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王充“孔子之文在仲舒”说诠说
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273100）
摘 要： 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孔子推崇以周文王为核心代表的周代文明，留存周代文明命脉，整理周代经典文献，系统阐发了周代的礼乐文明并以此教谕弟子，构筑了儒家的思想文化体系。至于董仲舒，则适应了汉代新的历史环境，将儒家学说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真正落实于政治与社会实践之中，进而塑造了帝制时代中国政治文明的面貌。王充“文王-孔子-董子”之说，更准确地说明了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董仲舒；王充；文；中国文化
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从整个中国文化的视野去审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窃以为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超奇》中的话值得注意：“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此言内涵丰富，值得细细品味。这一评价从孔子思想来源说起，涉及以往人们注意不够的周文王，这启示我们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准确把握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一、王充心目中的董仲舒
王充（27－约97年）出生在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去世130年之后，他的《论衡》是他用毕生精力写成。到王充时，汉代学术文化经过了200 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王充通晓百家，学识渊博，从而能独抒己见，批古论今。在《论衡》中，王充“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往古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思想学说进行衡评，“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材”，定其是非，攻击虚妄。
王充对历史人物、事迹的评价鞭辟入里，与他自身成长经历关系密切。据说，他小时候逛书店，就阅读那里的书籍，后来回到乡里教书。王充善于思考，不死记章句。他擅长辩论，认为庸俗治学往往失去儒家本质。他曾闭门思考，谢绝一切俗礼和仪节，专心研究写作。故所著《论衡》解释万物异同，纠正了当时的不少疑惑。
在王充对自己家族渊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思想中的特立独行之处。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记载了个人祖上的“家丑”。当然，王充的本意是为凸显自己出身贫贱，说明“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但也印证了王充“疾虚妄”而禀实直言的人生信条。在那个格外崇尚孝道的年代，他的做法难免会令人误解，如唐代的刘知几就认为不合纲常，说他“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我们今天看，王充不为祖上讳，自抖“家丑”，显现了王充对于前人评价中的笃实、中肯、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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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对包括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在内的汉代不少名家都有评价。例如，王充尤其赞赏和推崇桓谭（约前40－32年，字君山），他把桓谭与董仲舒进行比较，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论衡·案书》）他还把孔子称为“素王”，而称桓谭为“素丞相”。就像孔子从来未曾做王一样，桓谭也从来没有做过丞相，可王充认为桓谭可与孔子相配，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类比。在王充看来，桓谭评定世事，讨论疑难，无人能出其右。与桓谭一样，王充反对神学迷信等虚妄之言，所以他的《论衡》才能“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论衡·对作》）。
这种状况，到了董仲舒时发生改变。《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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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充的视野里，董仲舒是一位博学的“鸿儒”。王充把儒学之士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说：“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自然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不离师法，辞说虽多，也不能称博；通人则博览群书，识古通今，但知识丰富，却未必了解世事。如果学而不能用，知道再多也没有益处。王充“贵其能用”，主张文人要能“抒其意指”，反对“信师是古”，文人草章属文，损益博通而能用世。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缀篇章，成一家之言，那就成为非常理想的鸿儒。王充最贵鸿儒，就在于其为“世之金玉”，他们“超而又超”“奇而又奇”，在王充那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都属于“鸿儒”。
在王充心目中，无论董仲舒的治学精神，还是他的道德政治论述，都值得充分肯定。周桂钿先生说，王充《论衡》提到董仲舒62 次，大都是正面评价或推崇[1]。例如，他说董仲舒论“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评价他的对策“策既中实，文说美善”“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王充对于董仲舒的评价是颇值得玩味的。除此之外，他在《论衡·超奇》中把董仲舒与文王、孔子并提，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王充的这句话也许在当时并非郑重其事的评论，却很能表达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二、“文王之文”与“孔子之文”
那么，“文王之文”说的是什么，王充何以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关键是怎样理解这个“文”。
在缺氧池中，反硝化菌利用污水中的有机物作碳源，通过反硝化作用,将 N O-3-N和 N O-2-N还原为N释放至空气，所以 N O-3-N浓度大幅度下降，在实2际运行中，缺氧池出水口硝态氮的含量是增加的，主要来源为曝气池回流所增加的。而总磷含量也有所下降，但整体下降幅度不大。氨氮的含量略微下降，原因是物理的挥发作用。亚硝态氮处于波动状态，是因为一方面硝态氮反硝化生成亚硝态氮，是含量增加，另一方面亚硝态氮继续反硝化，转化为N2挥发，是含量下降[8,9]。
正如后来许多文庙“斯文在兹”的匾额所提示的，孔子所说的那个“文”指的是斯文、文化，也可以指文献，指蕴含文武之道的六艺典籍，孔子正是用这些文献传授于弟子。这个“文”，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文章”而已。古代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朱子《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黄震《黄氏日钞》说：“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引何北山曰：“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这个说法更为准确！
从春秋末年的孔子时代开始，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孔子去世到董仲舒出生的整整300年间，可以说一直处在孔子所言的“天下无道”状态。春秋末年，礼坏乐崩；战国时期，征伐不断；秦朝短暂统一，实行暴政，二世而亡；楚汉战争以后，西汉虽然建立，但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于如何治理天下，汉初君臣都不得不去探索、去思考。他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仁义不施”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也看到了儒家“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的特点，明白骑在马上可以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的道理。无奈受制于西汉之初的经济状况，只能采取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于是，黄老之学兴盛一时，儒家思想依旧黯然不彰。
其次，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基础上的拨乱反正和合乎逻辑的继承发展，没有改革开放后历史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成果甚至不能巩固和发展。
“文王之文在孔子”不仅在于孔子对周文化的体认，还在于他对周文化的发扬光大。周文化“郁郁乎文哉”，故孔子之口常常不离“周道”“周训”“文武之政”，他还时常“梦见周公”。孔子信仰周代的文化，希望恢复这样的礼乐之治。他意念坚定，表现在时时处处。例如，途经宋国时，他与弟子们在大树下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也记载了孔子的这句话。这样的情形与他在匡地被困正相仿佛。对自己的文化使命，孔子似乎有一种神圣体认和自觉意识。此种近乎宗教般的精神，正是古今中外伟人应对危难、创造伟业的动力与支柱。有人说此不过是“壮胆的话”，则失之浅矣。
周文王代表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之道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继承与阐发、完善。文武之政、周公礼乐，从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如果对文、武、周公之道进行历史解读，就会发现孔子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系统化。《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武王、周公作为“文王之子”，他们自然要大力发扬文王之道，不忘“文考”遗训。所以，不论“成康之道”，还是“周公之训”，皆“文王之文”也。王充说的“文王之文在孔子”，说的就是孔子对他以前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推崇周文化，还在于周文化本身，在于它继承了夏商以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论语·八佾》记载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郁郁”，形容事物盛美、繁多，这里是指富有文采。孔子斯言体现了他对周代文化的整体认识。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文化是损益发展的，周代礼乐文明并非全然新创，而是在夏、商基础上有所借鉴、有所损益发展而成。在对夏商周三代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精神而更加充实灿烂，故而他才对周文化非常向往，明确表示“从周”。
总之，孔子“宪章文武”，以“斯文在兹”的使命担当，发扬光大周文化，系统阐发周朝礼乐文明，形成了他的博大思想体系。正如“文王之文”得到了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的阐发与弘扬那样，孔子思想也被包括孔子弟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在内的早期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孔子之文”由此更加光彩夺目。
三、董仲舒与中国“文”化
孔子儒家的学说是治世的学说，所追求的是人心和顺、社会和谐、天下和平。儒学绝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面，绝不仅仅是空洞的理论，孔子和早期儒家都关注现实。不仅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栖栖惶惶到处奔走，子思、孟子、荀子也与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希望说服当政者行教化、施仁政、兴礼乐。然而，孔子儒家的治世学说真正具体落地而变为现实，却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过很多困厄。一次，他和弟子们在匡地被围困数日，《论语·子罕》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样的困厄中，孔子的担当与使命感充分体现出来。在此，孔子自谓为“后死者”，以传承中华文明、继承文王之道为己任。孔子极力推崇文、武、周公之道，《中庸》说他“宪章文武”，《论语·子张》记子贡曾说孔子学修“文武之道”。孔子一生求道，他以文、武、周公之道的继承者自居。他渴望道的实现，希望社会具有正确的价值与信仰。他在匡地的淡定和从容，正源自他内在的信仰与生命追求，他要传承周文礼乐，继承发扬以周文王为创立者的周文化。孔子说，文王死后，礼乐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上天要消灭这种文化，那就不会让我掌握这种文化了；如果上天不灭亡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目前，学界对上述变化已有了深刻认识，并据此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应与中小学英语教学重新分工，将EGP(通用英语)的教学任务全部交给中小学，而大学英语教学应该用ESP(专业英语)取代当前的EGP[2]。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容量已足以承担EGP教学任务，大学英语无须再做重复劳动，浪费教学资源；其次，大学英语教学应更加专业，以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相匹配，为学生将来在职场工作或进行专业研究打好基础；最后，相对于EGP，ESP与学生的专业学习更加相关，更符合学生的知识需求，因而，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王充反对虚妄，所以称道董仲舒为“孔子之文”的落实者。那时，章句之学炽盛，他反对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很多儒生拘泥于家传，师徒相传，不敢改变，故所知有限。王充认为，既然“六经之作皆有据”，那就说明“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论衡·书解》），既然如此，诸子也各有其长。王充认为“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论衡·书解》），所以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王充广涉经子，所见亦深，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论衡·别通》）
孔子学说的特点在于经国济世，董仲舒阐发了孔子思想，并且将这一学说具体落实在政治与社会实践中。班固所说“推明孔氏”，正是王充推崇董仲舒的原因所在。
孔子一生追寻，希望天下有道。他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在迟暮之年根据鲁国的历史作了《春秋》。《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寄寓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孔子痛心于礼崩乐坏、诸侯恣行、名分淆乱的现实，感叹道：“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他认为“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深切著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与左丘明入周，论史记旧闻，删烦去重，制定书法义例，借史明义，以期救世。这本是王官之事，而孔子以布衣身份代行天子赏罚，为后世垂教立法，所以他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之“文”，从某种意义也可以理解为“道”，是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和谐、和顺之道，其中包含了文、武、周公所聚合起来的三代圣王治世理念，这个“道”又为孔子所接续、所传承、所发扬。另一方面，所谓“文”，也是“事”，即事功，“文”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遐思，而是需要落实和践行。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推明孔氏”，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具体“文化”社会。
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借史明义，经过董仲舒的切实努力，《春秋》大义又得以明于汉世。《春秋》通过鲁国历史表达孔子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则推动这种思想在汉代社会现实中具体落实。他在汉代确立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建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及思想传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董仲舒关注社会现实，就像前人指出的，董仲舒的许多做法，如“限民名田塞并兼”“天不重与”以及“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等，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弥合官民对立，“调均”社会资源分配。
王充所说“孔子之文在仲舒”，其所指应该就是孔子的治世理论到董仲舒这里成为政治管理的实践，这其实也是孔子当年所孜孜以求者。董仲舒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核心价值观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思想在汉代变成现实。所以，李宗桂先生说，这种“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将其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2]。
董仲舒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使孔子之道深入人心。如果把董仲舒思想与孔子学说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中，进行深入研究和细致比较，就会更加有助于对董仲舒思想的认识。孔子思想儒家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我们对孔子儒学以及董仲舒思想的认识，不应该过于简单化。例如“三纲五常”思想，人们对此讨论虽多，但它毕竟是属于“天地秩序”范畴的纲纪，没想到在帝制时代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异与扭曲。还有被认为董仲舒“政治思想两大武器”的祥瑞说、灾异谴告，其实算不上董仲舒的创造发明，在孔子整理的《尚书》中就有这样类似的事例，如《金縢》篇里的“大雷电以风”、《归禾》篇所谓“异亩同颖”（《史记·鲁周公世家》亦载）都是。其实，祥瑞说、灾异谴告就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里所说是国家兴亡与社会民情直接相关，假如悖情违理的事情不断出现，难道还不应该引起重视和警觉！
董仲舒受到世人称赞，其实是他在“正其谊”“明其道”的社会意识与价值信仰方面的切实努力。他在《贤良对策》的最后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统一国家要有统一的思想意识，古今皆然。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这就是后人所概括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上，很多学者都看到了董仲舒的杰出贡献，纷纷对他加以称赞和表彰。《汉书》称董仲舒“为群儒首”“为儒者宗”，王充《论衡·案书》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这与班固的“推明孔氏”相同，而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天地人》则说：“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这些其实都与“孔子之文在仲舒”的表述一致。
对于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以前学者们多认为：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与孔子、朱子并称儒学三大巨擘。依今天看，我们更应当把眼光放大、放宽，从而站在中华文化五千多年创造与发展的广阔视野里，更多关注中华文化形成的漫长过程。如果将中华文化比喻为大树，那么其主干是儒家文化，根脉是孔子之前的“文王之文”，而董仲舒则使儒家思想和现实相结合，才使中华文化的大树有了这样的姿态，伸展出枝条，开结出花果。
这位医生解释道，医生的水平有高有低，但都有共同的职业操守，绝不会刻意贻误病情，置病人安危于不顾，可能是因为每位医生的性格、用药习惯、诊断方式等差异，在病人眼中造成了“不说话不搭理我”、“开药和别的医生不同，恐怕是乱开”、“诊断过程很简单，看不出花了心思”等等误解。
窃以为，王充所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可以很好地诠释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王充处在东汉时期的中国，他对于孔子儒学形成的历史应该看得更为真切。可以说，孔子继承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的价值观念基调，董仲舒则通过汉代的社会政治实际进行了有效铺染。与“孔子－董子－朱子”的论说框架相比，似乎“文王－孔子－董子”更能说明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周桂钿.我的学术历程(三):三次定性董学[EB/OL].[2019-06-12].http://m.sohu.com/a/196820453_99916795.
[2]李宗桂.董仲舒思想历史作用之我见[J].衡水学院学报,2019(2):10-13.
Dong Zhongshu and Chinese Culture:An Interpretation of Wang Chong's Idea of“Confucius Culture Being Embodied in Zhongshu Culture”
YANG Chaoming
(Confucius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Qufu,Shandong 273100,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comments on Dong Zhongsh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atus,the comment by Wang Chong in his Lun Heng that“the culture of King Wen of the Zhou Dynasty is embodied in Confucius culture,and Confucius culture is embodied in Zhongshu culture”is the most precise and exquisite one.Confucius praised highly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Zhou Dynasty represented by King Wen of the Zhou Dynasty,retained the lifelin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Zhou Dynasty,collated the classical documents of the Zhou Dynasty,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the civiliz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of the Zhou Dynasty,and taught them to his disciples,and finally constructed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of Confucianism.As for Dong Zhongshu,he adapted to the new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the Han Dynasty and put Confucianism into political and social practice through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ore values construction,thus shaping the new Chines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imperial era.Wang Chong's idea of “King Wen of the Zhou Dynasty-Confucius-Dong Zi”more accurately illustrates Dong Zhongshu'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Dong Zhongshu；Wang Chong；culture；Chinese culture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5.003
作者简介： 杨朝明（1962-），男，山东梁山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5-0011-05
收稿日期： 2019-06-29
（责任编校： 卫立冬英文校对： 吴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