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研究
摘要：以压力过程模型为理论框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研究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看，社区贫困通过压力暴露机制和脆弱性机制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区越贫困带给老年人的压力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但是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受个人收入水平的调节，老年人个人收入削弱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分城乡社区进行研究，得出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城市社区贫困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受农村社区贫困的影响。
关键词：社区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城乡差异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是实现我国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基本保证。心理健康是个体内部的自我和谐及与环境进行积极的相互作用，并能够充分发挥其心理潜能的良好适应状态(陈立新，2005)。心理健康受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老年人经常在社区里活动，因此社区环境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Eisdorfer et al.，1973)。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个体能力下降，脆弱性增加，对周围的环境更敏感(Eisdorfer et al.，1973；Lawton,1982)，加上老年人的生活事件如丧偶、朋友死亡、子女外出等又可能使他们更加依赖社区环境和社区资源(Kubzansky et al.，2005；Cagney，2005)。由于老年人对社区环境影响的脆弱性、敏感性和依赖性，分析社区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助于识别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并采取适宜的干预措施。
国外关于社区特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显示社区的经济状况与心理健康有较强的相关性，低经济状况的社区特别是贫困社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较高(Kubzansky et al.，2005；Ostir et al.，2003；Elliott，2000)，但是缺乏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研究。国内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多是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研究，涉及居住地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曾毅、顾大男等(2014)从县市区层面研究了社会、经济与环境因素对老年人健康和死亡的影响，没有涉及到社区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还有研究是关于居住地环境污染、社区环境和社区服务对健康的影响(曾毅等，2014；梁樱，2017；宋白点，2011；靳永爱，2017),目前还缺乏社区经济因素尤其是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研究结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有待验证。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区域经济差异日渐增大，社区发展不平衡，社区贫困问题凸显。而且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城乡社区在公共设施、医疗、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和组织建设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城镇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文化观念、经济状况等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唐丹，2010；李建新，2014)。仅仅着眼于整体社区贫困的研究并不能很好的揭示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城乡差异，将社区贫困分为城市社区贫困和农村社区贫困来进行对比研究，便于了解城乡贫困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制定正确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和公共政策来改善贫困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高社区老年人的福祉。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相对内容的论述，使我们对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强化方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力度，要结合国内农产品生产实际情况，通过实施产品生产全过程监管以及完善质量监管标准等手段，有效构建起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以利用体系优势对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形成有效辅助，确保该项工作开展效率与质量可以得到切实提升，以为民众农产品食用安全提供可靠保障。
本文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入手分析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第二，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城乡差异。本文提出这两个问题并采用全国性数据进行实证探索。
2 研究设计
2.1 社区贫困的界定和测度
依据区域贫困的定义可以得出，社区贫困是在国家现行的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数量占该社区总人口比例较大，或者社区内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收入与社区平均收入缺口较大，同时社区的年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社区，该社区陷入了贫困状态(冯艳，2015)，难以为居民提供相应的生活设施和生产设备(沈茂英，2005)。贫困社区里的居民户、个体、群体或社会成员过着一种基本生活必需品不能得到满足的生活，也有些居民和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和生产状况虽然有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与另外一些居民户和社会成员相比缓慢得多，相对之下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社区贫困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还与收入分配状况有关(祝伟，2010)，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使得贫困加深(Assadzadeh et al.，2001)。
王雨林(2018)提出，区域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和基本服务缺乏、发展机会缺少的一种状况，社区贫困同样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的多维贫困，经济贫困是基础，本文研究的社区贫困主要是经济上的贫困。已有研究中社区贫困的测度有社区贫困人口比例(Kubzansky et al.，2005；Gory，1992)、社区低保户人口的比例(Ostir et al.，2003)、社区低保家庭户比例(靳永爱，2017)。低保就是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推出的保障制度。社区低保户的比例反映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户的比例，间接反映社区的贫困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用基尼系数来测量，表示区域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体现平均收入差距，反映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冯艳，2015)。本文将采用社区低保户比例和社区基尼系数测度社区贫困。
氯胺酮抗抑郁效果的快速性，表明谷氨酸能系统异常对抑郁的发作起了关键作用。研究还发现其对难治型抑郁症有不错的疗效。目前阻碍靶向谷氨酸能系统的药物的临床使用的难题主要是安全性——氯胺酮是一种毒品。一些靶向谷氨酸能系统的研究药物已经进入临床试验，有望为抑郁症的治疗带来巨大突破。
2.2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保证率z计算：z=（Rn-R标）/Sn=（28.5-25）/0.97=3.61式中：Rn——n组试件强度的平均值，MPa；
硬件电路设计则选用TPS43000作为PWM控制器；采用同步BOOST电路为电源转换电路。为了降低开关管的损耗，开关管的导通电阻应尽量小，NMOS 开关管选择 Si4866DY，其RDS（ON）为 10 mΩ；PMOS开关管选择 Si4403DY，其RDS（ON）为 17 mΩ。参数设计同仿真设计相同，如表1所示。电路原理图如图9所示。
压力过程理论的发展正是为了解释面对同样的压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心理问题，揭示社会条件和产生群体健康差异的因素之间的关系(Aneshensel，2009)。压力过程模型包括压力暴露、压力的应对和压力的产出。该模型认为社会压力源在弱势群体中的暴露程度相对较高以及弱势群体在应对压力时因缺乏资源而产生脆弱性是造成精神健康差异的核心原因，该模型用两种机制解释精神健康差异：压力暴露机制和脆弱性机制(Pearlin，1999)。本文基于压力过程模型从压力暴露机制和脆弱性机制两方面分析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第一，压力过程模型之压力暴露机制。
压力过程模型主要是解释暴露在不同的压力环境中心理健康会有什么不同， 较大程度的压力暴露和应对压力资源的缺乏会导致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下降。压力过程模型认为在研究压力对健康的影响时应该考虑社区水平的压力和资源，因为个体暴露在社区环境中，社区环境是个体的压力源，通过压力和资源影响健康(Elliott，2000；Pearlin，1999)。首先，低收入社区经常被认为是多重压力源(Pickett et al.，2001；Roux et al.，2010)，低收入社区的居民会面对更多的社会秩序混乱、暴力、犯罪、骚扰等不稳定因素，尤其是贫困社区暴露在更多风险中(Ross，2000；Pickett et al.，2001)。低收入社区还会造成邻里不信任，通常缺乏凝聚力和安全性，而且贫困社区往往缺乏维护社会秩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正式的社会管制在贫困社区相对较弱。因此，贫困社区居民容易受到邻里不信任、骚扰、犯罪等环境危害，长期暴露在社区的压力中通常会引起抑郁(Ross，2000)。其次，社区贫困造成社区资源剥夺，贫困的社区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导致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组织缺乏，社区的居民可使用的社区资源较少(沈茂英，2005；Ross，2000)。还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然问题如空气污染、噪音、不健康的住房条件、较少的娱乐选择，更多的空房和更多的墙体乱涂乱画，这些问题可能直接损害健康或间接通过环境压力影响健康(Wen et al.，2004)。再次，贫困会导致收入差距更大(Gory，1992)，收入不平等通过心理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李实，2011)，尤其是在农村，收入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更大(顾和军，2011)。
第二，压力过程模型之脆弱性机制。
2）多源多时相遥感数据的融合：为提高卫星影像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并增强影像判读的准确性，一定要工作区内2个或多个时相的TM多光谱数据与CBERS-2全色波段融合起来[1]。在多源多时相遥感数据的融合过程中，突出变异情况较为常见，这对于变化信息的发现极为有利。
研究者从对压力应对的角度出发，提出脆弱性假设。该假设认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不仅暴露于不同程度的压力中，而且在应对资源和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压力暴露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会被应对资源调节，面对同样压力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在压力反应上也会有所不同，从而使压力对精神健康的影响程度存在人际差异或群际差异(Pearlin，1999)。研究环境污染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缺乏资源，在应对环境污染时更加脆弱(梁樱，2017)。环境在健康方面的影响也可能被个体层面的特征调节，如一些个体特征会使他们在不利的社区环境中更脆弱，而其他拥有体力或资源能使他们克服社区的缺陷和危害(Eisdorfer，1973；Roux，2010)。本研究认为，脆弱性假设同样也适用于老年人应对社区贫困上，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应对压力时具有脆弱性，尤其是在贫困社区里低经济状况的老年人在应对社区贫困时缺乏应对资源(Elliott，2000)，社区贫困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在实证研究中脆弱性常被作为一种抽象化的概念，被操作化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压力源的乘积(梁樱，2017)，本文采用这种操作化的方法，由于本文重点研究社区经济贫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脆弱性操作化时只考虑个人的经济状况对社区贫困的调节作用，将压力应对的脆弱性操作化为社区贫困与个人收入的乘积。
已有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中涉及到社区因素较多的有社区居民流动性、社区老年人口比例、社区少数民族比例、社区的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社区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结论不一致。研究显示，贫困社区会导致较高的居民流动性，给当地居民维持长期稳定的社会交往造成困难，从而使他们面对压力和精神疾病时显得更脆弱(Aneshensel et al.，2007)；社区老年人口比例大、民族聚居有益于减少老年人的抑郁(Kubzansky et al.，2005；Ostir et al.，2003；Gory et al.，1992)。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和谐的社区文化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从而减少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Cagney et al.，2005；靳永爱，2017)。而不利的社区环境如缺乏安全的人行道、路灯、住房、购物、交通等条件也给老年人获取物质造成不便，影响老年人自己生活的独立性(Pickett et al.，2001)，对心理产生压力，最终导致抑郁。也有研究显示上述这些社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Kubzansky et al.，2005；靳永爱，2017；Aneshensel et al.，2007)。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个人特征主要有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人口学变量以及负性生活事件、居住安排和社会支持等(王萍，2011)，在本研究中将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
2.3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城乡差异
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政策造成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城乡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和精神心理状态存在较大差异(唐丹，2010；李建新，2014)。社区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研究显示，地区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地区收入不平等对农村老年人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胡洪曙等，2012)。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城镇老年人,健康状况对抑郁水平的影响作用最大，经济的影响作用次之；对于农村老年人,两者的影响作用正好相反(唐丹，2010)。依据压力过程模型，本文认为城市社区贫困和农村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一方面，由于城乡社区在社区公共设施、医疗、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和组织建设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农村社区发展滞后，农村社区贫困更为凸显，因此农村贫困社区的老人暴露在更多的压力中。但是有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相当高的慢性压力中的群体会变得对压力不敏感，或者不是很脆弱，因为他们对压力有了免疫力(Wheaton，1982)。相反，随着城市居民生活中心向社区转移，包括养老、托幼、教育、福利、文化、物业管理等在内的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地扩展，城市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与归属感日益强烈(李昌南，2006)，心理健康更容易受社区贫困的影响。城市社区贫困和农村社区贫困带给老年人的压力如何，有待研究；另一方面，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长期生活环境、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等存在差异，相比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在应对压力时显得更加脆弱，不利于老年人克服社区环境的缺陷。城市社区贫困和农村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什么样的城乡差异，本文将对此进行检验。
3 数据和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1)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提供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连续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LASS调查覆盖了除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之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在常规调查项目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加强了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社会网络和养老规划等项目的关注。既调查了老年人个人信息，也注重老年人家庭和社区信息的收集。此调查全面了解了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为深入研究老龄问题和政府制定老龄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闲提一句，虽说我们现在觉得汉服袖子宽大不方便，但古人穿着大袖的基本都是文人贵族，所以也不用劳动。而下层人自然也有短袖的衣服（短褐），冷冬时也会用襻（pàn）膊勒起袖子干活。但由于汉服的灭亡，我们如今只能在日本各种动画和影视剧中见到，而常误以为这是日本的发明。
3.2 变量说明
在氢氧化钾领域，盐湖股份每年能为四川盐湖化工提供50万吨的产能供应，占全国总产能接近一半，遥遥领先于国内任何一家氢氧化钾企业，这为四川盐湖化工全方位服务于国内外氢氧化钾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作为氢氧化钾行业的龙头国企，盐湖股份在做好钾肥主业的同时，一直致力于氢氧化钾在日用化工、医药、染料、纺织、轻工、冶金、电池等高端产品上的开发和利用，并努力成为国内钾碱行业价格指数发布者和规范市场销售方面的示范标杆型企业。
课堂的氛围对知识学习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一个课堂的教学效果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对于一个小学教师而言，应该主动积极构建一个和谐、平等的教学环境，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民主化，营造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增强师生间的有效交流，也能增强师生间的互动性，使学生的个性化性格在这种和谐的氛围中得到充分张扬，并且学生也能时刻保持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和一个轻松的心情进行学习，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和思维活力，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以调动，从而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有效性。
模型2是包含社区贫困变量的分层模型，模型显示，社区贫困对老年人抑郁具有显著的影响，社区低保户比例越大、社区基尼系数越高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越严重，即社区越贫困老年人越抑郁，心理健康越差。加入社区贫困变量后，各社区之间的变异由1.281减少到1.119，社区贫困可以解释老年人抑郁倾向值得分在社区层次变异的12.6%。
桑料燃烧会产生桑烟，在云浮族中，桑烟代表着纯净和圣洁，是与天空沟通的语言。它能够将族人最虔诚的信念和愿望，传达给天上的神明。即使最狂烈的山风，亦不能令它偏摇分毫，从而保证了族人的信愿能够被准确无误地带到。
社区贫困：本文用社区低保户比例和社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来衡量社区贫困。社区低保家庭户比例，即村/居委会(社区)低保家庭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社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用基尼系数来测度，本文的基尼系数是直接用各个社区内微观的个人收入计算，范围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基尼系数虽然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社区贫困状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社区经济发展中资产在不同人群中分布状况的基本指标。一般而言，社区低保家庭户比例越大、社区基尼系数越大社区越贫困。
3.2.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特征变量和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社区特征变量包括社区城乡分类、社区流动人口比例、社区年龄结构、社区民族结构、社区服务。社区城乡分类是按照村/居委会所在地划分为城市社区(在城区和郊区)和农村社区(在镇和农村)。社区流动人口比例为社区去年年末外来流动人口数占社区总人口数的比例。社区年龄结构用常住老年人口比例衡量，即社区去年年末常住60岁以上人口数占社区常住人口数的比例。社区民族结构根据村/居委会(社区)是否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划分。本文的社区服务包括两部分，一是社区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文化体育、金融、社区管理等方面，共16项；二是社区养老服务，包括养/敬老院、托老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每项设定为“1”，没有设定为“0”，将各项累加分别为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
“脚手架”搭得有没有成效很多时候在于引导够不够详细和具体。我们往往习惯大而笼统，但孩子能力的发展，如果我们用心观察的话其实是可以分解为特别细微的过程。于细微处着眼的那些细节，常常决定了“脚手架”是否搭得成功。
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状况、居住安排和社会支持。其中，年龄为连续变量。婚姻状况划分为在婚(已婚有配偶)和不在婚(丧偶、离婚和未婚)。教育程度划分为是否受过教育。经济收入为老年人过去12个月个人总收入。健康状况包括老年人的功能状况和健康自评，功能状况包括：穿衣服、洗澡、吃饭、上厕所、室内走动、自己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椅子上、打电话、梳洗、上下楼梯、在外面行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物、管理自己的钱财、提起10斤(5公斤)重的东西、做饭、做家务16个项目。全部项目采用三级测量：1=不需要别人帮助，2=需要一些帮助，3=完全做不了，把全部量表的16项得分进行累加，得到被调查者的功能状况得分，取值范围为16--48分，得分越高表示老人的生活功能受限越严重，健康状况越差。健康自评,用来评价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衡量主观健康状况，是生理、心理、行为、社会等一些难以测量因素的综合反映。即询问“您认为您现在的身体健康状况怎样？”答案是五级测量，本文分为三类：0=不健康(不健康、较不健康)，1=一般，2=健康(较健康、很健康)。老人居住安排划分为：独居、与配偶居住、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包括孙子女)和与其他人同住。社会支持主要是指由个体的家人亲戚朋友提供的支持，问卷中包括6个问题：“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家人/亲戚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家人/亲戚放心地谈您的私事？”“当您需要时有几个家人/亲戚可以给您提供帮助？”“您一个月至少能与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您能和几个朋友放心地谈您的私事？”“当您有需要时，有几个朋友可以给您提供帮助？”回答分为“没有、1个、2个、3-4个、5-8个、9个及以上”，分别计0分，1分，2分，3分， 5分，9分，累加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总分在0-54之间。
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选定县级区域(包括县、县级市、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村/居委会作为次级抽样单位，在每个村/居委会中采用绘图抽样的方法来抽取样本户，每户访问1位老年人。调查对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和调查社区(村居)的工作人员。最终，2014 年CLASS基线调查的样本来自全国134个县、区，462个社区，每个社区平均有25个个人样本，共获得社区调查问卷462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个人有效问卷11511份，删除缺失数据，纳入本研究分析的样本共7955份。
表1 样本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定义/范围全样本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均值或百分比SD均值或百分比SD均值或百分比SD因变量:抑郁CESD(9—27)13.55(3.559)13.06(3.365)14.27(3.709)自变量:社区贫困 低保户比例低保户/总户数(0--1)0.086(0.128)0.054(0.098)0.133(0.151) 基尼系数(0—1)0.384(0.156)0.318(0.137)0.481(0.128)控制变量 社区特征 社区城乡分类(1=城市社区/村委会59.3%----------0=农村社区/村委会)40.7%---------- 社区公共服务0—16 8.670(3.530)10.14(2.839)6.593(3.378) 社区养老服务0—20.381(0.642)0.514(0.713)0.186(0.454) 社区民族结构(1=少数民族聚集区,0=其他)7.83%--4.45%--12.8%-- 老年人口比例常住60岁以上人口数/常住人口数20.7%--21.1%--20.2%-- 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数/总人口数10.2%--12.8%--6.5%-- 个人特征 年龄范围:60-9869.08(7.465)69.49(7.652)68.48(7.150) 性别男性(1=是,0=否)53.1%--49.5%--58.4%-- 婚姻状况在婚:已婚有配偶(1=是,0=否)71.0%--71.9%--69.7%-- 文化程度受过教育(1=是,0=否)79.4%--86.8%--68.7%-- 健康自评0=不健康24.1%--19.6%--30.6%--1=一般40.0%--41.5%--37.8%--2=健康35.9%--38.9%--31.6%-- 功能状况16-48 17.2(3.020)17.09(3.025)17.42(3.013) 个人收入单位:万元2.043(2.245)2.764(2.449)0.992(1.342) 居住安排0=独居12.7%--12.3%--13.3%--1=仅夫妇同住34.9%--37.1%--31.6%--2=与子女同住50.4%--48.3%--53.5%--3=其他2%--2.3%--1.6%-- 社会支持见面、谈私事、获取帮助的家人、朋友、亲戚人数之和,范围:0-5419.28(11.21)19.26(11.06)19.30(11.44)N795547203235
3.3 统计方法
纳入本文的7955个样本，分别来自于446个社区样本点，平均每个样本点有17.8个样本，样本与样本点之间构成明显的嵌套关系，同时为了区分社区层面特征和个体层面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4个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1：是无条件平均模型，模型中没有任何自变量，主要用来检验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是否存在社区差异，判断是否有必要采用多层模型，表示为：
3.2.1 因变量
层一：yij=β0j+rij
层二：β0j=γ00+u0j
总模型：yij=γ00+rij+u0j
yij表示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β0j表示社区层次的截距项，是社区层次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的均值，rij是个人层次的随机变量。γ00表示老年人抑郁倾向得分总体均值，u0j表示社区层次的随机变量，如果社区城乡的随机误差项u0j方差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则需要采用分层模型。
模型2：在第二层中，将各社区的截距作为因变量，各社区贫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层一与模型1中的方程一样。模型2的层二表示为：
层二：β0j=γ00+γ01povertyj+u0j
层二模型中的povertyj表示自变量社区贫困。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量表非常多，测量起来也较为复杂。抑郁是心理健康最重要的指标，经常用来测量心理健康状态，有抑郁倾向或抑郁症的人心理一定是亚健康甚至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靳永爱，2017)。本文用老年人的抑郁状况来衡量心理健康，抑郁状况的测量采用CES-D量表(Radloff，1977)，量表共有9个问题，有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分“没有、有时、经常”三级测量，将正向情感问题负向转化后各得分加总(9-27分)，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越差。量表的Alpha系数达到0.754。
模型3：加入控制的社区特征变量和个人特征变量：
层一：yij=β0j+β1jincome+βkjindividualij+rij
层二：β0j=γ00+γ1jpovertyj+γsjcommunityj+u0j
其中，j=1，…，J为第j个社区。i=1，…，n为第i位老人。income为个人收入，individual为需要控制的个体层面的其他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居住安排和社会支持。community 为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社区服务、社区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民族结构、社区流动人口比例。
模型4：使用随机截距和随机斜率模型，探索社区贫困对抑郁倾向影响的脆弱性机制，将社区贫困与个人收入交互，得到：
β1j=γ10+γ11*povertyj+u1j
社区因素是预测和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Eisdorfer et al.，1973)。国外研究发现社区经济因素与健康产出有相关性，社区贫困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贫困社区的老年人有较高的抑郁水平(Kubzansky et al.，2005；Ostir et al.，2003；Elliott，2000)。一方面，经济水平较低的社区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缺乏购物、医疗、交通以及娱乐和健康服务，对老年人获取物质造成不便，影响老年人生活的独立性，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Pickett，2001)。另一方面，贫困社区难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产设备、服务设施和生活环境等(沈茂英，2005)，居住在贫困社区的老年人可能会面对更多社会秩序混乱、污染、噪音，缺失公共设施和服务。资源的缺乏和较差的环境会给社区的老年人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Ross，2000)，低收入社区常常被看成是多重压力源(Pickett et al.，2001；Roux et al.，2010)。
表2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分层线性模型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压力暴露:社区贫困 低保户比例2.438∗∗∗(0.516)1.310∗∗(0.453)1.996∗∗∗(0.593) 基尼系数2.933∗∗∗(0.432)1.176∗∗(0.412)1.285∗(0.516)脆弱性 低保户比例∗个人收入-0.444!(0.233) 基尼系数∗个人收入0.084(0.129)社区特征 社区城乡分类-0.448∗∗(0.149)-0.361∗(0.149) 社区公共服务0.007(0.019)0.010(0.019) 社区养老服务0.175!(0.094)0.191∗(0.092) 社区民族结构0.232(0.199)0.160(0.202) 社区老年人口比例0.035(0.423)-0.040(0.414) 社区流动人口比例-0.367(0.454)-0.420(0.445)
(续表2)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个人特征 年龄-0.007(0.005)-0.007(0.005) 性别-0.069(0.075)-0.048(0.075) 婚姻状况-0.581∗∗∗(0.103)-0.569∗∗∗(0.103) 教育程度-0.325∗∗∗(0.097)-0.280∗∗(0.098) 健康自评(不健康=参照) 一般-1.506∗∗∗(0.093)-1.487∗∗∗(0.093) 健康-2.183∗∗∗(0.097)-2.147∗∗∗(0.097) 功能状况0.191∗∗∗(0.013)0.191∗∗∗(0.013) 收入-0.105∗∗∗(0.018)-0.106!(0.056) 居住安排(独居=参照) 仅与配偶同住-0.936∗∗∗(0.140)-0.934∗∗∗(0.140) 与子女同住-1.035∗∗∗(0.121)-1.045∗∗∗(0.121) 其他-1.002∗∗∗(0.266)-0.988∗∗∗(0.265) 社会支持-0.045∗∗∗(0.003)-0.044∗∗∗(0.003)截距13.649∗∗∗(0.072)12.261∗∗∗(0.178)14.421∗∗∗(0.499)14.261∗∗∗(0.514)随机效果参数 收入的随机参数—————————0.125(0.027) 样本点随机参数1.282(0.060)1.119(0.057)0.877(0.050)1.012(0.069) 个体随机参数3.323(0.027)3.323(0.027)3.003(0.025)2.994(0.025)Log likelihood-21123-21083-20238-20227Wald chi287.58∗∗∗2021.1∗∗∗2029.9∗∗∗N7955795579557955
4数据结果
4.1 描述结果
表1显示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的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抑郁的平均水平(13.06)低于农村老年人抑郁平均水平(14.27)。相比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贫困程度低，表现在城市社区低保户比例低、基尼系数低。在社区特征变量中，城市社区略多于农村社区，占到59.3%。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存在很大差异，城市社区提供的两类服务数量均比农村提供的多。城市社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和流动人口比例高于农村社区的，但农村社区少数民族聚集区较多。个人特征变量中，全样本年龄平均在69.08岁，男性老年人略多于女性老年人，在婚的和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居多。在分样本中，城市老人的年龄、在婚比例、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收入均高于农村老年人。城市男性比例略低于女性比例，在农村则相反。
4.2 回归结果
4.2.1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2中模型1是对社区因素和老年人心理健康建立的零模型。结果显示，零模型估计得到社区之间的变异值为1.281，社区间关联度系数为27.8%，说明因变量的总变异中有27.8%来源于社区之间的差异，社区因素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本文有必要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3.2.2 自变量
模型3是包含社区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分层模型，结果显示，控制社区其他特征和个人特征后，社区低保户比例和社区基尼系数对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仍然有显著影响，社区贫困与老年人抑郁水平正相关。社区类型对老年人抑郁有显著影响，城市社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显著低于农村社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低，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社区养老服务增加会加重老年人的抑郁，其他社区特征如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民族结构、老年人口比例和流动人口比例对老年人抑郁均没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抑郁水平除了受社区特征的影响外，还受个人特征的影响。在婚的老年人相比其他婚姻状况的老年人抑郁程度低，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比没受过教育的抑郁程度低，健康自评一般和健康的比不健康的抑郁程度低。功能状况越差、个人收入越低、社会支持越少的老年人抑郁程度越高。另外，与配偶、子女或其他人居住的老年人都比独居老年人抑郁值低，这些结果均与之前研究结论一致。
⑦侯小伏:《以资源整合服务下沉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淄博市“四三二”工作格局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调查与思考》，《东岳论丛》2015年第7期。
模型4中加入社区贫困与个人收入的交互项，探讨脆弱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显示，加入交互项后社区低保户比例、基尼系数与老年人的抑郁正相关，即社区贫困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影响的主效应仍然显著。社区低保户比例与老年人个人收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区低保户比例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受到老年人个人收入水平的调节，老年人个人收入水平削弱了社区贫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老年人收入水平越低，在应对社区贫困带来的压力时越脆弱，老年人个人收入水平越高，社区贫困对抑郁水平的影响越小。
4.2.2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城乡差异的回归结果
表2显示了社区贫困对城乡老年人抑郁影响的综合结果，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存在的差异，城市社区特征和农村社区特征对老年人的抑郁影响程度可能不同，表2中各模型的整个结构，包括截距和系数，都可能存在城乡差异，所以有必要对农村和城市样本分开估计。表3的实证结果显示，城乡社区特征和城乡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社区贫困与老年人的抑郁显著正相关，同时城市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抑制社区贫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农村社区贫困对农村老年人抑郁没有显著影响，社区贫困与个人收入的交互项对农村老年人的抑郁也没有显著影响。
表3 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城乡差异的分层线性模型
变量城市农村 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压力暴露:社区贫困 低保户比例3.301∗∗∗(0.833)3.553∗∗(1.087)0.931(0.681)0.569(0.741) 基尼系数1.959∗∗∗(0.586)1.268!(0.728)0.963(0.796)0.116(0.802)脆弱性 低保户比例∗个人收入-0.651!(0.335)-0.052(0.357) 基尼系数∗个人收入0.004(0.147)0.421(0.344)社区特征 社区公共服务0.033(0.027)-0.004(0.027) 社区养老服务0.153(0.107)0.125(0.176) 社区民族结构-0.195(0.342)0.403!(0.236) 社区老年人口比例-0.506(0.517)0.825(0.704) 社区流动人口比例-0.386(0.556)0.108(0.723)个人特征 年龄0.001(0.006)-0.020∗(0.009) 性别-0.055(0.092)-0.034(0.127)
(续表3)
变量城市农村 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抑郁标准误 婚姻状况-0.457∗∗∗(0.132)-0.719∗∗∗(0.164) 教育程度-0.260!(0.142)-0.273∗(0.139) 健康自评(不健康=参照) 一般-1.384∗∗∗(0.123)-1.632∗∗∗(0.144) 健康-2.080∗∗∗(0.126)-2.197∗∗∗(0.153) 功能状况0.183∗∗∗(0.016)0.202∗∗∗(0.021) 收入-0.086(0.060)-0.535∗∗(0.187) 居住安排(独居=参照) 仅与配偶同住-1.023∗∗∗(0.177)-0.836∗∗∗(0.226) 与子女同住-1.066∗∗∗(0.154)-1.014∗∗∗(0.193) 其他-0.984∗∗(0.312)-1.131∗(0.486) 社会支持-0.046∗∗∗(0.004)-0.043∗∗∗(0.005)截距12.267∗∗∗(0.200)13.107∗∗∗(0.652)13.738∗∗∗(0.412)15.813∗∗∗(0.834)随机效果参数 收入的随机参数——————0.103(0.029)——————0.224(0.076) 样本点随机参数0.970(0.070)1.049(0.102)1.160(0.091)0.958(0.105) 个体随机参数3.188(0.034)2.867(0.030)3.512(0.045)3.167(0.041)Log likelihood-12291-11803-8755.1-8389.0Wald chi236.01∗∗∗1113∗∗∗3.17857.1∗∗∗N4720472032353235 注:! p < 0.10,∗ p < 0.05,∗∗p < 0.01,∗∗∗p < 0.001
5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人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发现：
第一，社区贫困通过压力暴露机制和脆弱性机制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一方面，老年人暴露在社区贫困的压力中抑郁水平加重。总体上看，社区贫困加重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区贫困作为压力源使老年人暴露在更多的压力中，贫困社区里的老年人要面对更多的混乱秩序、暴力氛围、骚扰风险、环境污染等，长期处于压力和风险中有害于心理健康；且贫困社区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有限，给老年人的生活造成不便，更加重了处于压力和风险中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或者老年居民只有在较远的地方才能获取这些资源，可能会使老年人有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导致抑郁(Kubzansky et al.，2005；Schieman et al.，2004)。
另一方面，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受老年人应对压力脆弱性的调节。社区贫困与老年人收入的交互项表明，社区贫困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受到个人收入水平的调节。 老年人个人的经济状况越好越能克服社区贫困带来的缺陷和危害，个人经济状况越差越容易受到社区环境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压力过程模型中关于弱势地位群体应对压力的脆弱性假设。同时也说明老年人心理健康受到社区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研究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时只考虑个体因素是不全面的，社区也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全面考虑个人因素和社区因素的相互调节机制，可以找到弥补个人缺陷和减少社区危害的途径，提高老年人的福祉。
第二，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此地为“丝绸之路”之要道。早在28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充满历史记忆和特殊人文地理的地方，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进一步阐释其文化诉求，并拉动区域经济和文化资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而，实现这一构想，找到阐释这一构想的切入点，就成为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因此，专家团在县领导的引导下，数次进行了实地考察。
城市社区贫困通过压力暴露机制和脆弱性机制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是农村社区贫困对老人心理健康没有影响。社区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城市社区服务体系较完善，老人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大。而在农村，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整体薄弱，社区在老年人的生活养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从而使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的依赖程度低，因此社区贫困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二是对社区环境的认知不同，虽然社区贫困作为压力源会给居民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居民对压力源的认知不同，从而产生不同压力后果。城市老年人教育水平普遍较高，意识强，更注重生活的环境，对社区压力较为敏感。而在更贫困的农村，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老年人更在乎个人的贫困程度，个人收入水平越低抑郁程度越严重，可能老年人并没有把社区贫困带来的问题当成是一种压力，社区贫困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没有影响。因数据中缺乏对社区环境的认知，所以无法检验社区环境的认知是否调节了农村社区压力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三是农村老年人长期暴露在相当高的社区贫困的压力中，可能变得对压力不敏感，对社区贫困的压力有了免疫力，所以心理健康不会受到社区贫困的影响。
影响最小化是指在对标准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地影响双方已有的软硬件、数据库等设备或成果，减小融合成本。
因此，在目前政府大力推进的扶贫项目中，不仅注重扶贫个人，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提高老年人应对压力的资源和能力，同时要关注社区的贫困，扶持贫困社区，提高贫困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减少社区贫困带给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危害。尤其是在社区建设中要进一步改善农村社区环境，提高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增强社区在农村老年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发展，减少城市社区贫困给老年人心理健康带来的危害。
本研究在社区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方面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只研究了社区经济贫困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没有关注社区精神贫困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其次，社区因素中没有考虑社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再次，在脆弱性研究中仅分析了老年人个人收入对社区贫困的调节作用，没有考虑社区环境认知以及家庭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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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RuralDifferencesintheEffectofCommunityPovertyonElderlyMentalHealth——AStudyBasedonthe2014ChineseLongitudinalAgingSocialSurvey
GAO Li1，LI Shu-zhuo1，WU Zheng2
(1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InstituteforPopulationandDevelopmentStudies,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2DepartmentofGerontology,SimonFraserUniversity,VancouverV6B5K3,Canad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ress process model and the data from the 2014 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community poverty on elderly mental health using multilevel linear models.Overall,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munity poverty influences elderly depression as a stressor through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mechanisms:community poverty increases stress,which in turn raises the level of depression.Moreover,the negative effect of community poverty is compensated by the personal income.Because of China’s uniqu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urban and rural poverty on elderly mental health.We conclude that urban community poverty is associated with elderly mental health,but rural community povert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Keywords:Community Poverty;Elderly;Mental Health;Urban-Rural Differences
收稿日期：2019-11-13；修订日期：2019-04-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71573207)
作者简介：高丽(1982—)，女，山西临汾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李树茁(1963—)，男，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9)05-0038-12
标签：社区论文; 老年人论文; 贫困论文; 心理健康论文; 抑郁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人口与发展》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生计与福利的动态演进及家庭支持政策研究(71573207)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论文; 西蒙弗雷泽大学老年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