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两种范式——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分析国家的方法，是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各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概念，作为分析现代国家职能与作用的方法，是现代的阶级分析方法。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思想对国家问题的分析将阶级方法和资本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看成是东西多元决定的综合性方法。国家自主性概念和有效性概念是将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转化为政治分析方法的关键概念。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 国家； 现代政治分析； 资本分析
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
从20世纪60年代起，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趋势，波朗查斯于1968年出版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一书，奠定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英国社会主义学者密里本德于1969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在1976年出版《论国家》一书，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进行了详尽阐释，尝试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系统化，并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消灭阶级理论、国家消亡理论、打碎旧的官僚国家机器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问题。阿尔杜塞虽然没有系统地探究国家问题，但在1970年法共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文，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奥菲等人深入研究了“福利国家”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入了新阶段。斯考切坡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推动了政治学中“回归国家学派”的形成，并最终促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形成。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杰索普于198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书，该书可以看作是20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复兴第一次浪潮的集大成者。2002年，杰索普又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并提出了“国家治理”概念和“元治理”概念，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复兴与发展。
其一，从资本市场角度看， CPA审计寻租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浪费了社会资源。一方面，注册会计师为了达到使既得利益从其他主体流向自己的目的，势必采取贿赂、给予回扣等不正当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质上只会浪费社会经济资源，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审计寻租者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与之相抗衡的审计避租者为了与其对抗必然采取一些活动，而这些活动并不产生新的社会经济财富，还会引起现有财富的内耗。
二、工具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对国家进行阶级分析的两种范式
英国杰出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密里本德所创立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出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该书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政治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罗斯指出，此书使“国家”概念重新回归到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其他任何单行本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难望其项背。它是用阶级理论分析现代国家阶级本质的首要范式，主要论点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一个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把国家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的阶级”①。
令专家Exl对协同成员pi与pj在第κ类关系下影响概率的评价语言变量为φij,κl∈Θ，其三角模糊数表达式可表示为：
密里本德通过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上述论点进行了论证：资产阶级在现实中是指占据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阶级人群，如美国当地资产阶级的所有焦点都聚集在50家最大的金融组织和 5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上，这些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比例不到10%。这些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除了享有美国社会的大部分权力外，还占有部分其他阶级无权享有的权力。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决定性的政治权力及其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占有的主控地位确保了该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在政治上的决策权。②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即通过占领政府、行政机构、强制性机构和其他国家机构中的领导地位来巩固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他们所掌握的职位数目便成为衡量其统治地位的标志。而一系列特殊的组织机构聚集在一起，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了国家系统。国家系统由五个具体的元素构成，每个元素又由一些特定的单元组成。这些单元包括政府部门、武装部门、行政管理部门、警察部门、司法部门等。
但是密里本德认为，“获取了政府的权力就等同于攫取了国家的权力”③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政府或许能成功地控制议会，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够同样地掌控武装力量。如密里本德所指出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可以代表国家并得到国家权力的若干授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有效地掌控权力”④。“这些机构本身含有国家权力，因此在每个机构中占有领导地位的人就有能力用这些机构来发挥国家的权力”⑤。
民勤自然风光独特，人文历史深厚，曾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彩陶文化——沙井文化。著名的“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这些文化遗产自然是牵动艺术家创作的源泉，但是对于首届具有国际性沙漠雕塑创作，是否仅仅徘徊于对伟大历史的叙述和缅怀，这是决定这次艺术活动之方向的焦点问题。
第三，国家干预形成对市场结构部分的补充和替代。
结构主义国家理论是用阶级理论方法分析国家的另一具体范式，其代表人物是波朗查斯。在1968年出版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一书中，波朗查斯运用阿尔杜塞的“多元主义决定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进行了分析。波朗查斯认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由几种生产方式所构成的，其中，一种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它决定着该社会形态的性质。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素所构成的，其中经济要素起决定作用。生产方式和国家的关系通过结构产生关联。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个“结构”，同时，其国家职能又受“结构”制约。波朗查斯明确指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关系的基础就是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在经济方面表现为经济职能，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政治职能，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职能。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代表大众阶级的国家，以个人或“政治的人”的自由平等原则为中心。因此，从表面上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阶级或领导权阶级。资本主义“大众国家”的主要矛盾在于，国家既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而存在，同时又要从国家中排除阶级斗争，因此，这种所谓的“全民国家”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国家。
波朗查斯在国家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详细阐述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相对自主”的机构，其自主性在于不受资产阶级利益支配，其相对性在于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波朗查斯认为，使政府成为资产阶级执行委员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而不是个人的决定或行动。资本家要控制政府不一定非得自己直接参政不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当资本家不直接参与时，政府的作用似乎可以发挥得更好。政府的官僚们应该为资本主义的总体利益着想，而不是顾及个别资本家的眼前利益。此外，这个“自主”的政府起着团结工人、鼓励公民不进行革命及破坏阶级斗争的作用。波朗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论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资本主义控制国家机器与杰出人物控制国家机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了。虽然承认政府不受阶级支配，但政府完全是由结构上的需要所决定的。它认为，除了‘革命’以外，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同化过去。虽然波朗查斯承认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事实，但是他认为，政府是一个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起作用的统一整体。这与我们所知道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肯定是相矛盾的。他既认为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不懂自己的长远利益，同时又认为官僚们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他把政府从‘阴谋家’的工具变成了‘结构’的工具”⑥。
三、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职能、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如资本逻辑学派、新李嘉图主义学派、调节学派、社会结构积累学派，大多运用资本理论方法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奥菲等人则对“福利国家”的运行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探索，调节学派和社会结构积累学派则尝试对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制度分析，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扩张到社会学、政治学领域，使制度分析成为一种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框架。
1.研究国家干预问题，即现代国家的特征、职能
哈贝马斯在谈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指出，“在先进的资本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⑦。国家干预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发展过程所进行的持续性调整。具体来说，一是促成国内垄断大公司和国际垄断大公司的形成，使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组织化，二是通过国家对市场职能上的漏洞进行干预，形成国家活动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功能性关系。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与经济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
现在，丰富的网络公开课资源都是选择运用录像技术，组织成庞大的资源数据库，视觉学习有十分明朗的发展前景及发展势头。所以，二语习得一定要充分分析研讨“读图时代”具体的语言习得模式与视觉化教学开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成功经验，研究学习人员所处的外界因素，社会环境变化，顺应时代的实际发展需求，充分展示出学科发展的创新性特点。
根据前文的实证结果可知，东道国6项制度对改善其基础设施的中国OFDI的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均存在“单门槛”，但对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上不存在任何“门槛作用”。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本文在这部分对该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
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存在及运作的必要条件，具有维护资本主义积累、维持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基本功能。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商品交换形式瘫痪的趋势，劳动力、资本无法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顺利地实现商品交换关系，存在着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被驱逐出市场、无法实现交换关系，无法实现自己的商品价值的问题。比如，劳动者的失业意味着劳动力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资本找不到投资的出路意味着资本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当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基本要素的劳动力、资本无法实现自身的商品形式、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时，资本积累过程就不可能实现了。
1.2.2 样本量估算 通过查阅文献，样本量为自变量的10倍[5]，考虑到20%的失访率和抽样误差，样本量最终确定为160例。
第二，现代国家表现出从单纯地维持秩序职能向塑造建设职能的过渡趋势。
当已经发现犯罪分子并知道其藏匿的地点，但又不知道其具体位置时，公安边防部队可以从三面以“地毯式”进行平行搜索，虚张声势，迫使犯罪分子离开藏身之地，尔后向三面之外的另一面逃离，从而达到“打草惊蛇”的目的。公安边防部队在三面之外的另一面选择有利于我进行伏击的地域设下埋伏。其他兵力应以由大到小的范围继续对敌进行搜索包围，逐步把犯罪分子赶至我伏击地域，进而对其实施伏击。
尽管密里本德在他的分析中极力强调统治阶级掌权的重要性，但他又认为，大多数发达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获得对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密里本德经常引用考茨基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资产阶级虽然是执政方，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正掌握了统治社会的工具，国家仍具有相对自主性。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概念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点，密里本德对此进行了说明并指出，不能认为只有波朗查斯才谈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治理机构、官僚机构的分离以及后者权势的扩大、国家各项决策权逐渐向治理机构、科层机构的转移、集中之势。
第四，国家承担保护、补偿和平衡经济上软弱的社会团体的职责，如劳动者、租赁者、消费者等等。
第五，现代国家通过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使政治统治具有消极的或非政治化的特征。
第六，现代国家实行一体化，使政党不再是阶级的政党，也不再是代表某些人利益的政党。国家越来越多地向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各个方面深度渗透，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相互融合或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并逐步由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走向国家社会一体化。
奥菲等人将国家权力的职能具体地归结为积累职能与民主合法性职能。首先，积累职能。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来自资本主义积累，因此，它致力于维持私人积累的政治条件。其次，民主合法性职能。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权力在形式上由民主制原则来决定，在实质上由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决定并为其服务。
2.探讨现代国家与资本积累规律之间的关系
国家垄断资本学派和资本逻辑学派，都试图从资本主义积累运动本身来解释国家的干预活动。资本逻辑学派的代表人物耶夫在其197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危机、资本和国家理论》中谈到资本主义危机与平均利润率递减的原理。耶夫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必然产生一系列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危机和国家干预是作为抗击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而产生的。在资本积累过剩的情况下，国家干预是为了吸纳过剩资本、阻止利润率下降。这一观点和凯恩斯的看法是一致的。凯恩斯为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失业、生产能力过剩等严重问题，主张国家通过赤字财政和货币的流动性调控，减少资本积累过剩。
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博卡拉也持相同观点。他依据资本积累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揭示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性。他们认为，在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资本过剩的结果。资本过剩实质上是资本积累过剩。为了解决资本过剩，通常采用资本贬值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干预，以缓解私人垄断资本由于资本积累过剩而造成的重重困难。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往往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是“亏本经营”，这样，贬值的国家资本对提高大的私人垄断集团的利润率就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投资通过给垄断组织以各种资助来促进私人资本积累，通过承担某些职责来促进一部分社会资本不可避免地加速贬值，以提高垄断资本的盈利水平。
四、奥菲对福利国家悖论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奥菲在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的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奥菲悖论”。悖论指出，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维持正常运作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是因其对资本主义体系具有破坏性影响，因此无法与资本主义体系共存。尽管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但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
2.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
第一，现代国家具有对社会实现全面管理的能力，它不仅拥有一种较大的职能上的自治权力，而且在强大的职能专门化的范围内，现代国家对市民和部分集团的管理能力也在提高，明显地表现出行政管理独立化因素。
在网络媒体所引领的Web2.0时代里，网络传播以空前的影响力介入到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并为草根阶层构建了无限可能的巨大平台，通过各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实现了心理的宣泄、人性的释放和独立意识的充分表达，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形成一种和谐、随意、率真的新型人际关系和精神交往。巴赫金虽然没有生活在当前这个时代，但他所阐释的“狂欢化”理论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
显然，所谓商品交换形式瘫痪本质上是资本积累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旨在维护资本积累过程的福利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在市场交换关系中实现自己的商品形式，实现商品交换关系，消除多余的资本和生产。其一，国家通过教育培训政策改善劳动者的适应能力，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劳动者的销售能力，使被排除出市场的失业者重新回到市场。其二，国家通过资本和产品市场的研究和发展政策，以及地区发展政策等，促进资本和产品的销售能力提高。其三，国家还对那些难以在商品交换关系中求得生存的特定经济给予特定支持，提高这些领域的现代化程度，使之能成为适于销售的商品。福利国家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为了消化或吸纳越来越多的剩余生产力、剩余资本和闭置生产力、闭置资本，以期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资本积累具有可持续性。
旨在维持和扩张交换关系的国家政策产生了威胁商品交换关系继续存在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依赖于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愿望，但“行政性再商品化”的国家政策手段却剥夺了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意向，甚至引起了资本利益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系统性矛盾。国家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需要学校、邮局、医院、福利机构、军事机构、交通运输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等非商品化组织。这些组织的迅速扩张，不断地侵蚀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组织形式。
1.资本主义不能没有福利国家
旨在维持商品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的政策、措施是非商品化的政治一行政手段，它会排斥商品交换关系，使商品交换关系受到冲击，甚至萎缩。
(1)地方政府激励有效，开发商接受引导投资建设被动房，获得包括开发被动房的本身利润、提升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树立企业在政府的形象收益为A2，开发商建设被动房增量成本为A3，政府对开发商的奖励为A4，包括对开发商进行财政补贴、减免税费、贷款优惠、土地优先转让等。政府采取激励对策有效，且开发商积极建设被动房，政府获得包括降低建筑能耗、获得中央政府的肯定与奖励、树立政府形象等收益为B3，相应的政策法规出台和宣传所花费的成本为C1，开发商接受引导建设被动房，政府对其进行奖励所花费的成本为C2。
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为劳动者的生存需要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并且实施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使劳动者成为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能够重新就业，实现劳动力的商品交换价值。但是，福利国家的保障却使劳动者能够脱离市场的交换关系而存在，这在事实上使劳动者缺乏工作动力，抑制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想就业，而是等待社会福利的保障，这就是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各种投资政策，使得私人资本越来越依赖国家的投资政策，而不是依赖市场的交换关系，这就使资本家缺乏私人投资的动力，抑制了资本家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就是资本的非商品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分为四大部门，即垄断部门、竞争部门、政府部门和剩余劳动力部门。垄断部门的特征是销售和资本高度组织化，价格竞争在此起着次要的作用，商品交换关系已不占主导地位。在竞争部门，虽然价格竞争还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是竞争部门对垄断部门的依赖关系使商品交换关系的地位下降。在政府部门，政治组织原则占支配地位，政府与文官、雇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商品交换关系。而在剩余劳动力部门，也就是失业领域，失业者是由国家非商品化的福利政策来保障的。从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四个部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福利国家的推行，商品交换关系在缩小，而非商品化的程度却在扩张。旨在维持商品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反过来却侵蚀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原则，这就说明了福利国家不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奥菲认为，正是福利国家通过政治、行政手段来稳定商品形式从而维持商品交换的过程，导致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
福利制度是现代资本劳动力再生产的制度化形式，是统治合法化的基础。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是不能与它的主人身体相分离的，一个人只有在被人雇佣、进入商品交换关系时才能成为劳动力。而在他成为劳动力之前，必须有一定的福利制度来维持他的生存。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依赖家庭、教会和行会等传统渠道来保证其生存需要的，而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福利的私人性、宗教性、慈善性组织形式逐步向国家机构形式转化，从而由国家提供福利来维持劳动者个人的生存需要。所以，在奥菲看来，福利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到晚期资本主义才产生，不是在对劳动者的剥削之后出于慈善的原因才建立起来的。福利是劳动者生存的需要，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当传统的私人性、宗教性、慈善性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达不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功能性需要时，福利的非商品化的维持体系就被不断地政治化，从而转为由福利国家来作为非商品化的维持体系保证劳动者的生存需要。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又因公民权利、工会利益的扩展以及民主政治的因素而不断得到增强。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是由国家提供各种福利来维持劳动者进入商品交换关系前的生存需要，由国家提供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使劳动力能够更加顺利地进入商品交换关系，保证劳动力的就业，换言之，即保证劳动力商品形式的实现，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
象形居于首位，有其一定的道理。关于汉字的起源，我国古典文献记录了大量的内容，有对前文字时期的记录，这里先不论。而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的雏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中“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指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有记录“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汉字在产生之初，就属于象形字，所以，造字“六书”之首为象形有其道理。
劳动者的就业及其工资高低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政策及教育培训政策，而资本所有者的成功与否则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发展计划、税收政策。福利国家所导致的意识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所要求的个人主义规范和道德品质相矛盾。所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都涉及到这样的基本矛盾，旨在保障和维持商品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的政策和措施却导致了对商品交换关系的破坏，这就说明了福利国家不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五、是阶级分析方法还是资本分析方法
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运用什么样的概念、方法来深入地展开对现代国家的分析、阐释呢？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两种分析国家的方法，是阶级分析方法。各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如资本积累规律作为分析现代国家职能与作用的方法，是资本分析方法。无论是阶级分析方法还是资本分析方法，它们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现代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
问题在于，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分析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在对国家问题的研究中起着不同的效用。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杰索普于198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书，系统地考察了战后国家理论的三个主要学派，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派”、“国家形式与功能起源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学派”以及它们分别对应的三种研究路径——“归类主义”、“还原主义”、“接合方法”。杰索普认为，对国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必须将广义上的阶级方法和资本方法有机结合起来。⑧然而，阶级理论和资本理论没有被系统地结合于一个统一明确的分析框架之中，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彼此脱节。相继有一些学者认为，“如奥尔福德与弗里德伦特试图在各流派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卢卡斯和波洛克主张把各种国家理论的优势方面概念化为单独的分析层面，把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加以安排，从而纳入一个综合性的、包容性的方法论框架之内。但这种综合模式未能从理论上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缺乏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⑨。杰索普通过引入“策略关系”概念来统领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策略关系理论，它既能解决资本逻辑中抽象的资本运动和需求的一元本质主义规律，又能克服阶级理论过分关注社会经济斗争具体形式的倾向。“事实上，在葛兰西、波朗查斯的国家理论中，已经包含有策略关系理论方法的萌芽。比如，波朗查斯在其后期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就明确提出过把理论方法从萌芽推向更远。策略关系理论主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社会关系，并作为策略的场所、产生者和结果来分析；主张国家理论应根植于社会理论，与历史发展相一致；主张存在各种亚系统和权力中心（治理的一层涵义）；主张国家是制度的集合，但仍不是现实存在的主体，不能进行权力运作；主张必须通过政治体系将决策与组织连结，国家才能发挥作用。具体地说，策略关系理论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的选择、竞争平台，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而没有把一个领域还原为另一个领域，没有赋予哪个领域创造最终的决定性作用”⑩。策略关系理论并不排斥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它同样需要利用两者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精辟分析。策略关系方法也不能单独运用，毋宁说它只是要求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通过策略关系而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由此出发，哈贝马斯对现代国家的特征与职能作了大量的论述：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阶级、领导权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等是一个复杂的一体化系统。“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共同塑造了国家的形式、政策、活动和功能，它们互相维持着竞争冲突或一体化的态势，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样性与现实性，其中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引发其他两个的改变，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系统会作出相应调整，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开放的。策略关系理论既没有像资本理论那样假定了一个具有铁的运动规律的、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而忽视了国家的策略选择性，从而落入经济还原论，也没有像阶级理论那样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再生产的结构强制性，从而回归到阶级还原论；既没有像工具主义那样简单地把国家还原为一个具有强制权力的统治工具，从而夸大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控制国家机器的斗争，也没有像结构主义那样仅仅把国家当作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导权斗争的场所，从而夸大国家的自主性。与其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或阶级斗争的场所，不如说国家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制度整体和策略选择平台。国家作为一个本身不具有权力的制度整体，其自主性仅仅体现为基于结构强制性之上的策略选择性。至此，资本统治与阶级斗争、国家权力与国家干预、意识形态与领导权斗争、国家形式与国家机器、社会的结构强制与国家的策略选择、抽象的资本积累逻辑与具体的社会民主运动、国家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等等，都通过策略概念而统一于明确的、连贯的国家理论之中”⑪。
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分析方法本来是一个东西，是多元决定的综合性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阶级分析的本质，它同资本分析方法是不能分割开来的。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其核心是资本与剩余价值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通过生产与再生产的相互作用来实现。而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再生产、资本积累再生产。所以，阶级分析方法必定是资本分析方法，资本分析方法同时也是阶级分析方法，两者是统一的、一致的。现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全部内容无非是资本积累再生产的各个具体再生产之间复杂的、辩证的互动。所有这些互动都包含着权力、符号和社会结构。
从社会历史观看，资本分析方法不仅是阶级分析方法，也是资本决定论。它认为，资本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与核心结构，决定社会的经济运行、政治发展，决定人的行为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资本决定论是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具体化。资本决定生产力的运行，决定技术进步和生产关系的环节与内容，决定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资本分析方法是分析国家、政治发展、意识形态唯一科学的方法。而如今，资本的逻辑是社会的基本逻辑，资本的力量是社会的根本力量。同时，资本不仅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动力，也是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或内部矛盾的断裂是社会一切矛盾冲突的深刻起源。资本分析方法作为阶级分析方法，不是抽象的、单一的方法，不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其本身具有多元决定论的综合性特点。
六、国家自主性和有效性是将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转化为政治分析方法的关键概念
总的说来，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了以下值得研究关注的论点：
第一，波朗查斯与米利班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自主性概念和思想；后来，以斯考切坡为代表的“回归国家学派”进一步深化、拓展了国家自主性概念。
第二，葛兰西提出“领导权”和“市民社会”概念，阿尔杜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拓展了国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国家区分为狭义的国家和广义的国家。狭义的国家只包括暴力机器。广义的国家不仅包括暴力机器，而且也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的“福利国家”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流派对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尤其是对国家和资本积累、阶级斗争内在关系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国家职能及运行机制理论。
第四，杰索普的“策略关系”概念深入探索了国家运行的内在机制，指出国家运行包括政治策略运行、积累策略运行、领导权策略运行三大策略运行领域，它们同国家机构、国家组织是一体化的。后来，杰索普还指出，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平台体系、策略关系体系，不单单是统治机构，更是公共治理机构、社会的元治理机构。杰索普将治理概念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问题研究。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法兰克福“福利国家”、“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对现代国家与资本积累关系的分析、阐释，实际上都是对现代国家阶级本质及其具体表现的科学系统的分析。通过总结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流派的观点，归纳形成新的、系统的国家理论，并从中提炼出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即国家自主性概念。问题是，如何将国家自主性这一概念转变为现代政治分析方法，并将其直接运用于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反思和新型政治发展现代化理论的重构。
一方面，国家自主性概念指出了国家运行的系统、结构变化趋势，阐释了国家的功能、作用、变化，揭示了国家行为能力的提高和权威性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自主性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内在统一辩证的关系。国家自主性的成长表现为现代国家日趋具有社会性、公共性和服务性，国家日益成为一个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组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又是国家自主性成长的集中体现。拓展并完善国家治理的各种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例如提高国家治理的绩效化、均衡化水平，推动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
基建档案资料管理工作应该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落实、有责任。承建单位管理层应该强化员工档案资料管理意识，做好职责分配工作。建立完善的基建档案管理制度。具体的管理工作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由副经理或总工程师作为领导者，工程档案部门作为专管人员，下级主管负责相应片区，具体事项由项目经理和档案管理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由施工管理者来进行，明确划分各级人员的职责权利，达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对于大型的工程项目，要安排现场档案管理人员，对于中小型项目部门，要有兼职人员对资料及时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性决定了民主具有非自主性，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式，它的特点是由国家运行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国家自主性是国家运行的本质特性，这一概念表明了国家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运行，尤其是对剩余生产分配，对资本积累再生产运动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所以，民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没有独立的存在方式，其要素、职能、功能都寄生于国家运行体系，是国家本身的要素、职能、功能、形式的一部分。由民主的非自主性，衍生了民主的条件性、可塑造性。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在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最终形成、巩固，应当满足众多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而大多数国家地区无法满足其所需的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尤其是特殊的宗教、语言条件。这些条件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所有方面。面对这些条件，我们不免忧心忡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在这些方面达到完备的或比较完备的状态?民主只能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充分发展为基础。国家形态、国家治理状态是主导、塑造民主制度内涵、性质、形态的主导力量，决定了不同国家地区可以根据需要设计、选择、塑造属于自己的民主样态。西方宪政民主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只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是第三世界国家地区政治发展、现代化的主题与根本任务。
注释：
①②③④⑤［美］拉尔夫·米利班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23、27、19、2页。
⑥ 转引自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0页。
自古至今，我国的大部分文人都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纵观中国文学史，一大批文人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孔子说：“君子忧道”（《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就应该以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忧之如何？如舜而已也”（《孟子·离娄下》），进而提出“忧民之忧”“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儒家思想里“君子”和“小人”是相对立的，儒家思想把做“君子”作为自己的理想人格，而处于一个正统的官宦世家的陶渊明，怎能不以“君子”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呢？
⑦［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2页。
⑧⑨⑩⑪ 郁建兴、何子英：《从资本、阶级到策略、治理——杰索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
何德彪，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密码算法的设计与实现、区块链安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网络空间安全”重点专项子课题等科研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100余篇。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7-0010-07
作者简介：康晓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湖北武汉，430077；李广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陈 艾）
标签：国家论文; 资本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理论论文; 阶级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7期论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