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嘉庚是华侨捐资办学的典范。他在福建创办学校的行为和开明的办学思想使接受教育的黄周规形成了爱国思想和改造社会的意识。陈嘉庚的精神、思想、言行和人格影响着黄周规所从事的爱国的社会活动，丰富和发展了他的爱国思想，使他成为印尼华侨社会著名的侨领和社会活动家。黄周规和陈嘉庚的交往和社会关系反映了陈嘉庚作为爱国侨领在祖国和东南亚华侨社会所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陈嘉庚；印尼；黄周规；爱国思想
在国内学界中，关于陈嘉庚与印尼的关系，除少数文章述及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得到印尼华侨和厦大、集美校友保护，在爪哇避难和撰写《南侨回忆录》外，少有人研究。吴文华认为陈嘉庚对印尼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在印尼投资和销售橡胶产品，对印尼华侨社会的影响主要通过参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兴办教育及领导遍布印尼的闽南籍华侨(曾占爪哇华侨总人口一半以上)和集美、厦大校友。[1]34-35
图4表明，压实膨润土混合物浸水后发生显著的膨胀，纯膨润土的膨胀率为157%；当同时添加纳米氧化钙(4%)和纳米氧化硅(6%)后，其膨胀率依然高达170%。
黄周规走上爱国、革命的道路，除军阀的统治和混战造成家乡黑暗、落后而自幼形成爱乡的情感外，是激于对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事业而使北伐毁于一旦的愤慨。[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26-27页、216页、1-3页。黄周规一生将陈嘉庚的爱国精神、爱国思想、言行事迹和人格等当作学习的楷模，对印尼华侨社会团结与进步、祖国抗战、新中国创立和建设，及促进中印尼友好都有杰出贡献。他一生和陈嘉庚有过20多次接触、交往和谈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使他受很大的感动和鼓舞，也给他很多的见识和教育。①国内学界少有对黄周规的事迹或他与陈嘉庚的社会关系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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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陈嘉庚办学思想和“集美学校精神”的影响
1910年12月30日，黄周规出生于福建南安县金淘镇楼霞乡的农民家庭。直到9岁他才进入在南洋致富的乡亲黄奕住(在印尼致富的南安籍华侨)创办的免费供贫穷子弟读书的斗南小学求学。1926年他考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师范，后进入集美高等师范学校继续求学，1932年以优等成绩毕业。①
1936年黄周规携眷返国，想为故乡服务。后因觉得在故乡那样黑暗的社会没有一点经济基础很难奋发，并因南洋再三来信催促，他不得不再走不愿走的南洋路①。
和陈嘉庚的会面和交往使黄周规很受鼓舞。1942年初日军侵占印尼，许多爱国华侨被捕，他仍坚持为抗日筹款，是年5月在街头秘密募捐时遭逮捕。[9]28-30他被关在万隆郊外“爱贫”高级监狱政治犯集中部达7个月之久，产业被标封没收[注]黄周规：《黄周规诗集》，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16-17页、4-5页。。被日寇监禁期间，黄周规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写下不少诗篇表达抗日救国无畏牺牲、决不屈服的决心。他在《狱中学咏》中写道：“五年为国尽奔波，此日羁囚事奈何？莫道铁窗滋味苦，南冠战斗未蹉跎。”“敌境存身事本难，豺狼到处路漫漫，凛然气节谁能屈？无愧神州心自安。”①
在斗南小学期间，黄周规受进步教师及家乡社会黑暗、落后的影响而萌发爱乡的情感。集美学校的存续使渴望求学的黄周规能得以投考并继续求学。与陈嘉庚和集美学校、厦大的关系对黄周规一生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
黄周规在“悼念母校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中写道：“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办学的事迹，早就传遍海内外，为人们所钦仰。回忆我进集美学校时，在入学考试所作‘我所崇敬的伟人’一文中，写到所崇敬的几个人物，其中一个就是他。”[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216页。黄周规的爱国思想形成于集美学校，是陈嘉庚办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1918年3月10日，集美学校开办师范和中学部，公布陈嘉庚、陈敬贤兄弟亲定的“诚毅”为集美学校的校训。[3]41“诚毅”含义广泛、深刻，“诚”含有忠诚祖国、实心实意之意；“毅”含有刚毅顽强、百折不挠之意。[4]14陈嘉庚在国内兴办现代学校始于1913年，他创办集美小学，但未制定校训。研究者指出：陈嘉庚创办集美师范、中学才宣布“诚毅”为校训，可见这两字是经过郑重琢磨，是为激发自觉积极的完美道德和历史使命、民族责任的自主意识。[5]113
陈嘉庚办学思想以德育为先，尤为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1918年他在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中写道：
因此，集美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已成为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具有爱国、民主、进步气息的学校。1929年9月集美学校开办高中师范科，分设文、理、艺术三系，开设的共同必修课多达21门。其中，有中国近百年史、伦理学、人生哲学、体育、军事训练等。[8]61特别是中国近百年史的开设，反映学校重视近代中国遭受侵略与抵御外侮的教育，以培育学生形成爱国思想。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集美学校就有不少学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被誉为“民主的堡垒”和“革命的摇篮”。
智育方面，陈嘉庚除为学生学习和实践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设备或条件外，还重视为学生增进智识和开拓思想而创造条件。
1921年10月1日，陈嘉庚、陈敬贤创办以“传布信息，研究学术，发表意见，交换智识”为宗旨的《集美学校周刊》。该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成为促进学校师生关心国内外形势、交换思想的舆论阵地。20世纪20年代前后，陈嘉庚曾邀请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如胡汉民、朱执信、蔡元培、黄炎培、马寅初、鲁迅、马叙伦、林语堂等到学校指导、演讲或讲学，又从各地延聘进步教师。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受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五四”运动推动和影响下，加以学校允许学生自由信仰和研究各种主义，集美学校出现许多反映进步思潮的社团和刊物。[6]3-5
对于体育，早在1917年陈嘉庚就指出：“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本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7]37他还说：“为搞好学校的体育工作，陈嘉庚注重场馆建设，配备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及体育器械设施，还特别设立一个体育部，统管全校体育事宜……每年定期举行运动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7]37
榜单上的400位企业家中面临高质押风险的还有东方园林大股东何巧女夫妇、上海莱士的股东郑跃文、康美药业的马兴田等。
大家无法直接感受到手表平时所承受的力，有一个数据可供参考，玩过山车时的重力加速度是6G，但人在挥手时，戴在手上的手表会受到8G的重力加速度；轻轻拍手时大约有10G，热烈鼓掌时就会达到80G。平时我们应该不会想到手表居然要经受这么大的冲击吧。
有一部分同学锐意攻书，而对课外运动不甚注意，是未悉三育并重之宗旨也。夫吾国积弱已达极点，尽人皆知，故自民国改定学制，于体育颇为注重，普通操之外，并课兵式体操，以养成健全之国民，为他日捍卫国家之预备，法至良也……由相竞而相勉，奋发精神，对于个人为不可欺侮之国民，由相勉而相爱，团结团体，对于国家为有秩序之尽力，庶几将来立身应世，随所措而咸宜。挽吾国积弱之颓风，矫社会搏沙之陋习，胥于诸生是赖仰。[8]90-91
1921年10月10日，在集美学校第三届运动会上陈嘉庚发表演说：
吾人为中华民国国民，应有健全之身体和精神，方可为社会服务，荷国家仔肩。故本校此次运动会意在为发扬精神，锻炼身体，扫除病夫之讥，希望能以学界少数而影响及于他界人士……[7]37
上述内容反映陈嘉庚办学不仅是德育为先、三育并重，而且在德智体“三育”中融入培养爱国思想这一内涵。陈嘉庚办学不仅具有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精神，而且具有改造社会的精神。集美学校青年学生大都具有振兴中华、改革社会的抱负。他们不仅对新思潮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还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到现实斗争中。[6]5
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注]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编辑委员会：《陈嘉庚先生纪念册》，北京：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1961年，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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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氛围熏陶和影响下，入读集美师范的黄周规不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是学校里闻名的体育运动活跃分子[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2页、149页、3页、4页、149-150页、219页、4-5页、222页，5页。。从小就对家乡悲惨落后和社会黑暗有深切感受的他在读师范之时萌发要改造黑暗社会的抱负①。
20世纪20年代末，黄周规积极参加反对专制的学生运动。[9]28-301930年在参与厦大进步学生为主组织的活动受挫后，黄周规于同年夏天参加厦大暑期进修班的学习，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志①。在集美学校求学期间，黄周规逐渐形成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由于现在临床疾病护理及操作技术更新很快，部分教科书内容与临床实际情况脱节，加之护理专科新仪器的引进以及正在开展的一些专科护理新技术新项目，使护生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教科书上的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更加望而生畏[2]。
1932年，黄周规为升学而前往万隆。史料记述：1932年底黄周规前往印尼和他参加学生运动受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注意，及岳父李光却动员他南渡有关[注]黄世吉：《爱国侨领——黄周规》，南安金淘侨史资料(手抄稿)，1987年，第9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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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侨居地做店员的同时，黄周规到和同仁创办的夜校担任教师。期间，他留心到周围的侨胞大多没有文化，甚至是文盲。他们牛马般地工作，业余时间过不健康的生活。1934年，他和夜校中意趣相投者，尤其是有志于侨胞健康进步的友人，从业余体育运动入手，发起组织“万隆华侨业余体育会”。这是黄周规参加发起的第一个进步华侨社团，他被选为副主席。由于办事认真且身体力行，后来被一致推举为主席①。
为改变华侨落后的文化素质和颓废的生活陋习，黄周规从事进步的社会活动，无疑受陈嘉庚办学思想的启发，体现集美学校服务社会与改造社会的精神。正如当年叶渊校长在开学演说辞中所称：“校主之创本校，盖受一种精神所鼓舞……即爱国精神!服务精神!牺牲精神!因爱国而思服务，因思服务，便愿牺牲。此种精神，为国民所应有，吾校友之受陶铸者，尤不可不具足此种精神，有此精神者，方为集美校友也!”[注]集美学校：《集美学校周刊》(第132期)，1926年4月5日。
可见，图片中的拍摄人员和云台都已经被处理掉，航拍图片的天空也融合得很自然，与周围的图像并没有太多的不协调。处理过的图片可以直接用于场景制作。
1920年5月8日，陈嘉庚在集美学校第二届运动会上发表演说：
本组患者手术时间65～120 min，平均90 min；术中出血60～100 ml，平均80 ml。其中，3例患者骨折粉碎、塌陷较严重，术中植入同种异体骨。16例患者术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10个月，平均6个月。切口经清创换药后涂抹新型创面敷料治疗一段时间后均逐渐愈合，愈合周期3周至2个月。本组患者AOFAS评分优9例、良5例、可2例，优良率为87.5%(14/16)。典型病例见图1。
二、抗日救国过程中与陈嘉庚的交往而受到的影响
黄周规重返南洋几个月后，祖国开始全面地抗战，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语自勉①，积极通过宣传和募捐等方式而投身抗日救国的活动，因而开始有机会和母校“校主”陈嘉庚进行交往和接触。
1937年11月，黄周规以“业余体育会”为基础，和其他爱国侨胞创立“万隆华侨业余生活会”，并任主席。通过“钱筒”运动，以抗日的歌咏、戏剧和球类比赛等活动，及出特刊、招登广告的方式动员爱国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措款项，支持祖国抗战①。黄周规“大力从事宣传抗日筹款工作，不但影响到万隆各大侨团及筹赈总机构，同时影响到其他各大城市。”①“万隆华侨业余生活会筹得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款项为全印尼各地华侨之最高纪录。”①
陈嘉庚撰写《南侨回忆录》论及印尼侨胞义捐支援祖国抗战的情况时记述：
张家界旅游演艺产业萌芽于1990年代，2006年开始兴起，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发展体系。据统计，张家界市共有6个正式营业的演艺剧场，拥有10000多个座位和1400多名演艺工作人员，旅游演艺给张家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张家界旅游演艺的得益于以下几点：
南洋荷(属)殖民地，以爪哇人口为最多……华侨八九十万，区域分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首府在西爪哇吧城，中爪哇著名商埠为三宝垄，东爪著名商埠为泗水。全爪哇以吧城、三宝垄、泗水三埠为最繁盛，商场均临海口，其次万隆、梭罗、玛琅在内地……七七抗战后，诸大中商埠多组织筹募义捐之慈善会。新加坡召集南侨代表大会，吧城、泗水、万隆及两三中等埠，均有代表参加。唯常月捐，只有吧城承认逐月国币三十万，万隆数万元，三宝垄竟不派代表，泗水代表云无把握，待后报知。迨后吧城、万隆均如数履行，且或常有超过者。泗水回报月认国币十五万元，三宝垄则无回报数目。以中爪、东爪两巨埠，华侨之殷富及众多，并属下诸商埠之盛，若有热诚负责领导者，绝不亚于西爪哇吧城、万隆，而尤以东爪哇最有希望。可惜筹款机关虽早成立，而负责人不能以身作则，不但大商埠乏成绩，其他中小商埠亦多袖手。若诿为当地政府阻挠，则亦非是……。[10]450
此资料反映出爪哇华侨社会人数虽众，但因有的地区缺乏以身作则的领导者，加上一些华侨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淡薄，抗日筹款的活动让陈嘉庚不太满意。万隆为中等商埠，黄周规领导的由大多数是雇员组成的“业余生活会”能够“坚定(地)抱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救灾第一、胜利第一的信念”[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142-147页、5页、221-222页、222-223页、222页。，积极进行筹赈活动，使万隆筹款成绩显著，实属难能可贵。
陈嘉庚回国视察慰劳期间，秘书李铁民称：“老先生每天必读报，不但注意政要人物，也关心文化教育人士，对于集美、厦大出身的，以至戮力于抗拒暴敌工作的，他都感到特别高兴。”[12]268-269
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过程中，黄周规和陈嘉庚开始有了交往，有更多机会进行接触和了解。黄周规记述：和陈嘉庚先生的交往始于1939年的函件往复。这一年集美学校校舍被日机轰炸，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陈嘉庚先生抱着抗日必胜的信心，着手筹备胜利后复兴集美的计划，并呼吁各地校友协助。从这时起才开始和陈嘉庚先生通信，并将万隆为数不多的校友捐的款项寄到新加坡给他①。1941年黄周规出席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的“南洋闽侨代表大会”，在第二次南洋华侨筹赈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11]717那年黄周规首次和陈嘉庚在新加坡会面认识。黄周规和万隆代表一到新加坡就到“怡和轩”拜访陈嘉庚，还带了万隆业余生活会三年筹赈特刊送给陈嘉庚，从此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见面①。特别是参加“南侨总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使黄周规对陈嘉庚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威望有更深刻的认识。
当时，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在会上“除敷衍外，则大骂特骂斥华侨无诚意拥护中央，及口是心非，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等语，极其狂谬，信口乱吠”。[10]413“陈嘉庚先生立刻加以驳斥道：华侨是爱整个中国，拥护全面抗战……，当时国民党阴谋反对陈嘉庚继任南侨筹赈总会主席，结果阴谋未能得逞，嘉庚先生获得多数人的拥护继任主席……，印尼万隆的一二位代表(国民党人)也拥护嘉庚先生。嘉庚先生在会议上揭露国民党派海外部长吴铁城下南洋，借宣慰华侨为名，实际上是搞分裂华侨的阴谋……这是我初次和他见面时看到的，他这种刚毅的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①“会上陈嘉庚不仅公开揭露系蒋介石私人的高凌百贪污腐败、拥汪(精卫)、亲德三大罪恶，还指出和其同恶相济的吴铁城作为广东省主席弃城逃走却逍遥法外”。[10]414-417大会闭会时的宣言对陈嘉庚如此称誉：“总会陈主席嘉庚，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其在教育上贡献，古之所无，其以人民地位协助政府抗战，今所仅见，而识足以辨奸，才足以服众，德望足为群伦钦式，徒因守正不阿，刚毅质直，每当有事之时，辄召无根之谤。”[10]420
1923年夏，闽粤军队在闽南混战，陈嘉庚指示校长叶渊倡议交战双方将集美学校作为“永久和平学村”。同年10月20日孙中山电令闽粤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给予特殊保护。[2]17-18
1938—1942年间，黄周规在“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事实上就是万隆抗日筹款的总机构)中先后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兼体育筹赈主任、漳(州)泉(州)组主任。期间，由于他经常参加筹款的活动，商店老板对他流露不满。为做好抗日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黄周规辞去店员的工作，和弟弟合营小商店。对于抗日救国工作，他仍然热心不减①。
黄周规出狱后得知陈嘉庚在东爪哇避难，曾和校友前去会见。陈嘉庚对黄周规的到访很热情，他们谈了两天。其中，陈嘉庚谈到他非常高兴看到延安军民生活朴素，官兵一致，朱德总司令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毛泽东主席几次去见他。在延安他还看到一些厦大、集美学校毕业的学生。当看到他们在为国家和民族出力，为抗战出力，他感动得流泪了。觉得他一生办学在延安才看到成绩。延安与重庆截然相反的情况使他深受感动。他对黄周规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224-225页、8-10页、10页、227页。
黄周规以疗病为由，深居简出，暗中继续做抗日救国的工作。他掩护被日寇追捕的、从新加坡逃到印尼的著名报人王纪元达两年多之久，和王纪元经常谈论祖国抗战和欧洲战场的形势，及印尼华侨的前途。他们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创办报纸、创建学校，并在雅加达开办书店，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促进华侨文化素质提高和思想进步。②1943年黄周规、王纪元和杨新容、汪大均、叶骥才、洪载德、林敦瑶等爱国华侨在万隆成立大中贸易公司，黄周规被公推为董事长，决定在南洋重光后办三件事：创办爱国报纸、支持爱国侨团侨校、开办进步书店。[注]童家洲：《千岛风云：印尼华侨抗日民主运动史文集》，福州：福州市华侨历史学会，1997年版，第424-432页。
三、创办印尼 《生活报》前后受陈嘉庚言行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是黄周规的爱国思想得到发展的阶段。当时的印尼百废待兴，到处是商机。黄周规与商界联系广泛，但放弃经商和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离开久居的万隆，前往雅加达，决定去从事爱国侨团、侨校、侨报的工作。②他参与创办《生活报》(任董事长和社长)，发起成立“民众生活社”(任主席)，并任“巴城中学”董事、新华学校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侨团总会”第一副主席、“南安公会”副理事长等职。[11]717此外，他还为家乡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募捐款项，支持祖国的建设。
大伙别急，这里面的过节，我慢慢说给大伙。老鳜鱼在村里，原来也是满有威信的一个人。自从发生了一件事，他在村里就彻底没威信了。
在黄周规从事的爱国的社会活动中，陈嘉庚对他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从事爱国侨报引导华侨爱国方面，黄周规深受陈嘉庚言行的影响，亦得到他的积极支持。
日本投降不久，黄周规任首届“西爪哇厦大集美校友会”主席，邀请雅加达、西爪哇校友和一些敬重嘉庚先生的福建侨胞，为陈嘉庚在雅加新华学校举行欢迎会。②会上某校友发言：“抗战告终，建国方始，希望校主领导华侨襄助祖国建国。”陈嘉庚答言：“乏此才力，实不敢当，至祖国现延安毛泽东主席来渝，国共表面上似有妥协之可能，然根本上则背道而驰。不知者只认国内两派不和……各派均言要实行三民主义，究竟谁是谁非？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诸君如要知详细，明天尚有福建会馆一会也。”[10]473-478有人在雅加达的福建会馆要为陈嘉庚举行欢迎会，会前劝他最好不要在会上提祖国政治。他拒绝道：“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限制。且起因出自主人，既不能信仰，何必开此欢迎会，不如取消为愈。”[10]473-478见他如此坚决，福建会馆的负责人不好再强调这一要求。下午的会上陈嘉庚发言：“今请言‘爱国’两字，然爱国范围甚广，姑从抗战建国与我华侨之关系言之。抗战需要金钱，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陈嘉庚指出：“我国政治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大福气，不过看起来蒋介石并没有那种诚意。”[10]473-478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对延安艰苦抗日的精神表示赞许。②
当时的印尼华侨社会受中国正统文化影响，和荷兰殖民者三百多年思想上的钳制，及受“荷印”时期以来国民党组织(包括前其身同盟会)长期宣传等因素的影响，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还较为浓厚。“当时很多印尼华侨不问政治，(只顾)谋生、经商，但是(思想)很正统，认为国民党或蒋介石就是中国政府，就是中国，所以要拥护它。除少部分人外，他们并不注意区分国共两党，认为蒋介石很正统、很有威望。不少人认为二战期间国民党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不晓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在印度尼西亚风靡一时，许多人对蒋介石很是崇拜。”[注]陈衍德、许振政：《印尼归侨蔡仁龙教授访谈记录》，2007年11月5日于厦门。可见印尼不少华侨在中国抗战胜利之初对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况不太了解，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抱有希望或幻想。[注]相关研究参见许振政：《试析1949年至1950年间印尼保守华人群体的动摇与分化》 ，《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3期，第79-84页；许振政：《1958—1959年间印尼保守华人群体衰亡的背景与缘由》，《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6-133页。
由于印尼华侨众多，国民党早期即在“荷印”活动，拥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国民党政府因此很重视对印尼华侨社会的争取。“随着英荷军队进入印尼，国民党政府乘势在印尼重建使领馆和国民党基层组织，意欲重新控制华侨社会”。[13]341据国民党海外党务资料的统计：至1949年，印尼及帝汶的国民党党员达41 584人，位居海外各国各地区之首[注]杨建成：《从统计数据试论中国国民党迁台初期的海外工作(1950—1963)》，香港大学“第二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1994年12月。。日本投降之时，“在印尼，华文报纸很少，代表爱国进步思想，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报纸是很难看到。”[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130页、11页、217页、130页。
如上形势及陈嘉庚“建国必先认清是非”的言论使黄周规觉得时不我待，应该尽快把国内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介绍给华侨大众，及时把真理、是非曲直告诉广大侨胞。黄周规在抗战期间积极宣传抗日、募捐支持祖国抗战，已有名望，又与雅加达等地侨领有较多接触，所以被一致推选为筹办进步报刊的负责人。经筹备，1945年10月24日在雅加达出版《生活报》临时半周刊(亦称“三日刊”)。④宗旨为：在华侨方面，要作为广大华侨的喉舌，为华侨大众争取合理的权益，提高华侨大众的知识水平，鼓励华侨团结进步，消除封建思想和帮派观念，正确华侨社会的是非认识；对于祖国方面，主张拥护民主团结，集全国力量建设战后的祖国，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对于国际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同情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呼吁国际和平，促进中印尼友好。[14]129
近日，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等29部门联合签署并印发 《关于对政府采购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联合惩戒对象主要指在政府采购领域经营活动中违反 《政府采购法》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政府采购供应商、代理机构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创办《生活报》前后黄周规多次聆听陈嘉庚的教诲，深受教益和鼓舞。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以来，致力华侨进步工作》的诗中写道：“爱国遭亏志愈坚，忽闻胜利喜如颠，为求进步应团结，喉舌宣传事最先。”[注]黄周规：《黄周规诗集》，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99页、94页。1945年8月拜访陈嘉庚之后，黄周规又写了《访集美、厦大母校创办者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时先生避难东爪哇》的诗篇：“南岛光荣属老人，倾家兴学性情真，言行不为艰危屈，思想长随时代新，遁迹天涯高气节，关心国事薄风尘，道途流转犹筹策，谁与拳拳忘苦辛？”⑤多年后，黄周规称赞“陈嘉庚一生的思想都在前进，到了晚年愈能明辨是非”④。
《生活报》的诞生“犹如一支异军突起，高举民主进步的旗帜……，让许多有才华、有浓烈爱国思想的人们和《生活报》的同仁一起共同付出无限的辛勤和最深挚的热忱……”。④它获得侨胞欢迎的同时，也常遭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破坏。从第一期起，国民党顽固派即不断以造谣、诬蔑、恐吓等手段阴谋破坏、打击该报的生存。1946年6月间，在国民党党团分子的压力下，时代印刷公司(为国民党开明人士所开办)通知停印该报。从七十六期起，该报即自行印刷。[14]130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黄周规和同仁于1947年2月1日把三日刊改为周报，增出日报。从那时起，由于荷兰殖民势力卷土重来，及国民党大规模挑起内战，尤其是“伪国大”的召开和延安被攻占，该报屡受国民党领事和党团分子的打压。1947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的两年间是该报最艰难的时期。[14]130为摆脱资金及招股等困难，黄周规于1947年前往新加坡招股，并几次到“怡和轩”拜访陈嘉庚。陈嘉庚对黄周规很关心，要他住那儿，对《生活报》也很关心陈嘉庚归国后，还要求黄周规寄该报给他[注]书杰同：《纪念印尼侨领黄周规——黄周规先生爱国事略》，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227-228页、14-18页、27页、125-126页。。
单次大剂量注射 STZ 可引起快速的大量胰岛β 细胞坏死，通常诱导形成 1型糖尿病模型；多次低剂量注射则造成部分胰岛 β 细胞损伤，激发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胰岛 β 细胞迅速失活，其同样诱导为 1型糖尿病模型[8]。
虽然《生活报》遭荷兰殖民势力和国民党势力联合的打压和破坏，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黄周规多次被警察厅传讯，有时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但在困难面前，黄周规说借债也要把报纸办下去。1949年秋之前，《生活报》是在月月举债中维持下来的。在那处境极艰难的岁月里，为了该报的生存和发展，黄周规有时受冷嘲热讽和白眼，时常要忍气吞声，但他不退缩，日夜奔波，毫无怨言。①如他的诗作所言：“往昔亲朋嗤我傻，弃抛安逸等尘沙，忘劳任怨经艰险，忍气含辛战恶邪，正义从来不畏缩，病殚几回忙有加，献身为国原吾志，冷暖人情莫叹嗟。”[注]黄周规：《黄周规诗集》，黄周规基金会，2005年版，第115页。
在困境中坚持下来的《生活报》“一方面揭露和抨击蒋介石买办独裁的黑暗统治；另一方面，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伟大胜利……，极大鼓舞印尼华侨的爱国热情”。[18]429-430《生活报》和印尼其他爱国侨报对《南侨日报》所登载的有关陈嘉庚的文章、重要言论和社会活动亦及时报道或转载，对提高印尼华侨的思想认识，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后来成立的新中国，增进中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陈嘉庚通过《生活报》《南侨日报》等报刊对推动印尼华侨社会的团结和进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38-39台湾研究者承认了解到国内情况的印尼侨胞对国民党政府感到失望，产生了离心倾向。[15]143
新中国诞生前后，《生活报》报社同仁除与雅加达其他爱国侨团、侨校联名通电拥护新中国外，还出版庆祝新中国诞生的特辑和专号。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生活报》除继续揭穿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报刊的造谣外，着重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号召华侨加强爱国团结，支持社会主义建设。[18]430由于《生活报》的宣传鼓励，尤其是黄周规现身说法对侨胞进行工作，直接影响印尼广大华侨对祖国经济、教育和卫生事业等建设的支援。①
由于印尼政局的变化，《生活报》在1965年秋复刊不久后即从此停刊。黄周规坚持做了许多善后的工作，直到1966年才不得不离开印尼。携眷返国时，他宁愿少带行李，冒着生命危险将包括从创刊到停刊整20年的《生活报》在内的六大箱历史文物随身带回，在遗愿中要求把它捐献给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黄周规的一生正如其夫人李月卿给致公党中央的信中所说的“不但是爱国的一生，革命的一生，而且是致力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的一生”。①
四、结 语
在近代的中国，闽南侨乡社会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乡贤在南洋致富后，热心致力兴办教育事业，办学思想开明，使许多贫寒子弟得以接受教育。在求学过程中形成爱国思想和改造社会意识的黄周规不得己而在南洋谋生。他从文化教育或体育活动方面入手，参与成立进步的社会团体，为印尼华侨社会的爱国与团结、祖国抗战和中印尼友好贡献力量。这和他在集美学校求学期间受到的教育、参加的社会活动、培养的对体育的兴趣等方面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投身抗日救国活动及之后从事爱国的社会活动中，和陈嘉庚的交往、接触及聆听教诲，一方面激发了黄周规的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也使黄周规具足了集美学校的精神。
陈嘉庚离开印尼后未再重返。在他的影响、鼓舞和关心下，黄周规感召许多华侨团结在爱国、民主、进步的旗帜下。可以说，一生践行“诚毅”精神、热心教育事业的陈嘉庚以其思想、言行、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品质影响着黄周规爱国、革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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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KahKee’sInfluenceonthePatrioticThoughtsoftheIndonesianOverseasChineseLeaderHuangZhougui
XU Zhen-zheng1,ZHANG Ji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 650214，China; 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Abstract:Tan Kah Kee is a model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donate money to running schools.The behavior of his founding school in Fujian and the enlightened idea of running a school made Huang Zhougui form a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an KahKee’s spirit，thoughts，words and deeds and personality influenced the patriotic social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Huang Zhougui，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his patriotic thoughts.Therefore，Huang Zhougui became a famous overseas Chinese leader and social activist in Indonesia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The exchanges and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Huang Zhougui and Tan Kah Kee reflect Tan Kah Kee’s great influence as a patriotic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otherland and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Tan Kah Kee；Indonesia；Huang Zhougui；patriotic thoughts
[收稿日期]2018-07-12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2012C043)；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项目”(13CZQK204)
[作者简介]许振政(1978—)，男，福建三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 8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9)02-0056-08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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