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虞翻易学消息卦变是一种新的卦序，具有不同于一般卦序的特点，通过象数符号将纯粹形而上的立体性、生动性、阶段性和有机性融合起来，对世界的揭示呈现出广大精微的先验图式。这种先验图式即某种范式，具有先天能指的作用，对于这种能指的指明性分析，看到象数符号的事实象征；对于这种能指的自证分析，看到象数符号的元伦理意蕴。这两种分析实则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过程，以河洛之数为类比，也展现了消息卦变的以上特征。
关键词：《周易》；虞翻；消息卦变；元伦理；河洛文化
《周易》分为两大系统，语言文字系统和象数符号系统。自孔子作《易传》以来，特别是经过两汉经学，语言文字的解易方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唐代《周易正义》的出现，标志着义理解易成为典范。宋明理学和心学援易以为其说，充实了儒门易学的道德本体论的内容。近代以来，义理易学结合佛、道、历史、自然科学等开创了一些崭新的局面。纵观义理易学的发展，其主要特点在于用《周易》的卦爻辞特别是《易传》的精神解易，其核心为道德思考和伦理教化。象数易学自春秋以来秉承占卜的原始灵性思维范式，经汉代易学家的深入挖掘，王弼解易之后，中间尽管有较长时期的式微之势，但仍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以唐代《周易集解》和清代易学家的复兴汉易为代表。近代以来，象数易学结合自然科学，呈现出种种关于宇宙世界的象数运动图式。
比较这两大解释体系，就其解释方法而言，义理派更重语言的阐释，虽然必定要用到象数符号，但不是重点；相比之下，象数派虽然必定要运用语言进行理性思考，但更重象数符号的指明作用。象数学家有一种信念，即对宇宙真相的揭示在于对符号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不但能揭示宇宙的自然生成运动，而且能指导政治和道德。尽管象数派往往将卦爻符号的变化推向图式化的抽象运动，但仍能自觉不自觉地把象数符号运用在对于“天地之心”的符示以及对于政治伦理生活的涵摄，就德性化的目的论而言，与义理易学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但象数派对待象数符号与义理派有根本的区别：不是静态、个别、孤立甚至机械片面地对待符号，而是构筑一个宏大的象数运动体系，在体系中有机地看待每一个卦和每一个爻的变化发展。由于卦爻变化的复杂性，卦爻运动一方面构成了“这一个”象数体系，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这一个”象数体系，而象数家的作用就在于用自己的方式阐明种种变化的可能性。象数体系之间的沟通又说明了种种“这一个”的某种形式，即普遍范式。这种范式即先验图式，具有先天能指的作用，对于这种能指的指明性分析，可以看到象数符号的事实象征；对于这种能指的自证分析，可以看到象数符号的元伦理意蕴。这两种分析实则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过程，实事即真相。笔者本着以上思路，借助三国时期象数大家虞翻的消息卦变理论，运用哲学的分析方法，阐述象数符号图式的元伦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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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虞氏易消息卦变的历史特征
所谓消息，也就是阴阳爻随时序转换而在一个卦中产生的有顺序的变化。在卦的符示上主要表现为十二消息的模式：顺序阳长，此为阳息；顺序阴长，此为阴消。阳息时阴退，阴消时阳退，比如十二消息辟卦中，从复至乾为阳息，从姤至坤为阴消。此为辟卦消息方式，还有一种是别卦消息方式，别卦消息通过卦变完成，爻的位次的变化象征着阴阳消息进退。两者的区别在于，辟卦消息方式强调时间痕迹和与其他辟卦相连属的整体性，而别卦消息方式强调变化的契机和在所属卦系中的变化位次。比如复系六卦，阳爻处初为复，居二为师，居三为谦，居四为豫，居五为比，居上为剥。也可以看作是复卦分别经初之二、初之三、初之四、初之五、初之上的爻变交换而成新卦。由爻的基本消息运动而导致的单个卦的变化以及六十四卦的相互涵摄的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消息卦变。 消息卦变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卦序，因而也就是一种新的符号图式。它以乾坤为基础，用十二消息卦串联起六十四卦，和其他卦序相比较，任何一种象数图式都有某种系统原则以及构成该系统的卦爻的自组织性和自足性。京房的八宫卦，用八经卦串起六十四卦，与之相似的是元包卦序，只不过元包的本宫是以坤、乾、兑、艮、离、坎、巽、震的顺序排列的，其变化规律与京房一致。卦序因切入的视点不同而具有多种。周易古经卦序以乾坤起，既未结。遵循的是“非覆即反”(孔颖达语)的规律，其上至坎离结，讲述天道变化，其下自咸恒始，阐明人伦次序，一般认为，这是最古的卦序。《易传》中《杂卦传》亦有不同卦序，遵循的也是反覆之说，不同的是，《杂卦传》卦序中三十二对对子的先后有部分不同，而且整体的次序也不一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经》卦序具有严格的规律性。其特点是采取八卦相重的办法，横排以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为次序列下卦，竖列以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为次序列上卦，如此则构成六十四卦。根据唐人贾公彦《周礼注疏》对易经卦序的评论，亦有另一种新的排序法，即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为下卦，再将该八个卦依次装在下卦之上，比如第一卦是乾卦，第二卦是泰卦，余类推，由此而得出六十四卦。唐以后有巨大影响的卦序则是邵子的先天六十四卦卦序，他以“加一倍法”得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先天经卦卦序，又在此基础上得出以乾夬为首，以复姤为中，以剥坤为结的新的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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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息卦变的卦爻运动具有语言所缺乏的自组织性，因而消息卦变在对事实的符示上显得更加灵活，在某种意义上扬弃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矛盾。举例说，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人”，也可以说“苏格拉底是红色的”，但不能说“苏格拉底红色的是”，因为词不在语法意义上使用而失去在场性。说到底，逻辑变项具有一定的位置，而逻辑常项不能够改变，换句话说，逻辑常项是不能被进一步抽象的，否则就失去了表达意义的逻辑基座。在这里，规则和部件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共同构成对于世界的逻辑图式。再说易象，一阳五阴类的复卦的初爻无论怎么运动，都能构成该类的一个新卦，如初五换位而为比卦。如果按照辟卦消息的方式，又将离开该类而重新构成其他类别的卦，如复初增一阳爻而为临卦，临卦已成二阳四阴卦系，其原因是爻的运动具有重新创造规则的作用。如果说消息卦变有所谓逻辑基座的话，那就是为爻的运动提供动力和目的的乾、坤二卦。如果要强行分析，毋宁说“乾是形式因，坤是质料因”[4]16。但是乾、坤二卦和除开乾、坤二卦的另六十二卦并非语言中的规则和部件的关系，乾、坤本就在六十二卦之中，因此消息卦变不存在能不能进一步抽象的问题，它是另一种对于事实的图式，是可以通过直观把握的对于“道”的直接的符号显示。
二、消息卦变对事实的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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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卦变对事实变化的符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必须考虑到象数符号、符号运动和语言在表达意义上的差异。在语言能不能表达意义这个问题上，中国哲学从老子、庄子、孟子开始就有所讨论，比较集中的讨论则是在魏晋时期的所谓“有无之辨”和“言意之辨”。大致说来，“言意之辨”以三派为代表，即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荀粲的“言不尽意论”、王弼的尽而不尽之说。欧阳建的“言尽意论”说明了语言在表达意义上的“名”与“实”“言”与“物”即逻辑与事实、语言与事物的对应关系，但是对于“言外之意”“意外之意”没有讨论。荀粲的“言不尽意”语出《三国志·魏书》的一段话：“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荀粲所说“言不尽意”的关键，是“理之微”，也就是“非通于意外”的“意外”，这个“意之外”，指的是言和象可以尽一部分意，但还不能把握全部、细微的意。“这些细微的理，不仅是不可言说，而且是不可思议”[2]501。既然是不可思议的，对于理的把握也就不能由语言得到。荀粲是与人讨论《周易》，引出“象”这个概念，尽管“象”和“言”都不能通达“意外”，但是“象”与“言”是有所区别的，荀粲并没有澄清。王弼构筑了言、象、意的层级递进的语言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3]382言能尽象，而象对于意是尽而不尽的，这个意“就是老子所说的形而上的不可道之道是尽而不尽的”[4]18。这里象对于意的显示作用是大于语言的。
以上诸种卦序虽然是对传统卦序的打破，但从根本上并未跳脱六十四卦在一个平面内相互流转的特质。消息卦变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价值层级的预设和对卦气理念的吸纳，因而能够更好地解释世界，包容并超越了卦序的概念。消息卦变的结构，以十二消息辟卦为纲，虞氏消息卦变可以分为五类。① 一阳卦。以复卦为主导，共六卦(含本卦)：复、师、谦、豫、比、剥，为一阳五阴卦。② 一阴卦。以姤卦为主导，共六卦(含本卦)：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为一阴五阳卦。③ 二阳卦。以临卦和观卦为主导，共十五卦(含本卦)：临、明夷、震、屯、颐、升、解、坎、蒙、小过、蹇、艮、萃、晋、观，为二阳四阴卦。④ 二阴卦。以遁卦和大壮卦为主导，共十五卦(含本卦)：遁、讼、巽、鼎、大过、无妄、家人、离、革、中孚、睽、兑、大畜、需、大壮，为二阴四阳卦。⑤ 三阴三阳卦。以泰卦和否卦为主导，共二十卦(含本卦)：泰、归妹、节、损、丰、既济、贲、随、噬嗑、益、恒、井、蛊、困、未济、涣、咸、旅、渐、否，为三阴三阳卦。
作为消息卦变的易象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就其符号指向而言，涵括自然物象和精神现象，也包括语言。虞氏易用易象和卦爻辞的互相诠释就是很好的例子。由于语言的精确性和逻辑性，其更能说明事物的事态即事物的情状，而对于事物和事物相互联系而成的事实则需要更多的命题和命题组来表达，对于作为现象的事实和事实的本质，则需要从现象入手而达至本质。至于“有无之辨”的“无”的形而上问题，语言则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从语言的角度看，“无”不是一个能被说出的问题，它在本体上是超验的，其认识上是先验的，所以“无”是一个“被给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说出了“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名言。这句话为“有”和“无”作了一个划界，人为什么能意识到“无”，既然语言有限，为什么还要说不可说之物？人“被抛入”这个世界，先天带有“无”的信息，人是有和无的矛盾统一体，人必然追求“无”的意义。易象在表达形而上的意义上比语言更有作为，这主要体现在象数符号的多义性以及系统符号运动的圆融性，一个卦一个爻确切地指称什么是因“时”而异。在古代的占卜活动中，不仅仅看爻的“时位”，还需要一点灵明的“几”。“几”不只是把卦爻看作符号，连占卜者和被占卜者的精神状态也当作世界的符号显现。因而，单个符号的多义性在符号运动的圆融性中获得基础性地位，是整个事实的局部和细节。反过来，卦爻的多义性又支撑着连通“几”的符号运动的圆融性，使其不断彰显事实进而符示形而上的实事本身，事实和实事实则成为阴阳的一对范畴，这与作为体系性象数符号的消息卦变的阴阳运动是相符合的。就现象和本质的联系这个层面看，象数符号是抽象性和具象性的高度统一，因而能一方面指向现象，一方面又能直观到本质，这是和语言的又一重要区别。
以上六十二卦由乾、坤二卦统摄，乾、坤因其本体性的地位和作用，未出现在消息卦系中。十二辟卦从卦气(卦与气候相结合)的角度在勾绾众卦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其按分阴分阳划为五类。每个卦系中的卦都按照别卦消息的方式有秩序地阳息阴消，阳进阴退，因爻的变化而过渡到下一卦。从传统卦序经由错卦和综卦的方式(即孔颖达所说“错综复杂”)两两一组来看，六十四卦无非乾、坤二卦，但是这种组合尚看不出乾、坤在一体流变中的基础地位，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性质。消息卦变之中的乾、坤二卦由两个进路表现其本体的作用，一是在具体的阴阳爻变中显示其在现象中的细节变化；另一个是爻变从趋势上符示辟卦消息，从而回复到乾、坤的整体涵摄。这恰好表达了体中含用，用不离体的体用不二的思想。据此，消息卦变的重大特点是对宇宙运动的揭示具有立体性、生动性、阶段性、有机性的融合，用象数符号运动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广大精微的世界[1]。
消息卦变因爻的无规则运动而至创生规则，所以规则就是运动，是对纯粹运动的直观；爻在乾坤二卦的“创生原则”和“终成原则”[4]12流变运动，所以运动就是规则，是对纯粹规则的直观。对于事实的纯粹运动和纯粹规则的直观即为作本质直观的纯粹直观，事实即实事，纯粹直观即面向实事本身，这里实事即是作为超越的真理的“道”。“有、无是道的双重性，最根本的是无，发生作用就是有”，“从根源的浑同方面看，首先说它无，但它又不一定无，它无而非无，它有有的一面，但有而非有”[4]4。消息卦变作为事实的符号显现，是“有”，而作为纯粹直观的“梯子”，这种先验图式又具有“非有”的一面，“非有”是“无”的可能性。“无”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不能由语言获得，但可以经由消息卦变的符号运动展示其“非有”的一面，亦即经由现象还原而至纯粹直观的过程显现。从“道”的根源性上看，“无”浑同“有”，“有”发挥作用也就呈现“非无”的一面，在“无”切入“有”中，作为事实符示的消息卦变也就开始展现“非无”这种可能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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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息卦变对元伦理意识的符现
“有”“无”之间通过什么机制转换呢？这里要再次谈到《周易》中的“几”，“几”不是一个语言概念，毋宁说是一种理念或者又是一个图式。《通书·圣第四》说：“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5]21《系辞·下》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又有“圣人研几”和“君子俟几”之说。因此，“几”可以朝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事物发展的“始”“壮”“究”；一是运用符号的人的行为和世界的联系，是主体的某种超越性领悟。这两个方面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在消息卦变中，“几”主要指象数符号运动彰显的事实发展中，一些阶段节点的某种力量、契机，具有灵动性和提示性的特征，蕴含着本来如何发展和应该如何发展的高度统一。事实发展的序列充满着条件和因果的连贯，条件的变化通过“几”有机调整而使事实发展重新展开新的序列，这里“有”是本然状态，条件的变化、变化的契机是“非有”，是一种“应该”，呈现出种种可能性。这里的“应该”并不具有道德色彩，可以作自然主义的解释，但是联系到“非有”是“无”的可能，我们可以设想“应该”是“被给与”的，这种被给与性联系到主体的超越性便具有某种道德意义的先验图式。
与消息卦变的应用密切相关的占卜活动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先验图式的内涵。在古代，占卜是大事，是沟通人与神的重要活动。我国古代占卜在三个层面开展：天子用于占断国事；大臣、士人用于观变玩占；百姓则用于生活日常。不管怎么用，占卜都将人与世界通过一种天人合一的范式联系起来，范式具有普遍性品格，通过扬弃的作用而达到。在占卜活动中，“应该”是被期许的事实，是未来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应该”经过扬弃达至一种普遍的效用。因此，“应该”对应于事实的“有而非有”具有“无而非无”的特征，犹如阴阳互倚一样，事实和价值是如影随形的。排除非道德的考虑，扬弃是从自然功利乃至反道德开始的，虽然都是价值意识，但是非道德无关乎道德，不存在意志冲突。较普遍存在的是自然功利抉择乃至反道德行为抉断，由于停留在个体“气性”即情欲满足上，作为连贯纯粹的思即天人合一状态的“几”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必须要经过主体超越个人价值和一般事实才能上升为“应该”，“这种应该，是从最初的占卜里面引发出来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论述，这种道德论述既非康德式的从主体出发的绝对命令，也不是简单的功利性的去讨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要采取何种手段，它是讨论人在多变的境遇之中应该如何去理解自己的境遇，并力求用行动来把君子的品格实现出来”[6]。因此，真正的占卜是用消息卦变等为代表的图式以大智慧来解决道德冲突的问题，道德是占卜的内在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圣贤研几虑深，君子俟几而作”的原因。可见，消息卦变不仅是对自然目的论的符示，更是对道德目的论的显现。《左传》中有几个关于卜筮的著名例子，其吉凶占断虽然要依据卦爻辞，但其最终结果是对卦爻辞的德性化解释，是根据问卜者其人是否有德或者所行之事是否合乎道义来判断吉凶。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穆姜薨于东宫”一事。穆姜“始往而筮之”，得“随”卦。卜者认为“‘随’其出也”，不会有事。但是，穆姜根据“随”卦的卦辞“元、亨、利、贞，无咎”做出了德性化的解释，认为自己德不配位，必死无疑。又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南蒯之将叛也”一事，鲁国季平子的家臣南蒯想要反叛季平子，起事前南蒯去占卜，“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南蒯以为大吉，就去问子服惠伯。子服惠伯却以黄裳乃中正之色，行不义之事必败来解释。虽然这两个例子都是以卦辞断吉凶，但很明显，《周易》的占验系统是排斥反道德的诉求的。易道讲“几”，《中庸》讲“诚”，实际上都指向德性化的形上实体。
“几”通过象数符号运动把事实的“有而非有”和“应该”的“无而非无”连贯起来，在象数体系中呈现出元伦理意识的图景：消息卦变既是从乾入坤的先验道德意识的演绎，也是从坤复乾的先验道德意识的还原。从天命到性命，从性命回复天命实则是作为创生原则的乾卦和作为终成原则的坤卦的流变运动，乾和坤是相互涵摄的关系。这里的“命”不是宿命或者命数，而是“理当如此”“应该这般”的道德命令。道德命令来自经验生活，经验积淀而为先验，先验意识则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结构。它以意识显现的现象为对象，内在地包含了诸如理性、知性、情感等道德因素，而消息卦变作为高度形式化的符号，便是对先验道德意识的自我显现。这类似于《成唯识论》“四分说”的“自证分”，即对道德“应该”的自我意识。
以河洛文化的河图洛书作比，亦能显现消息卦变“有而非有”和“无而非无”的特征，它把本体和现象结合在一个立体图式之中。河图的一至十的自然数列原是极其自然平常的，但是十进位的数列已然蕴含着分阴分阳的变化法则，从一与二的对立就有了奇偶的分别，从六开始便有了生数和成数的差别，一至十的和数五十五，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囊括了宇宙万象的一切。如果配以汉代五行学说，河图表现的是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一六水，这是顺时针万物相生图，是通过数确立起来的某种本体秩序，但是这种观照尚未切入到具体事物层面，因而是“无”。作为河图流变而为现象的洛书，却重在事物之间的“克”。“克”不是一种简单的五行相生相克，它主要象征了事物之间由于产生了联系而发生了实在的变化。洛书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五中宫土，五中宫克一六水，这是逆时针相克，故而立体地看待河图洛书，河图因此呈现出“非无”。洛书的变化是“有”，但是结合河图生生的创生原则，是一种本体观照，又显现出“非有”的特点。后世以河洛之数为基础演绎出千变万化的易图，这些易图和消息卦变一样，共同寓指着包括事实和价值意识在内的现象和本体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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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taethics Implication of Waning and Waxing Hexagrams Transformation Theory in YU Fan′s Yi Learning
WEN Ping
(School of Marxism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Waning and Waxing Hexagrams Transformation Theory in Yu Fan′s Yi Learning is a new kind of order of hexagram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order of hexagrams. By the symbols of Yi-image and Yi-number, the pure metaphysical stereoscopic, vivid, stage and organic natures are integrated, and the revelation of the world presents a vast and subtle transcendental schema. This kind of transcendental schema is a kind of paradigm,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innate signifier. For this kind of signifier specification analysis, we can see the fact symbol of the Yi-image and Yi-number; For the self-evidenc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er, we can see the meta-ethical implication of the symbol of the Yi-image and Yi-number. These two kinds of analysis are actually a "fact-oriented" process. Taking the Number of HeLuo as an analogy,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e of hexagrams are also shown.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YU Fan; the Waning and Waxing Hexagrams Transformation Theory; Metaethics; Heluo Culture
DOI:10.3969/j.issn.1674-5035.2019.04.014
中图分类号：B8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35(2019)04-0083-05
收稿日期：2019-04-18
作者简介：文 平(1975-)，男，湖南桃源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易学伦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虞翻易学伦理思想研究”(编号：16XJA720001)的成果.
(责任编辑 闫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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