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多维贫困；主观福利
一、引 言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并且成为新贫困人口中一个快速增长的群体。随着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获取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陷入贫困的风险增大。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成员国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6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贫困率为12.5%，其中76岁及以上群体的贫困率为13.9%，均高于11.5%的总人口平均贫困率(1)数据源于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pension_glance-2017-en.pdf?expires=1557280225&id=id&accname=ocid49024343&checksum=249007CF0051D0C1620F011678161133。。中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 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 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22.9%的人(4 240万人)的消费水平位于贫困线以下。如果考虑到老年人的健康贫困、精神贫困等多维贫困问题，老年人的福利状况可能更差[1]。
积极老龄化要求重视老年人能力贫困治理。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强调重视老年人社会价值，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促进其积极参与日常各项事务，进而为家庭、社区和国家贡献力量。国际上有关积极老龄化的表述通常将老年人参与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和政策内容，而这种参与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能力贫困的治理[2]。最早有关能力贫困的研究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基本可行性能力”被剥夺，如果个体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有能力使自身免于饥饿和疾病的困扰，有能力满足营养需求、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即个体不存在能力贫困[3]。由于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物质资本来源单一、社会资本缺失、游离在正式(非正式)制度之外，同时生活质量不高、照料需求不能被满足，自然更容易陷入能力贫困。
吕凌子说你这话我不爱听！见过售后的，没见过贵厂这样售后的。客户购买的是防盗门，防盗门任何一个部件出了问题都是防盗门的质量问题。防盗门出了质量问题我只能找防盗门生产厂家。怎么追究锁具厂的责任是你们的事，我懒得管，也管不了！
随着2020年后绝对贫困全面消除，未来减贫需要更多地关注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特殊群体的贫困状况[4]。那么，如何评价特殊群体的贫困状况，如何精准识别该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贫困，将成为减贫工作的基础。因此，本研究将回答以下3个问题：第一，农村老年人的能力贫困状况如何？在哪些维度上表现更为突出？第二，加入主观福利后的能力贫困将如何变化？第三，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识别存在什么差异？与以往研究不同，基于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构建多维贫困指数，综合了阿玛蒂亚·森等研究者对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的期许和要求，将研究视角从“家庭层面”走向“个人层面”，尝试从个体层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未来发展的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定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关系。随着贫困标准逐渐由客观福利和绝对贫困标准向主观福利和相对剥夺转变，将主观福利贫困纳入贫困监测识别指标中，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回答老年人的多维贫困标准设定是否应该包含收入贫困的问题。
针对环境卫生学中大气部分知识的测试情况，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成绩平均分分别为（9.07±0.59）分和（7.65±1.35）分。对两班的成绩采用“有序分类变量两组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发现两班成绩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由于n值较大，采用正态近似检验，Zc=3.951 6，大于临界值3.290 5，P＜0.001）。实验班的成绩高于对照班。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的各分数段人数情况见（表1）所示。
二、文献回顾
贫困测量和识别是任何有关贫困研究的基础，老年贫困也不例外。国内外有关老年贫困的研究主要有4个方面。
(3)健康。农村老年人健康贫困主要采用慢性病、医疗保险和功能性障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困难ADL)3方面来识别。慢性病方面，将CHARLS问卷中“有慢性病(6)CHARLS问卷中慢性病包括血脂异常、糖尿病或血糖升高、癌症等恶性肿瘤、慢性肺部疾病例如慢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肺心病(不包括肿瘤或癌)、肝脏疾病(除脂肪肝、肿瘤或癌以外)、心脏病、中风、肾脏疾病、胃部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情感和精神方面问题、与记忆相关的疾病(例如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症)、关节炎或风湿病、哮喘。且没有采取任何治疗”定义为贫困；医疗保险方面，将CHARLS问卷中没有医疗保险视为贫困；功能性障碍方面，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有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只要有1项不能独立完成即为失能(7)失能具体又分为：如果上述6项指标1～2项做不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3～4项做不了的定义为“中度失能”，5～6项做不了的定义为“重度失能”。，但失能不意味着贫困，同时结合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如果个体自己吃饭和穿衣中任何1项有困难视为贫困。
(2)贫困加总。最简单的加总方法就是按人数计算贫困发生率：表示同时存在k个维度的贫困个体数，即FGT方法，只能反映贫困的广度，无法反映贫困的深度和强度[18]。基于此，Alkire和Foster(2007)用平均剥夺份额对H进行了修正，调整后的多维贫困指数为M0=HA，即M0=μ[g0(k)]。再用平均贫困距G进行进一步调整，得到M1=HAG，即或者再用平均贫困深度进行调整，得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本文只测算M0。
资产贫困包括两个方面：净资产贫困和多维资产贫困。Barbara等认为如果老年家庭的资产不能满足其一定时期的基本需要，应被视为资产贫困[10]。实际操作中，如果老年家庭净资产小于资产贫困线的25%，被认定净资产贫困[11]。Rank等在Berthoud基础上采用多维资产贫困的概念，涉及房屋净值、储蓄、支票、股票、债券等，如果老年家庭现有资产不足家庭成员在未来三个月内消费水平保持在官方贫困线以上，则被认定为贫困[5]。Zimmer等对柬埔寨农村地区老年贫困与健康之间关系研究时通过耐用消费品(收音机、电视、珠宝、摩托车、风扇、电话、汽车或冰箱拥有情况)、住房结构(木材、塑料、沥青、陶瓷、大理石还是水泥)等指标构建家庭财富指数[12]，由于指标设计基于资产拥有情况，所以仍属于资产贫困范畴。中国有关老年人资产贫困的研究更多出现在多维贫困的研究中，将其作为单独的一个维度来考察其贡献[13]。
图6和表2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36号化合物25和50 mg·L-1处理细胞36 h后，各组细胞均出现明显凋亡，且随化合物浓度的增加，早期凋亡和晚期凋亡/坏死细胞比例显著增加（P＜0.01）。
第二，用恩格尔系数识别老年人贫困。如果家庭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值在60%以上认定为贫困[14]。
第四，老年人多维贫困测量。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贫困，也包括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了104个发展中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标准3个方面共10个指标。
第三，老年人主观贫困测量。这主要通过个体对自己家庭所处的经济状况的评价来实现。王小林利用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问卷中的“你认为现在生活怎么样？”来衡量贫困，如果老年人回答是“差”和“很差”即为贫困[15]。Gray等对泰国老人贫困的甄别通过“你觉得自己比邻居穷吗?”来实现，将认为“比邻居穷”的个体定义为贫困[16]。杨菊华等通过让老年人评价“生活来源是否够用？生活状况是否不如人？身体是否健康？精神是否孤独？”来界定老年人贫困[17]。
“结构性减税”是在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意味着税收的基数和总量基本不变；而结构性减税则着眼于减税，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在此基础上，“实质性减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减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纳税人会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①地形条件。该技术对坝址位置有要求，山塘涵管要求在坝头基岩中钻孔，因基岩强度高、导线距离短，无法实现大角度转弯，则要求大坝的位置应在两岸山脊，如位于两侧山体的山谷地带，则对非开挖技术的施工应用不太理想。
总体而言，早期国内外学者在收入、消费、资产和主观贫困方面作了可贵探索，随后在能力贫困的理念下，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在国内外也得到大量实证应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两方面有所拓展：其一，将主观福利纳入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以往研究主要从客观层面描述其多维贫困状况，随着贫困标准逐渐由客观福利和绝对贫困标准向主观福利和相对剥夺转变，从主观福利视角研究老年贫困的相关研究略显不足。其二，对老年群体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关系展开讨论。虽然以往研究对收入和多维贫困关系展开较多讨论，但针对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的讨论较少。
第三，更为广义的贫困测量与识别：在客观“贫”和“困”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MPI-II)(3)MPI-I指老人客观的“贫”和“困”测度，即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I指老人客观的“贫”和主客观的“困”测度，即主、客观多维贫困指数。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文中多维贫困指数包括客观多维贫困指标(MPI-I)和主客观多维贫困指标(MPI-I)两层含义。。主观福利指个人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判断[15]，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传统的合住家庭养老模式逐渐被独居取代，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下降，孤独感增加甚至引发抑郁[6]。故从生活满意度、抑郁程度和认知能力3方面衡量老年人主观福利贫困。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
如何定义贫困不仅关乎贫困测量也关乎反贫困战略和政策制定与实施。王小林提出汉语中“贫困”的定义与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贫困概念更为契合：在《新华字典》中“贫”被定义为“收入少”，这是指经济维度的贫困；“困”被定义为“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诸如个体被政府或社会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排斥在外，这种“排斥”既是一种客观生活困难的状态，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可以说“困”对应贫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维度[15]。本文将借鉴王小林对“贫”和“困”的理论分析，在结合老年群体特点后认为：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既包括收入的不足，也包括被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排斥的困境以及由此引发对福利的主观感受贫困，主要涉及3个层面：
第一，“贫”的测量与识别：即收入贫困的测量。收入贫困源于基本需求的概念，通常将食物需要和非实物需要折算成收入(非实物需要按照恩格尔系数折算)来识别贫困人口。本文拟通过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来识别老年人的收入维度贫困。
第二，客观“贫”和“困”的测量与识别：在“贫”的基础上，加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指标客观反映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随着年龄增加，一方面，慢性病和失能比例增加是老人不得不面对的健康问题；另一方面，医疗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抵御风险能力。故拟通过慢性病、医疗保险和功能性障碍3个方面衡量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贫困。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主要参照联合国多维贫困指标(2)联合国开发署的多维贫困测量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3个维度，健康维度包括营养和儿童死亡率两个指标，教育维度包括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和儿童入学，生活标准包括做饭用燃料、厕所、饮用水、电、屋内地面和资产6个指标。。
3）存储管理。利用Qt的文件类QFile和数据库SQL模块等，进行自动存储管理，如记录ROV状态信息、清理临时文件等。
根据国土资源部2013年针对30多个养老项目用地进行的调查，个别养老用地存在偏离养老产业领域发展的倾向[12]。因此，如何规范养老用地的使用，防止养老地产的开发成为个别企业圈地的新平台，还有待民政部等部门对养老项目性质进行厘清及具体用地细则加以明晰。
(二)研究方法
1995年，联合国提出将对贫困的理解从货币转向非货币维度(4)比如在食物、安全饮用水、厕所卫生、健康、住房、教育和能否获得基础服务(教育、融资、法制、 社交等)等方面。，对老年群体而言，主观福利是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需要引起重视。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分析，采用AF方法来分析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
1.AF法。AF法是多维贫困识别的常用方法。记X=[xij]为n×d维矩阵，元素xij表示个体i在j维度上的取值。令zj(zj>0)代表个体或家庭在第j维度上的剥夺临界值，行向量Z代表特定临界值。
(1)贫困识别。定义剥夺矩阵
单一维度识别情况可以通过典型元素分析，当xij<zj时，意味着该个体在第j个维度被剥夺，相应的该个体在第j个维度贫困，记为当x.ij>zj时，意味着该个体在第j个维度不贫困，则记如果考虑多个维度识别情况，即同时考虑k个维度时，该个体是否存在被剥夺情况。令k=1，…，d；ρk为考虑k个维度时识别穷人的函数。当个体i被剥夺的总维度数大于等于k时，ρk定义个体i为穷人，否则不是穷人。ρk既受单个维度被剥夺情况的影响，又受跨维度剥夺情况的影响，即存在两个临界值，因此也称为双界线法。
消费贫困通常与收入贫困一起来刻画老年人的贫困情况，由于消费贫困的定义与收入贫困相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研究者还通过构建老年经济安全标准指数(Elder Economic Security standards Index)来测算老年贫困，基于老年人基本的商品和服务支出(比如住房成本、食品成本、交通和医疗费用)构建支出[8]，可见其本质还是消费贫困的范畴。另一些研究通过老年人是否领取政府福利来定义贫困，Wight等将加拿大老年人贫困定义为有资格领取政府的现金福利[9]。然而，是否有领取福利的资格还是由消费(或收入)水平决定，故它仍属于消费(收入)贫困的范畴。
2.维度指标选取。在前文分析基础上，下文将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指数。各维度变量选择说明如下：
由于需要计算的是产品的要素含量，还需要增加值占产值的份额。可以通过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数据计算得到。
(1)收入。过去的二元经济体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很大，农村老年人的首要收入来源是子女和亲戚给予，随着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养老金收入也成为农村老人的收入来源之一。故把没有收到来自子女经济支持且没有养老金的情况也定义为收入贫困。
(2) 教育。阿玛蒂亚·森认为，教育的缺失是能力剥夺的贫困，是比收入贫困更深层的贫困，是引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3]。受教育水平代表了个人的受教育状况，与个人从事的职业和获得的收入密切相关。从老年人角度而言，教育与可行性能力是否被剥夺息息相关，受教育水平影响着老年人的收入、观念、再就业方向、能力和意愿等方面。考虑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定义教育贫困为小学未毕业(5)CHARLS问卷中小学未毕业包括文盲、未读完小学和私塾毕业。且不识字。
第一，利用贫困线识别老年人贫困。包括收入贫困、消费贫困和资产贫困。收入贫困方面，主要涉及相对收入贫困和绝对收入贫困。相对收入贫困是基于国际贫困线标准法或收入比例法将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线定义为贫困线的百分比。Rank等将收入仅为美国贫困线一半的老年人定义为贫困人口[5]。Kim等指出，如果老年人的收入约等于韩国收入贫困线的40%认定为贫困[6]。绝对收入贫困是基于“基本需要”的概念，对中国老年人贫困的定义多数基于这一概念。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研究者通常采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城市老年人绝对贫困的标准：采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0.3倍作为农村老年人绝对贫困的标准(如果农村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农村平均发展水平，则采用最低生活保障线0.5倍)[7]。
肝癌（HCC）是常见恶性肿瘤，且生存率较低，其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的发病率最高。其发病原因很大一部分跟肝炎有关，丙型肝炎病毒诱发的肝癌与炎症和坏死的程度有关，可能是由炎症引起的，而非特定癌基因激活。而乙型肝炎相关性肝癌可能由病毒引起的特定的癌基因激活，导致肝癌发病风险增加［2］。
(4)生活水平。生活水平的指标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多维贫困指数(MPI)，由于数据限制，仅对个别指标作技术微调：考虑老年人行动不便，故将蹲坑式厕所(或者坐式厕所)但不能冲水视为贫困；将住房内无洗澡设施视为贫困，其余指标不变。
(5)主观福利。借鉴已有研究，采用抑郁指数、生活满意度和认知能力作为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其中，抑郁指数源于CHARLS问卷中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8)CESD10量表共包含10个关于被访者近一周心理状态的问题，每个问题设有4个选项，各选项依次赋值为0～3分，按照CESD计算方法将得分汇总即得到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30分。(CESD)，CESD量表得分大于10分即为抑郁，也被认定为贫困；生活满意度源于CHARLS问卷“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回答“一点也不满意和不太满意”认定为贫困；认知能力通过CHARLS问卷“您觉得自己现在记忆力怎么样？”将回答“一般和不好”定义为贫困。具体评价标准详见表1。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它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团委共同执行的大型跨学科调查项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CHARLS基线调查开始于2011年，每两年追踪一次，随后于2013年和2015年分别在全国28个省份的150个县、450个社区(村)开展调查访问，截至2015年全国追访时，其样本已覆盖总计1.24万户家庭中的2.3万名受访者。数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保险、收入、消费等。本研究采用2015年追访数据，结合研究目标，将研究样本限定在农村60岁及以上的个体，最终获得样本4 153个。
表1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维度、指标和剥夺临界值
维度指标剥夺临界值收入(1/5)养老金(1/5)没有收到来自子女经济支持且没有养老金收入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教育(1/5)教育水平(1/5)未能小学毕业且不识字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健康(1/5)慢性病(1/15)患有慢性病且没有采取任何治疗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医疗保险(1/15)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功能性障碍(1/15)吃饭和穿衣中的任何一项不能自己独立完成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生活水平(1/5)饮用水(1/30)家中没有自来水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卫生设施(1/30)家中厕所是蹲坑式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电(1/30)住房没有通电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做饭燃料(1/30)做饭用的主要燃料不是使用电、液化气或天然气等现代燃料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住房结构(1/30)住房结构为非钢筋混凝土或砖木结构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洗澡设施(1/30)住房内无洗澡设施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主观福利(1/5)生活满意度(1/15)对自己生活感到“不太满意”“一点也不满意”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抑郁情绪(1/15)自评量表(CESD10)得分大于10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认知能力(1/15)认为自己记忆力“一般”“不好”定义为贫困,赋值为1
四、数据与研究结果
(一)数据及描述统计分析
最后，计算多维贫困时采用指标等权重：收入维度权重为1/5，教育维度权重为1/5，健康维度权重为1/5(慢性病、医疗保险和功能性障碍各占1/15)，生活水平维度权重为1/5(6个指标各为1/30)，主观福利维度权重为1/5(3个指标各为1/15)。
法国拥有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源，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文化中心，引领世界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法国持续不断的艺术创造力是和其把艺术与文化教育视为国民教育基本内容密不可分的。
从各维度贫困发生率来看，认知能力、慢性病和抑郁情绪这3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被剥夺比例分别为84.4%、76.7%和56.8%(见图1)。认知能力和抑郁情绪都属于主观福利维度，结合生活满意度的被剥夺情况发现，主观福利维度的贫困程度高于收入维度。这说明单纯采用收入识别贫困并不能真实反映农村老人的贫困状态；另一方面，认知能力老化是个体老化过程中重要部分，认知功能的逐渐丧失意味着老人独立生活能力的丧失，加重家庭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其陷入贫困的风险。
除此之外，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维度的贫困也需重视。具体来看，除了用电方面，其余指标贫困发生率均较高，卫生设施、洗澡设施和做饭燃料方面贫困发生率接近50%，该结论与《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结论基本一致(9)《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中指出，我国老年人使用基础设施(自来水、煤气/天然气/沼气、暖气/土暖气、厕所和洗澡设施)覆盖率较低(覆盖率72%)，城乡差距更大(城市为87.6%，农村为56.6%)。，这预示着未来对农村老年人的扶贫过程中，应将农村老年家庭基础生活设施状况作为改善目标，与此同时，农村“三通”仍需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自来水，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安全饮水问题，这对现阶段提出的“两不愁”意义重大。
图1老年人各指标贫困发生率
(二)客观的“贫”和“困”测度(MPI-I)
在不考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情况下， 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收入贫困。参考现有研究[18]，设定为多维贫困指数的阀值，农村老年人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H)为40.33%，而收入贫困发生率为26%；与此同时，多维贫困剥夺份额(A)为43.96%，即43.96%的老年人在4个维度中至少有1.2个维度被剥夺。进一步从各维度贡献率来看，由高到低分别为收入、健康和生活水平，换言之，农村老年人不仅面临严峻的收入贫困，更多还面临着健康和生活水平方面的贫困。具体到操作层面上，各指标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在前三位分别是养老金收入、受教育水平和慢性病。这将对未来特殊老年群体的精准脱贫政策意义明显：在实际扶贫工作中，保障农村老年人收入稳定是基础；其次，教育维度对农村老年脱贫有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再变化，忽视了教育的积极作用。然而日本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日本教育不仅在青少年而是贯穿个体一生的权利，老年人不再是教育的“边缘人”。正是这种终身教育保证了日本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实现。最后，慢性病指标为代表的健康贫困也不能忽视。目前，虽然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覆盖率高但保障水平较低，相比慢性病需要的庞大开支尤显不足。
综上所述，采用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识别出农村老年群体更需要转移支付和社会兜底，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改善其生活质量。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显示农村老年人功能性障碍指标对多维贫困贡献仅为1.58%，主要是由于样本平均年龄为69岁，此年龄段老年人失能比例较低，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失能老年人比例增加，不能忽视功能性障碍指标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表2K=30%时MPI-I测量的农村老人多维贫困指数和各维度贡献率单位：%
MPI-IH40.33A43.96M017.73贡献率维度指标指标贡献率维度贡献率收入养老金30.6730.67教育受教育水平20.7120.71健康慢性病16.4425.15医疗保险7.13功能性障碍1.58生活水平饮用水3.6423.46卫生设施5.78电0.20做饭燃料5.27住房结构2.92洗澡设施5.65
(三)客观的“贫”和主客观的“困”测度(MPI-II)
考虑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后，主观福利维度对主、客观多维贫困(MPI-II)贡献最大。MPI-II测量的多维贫困发生率(H)为51.79%，贫困剥夺份额(A)为43.26%，主、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0)为22.41%；与MPI-I测量结果相比，除贫困剥夺份额变化不大，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分别增加了28.42%和26.4%，这说明主、客观多维贫困指数的增加主要是源于主观福利维度被剥夺比例的增加。进一步从各维度贡献来看，主观福利维度贡献率最高，为31.07%，具体到主观福利的各指标上，认知能力和抑郁情绪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14.03%和12.39%，生活满意度贡献率为5.54%。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带来照料需求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条件有限，没有能力购买社会服务，其照料需求只能依靠家庭，遗憾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了家庭结构小型化和空巢化发展，传统的家庭子女照护能力逐渐弱化，多数外出务工的子女很难兼顾老人和工作，老人照料需求不能被满足会加重其抑郁情绪。随着2020年后中国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对农村老年人口贫困治理需关注其主观贫困，尤其重视其认知能力和精神生活，从研究结果来看，如果能缓解其孤独感，防止抑郁、痴呆等疾病的发生将有助于降低多维贫困发生，也有助于降低老人及其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
表3K=30%时MPI-II测量的农村老人多维贫困指数和各维度贡献率单位：%
MPI-IIH51.79A43.26M022.41贡献率维度指标指标贡献率维度贡献率收入养老金19.3119.31教育最高受教育水平11.0711.07健康慢性病12.8518.66医疗保险4.76功能性障碍1.05生活水平饮用水2.8918.94卫生设施4.72电0.1做饭燃料4.36住房结构2.26洗澡设施4.61主观福利生活满意度5.5431.97抑郁情绪13.07认知能力13.36
(四)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匹配
收入贫困一直是官方用来识别贫困的重要标准，根据前文计算，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MPI-I/ MPI-II)发生率始终高于收入贫困，现阶段精准扶贫背景下，对贫困群体的识别是采用修正后的收入贫困(10)结合老年人特点，现有研究通常在官方贫困线基础上设定一个比例为老年贫困线，具体内容详见文献综述。还是采用多维贫困，亦或采用收入和多维贫困两种贫困标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理清老年群体中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之间的识别差异。表4显示了农村老人收入贫困与多维度贫困的差异。一方面，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识别存在较大差异。如果采用收入贫困识别，在不考虑主观福利情况下，有975个样本老人是非收入贫困但却陷入客观多维贫困(MPI-I)，占非收入贫困的32%，考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后数量上升至1 666，占非收入贫困的55%。这意味着对农村老年群体，如果扶贫政策仅针对收入贫困，至少有975个非收入贫困却陷入多维贫困的样本被遗漏。如果采用多维贫困来识别，MPI-I识别的老年贫困中有901个样本免于陷入客观多维贫困却陷入收入贫困，占非多维贫困(MPI-I)的31.5%；主、客观多维贫困MPI-II识别的非贫困样本中仅有37个陷入收入贫困，占非多维贫困(MPI-II)的2.6%，这意味着对农村老年群体，包含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能够更大程度上识别贫困老人。另一方面，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识别结果也存在一致性。不考虑老人主观福利(MPI-I)，221个样本(占总样本5.3%)同时陷入收入和多维贫困，1 974个样本(占总样本47.5%)免于收入和多维贫困，换言之，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在识别农村老人贫困方面具有52%的一致性，如果考虑老人的主观福利(MPI-II)，该比例上升至59%。
表4农村老人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匹配
类型收入贫困非收入贫困合计多维贫困(MPI-I)22110571278非多维贫困(MPI-I)90119742857多维贫困(MPI-II)108516662751非多维贫困(MPI-II)3713651402
综上所述，对于农村老年群体贫困的识别，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匹配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首先，在考虑老人主观福利后，收入贫困的老人中同时陷入多维贫困的比例为96%，这说明如果采用收入标准识别的农村老年贫困群体绝大多数也存在多维贫困。即使以收入测算的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逐渐下降[13]，但收入贫困始终是多维贫困的一个重要表现维度。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采用多维贫困能够更全面地识别贫困，但对于老年群体这一特殊群体，收入维度贫困依然是首先关注的维度。其次，采用MPI-II识别的2 751个多维贫困样本中，1 085个陷入收入贫困，1 666个并没有陷入收入贫困，陷入非收入贫困的比例略高于收入贫困，意味着相比收入，非收入因素对老人多维贫困影响程度更大。最后，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匹配的情况看，对农村老年群体而言，简单采用收入识别体系将会遗漏大量多维贫困个体，换言之，即使通过收入贫困识别出的农村贫困老人，其多维贫困情况也很难有效反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主观福利纳入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CHARLS数据，采用AF方法估算了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并进一步比较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收入贫困。主观多维贫困(MPI-II)发生率最高，客观多维贫困(MPI-I)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单纯采用收入识别农村老年贫困会低估贫困发生率；2.客观多维贫困中收入维度最贫困，当加入主观福利后的主、客观多维贫困(MPI-II)中主观福利最贫困，其中最需要改善的指标为认知能力。3.收入和多维贫困交叉匹配后，包含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能够更大程度上识别贫困老人，但收入始终是多维贫困的重要识别因素之一。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对老年群体建立有效的贫困识别机制，重视收入贫困的同时不能忽视主观福利贫困。多维贫困指数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起来的，包含了精准扶贫中“两不愁、三保障”的需要，在对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指标构成选择上，收入维度指标不可缺少，非收入维度指标也要能够体现老人特点的多维识别需求，本文构建的老年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可作为一个参考。第二，对老人的贫困帮扶与积极老龄化理念相结合，发挥老人的参与性。老年参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能力范围内对老年贫困人口的就业帮助。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提前退休带来养老金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背景下，为老年贫困人口提供老人能力范围内的就业帮助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了“老年人才服务中心”，旨在为贫困老人提供就业帮助；韩国在依靠财政为贫困老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补贴。二是“老人参与”不仅仅包括劳动生产，还包括劳务、志愿服务活动等内容。即使老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但老人可以通过参加家务劳动、教育、娱乐等活动，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老人认知障碍发生率还有助于老人树立乐观心态，缓解抑郁情绪，提高老人主观福利。第三，重视老人收入贫困，提高农村老人养老金水平。2009年国家规定，60岁及以上的农民，每人每月最低发放基础养老金55元，虽然农村养老金水平逐渐提高但远不足于维持基本的生活。2017年国务院公布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规定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划转10%的企业国有股权，股权分红及运作收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这项改革也需惠及农村老人，提高其养老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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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Elderly'sMultidimensionPovertyinChinathroughtheLensofComparisonofIncomePovertyandMultidimensionalPoverty
DENG Ting-he，BI Jie-ying，NIE Feng-y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rural old age is gradually becoming apparent with the ageing of population.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in 2015，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II) including subjective welfare are calculated upon measuring income poverty.The calculation involves five dimensions: income，education，health，living standard and subjective welfare.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based on the objective poverty with MPI-II，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ave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poverty- stricken in the subjective welfare，and based on the income poverty standard it has the lowest incidence of poverty.Furthermore，it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income poverty.The results show that 96% of the low-income elderly fall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while the proportion of non-income poverty elderly i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s more than 50%.It means that the income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cognition，but the non-income factor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poverty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Keywords：the elderly in rural; income povert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ubjective well-being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116(2019)09-0121-08
收稿日期：2019-02-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1)
作者简介：邓婷鹤，女，山西太原人，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老龄化与贫困；
毕洁颖(通讯作者)，女，山东济南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贫困；
聂凤英，女，内蒙古满洲里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贫困。
(责任编辑：李 勤)
标签：贫困论文; 多维论文; 收入论文; 维度论文; 老年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9年第9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1)论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