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初盛唐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盛唐,诗人,燕赵,文学,骈文,文化,洛阳。
初盛唐论文文献综述
李忠洋[1]（2019）在《体用之思：《文选》在初盛唐的接受》一文中研究指出体用之思是中国古代文集编纂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意义在于使文体产生和功用之关系不可分离。这一思辨方式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那么《文选》在初盛唐为帝王、学者、文人、士子所接受,也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唐代以经学为主要代表的南北学术的融合与统一为其重要背景原因,二是以诗赋取士制度的推行为其重要推动力。其表现在文人和学者从知识与需求的角度出发,或拟其编排体例,或引其言语。(本文来源于《贵州文史丛刊》期刊2019年04期）
王珺[2]（2019）在《宗教视域下的初盛唐文化政策刍议》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爬梳史料,总结初盛唐时期与宗教相关的文化政策的新特点,探究其与这一时期帝王对宗教态度演化轨迹的相关性,并对皇权在宗教与文化领域的贯彻情况做一概览,从而深入分析朝野文士对帝王与宗教关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论证其与当时文化风貌演变的联系。(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期刊2019年08期）
周仁富,汪祎琼[3]（2019）在《论《橘颂》对初盛唐咏物诗的感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橘颂》以五言为主,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言志的诗歌,对后世诗人借物言情的诗文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橘颂》从缘情咏物到缘物抒情,表达了屈原矢志不渝,独立不迁的忠贞爱国之志。唐诗作为中国诗学的巅峰,后人虽望尘莫及,但是唐诗的繁盛不免受到先秦诗风的影响。本文将结合《橘颂》与初唐咏物言志诗风的关联性,探讨二者之间的溉染关系。(本文来源于《长江丛刊》期刊2019年18期）
薛雯静[4]（2019）在《初盛唐诗人漫游吴越现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将初盛唐诗人的漫游风尚,置于地域与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以吴越为例,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初盛唐文人的漫游诗歌进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在梳理漫游现象与分析诗人漫游心态的基础之上,揭示初盛唐诗人好入吴越漫游的原因,以及诗歌发展与吴越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以“吴越”的地域文化为考察对象,对“吴越”的历史源流进行了梳理,明确出唐代吴越的地域范围。吴越自然地理资源丰富,人文荟萃,是初盛唐诗人喜好漫游吴越的一个先决条件。第二章阐述了初盛唐诗人的吴越漫游现象,以孟浩然、李白、李颀、崔颢、杜甫为例,对其吴越漫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从中提取出诗歌创作的地点、时序,借以勾画初盛唐诗人吴越漫游的行踪;结合诗人生平境遇,对入吴越漫游的动机、漫游心态进行分析;同时提炼出诗人在诗歌作品中对吴越地域文化的表现。第叁章从吴越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初盛唐诗人漫游吴越的原因,除山水秀丽外,吴越还有魏晋高士之风雅,佛宗道源之所在,入仕之终南捷径这叁方面的因素,吸引着初盛唐诗人前来漫游。第四章探讨了诗人们的吴越漫游对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吴越漫游让诗人们进一步走向自然,自然景观与历史遗迹开阔了诗人的视野,吴越之地的山川风貌、地域人情也进入到诗歌之中。吴越的清秀山水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促进了盛唐诗歌向诗境开阔、生机蓬勃、新鲜健康的方向发展。(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王亚萍[5]（2019）在《因循与渐变:20世纪前期初盛唐骈文研究述论》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前期学界对初盛唐骈文研究分为两个阶段:新文化运动之前主要是复古派出于保存国粹而进行的维护骈文正宗的论争,他们以传统的治学方法来探讨骈文发展,对初盛唐骈文关注很少;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是现代学术体系建构的时期,骈文理论也渐趋现代性,这一时期初盛唐骈文研究在骈文史中已开始得到重视,突出了初盛唐骈文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但仅限于较为零散的探讨,而且没有专门的理论专着。因此,对20世纪前期初盛唐骈文研究史进行深入把握和细致勾勒,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来源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田子爽[6]（2019）在《初盛唐时期的制举选贤功能——以封禅名岳为考察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唐朝的封禅名岳祭祀大典集中于初盛唐时期,几乎每次都有开设制举的记载。唐太宗、唐高祖、武后、唐玄宗皆在封禅时进行制举来亲自选拔贤良,以仁德之君的礼贤下士来表达君臣共治的期待。封禅时的制举多选拔符合儒家人才标准的贤良,科目多为贤良方正科。封禅名岳与制举二者相通的政治功用,彰显了皇权强盛、天下太平,唐王朝的执政理念与选拔贤良,也可见初盛唐时期的制举选才特征。(本文来源于《文化学刊》期刊2019年02期）
宋瑞芳[7]（2018）在《初盛唐之交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原因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初盛唐之交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并非偶然,原因有叁: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先秦以来政局变动的促进,使得江南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初唐到盛唐的过渡时期,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强行打破了文学渐变的规律,为中下层文人提供了进入文坛和仕途的机会;最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江南自楚文化、六朝文化以来逐步形成的自由浪漫的文化因子和重视文学艺术的传统,这些长期的文化积淀植根于江南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生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本文来源于《广西社会科学》期刊2018年10期）
于思琦[8]（2018）在《燕赵文化与初盛唐诗歌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燕赵文化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共时性的地域文化,初盛唐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在其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又包含了特定的空间范围。因此,将初盛唐诗歌置于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背景下考察研究,旨在比较系统地厘清与初盛唐诗相关的主要燕赵文化现象,比较清晰地描述燕赵文化在哪些方面,如何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影响。论文第一章首先对燕赵文化进行界定。燕赵文化是先秦时期燕、赵两国的合成文化,形成于战国,随时间发展而递衍。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形成了慷慨悲歌、宗经尚实、好气任侠的地域文化特色。其次,在唐前诗歌发展过程中,燕赵文化始终参与其中,从《诗经》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诗歌,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诗,特别是曹魏时期形成慷慨悲歌的诗歌风格,燕赵文化对其具有重要影响。论文第二章在对唐代燕赵本籍诗人的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研究其诗歌创作。初唐燕赵诗人大多身居高位,在南朝诗风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宫廷诗歌,但由于燕赵诗人本身具有宗经尚实的精神气质,因此初唐燕赵诗人的宫廷诗表现出典雅中带繁缛,雕镂中见古拙的艺术特征。盛唐燕赵诗人的创作主要表现为以高适为代表的边塞诗。诗人能够整合来自原古题乐府、传统战争诗的主题情调以及诗人对现实边塞战争的感受思考等多种元素,融汇了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具有深厚的艺术感染力。论文第叁章侧重于对流寓燕赵诗人的燕赵诗歌进行分析。这些诗歌大致可分为叁个主题:第一,边塞主题。这一主题中,诗人侧重于对东北边塞战争的现实描绘,融入了燕赵文化中慷慨悲歌的精神内涵;第二,游侠主题。燕赵游侠的放荡游冶是不同于其他地域游侠的重要特征,其游离于既定礼法之外,却又期许功名,二者的对立与统一是诗人抒写的主要内容。第叁,人文历史主题。流寓燕赵的诗人大多怀有伟大的政治抱负,但在现实中,又受到强大的阻力,产生怀才不遇之感,而燕赵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诗人的这种情感提供参照,诗人在燕赵历史典故的运用中往往功业意识与忧患意识并存,使诗歌内容自然深化,富有感染力。论文第四章,首先探讨流寓燕赵诗人亲历燕赵诗歌的前后变化,主要围绕陈子昂提出的“汉魏风骨”进行论述。其次分析初盛唐未亲历燕赵诗人对燕赵的想象之作,论述燕赵文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来源于《广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胡永杰[9]（2018）在《空间视阈下初盛唐河洛文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主要从文学空间的角度对初盛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文学进行研究。对于洛阳文学,学界研究已有较多,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已有研究多是在整体文学史的书写中进行,难免存在分时代割断,前后难以贯通的问题。而且目前对洛阳文学的认识尚停留在宏观、粗线条的笼统层面。本文则主要从文学空间的视角,吸收已有唐代文学编年和作家系年的成果,广泛梳理相关文献,特别是考察新出石刻墓志文献,并借鉴史学界和文学界地域家族研究的理论方法,尽可能较为细致具体地对初盛唐时期以东都洛阳为核心的河洛地区文学的空间分布及发展演变情况,文学空间的特征、构成类型及其形成发展原因,文学空间对河洛地区及整个两京地区文士生活及文学发展、文学作品风貌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考述、分析和总结。东都洛阳一带是初盛唐时期文学最发达地区之一,不过随其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消长,文学人才构成的演变,其文坛状况也是有其盛衰波动但整体上呈由衰到盛趋势的一个发展过程。其文学产生地的空间分布及构成和文坛盛衰形势息息相关,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样,从狭小到广大的较为完整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分为武德、贞观年间的唐初时期,高宗、武后时期,玄宗开元时期,玄宗天宝时期四个阶段;唐初时期分布范围主要局限在洛阳城内;高宗、武后时期逐步向城郊和周边山林地区扩展,形成分布范围渐广、构成种类趋于多样的局面;至玄宗开元时期达到了宫廷、都市、山林、寺观多类型空间互补并盛的局面;至玄宗天宝时期出现分化,一方面宫廷空间消失、都市空间有所弱化,另一方面山林、寺观文学空间的地位则有所强化,同时天宝时期文士活动的范围也出现向周边更外围的州县地区拓展的现象。从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具体情形来看,初盛唐河洛地区文学空间主要由宫廷文学空间、都市文学空间、山林文学空间、寺观文学空间、外围州县文学空间五种具体类型构成;各类型空间都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同时它们之间又是密切联系、相互沟通的,可以说又具有显着的一体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河洛地区一个大的整体性空间。所以,这时期河洛文学空间具有多样一体性的格局和特征。初盛唐时期河洛地区文学空间多样一体性格局形成的原因应比较复杂,不一而足,其中两个因素最为关键。一是政治因素,即洛阳因东都地位而形成的优越的政治环境和资源。诸类型文学空间虽各有特点,和政治的关系或密或疏,但是它们都分布在东都洛阳这一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本身即可说明以政治因素为核心的洛阳的向心力对它们的重大作用。二是文学主体即文士的因素。具体而言关键是史学界和唐代文学界所提出的唐代士族中央化,这一风潮既为洛阳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文学人才资源,也为洛阳文士带来了身份和时间上很大自由度,使他们有条件在宫廷、都市空间之外开拓出山林、寺观甚至更远的外围州县生活及文学空间。辩证地看,文学空间一方面是由文士创造和开拓而形成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影响、培养文士生活及其文学作品的一个客观存在体。所以河洛地区这种多样一体性的文学空间对本地域乃至整个唐代文士生活和文学创作必然也会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文士生活而言,最显着者是它支撑、促进河洛文士形成了一种仕隐兼顾、出处自如的迥异于以前文士的生活形态。具体而言是指河洛文士在这一山林、寺观与宫廷、都市咫尺相邻、互补互依、二元一体(或者说多元一体)的空间形态中,可以很便利地兼顾都市、宫廷空间中的仕途、世俗生活和山林、寺观空间中的栖隐、高蹈生活,甚至频繁而自如地转换于两重空间或两种生活之间,使之前长期困扰士人的仕隐分离、出处对立的矛盾在一定层面上得以解决,两种生活得以协调融合。对于文学而言,显着者是它多样一体性的格局或形态,使都市地区文学有了突破之前局限于政治、世俗题材,具有过于显着政治功利色彩的藩篱的可能,使表达山林高蹈思想内容的文学创作得以勃兴,形成了都市地区文学在内涵和面貌上多样化的局面。(本文来源于《西北大学》期刊2018-05-01）
伍永祥[10]（2018）在《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角度,对初盛唐时期的文学繁荣现象展开探析。以唐代政治制度为着手点,在不同的政治环境发展阶段,讨论文学创作者的内心成长规律,对唐代初期文学繁荣环境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为初盛唐时期的史料研究与文学探析提供参考材料。(本文来源于《商业故事》期刊2018年09期）
初盛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通过爬梳史料,总结初盛唐时期与宗教相关的文化政策的新特点,探究其与这一时期帝王对宗教态度演化轨迹的相关性,并对皇权在宗教与文化领域的贯彻情况做一概览,从而深入分析朝野文士对帝王与宗教关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论证其与当时文化风貌演变的联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初盛唐论文参考文献
[1].李忠洋.体用之思：《文选》在初盛唐的接受[J].贵州文史丛刊.2019
[2].王珺.宗教视域下的初盛唐文化政策刍议[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
[3].周仁富,汪祎琼.论《橘颂》对初盛唐咏物诗的感化[J].长江丛刊.2019
[4].薛雯静.初盛唐诗人漫游吴越现象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9
[5].王亚萍.因循与渐变:20世纪前期初盛唐骈文研究述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6].田子爽.初盛唐时期的制举选贤功能——以封禅名岳为考察视角[J].文化学刊.2019
[7].宋瑞芳.初盛唐之交吴越诗人群体崛起原因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8
[8].于思琦.燕赵文化与初盛唐诗歌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8
[9].胡永杰.空间视阈下初盛唐河洛文学研究[D].西北大学.2018
[10].伍永祥.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探析[J].商业故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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