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灾害文化记忆以象征性客体为载体，是人类灾害记忆的“外在维度”，往往能折射出国家权力、地域社会文化传统间的交互关系。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主体分别为宗教人士、地方精英和地方政府，宗教人士与地方精英分别以宗教逻辑和地方自觉逻辑对灾害进行建构，影响范围较小；而地方政府意欲采用“去人格化”和“景观化”的灾害文化记忆建构逻辑来推动地方发展，并据此对另两类文化记忆进行取舍、整合和“调整”。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面临目标设置失效的挑战，其主导的文化记忆之建构主体、面向、形式均脱离民间语境和日常生活，更未能为地方社会提供身份认同，灾害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未被发掘，体现着当代中国灾害记忆建构的一类矛盾和危机。
关键词：灾害 文化记忆 海原地震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意义上的“灾害记忆”主要指向两种类型，一是具有灾害体验的个体体验性记忆，二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而提出的灾害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行为，人们通过日常交往从集体中获得对某一类事物的经验。[注]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304页。因此，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中的“集体”在此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个体集合，类似于“社会事实”般外在于个体却又对个体记忆产生约束力。上述记忆类型的共同特征是依附肉身载体或人际交往而存在，因此，这类灾害记忆又属于短期灾害记忆。然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灾害并非短期的、非常规的事件。从地域社会对灾害的认识和反应，到灾后社会恢复生产生活，再到对灾害进行记忆、评价和重构等，灾害始终与人类社会进行复杂的互动。因此，关于灾害记忆的认识有必要以整体性、长时段的视角进行延展。
为对记忆的“历时性”机制进行探讨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求，扬·阿斯曼基于文化研究层面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为加以区别，他将日常沟通领域、缺乏固定机制且随代际更替而变幻无常的短时记忆称作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交流记忆靠个体来承载，其存续的时间要受生命长度的制约，即使依靠口头的日常交流传播，也大约只有3～4代人的寿命。而将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长时记忆称为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文化记忆包括久远的神话传说、集体舞蹈和庆典，以及被图片、文字等外在媒介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件和信息。文化记忆以象征性客体为载体，突破记忆的个体维度和社会交往维度，成为 “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注]Jan Assmann，CulturalMemoryandEarlyCivilization：Writing，Remembrance，andPoliticalImagination，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基于此，我们可认为灾害文化记忆便是通过建立象征性客体来延续有关灾害的记忆，并赋予灾害特定的意义及价值判断，从而对人们的灾害记忆产生影响。
大量调查和研究都表明，巨大灾难发生后，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往往通过重构记忆的方式，消解创伤，重建地域社会的认同，也会利用灾害记忆来达到某种经济和政治的目标。在此背景下，灾难记忆的建构作为“特定族群灾难应对实践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灾后重建过程中隐藏在社会深层次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作用”[注]王晓葵：《“灾害重建”过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以灾害记忆为中心》，《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尤其在全球化进程所笼罩的现代社会，灾害更已超越地方社会，成为传统风俗与现代观念、权力与话语、文化与资本等多元因素相互对话和博弈的领域。因此，通过对灾害文化记忆的考察，也是管窥社会本质特征的有效路径。
常微分方程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重要桥梁之一[7]。因此，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升学生数学应用创新能力是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宗旨。
本文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及其临近地区为田野调查点。通过对当地地震灾害记忆建构过程的考察，旨在探究多元主体参与的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总体过程中存在何种文化逻辑。1920年12月16日晚8时许，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此次地震震级8.6级，震中烈度12度，震源深17公里。地震造成约27万人死亡，其中，海原县死亡约7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59%。海原地震使中国西北地区数十座县城遭受破坏，数座城市经历强烈震感。由于当时世界上共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因而这场地震又被称作“寰球大震”。地震使西北陕甘宁地区山河巨变，给当地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时人记载，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殍，亦将强比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注]《陕甘地震纪略》，《地学杂志》1922年第8期。。加上交通、信息的闭塞，居住的分散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漠视，这场地震在当时并未在中国社会引发相应的反响。
当前国有林场对于速生桉树的营造林技术都有一套相应标准的技术手段，为了能够培育更好的林木资源，我们理应在原有的技术手段上，提取手段的优势与不足，对不足之处进行改正，促进速生桉树营造林技术的升级。
据前文所述，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有三类主要建构路径：宗教人士的建构路径、地方精英的建构路径和地方政府的建构路径，其分别遵循宗教逻辑、地方自觉逻辑和地方发展逻辑。然而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以海原地方政府为主体所建构的文化记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回顾其建构过程，实质既是将海原地震视为可供研究、观赏和教化的地方文化符号，也是对当地既有灾害文化记忆和相关文化资源进行取舍和整合，还对宗教人士与地方精英所建构的文化记忆进行了“调整”。在其背后，体现出海原县地方政府独特的建构逻辑：灾害文化记忆内容的取舍；灾害文化记忆的呈现方式及实践策略；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动力构成。
基于上述现象，本文通过海原灾害文化记忆建构本土实践，试图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灾害文化记忆通过何种方式得以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灾害文化记忆存在怎样的建构逻辑？这个过程的背后又隐藏了何种文化逻辑，并造成怎样的后果？
在海原九彩乡九彩坪村，坐落着远近闻名的伊斯兰教建筑——九彩屏拱北[注]中国穆斯林习惯将苏菲派导师、门宦始祖、道祖、先贤等人的陵墓建筑称为拱北，拱北是教众纪念先贤的拜谒之地，也是传教、管理教坊、行教及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中心场所。，该拱北是回族“尕德忍耶门宦”16位上人金骨葬地，在拱北入口处，树立着一块由陕甘宁青新教于1987年刻制的《蟠龙嫡传安老真师墓志》碑，碑文记录了该拱北的相关历史：
二、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路径
大型自然灾害常会为人类社会所一再表征，因为它不仅对彼时社会产生影响，也会成为后世回忆历史的“坐标”，人们希望通过建构灾害这一“坐标”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等文化认同性问题，灾害事件由此也会获得意义和价值的赋予。同样，近百年来，海原地震记忆依次分别为宗教人士、地方精英以及地方政府等三类主体所建构，建构主体之差异也为地方社会带来迥然不同的灾害文化记忆面貌。
(一)宗教人士主导的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路径
海原地处汉回民族聚居区，有大量的伊斯兰教信众，由于伊斯兰教的组织性和教规，穆斯林与当地其它群体对于死亡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别。相对海原当地汉族民众零散且易被风化的个体性灾害记忆，宗教人士所主导建构的地震记忆因与伊斯兰教教义及其信仰组织方式紧密相关，使带有伊斯兰宗教特色的灾害文化记忆在无形中被保存至今。
零件特征误差用零件实际特征与理想特征之间的偏差表示，第k道工序加工的零件特征误差表达式为Δx(k)=x(k)-x(k)nom。零件由多个特征组成，假设零件的特征个数为n,需要m道工序加工，则该零件表示为
“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初七日于固海地震前，真师找来马生告依吗目预示说：你现在要准备好骡子给大家沾只纳啧哩，三人五人亦可，一人两人亦可，隔土沾亦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随即地震，真师亦归真矣。在地震后，固原城里饭馆的人听街上车马轰隆，出门看时，有人认识是九彩坪安爷坐的轿车，有数百人前呼后拥，打着宫灯彩旗黄盖宝伞浩浩荡荡的朝二十里铺去了。事后得知真师归真而显的克拉默提。”
从碑文内容我们得知，拱北中所供奉的安宏秀真师因地震而“归真”，但在“归真”前，安真师早已预知了地震，更在震后现其“踪迹”。而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得道者的死亡及供奉往往是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因此，每年安真师忌日，数以百计的穆斯林都会前来拱北进行尔买里(诵经、点香、祷告)活动，以践行他们对得道者的尊重与怀想。同样，在西吉县，每至十一月初七，当地“哲赫忍耶门宦”的穆斯林都会赴西滩乡道堂举行隆重的尔买里活动，纪念在地震中遇难的沙沟太爷马元章。在这些纪念活动及仪式的带动下，海原地震与穆斯林之间的灵异叙事也随之被口口相传，并在当地信众的口述中为伊斯兰教增添了一些神圣色彩。
除个别得道人士外，普通身份的穆斯林同样会在死后享有忌日“待遇”。海原地震后，由于死伤众多，无法一一掩埋，不少回族死者被统一安葬在海原县城西一处占地约200亩的乱葬岗，当地人又称此地为“万人坟”。海原一些穆斯林表示，根据当地回族风俗，他们会牢记家中直系五代长辈的忌日，每年逢长辈忌日，他们都会上坟诵经祷告。因此，每年逢农历十一月初七、初八两日，一些回族遇难者后人会自发赴万人坟祷告并诵经。
碑刻和宗教仪式都是典型的文化记忆形式，地震一事由此依附宗教而延续至今，成为因宗教逻辑而生成的灾害文化记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代际更迭及宗教性场所辐射范围问题，以上文化记忆在海原地区虽有留存，但对地域社会影响十分有限，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流动。
(二)地方精英主导的地震灾害记忆建构路径
海原地震发生时，正逢中国社会动荡时期，导致灾情未能受到重视和有效纾解，其后，随着时间的流转，地震事件竟逐渐从公共话语中消失。自20世纪90年代起，海原地震事件被重新挖掘并由此开展一系列文化记忆建构活动，灾害文化记忆也因此也呈现出与此前迥异的建构路径。在地震灾害被重新唤起、重组、阐释的过程中，地方精英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地方精英对地震事件的挖掘主要是出于“本地人”的地方自觉意识。
建校以来，两栋教学楼和一栋食宿楼的外墙保温问题一直困扰着她。看到老师们在比较寒冷的教室里兢兢业业地授课，看到课堂上孩子们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她既感动又心酸。2011年10月，通河县政府召开全县人大代表会议，她向领导提出了粘贴三栋楼保温墙问题，在座的县、镇两级领导听取了她的建议后，觉得她是一个心系教育、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当时就决定把这项工程纳入县教育重点工程，立即着手办理。
地震话题在海原公共领域的再次被提出，缘于几位地方精英的起意。20世纪90年代初，海原县县志办赵廷虎参与编写《海原县志》时，意识到海原地震这一历史事件已鲜有人提，年轻人对此近乎一无所知。于是，他开始着手收集相关资料，去民间收集部分地震传说、歌谣、口述资料等，并将其录入县志。2002年，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依托工作平台，邀请宁夏电视台赴海原拍摄六集地震纪录片《在山走动的地方》，对海原地区地质构造、震后悲苦景象、地震习俗、震后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进行了介绍，并对为数不多的几位幸存者进行访谈和录像。在现代传媒的推动下，时隔80余年，海原地震及灾情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在地震时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歌谣也由此被“启封”，如地震前诡异神秘、流传度极广的灾害预示类歌谣《摇摆歌》等开始为当代人所熟悉。
就身份层面而言，一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原人，地方精英家中多有长辈在地震中遇难，而在他们的过往经历和记忆中，家庭范围内的上坟、祭祀等活动都与地震灾害无法切割。因此，他们普遍认为，地震灾害是地方传统的一部分，后人不应该将此轻易遗忘。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精英本身也是政府官员，本身就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灾害记忆近乎完全风化的趋势下，他们关于地震历史的抢救、收集与呈现工作很快得以展开，使之成为海原灾害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三)地方政府主导的地震灾害记忆建构路径
在现实中，以海原地方政府为主体所建构的文化记忆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最大，其在建构过程中迅速对宗教性灾害文化记忆和地方自觉性灾害文化记忆进行改造和路线纠正。因此，这类文化记忆呈现出复合、变异的形态。
在纪录片《山走动的地方》播出后，海原地震引起宁夏自治区相关部门的关注，并开始对海原县相关建构活动进行支持，由此拉开了国家权力正式介入地震记忆建构的序幕。对此，地方精英表示，“拍摄纪录片原本是想让更多的海原人知道海原地震这段悲惨历史，并以此吸引资金建个小地震博物馆。没想到纪录片的播出引起自治区党委的关注，直到上面提出要在海原建设西北地区乃至中国有影响力的地震博物馆”[注]访谈人：雷天来；受访人：刘刚，汉族，50岁；访谈地点：海原地震博物馆；时间：2016年4月21日。。在此背景下，地震记忆建构方很快由地方精英转变为海原县地方政府，尽管实施主导者仍是前文所提及的几位政府官员，但他们已成为代表地方政府进行地震记忆积极建构的践行者，相关实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见表1)
首先，地方政府对博物馆、“震柳”、地震地质遗迹等景观实体进行建构。早在2002年，相关报道就透露出当地开发地震遗迹的意向，“西部大开发, 我们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保护性开发海原大地震遗址资源, 促进我县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注]张淑芹：《宁夏海原县筹建科普旅游区》，《科技日报》2002年5月24日，第3版。。2007年12月16日，海原地震纪念日，《宁夏日报》转载《光明日报》文章《海原地震留下大奇观、大财富》，文中指出建立地震博物馆目标是要“使之成为全国最大、功能最全的全国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并把它打造成海原的标志性建筑和对外交流的名片”[注]庄电一：《海原地震留下大奇观、大财富》，《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6日，第5版。。
表1当代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事象一览表
年份事件参与单位/个人20世纪90年代海原地震话题的再提出海原县县志办赵廷虎2002年纪录片《山走动的地方》海原县地震局刘刚、宁夏电视台2006年至2009年海原地震90周年系列表征活动的筹备与建设海原县政府、海原地震局、宁夏自治区文化部门2007年海原地震震中纪念碑及相关建设海原县地震局2009年书籍《海原大地震 1920》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中共海原县委、海原县人民政府2010年“震柳精神”口号的提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海原县县长马新民等
2010年12月16日，值海原地震90周年之际，占地60亩、耗资680万元的海原地震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建筑上方，一个巨型镂空钢质地球状模型尤为引人注目。其中，宁夏自治区的地图约占“地球”模型面积的十分之一，而“地球”其余部分则未被表象，很明显，这一设计意欲凸显地震的“寰球性”。另外，在博物馆内，地震震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被重点、反复提及，博物馆更在多处标明“寰球大震”四个字，这些陈列及设置予观者以暗示，海原地震是一张举世瞩目的地方名片。除博物馆外，还有地震滑坡、堰塞湖、断裂带、“震柳”等十余处地震遗迹，在海原县对外宣传中，这些遗迹是当地特色旅游景点和地质灾害科普空间。
以海原县西安镇哨马营村的“震柳”遗迹为例，海原地震时，断层正好从柳树中间通过，柳树被撕裂成两处，但因其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傲然挺立。震后数十年间，在海原人心中，这棵“大难不死”的柳树如神迹般存在，人们称其为“柳爷”，对其上香、叩头、献祭品，祈求“柳爷”保佑他们家宅平安、步步高升。随着地方政府对地震遗迹的关注，各种介绍柳树、歌颂柳树的新闻报道和地震文学开始出现，海原县委、县政府也将这棵柳树视作地震遗产保护起来，发文称其为“震柳”，并明确指出其存在旅游资源价值。
其次，地方政府对“震柳”等景观实体进行灾害文化叙事建构。同样以“震柳”为例，真正使“震柳”名气响彻海原全县，却并非因旅游开发，而是缘于近年海原政府对其“内在精神”的一次次征用。2010年，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调研海原，提出海原人应具有“震柳精神”。2011年，时任海原县委书记王文宇将“震柳精神”内涵被概括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
（2）职责：承担公共基础课——数学的教学．公共基础课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科学素养、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职业生涯更好发展奠定基础．
在2012年的《海原县志》中，海原县县志办赵廷虎又在“震柳精神”中又添加了“民族团结”成分，以象征当地回族与汉族间不可分割的团结精神。[注]温小兴：《从柳爷崇拜到震柳精神：灾害记忆的建构路径与文化逻辑——以宁夏海原大地震为分析中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而在海原大地震博物馆震柳展厅介绍中，“震柳精神”最终被归纳为“遇摧弥坚、不屈不挠、互济互助的精神，激励和鼓舞着海原人民负重拼搏，团结奋进，在推进海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建设美丽文明富饶新海原的征程上奋力前行”。肯尼斯·福特曾说，人类大体有“圣化、选择、复旧、抹消”四种方式来对待过去，具体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这个社会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注]Kenneth E. Foote，“America’s Landscapes of Violence and Tragedy，”和田光弘等译,《記念碑の語るアメリカ-暴力と追悼の風景》, 2002年。转引自王晓葵：《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以地震灾害记忆空间构建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古柳被圣化为“震柳”，地震悲情元素被消解，并走向了“坚强”，“震柳”由此成为海原人集体精神的象征。
三、当代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逻辑
近百年来，个体亲历性的地震记忆作为一种交流记忆，主要在家庭、村落等小范围空间内缓慢流动。如今，除了海原县郊野、个别宗教场所等还保留有地震痕迹和相关仪式外，地域社会关于地震的集体记忆随着时间、代际和社会变迁而逐渐风化。然而，在海原地震发生80余年后，海原县突然开始启动大规模的地震记忆表征活动，使得原本几乎被风化的地震历史，一跃成为现代海原的地方名片。
(一)灾害文化记忆内容的取舍
海原地区并不缺乏大规模历史灾害记录及相关记忆，而地方政府选择海原地震而非当地其它灾害进行建构，既在于海原地震具备显著的、独特的地质灾害价值，也在于海原地震具备较强的可建构性和延展性特征。
据民国《固原县志》《重修隆德县志》等地方志记载，自清末开始，海原地区便不断发生兵燹、匪患、灾荒、地震、瘟疫，十室九空、饿殍遍野的景象更是时常出现。访谈中，许多老年人也对各类灾害话题记忆犹新。如张XJ老人，他提及家族往事时，一定要从清末的地区冲突讲起，并强调家族百余口人因此丧生，远高于地震遇难人数。[注]访谈人：雷天来、李君；受访人：张XJ，汉族，72岁；访谈地点：甘肃省白银市打拉池镇；时间：2016年4月24日。齐ZH老人口中20世纪初的海原灾害远不止地震，还包括地震后由于大量尸体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而爆发的大规模瘟疫(白喉病)和灾后社会失序导致的“杨小猴子(音)”匪患等。[注]访谈人：雷天来、李君；受访人：齐ZH，汉族，80岁；访谈地点：甘肃省白银市打拉池镇；时间：2016年4月24日。
对于海原百姓来说，这些灾害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并不亚于地震灾害。然而，在地方政府关于海原地震的表征中，这些于地震前后发生的大规模灾害均未得以呈现，甚至被有选择地舍弃和搁置，以至如今的海原地区，已鲜有人知晓这些历史。而从地方政府对于海原地震的建构思路中，便可知这一“寰球大震”具备其它类型灾害所不具备的现代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因此，地方政府介入海原地震记忆建构，这系列行动本身便是基于对灾害类型进行的一类“选择”。
(二)灾害文化记忆的呈现方式及其实践策略
与个体对于地震记忆进行自下而上的收集和整理不同，地方政府则试图将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型塑为可供研究、观赏、教化的地方灾害文化符号。就海原案例而言，地方政府对于灾害文化符号的建构主要通过对于灾害的客观化叙事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博物馆、景点、影像文本等景观实体的打造，同时兼有被人为建构和倡导的灾害文化叙事策略。
首先，海原县作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一，迫切需要实现人文资源的经济转化。海原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南部，是集干旱山区、革命老区、回族聚居区为一体的农业人口大县，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产业单一等禀赋的落后，至今每年都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方能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而在灾害亦可“资源化”的现代社会，地震作为地方大事件和“稀缺资源”，短短几年时间，能迅速凝聚起宁夏各级政府的共识。海原县政府官员不止一次发出如“外界只知道唐山地震，很少有人知道海原地震”[注]访谈人：雷天来；受访人：刘刚，汉族，50岁；访谈地点：海原地震博物馆；时间：2016年4月21日。之语。以至于相关出版物、展览都会用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此次地震伤亡如何惨重，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中国地震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等，尤其是地震曾多次吸引中外地质学家前来考察的经历，更为当地政府官员所津津乐道。
本文将匹配度计算定义为正向匹配度和反向匹配度。反向匹配度是本文提出的一种新的计算匹配度的度量方法。正匹配度和反匹配度主要计算检索时检索的关键词与知识库记录标题的匹配程度。知识检索时，检索关键词与知识库记录的标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整个记录的主题，所以匹配度的计算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亡人的日子”及相关实践更接近为一个通过宗教仪式祭祀亲属的概念，而与亲属死亡原因(地震遇难)关联并不十分紧密。更重要的是，在时间推移中，“万人坟”这一丧葬空间逐渐演变为当地回族百姓的公共墓地，其与海原地震的直接关联已逐渐消解。
首先，就建构主体而言，在灾害文化记忆建构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海原地域社会所主导的地震记忆实际是不断旁落的和被遮蔽的，只有地方政府主导的灾害记忆得以彰显。埃特金德指出文化记忆的活力在于政府所主导建立的文化硬记忆(即具有纪念性、集体性、规模性、公共性的建筑实体)与私人领域发起的文化软记忆(即具有文本和叙事性质的文化产品)之间的融合与互动，两者得以顺利融合与互动的前提则在于社会共识的产生，而这种社会共识需要通过“讨论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达成，因为这种讨论也是达成共识的原因”[注]亚历山大·埃特金德：《文化记忆中的硬记忆与软记忆——俄罗斯与德国的政治悼念》，张佑慈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三)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动力构成
近十余年来，海原地震之所以一跃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现象，与地方政府始终将海原地震作为具有较强资源价值的文化符号而进行大规模建构息息相关，而在此背后，亦有相关内在动力的推动。
其一，地方政府对宗教性灾害文化记忆进行“景观化”处理。在近年海原官方相关出版物与宣传中，均提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性习俗：“每年快到12月16日，都有来自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其他地方的人，到海原县城外的万人坟和其他地方祭奠。对这刻骨铭心的日子，回族人称之为‘纪难日’……由于地震，海原县形成了全国绝无仅有的民俗。”[注]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中共海原县委、海原县人民政府主编：《海原大地震 1920》，银川：黄河出版社，2010年，第118页。相关宣传除将回族百姓纪念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的日子称作“纪难节”或“纪难日”外，还将“万人坟”与“纪难节”进行捆绑，使万人坟成为“纪难节”的重要空间载体。而在万人坟周边清真寺的访谈中，一众穆斯林表示，在海原民间，地震回族人忌日一般被称作“亡人的日子”，并无“纪难节”之说，且前来上坟诵经的回族百姓也不如宣传中所渲染的多，原因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尔买里”仪式的实践地址并非只有坟地，穆斯林还可在清真寺内完成仪式。同时，随着代际的更迭，地震遇难者与现代回族人的关联亦在减弱。除少数供奉地震遇难真师、道祖的清真寺外，“亡人的日子”及其相关实践相对松散，在当地并不引人瞩目。此外，在伊斯兰宗教观念中，灾害乃是命运安排的一环，是无法规避的。
图4中c代表通道数;k代表卷积核大小;s代表卷积步长;p代表扩充数。我国的车牌由7个字符组成,第一个为省份简写汉字,其余为数字或者大写字母。我国的车牌共包含31个省份名称简写,10个阿拉伯数字,24个大写英文字母(去除掉O和I),所以每个全连接层共有65个类,将7个全连接层经过通道连接层重组后由分类层做分类。Conv6的卷积核大小为5×26,卷积步长为2×3,在最后一个卷积层之后,对每一个输入图片计算,得到一个具有位置信息的64个通道的7×21大小的特征图张量,此特征图从左至右依次与7个车牌字符信息的网络高层抽象对应,经过随机失活层后,并列连接的7个全连接层分别对应7个车牌字符的分类任务。
其次，地方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身份合一性导致身份认同的政治偏向，进而产生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目标置换。在自治区政府的支持下，地方精英很快完成角色转换，顺利成为地方政府建构海原地震记忆的主导者，其内在动力从以往作为地方精英的地方自觉，逐步转向为作为政府官员的治理实践。这一转变，其内在动力在于这些行动者同时具备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基于此，无论是书籍、纪录片、博物馆抑或其它海原地震相关建设，它们最终往往都会在当地的宣传中升华到一个常规的结论上来，即在海原县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发扬吃苦耐劳、不畏天灾的精神，为现代海原建设而作出贡献，从而实现产生新旧海原社会、震前震后极其强烈的对比。同时，作为海原县人尽皆知的系列工程，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自然是从属于这一过程的。
在我国康复治疗技术岗位任务分析的相关研究[6]中，对物理治疗技术岗位工作任务的分析共列举了10项。结果显示：PT岗位需要掌握的前五项任务分别是 PT4、PT5、PT6、PT8、PT9，提示传统康复在老年康复中所占比例较大，老年人更易接受（见表 3）。
综上，地方政府对海原地震的介入，实际是在对地方历史、资源禀赋、表征优势等进行选择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最终目的，便是意欲借地震文化符号的建构来推动地方发展。
四、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社会效应及反思
将海原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置于全国灾害记忆建构的整体图景中讨论，能够在比较的视野中体会当代中国灾害文化记忆建构的特征及其社会后果。中共建政前，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灾害灾情往往得不到重视和有效纾解。中共建政后数十年间，又受各类政治运动的影响，灾害记忆建构权力完全由国家权力所主导，凸显集体抗灾精神等成为这一时期灾害表征的主流范式。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改革和改革开放深化的大背景，灾害表征形式、内涵等逐渐丰富，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灾害表征形式多元化。这既体现在对灾害纪念碑、纪念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建设已成为惯制，亦体现于相关书籍、影视作品的出版以及纪念仪式的开展等。二是灾害表征意义多元化。这不仅体现于中国灾害意义表达从“政治化”转向“去政治化”，更在于随着大众媒介时代的到来，人性叙事记忆框架和民间传说叙事记忆框架得到良好发展和广泛传播。[注]如唐山地震发生约二十余年后，一些地震传说开始从民间尘封的记忆中浮出，如“阴兵借道”传说，便把唐山地震的大规模死伤现象解释为与阴间神鬼作祟有密切关联，这类叙事生动有趣，以至于成为现代人口中津津乐道的灾害叙事。三是灾害表征“资源化”。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灾害所蕴藏的正向价值已在全世界范围受到认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议题在全国的贯彻，也间接为灾害现象及后果附着上现实利益诉求带来可能。[注]以汶川地震为例，震后北川老县城遗址被完整的保留下来，遗址上建立起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此后遗址博物馆还被录入国家“5A”级风景区名单和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综上，中国当代灾害记忆建构过程中，各类社会因素的多样化介入，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当然，灾害记忆建构也因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而有所差异，因此，既需对中国当代灾害记忆建构进行整体性把握，也需对地方特有的建构逻辑进行进一步细化和思考。
结合前文可知，短短几年间，地方政府所建构的文化记忆逐渐成为外界认识海原地震的“范本”，海原地震被近乎统一的记忆建构框架所笼罩。然而，从近年的整体形势看，无论是旅游、科研吸引力，还是社会反响，海原地震灾害记忆的大规模建构并未引发热议，亦未为地方政府带来理想的社会效应。即便在海原县境内，其影响力也极其有限。当地只有少数老年人还保有家庭传承的亲历性灾害记忆，而在面对与传统地震叙事差异巨大的现代地震表征时，他们多会表露出抵触和不认可的态度。其余绝大多数海原人都是通过政府所制作的地震书籍、地震类文化景观来获知海原地震的相关信息。因此，他们关于地震的认知普遍呈现集中化、符号化趋势，并且他们几乎无法叙述出有关海原地震的任何细节或故事，对此类话题也提不起兴趣，甚至会反问“那么早以前的事，我们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来问我们？”[注]访谈人：木克代斯、刘慧、李君；受访人：马HH，回族，18岁；访谈地点：海原县第一中学；时间：2016年4月25日。
(2) 在风扇大环上按照图纸要求均匀划出每个叶片的位置线(图2所示)，叶片采用两点定位法进行定位，按照划好的位置线将20个叶片装配到风扇大环上，并点焊固定，每个叶片与风扇大环点焊四点(叶片两侧各两点)。
地域社会的地震认知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地方政府地震记忆建构目标的落空，其“投入”与“产出”之反差，也不禁令人疑惑，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为何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吗？针对上述两类回应，本研究试图从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主体、建构形式及建构逻辑三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其二，地方政府对地方精英主导的灾害文化记忆进行“去人格化”处理。在纪录片《在山走动的地方》中，不遗余力地对海原地域社会受灾情况、灾后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等进行深入挖掘，六集纪录片分别为《傍晚，山走了》《探寻极震区》《后来的灾难》《被藏起来的村庄》《幸存的两兄弟》《地震后的家庭和婚姻》《地震留下来的孤儿》，可以说，这是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建构过程中最为全面的记录和调查。然而，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中共海原县委、海原县人民政府联合出版了《海原大地震 1920》一书，该书同样由海原县地震局、海原县县志办制作，但该书大部分篇幅都在介绍地震地质情况、地震历史地位、灾后奇闻逸事、现代海原建设成就等，尤其是对“作为地方资源和财富的地震活动”进行重点宣传，而“人与灾害”的叙事则被淡化，有关地震灾害对地域社会的伤害的描述占全书内容不足20%。
换言之，能够促使记忆物质化为纪念碑、博物馆的，是社会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是由私人领域的倡议、社会行动派的努力以及政治意愿共同促成的。如果没有达成共识，那么以文本为载体的软记忆就很容易受到周期性的质疑和否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建立地震博物馆，必然需要在其中存放各种地震软记忆——各种关于海原地震的公共舆论、历史讨论、文学想象等，否则这个博物馆就是空洞的、沉默的建筑，同时还要各种关于形式的公共文化论争来告诉人们建立这个博物馆的意义。
埃特金德同时指出，如果硬记忆不能与文化记忆的软件之间产生互动，硬记忆则形同虚设；相反，如果软记忆不能依托硬记忆，软记忆“也会在代际传递中渐渐丢失或被篡改”[注]亚历山大·埃特金德：《文化记忆中的硬记忆与软记忆——俄罗斯与德国的政治悼念》，张佑慈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由于海原地震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是未经讨论的，地域社会在此过程中是缺位的。因此，即便一系列有关地震的建筑实体、官方书籍、旅游景观被打造，也无法改变其不被认可和“形同虚设”的事实。反之，由于民间话语被不断删改，各类软记忆无法得以结晶和物化，当代海原的灾害文化记忆便愈显苍白。
其次，就建构形式而言，地方政府主导的灾害文化记忆之形式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半径，并不能服务于当下合法化的过程。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与仪式相关的”和“与文字相关的”，它们分别对应的文化记忆载体可概括为学堂教育、庆典活动等，档案与历史、纪念性建筑物等。[注]扬·阿斯曼：《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王霄冰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而在现代社会，仪式文化记忆在文化记忆功能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文字文化记忆，“文字形成的文本文献只有在仪式化之后，才能发挥集体记忆的功效；书本知识需要学习传授和反复朗诵才能嵌入大脑；纪念性的建筑物如果不举行定期的庆典仪式(如奠基礼、 揭幕礼、定期的拜谒等)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心和注目”。[注]哈特：《后现代时期文化科学的新方向》，转引自王宵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在海原县政府主导的灾害文化记忆中，无论是对于灾害文化记忆内容的选择逻辑，抑或对于灾害文化记忆的呈现逻辑、实践策略及其动力机制构成，都难以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灾害记忆的内容表达上，主要以地震本身的客观化科学叙事及其景观介绍为主；在灾害记忆的呈现方式上，主要以博物馆、地震地质景点、科普读物等为主，多偏近文字文化记忆。而对于绝大多数海原人而言，一方面，当地与地震相关的宗教仪式、祭祀活动所辐射人群极其有限，同时人们也缺乏家庭日常灾害叙事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灾害文化记忆又以文字类为主，其效果甚至远不如早前地域社会其它类文化记忆。因此，地方政府主导建构的海原灾害文化记忆未能使之成为人们活跃的地震记忆，而是大量隐入“背景”，成为海原人的“存储型”[注]阿莱达·阿斯曼将文化记忆进一步细分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她指出文化记忆中只有一小部分记忆(功能记忆)是人们在当下不断经验着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而其余大量记忆(存储记忆)则隐入“背景”当中，多以档案、遗迹等形式存在。地震记忆。
第三，就建构面向而言，海原地方政府的灾害文化记忆建构难以扩大受众的范围。文化记忆常因能为群体提供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而被赋予期待，记忆建构主体亦往往意在以此增强现在与过去的连结，并期冀由此建立更大范围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针对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对人类20世纪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进行表征的运动，亚历山大的“文化创伤”理论或许能为我们带来启发。他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注]Jeffre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eds.,CulturalTraumaandCollectiveIdent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2.同时，亚历山大指出，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危机，而只有将社会痛苦再现为对于身份认同的根本威胁，才是造成创伤的根本条件。
选粒大饱满的苏丹草种子(无农药包衣)与接种剂混合均匀，且种子与接种剂质量比4∶11[7]，对照处理种子用无菌水拌种。种子与接种剂混合均匀后置于阴暗处处理2 h。过磷酸钙(P2O5≥14%)以75 kg/hm2的施肥量作基肥，苏丹草各生育时期均不追肥，但根据当地雨水情况，可进行田间常规灌溉。
在此基础上，段吉方针对文化记忆建构问题进行延伸，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一定是那种超越创伤叙事和感官化或视觉化的“围观效应”的，文化记忆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建构性的层面上，则极易过滤掉来自政治、制度和社会演进层面更为丰富的文化面向，而这也正是文化记忆理论需要更深刻地引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文化要素的原因。[注]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西安交通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系副主任晏刚着眼技术，以“‘鲜’‘智’—冰箱的技术指向”分析了冰箱产品的升级发展方向。他认为，冰箱行业的技术升级方向主要有保鲜和智能两个大方向，企业创新要“鲜”得有理，“智”得有度。保鲜技术的升级主要体现在保鲜技术的多元化以及保鲜效果的健康化，而智能技术的升级，则主要体现在食物识别、语音识别、智慧物联三个维度。
诸多灾害研究成果表明，灾害并不仅仅是由自然力量本身决定的，并且也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产物，个人或群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亦由社会建构。在海原地震中，实际并不缺乏对地震灾害进行深化建构的土壤。尤其对于灾民来说，地震并非是灾害发生的充分条件，灾害还关涉其时北洋政府赈灾制度问题、赈灾款项落实问题、灾后应急货币大量发行与经济失控问题、震后社会失序与治安危机(匪患丛生)问题、灾害社会脆弱性(如民众教育水平)与灾后自救、卫生防疫问题，甚至包括灾害于公共层面近一个世纪的“失语”等。[注]参见杨云：《宁夏民国十八年年谨的社会原因分析》，《史志学刊》2015年第3期；崔艳红：《1920年海原大地震与北京政府的对策》，《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尚季芳、张丽坤《民国时期甘肃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以1920年海原大地震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上述问题无论是在相关文献还是在海原民间叙事中都有所提及，然而这些都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地震记忆建构中鲜见痕迹。因此，目前的灾害文化记忆对震后长达数年的大规模死伤原因指向不清，并以笼统含糊的天灾、苍白的苦难叙事以及打造地震“品牌”等话语化解了历史反思和政治批判，近乎杜绝了现代人对灾害后果与社会机制进行联系和叩问的可能，导致当代人将海原地震灾害视作完全的偶发性事件和平庸的历史叙事。
尽管灾害文化记忆在被大规模表征和重构，但以地方发展为建构导向的文化记忆又很快重新成为当代人灾害记忆中的“他者”。海原地震记忆建构过程及结果或许也是中国灾害建构矛盾和危机的一类体现，其背后实则透露出“我们应该如何记忆灾害”“为何要建构灾害记忆”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如何使灾害记忆突破个体或地域的范围以及观光、娱乐、经济的维度，使其经验、教训得以普及，并引发社会层面关于灾害发生后有关人性、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思考，都需要我们长期对其进行关注。
2016年底，研究团队在对海原地震记忆进行后续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政府已意识到此前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并开始着手灾害记忆建构的实践转向。如在海原地震局2017年的工作计划中，地震纪录片、漫画和主题电影等赫然在列，上述项目均提出通过介绍海原地震后的地方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精神等，以更趣味化、人性化的形式来深化人们对海原地震的记忆，尤其要突出地震历史中小人物的生活。当地官员坦言地震记忆建构思路已发生重大转变：“我们前期(工作)主要做科普，是发掘地震事件，现在我们主要把地震做成社会人文活动，发扬黑色(灾害)文化，通过大量宣传，使地震与社会科学、经济学产生关联，使灾难真正变成财富。”[注]访谈人：雷天来；受访人：刘刚，汉族，50岁；访谈地点：海原县地震局；时间：2016年12月7日。这一思路的转变可望与相关“软记忆”达成“协商”，但其建构内在动力机制还将遵循“打造海原县地方文化符号”这一建构逻辑，因此，海原地震文化记忆建构系列工程必将更加复杂。
该系统选用的电机驱动模块是L298N驱动模块。L298N是ST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可以用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感性负载；采用标准逻辑电平控制，有四个信号输入口，通过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驱动模块正常工作，实现电机的加减速与正反转等动作[3]。该系统利用L298N驱动一个直流电机。
从表1可以看出，钢板性能均匀，各项性能指标均大于标准规定的数值。同时SA738Gr.B钢含碳量极低，仅有0.07%左右，碳当量约为0.42%，极大地改善了焊接性。
TheConstructionofDisasterCulturalMemory:Path,LogicandSocialEffects——Taking the Haiyuan Earthquake as an Example
LEI Tianlai
Abstract： The symbolic object is the carrier of disaster cultural memory, which is the “external dimension” of human disaster memory. It often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subject of disaster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e Haiyuan earthquake is religious personages, local eli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igious personages and local elites construct disasters with religious logic and 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logic respectively,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scope of influence. Local governments intend to use the disaster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ive logic of “depersonalization” and “landscaping” to promote loc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also “chooses, integrates and adjusts” the other two types of cultural memory. Over time, local government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arget setting failure. The constructive subject, orientation and form of the dominant cultural memory are separated from the folk context and daily life, and can’t provide identity for the local society. The deep meaning behind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has not been discovered,which reflects a kind of contradic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disaster; cultural memory; the Haiyuan earthquake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暨南方科技大学“中国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奖助金资助项目”(TYJZJ201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灾害记忆传承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4ASH015)；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汶川地震灾区文化重构与民族互嵌社区建构研究(2008-2018)”(18CMZ021)。
作者简介：雷天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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