔身份自我建构 |
| 二、爱的救赎与种族融合:家国伦理重构 |
| 第三章 宗教偏执对人伦的僭越与宗教伦理重构 |
| 第一节 “理想社会”式微:宗教偏执对家庭伦理的僭越 |
| 一、原教旨主义之殇:多宗教美国社会困局 |
| 二、“理想社会”式微:宗教偏执对家庭伦理的僭越 |
| 第二节 “意义之网”的虚妄:宗教偏执对社区伦理的悖逆 |
| 一、为宗教而宗教：“意义之网”的虚妄 |
| 二、睦邻伦理的失衡：宗教偏执对社区伦理的悖逆 |
| 第三节 对话与潜对话：宗教伦理重构 |
| 一、对话与潜对话:家庭与社区伦理重构 |
| 二、宗教共同体:宗教伦理重构 |
| 结语 平等·融合·对话:任璧莲小说的伦理旨归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3）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 |
| 第一节 反文化运动的生成崛起 |
| 一、正统美国文化的嬗变 |
| 二、反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
| 第二节 反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 |
| 一、摇滚乐 |
| 二、性革命 |
| 三、吸食毒品 |
| 第三节 反文化运动的历史影响 |
| 一、积极性:推动社会变革 |
| 二、消极性:造成社会痼疾 |
| 第二章 “垮掉的一代”运动与金斯伯格反文化意识 |
| 第一节 “垮掉的一代”产生的背景及特征 |
| 一、“垮掉的一代”的产生 |
| 二、“垮掉的一代”的特征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意识 |
| 一、倡导吸毒与性自由 |
| 二、反对战争倡导和平 |
| 三、寻求宗教精神突围 |
| 第三节 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影响 |
| 一、金斯伯格反文化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二、金斯伯格对“垮掉的一代”的影响 |
| 第三章 金斯伯格的创作与宏大叙事的颠覆 |
| 第一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内容的消解 |
| 一、对主流意识和价值标准的否定 |
| 二、对霸权主义和政治高压的批判 |
| 三、对传统性道德和生活方式的抗争 |
| 第二节 金斯伯格的创作对宏大叙事艺术的推翻 |
| 一、采用以呼吸为单位的长句 |
| 二、提倡“一切语言皆可以入诗” |
| 三、为“真实”进行艺术创新 |
| 四、建构“真实”的美学主张 |
| 第四章 金斯伯格诗歌形式的自由与叛逆 |
| 第一节 “狂欢化”的语言 |
| 一、谩骂与脏话 |
| 二、讽刺和嘲笑 |
| 三、语言的“舞蹈” |
| 第二节 碎片与拼贴 |
| 一、碎片化写作 |
| 二、拼贴的方法 |
| 第三节 爵士乐风格 |
| 一、即兴性 |
| 二、吟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轻时代的历史叙事 ——以三部当代古罗马历史题材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历史小说的发展状况 |
| 1.2.2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
| 1.2.3 三部罗马小说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2章: 约翰·威廉斯与《奥古斯都》 |
| 2.1 自由的意义——用历史思考现实 |
| 2.2 书信体写作——让历史自己言说 |
| 2.3 流动的叙事——穿越历史的生命 |
| 第3章: 罗伯特·哈里斯与《西塞罗三部曲》 |
| 3.1 单线的奋斗史——不该抗拒的复杂性 |
| 3.2 被误解的灵魂——虚构不能脱离历史 |
| 3.3 古罗马的教训——回归历史寻找智慧 |
| 第4章: 考琳·麦卡洛与《罗马主宰》 |
| 4.1 全景式的罗马史诗——历史叙事的时空跨度 |
| 4.2 政治的科学性实验——历史叙事的政治深度 |
| 4.3 历史的更多可能性——历史叙事的生活维度 |
| 第5章: 在时间中展开:历史小说的价值 |
| 5.1 回归真实与记忆 |
| 5.2 追寻伦理与德性 |
| 5.3 审视当下的生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文物出版社出版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文物事业及文物出版社概述 |
| 2.1 我国文物事业概述 |
| 2.1.1 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
| 2.1.2 文物事业的重要性 |
| 2.1.3 文物出版的价值与职责 |
| 2.2 文物出版社概述 |
| 2.2.1 文物出版社发展历程及现状 |
| 2.2.2 文物出版社的市场定位 |
| 2.2.3 文物出版社的专业影响力 |
| 2.2.4 文物出版社的产品结构 |
| 第三章 文物出版社编辑特色 |
| 3.1 “高”“精”“新”的出版理念 |
| 3.1.1 对社会效益的坚守意识 |
| 3.1.2 为文物考古事业和科学发展的服务意识 |
| 3.2 “专”“特”“精”的编辑特色 |
| 3.2.1 选题和编辑工作的精品追求 |
| 3.2.2 文物考古为核心的专业责任 |
| 3.2.3 结合国家文物工作的正确导向 |
| 3.2.4 推广文物普及读物的传承认识 |
| 3.3 “融”“新”“精”的装帧印制特色 |
| 3.3.1 珂罗版工艺的传承 |
| 3.3.2 “龙鳞装”到“经龙装”的创造 |
| 3.3.3 文物复制技术的运用 |
| 第四章 文物出版社发行特色 |
| 4.1 实行片区化管理 |
| 4.2 开设北京博文书社 |
| 4.3 以数字技术带动产品开发 |
| 4.4 以交流合作弘扬中华文化 |
| 第五章 文物出版社作者资源积累 |
| 5.1 依靠权威文博专家 |
| 5.1.1 考古师者宿白 |
| 5.1.2 书法大家启功 |
| 5.1.3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 |
| 5.2 扶助优秀青年学者 |
| 5.2.1 创办《考古新视野》系列丛书 |
| 5.2.2 推出“青年学人”出版扶助计划 |
| 第六章 文物出版社重点图书案例分析 |
| 6.1 彰显专业地位——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系列丛书 |
| 6.2 弘扬中华文化——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丛书 |
| 6.3 带动学术发展——中国石窟系列丛书 |
| 6.4 精品满足读者——历代碑帖法书选系列 |
| 第七章 文物出版社发展策略 |
| 7.1 保持和提升专业优势 |
| 7.2 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图书的单品种效益 |
| 7.3 创新出版业态,丰富传播手段 |
| 7.4 树立文物信息资源的版权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7）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范围 |
| 一、概念厘定 |
| 二、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总结四川古籍出版的地域特色和规律 |
| 二、丰富古籍出版史研究的内容 |
| 三、为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提供借鉴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成果述略 |
| 二、研究专着 |
| 第四节 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创新性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创新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概况 |
| 第一节 图书出版概况 |
| 一、出版数量变化 |
| 二、出版内容主要类别分布特点 |
| 三、图书获奖情况分析 |
| 第二节 古籍出版成就与发展成因探析 |
| 一、古籍出版成就与特色 |
| 二、发展成因探析 |
| 第三节 古籍出版的阶段性特点 |
| 一、复苏期(1981-1991) |
| 二、探索期(1992-2002) |
| 三、转型期(2003年以后) |
| 第四节 四川古籍出版的不足 |
| 一、存在重复选题现象 |
| 二、整理方式具有不平衡性 |
| 三、图书宣传渠道利用不足 |
| 第三章 古籍出版的组织机构 |
| 第一节 四川古籍出版组织机构类型及表现特点 |
| 一、设置类型分析 |
| 二、表现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内部组织结构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一、部门设置特点 |
| 二、人员组建方式及构成特点 |
| 第四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内容、形式策划 |
| 第一节 内容策划 |
| 一、策划思想的把关分析 |
| 二、策划作者分析 |
| 三、策划整理形式 |
| 四、策划内容的选题特点 |
| 第二节 形式策划 |
| 一、开本设计分析 |
| 二、封面设计分析 |
| 三、个案分析:“中国最美的书”——《藏区民间珍藏藏文典籍丛刊》 |
| 第五章 古籍出版产品的宣传、营销策划 |
| 第一节 宣传策划 |
| 一、宣传方式多样 |
| 二、三种主要方式 |
| 第二节 营销策划 |
| 一、营销渠道特点 |
| 二、营销品牌认知度的问卷调查分析——以巴蜀书社为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巴蜀书社历年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4-2017) |
| 附录2 四川大学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6-2017) |
| 附录3 四川人民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81-2017) |
| 附录4 西南交大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1992-2017) |
| 附录5 四川民族出版社古籍出版书目统计情况(汉、彝、藏文) |
| 附录6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获奖书目、获奖项目 |
| 附录7 巴蜀书社:社长访谈录、小传 |
| 附录8 巴蜀书社品牌认知度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 (一)区分与对立 |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 (一)集体记忆 |
| (二)创伤记忆 |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 (二)“叙事的转向” |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 (二)移情与再现 |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融合思想的历史溯源与埃利森的个性选择 |
| (一)黑人文学中的“双重意识” |
| (二)埃利森的成长环境与早年经历 |
| 二、黑人传统与主流文化相交融 |
| (一)继承黑人传统 |
| (二)接受主流文化 |
| (三)多元文化协同发展 |
| 三、表达抗议与宣扬艺术相结合 |
| (一)黑人文学中的抗议传统和埃利森的左翼生涯 |
| (二)埃利森对抗议文学传统的逃离 |
| (三)抗议与艺术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
| 四、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相统一 |
| (一)埃利森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
| (二)承担对黑人民族的责任 |
| (三)承担作为美国人的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中国文物出版70年——以文物出版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筚路蓝缕,新中国文物出版的创基立业阶段(1949—1977年) |
| 二、成果丰硕,新中国文物出版的稳定发展阶段(1978—2000年) |
| 第一,出版规模稳步扩大,图书门类逐步健全。 |
| 第二,精品琳琅,成绩斐然。 |
| 三、改革优化,新中国文物出版的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 |
| 第一,紧密结合国家文物局工作部署,为文物事业发展大局服务。 |
| 第二,规模扩张,板块增多,文物类图书成为全国图书市场的重要部分。 |
| 第三,数字技术与文物出版的跨界融合,让文物图书“活”起来。 |
| 四、展望与思考 |
四、国家图书奖：时代的文明见证（论文参考文献）
- [1]生存困境与伦理重构：任璧莲小说研究[D]. 李淑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D]. 李颖娜.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轻时代的历史叙事 ——以三部当代古罗马历史题材小说为例[D]. 朱琪. 浙江大学, 2020(02)
- [5]文物出版社出版特色研究[D]. 王云飞. 河北大学, 2020(08)
- [6]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7]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古籍出版研究 ——以巴蜀书社为中心[D]. 臧亚萍.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论拉尔夫·埃利森的融合思想[D]. 施俞辛.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新中国文物出版70年——以文物出版社为例[J]. 孙霞,王媛. 中国出版史研究,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