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训释、阐述、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其近年来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从研究时段上看，先秦两汉及清代是经学研究的热门时段，而作为经学新变重要时期的北宋却稍显不足。从现有研究成果上看，多是从宋代经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对个别学者、学术流派的剖析入手，系统而完整地论述宋代经学演变及其成就和特色的专著尚不多见。高明峰撰著的《北宋经学史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系统地梳理了宋代经学的演变历程及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复杂成因，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宋代经学的主要成就，透彻剖析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学界对宋代经学重视不够的现状，拓展和深化了对理学的研究。
《北宋经学史论》一书采用了“以史为纲，以人物和著述为纬”的研究方法，对北宋经学史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在诸多问题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2.新增四项企业排污制度，企业负责人环保责任更重。2012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新增四项制度：企业负责人环保责任制度，即要求企业负责人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环保工作并接受监督；企业自检公开制度，即企事业单位须按“国标”安装使用监测设备，监测所排放污染物，数据纳入国家数据监测体系并公布；排放污染物申报和征缴费用制度，即企业未超标也要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按污染物的种类和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缴费；限期治理制度，即超标排放单位制订限期治理计划，如逾期未治理完毕，除加收排污费、罚款外，相关责任人还将被追究行政和法律责任。
一是文献考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力求文献与理论的统一。作者注重以文献考据为本，强调以详实的史料作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与作者曾就读于扬州大学，深受扬州学派求“古学”之“是”学术宗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从《北宋经学史论》的行文上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书中首章《中晚唐的经学新风》为例，全章近四万字，直接引用材料就达92条，综合意引者尚不计在内。其余各篇的征引量也大体如此，可见作者夯实文献、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作者同样注重理论思维的作用，不因过分推崇考证而贬低理论，而是由详实史料进而引出正确的结论。如在论述中晚唐时期以舍传求经、以己意解经和原经求道、依经立义为主的经学研究新风时，作者通过分析《新唐书·艺文志》等史料，引叙马宗霍先生《中国经学史》中的相关内容，引出对中晚唐经学新风特性的论述，进而将史料的分析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在具体研究中，全书引证史料众多，囊括经史四部典籍与今人的研究著作，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史学、哲学、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如书中第一章“中晚唐的经学新风”在论及赋税改革制度时，参考了《旧唐书·杨炎传》及《唐会要·租税》，通过史料佐证唐后期这种由税人到税地、税财物的深刻变革，为论证提供事实依据；在论及科举制度时，借鉴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观点，说明门族、党派对当时重进士而轻明经的风气形成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运用及对前人观点的比较分析，阐明了中晚唐经学研究出现新变的重要背景。作者能将这些繁乱顼碎的材料进行搜集甄别，并整理归纳出来加以灵活运用，可见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宏阔的理论视野。
二是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相结合，以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想要真正把握北宋经学史全貌，除了要重视作为本质核心存在的内部研究外，外部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北宋经学史论》中作者将经学领域自身的变革这一内部因素和经学领域与社会环境、学术思潮的互动这一外部因素相融合，进而阐释宋代经学“变古”的复杂原因，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书中第二章论及“北宋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时，首先考察了北宋庆历以前的政风、士风与学风等经学面貌的外部因素。紧接着又阐述了经学内部守旧与革新并存之面貌，举出官方组织编著与私人性的经学著述两方面的例证，再次从内部进行挖掘。仔细体味，可以发现这种研究思路贯穿于整部书中，作者在关注外部研究的前提下，并没有因此忽略对经学内部的深入挖掘。书中在考察整个北宋经学的变迁时，也是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这两大方面入手的。从经学内部而言，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注疏之学，表现出对章句注疏之学支离、繁琐弊病的修正，却也不是完全摒弃而是取长补短地加以辩证看待。从外部而言，经学的演进与学校、科举、党争、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回应佛老的挑战一直是经学乃至儒学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经学的演变成因也是如此，既受制于经学领域的内在变动，也与社会环境、历史沿革、学术思潮等是外部因素密不可分。
《北宋经学史论》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状况、学术思潮等外部角度，阐释北宋时期各阶段经学的基本特征，在内部研究方面，则是认识到经学变迁也有其自主性，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犀利的研究视角。尽管这种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相结合的学术方法并非高明峰先生首创，但他显然致力于对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对北宋经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融，为我们呈现出这一时期经学发展的基本特色。
三是宏观把握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力图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宏观研究是从全局的视角出发，揭示出经学历史的本质及规律，而微观研究是从局部或具体的著述出发，使经学研究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北宋经学史论》在具体研究中就运用了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宏观上系统而完整地揭示了宋代经学演变的脉络和成因、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了宋代经学的成就和特色；微观上通过对代表性著述的剖析，彰显出北宋有别于“汉学”的基本特征。书中对北宋经学各阶段的具体研究亦是如此，如在中晚唐时期，不仅从大时代入手分析安史乱后的社会状况，还举啖助、赵匡《春秋》学派与韩愈、李翱为例，通过论述其舍传求经与原经求道的经学主张，进而阐明中晚唐时期经学新变的整体风貌。在对于庆历以前的经学面貌的描述中，作者宏观上从官方组织编著或认可的和私人性的经学著述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微观上选取了私人著述中成绩较大且影响较广的柳开、王禹偁为代表，通过对这两个人在经学方面的成就的介绍，进而揭示出本时期经学的总体面貌，可以说是由点及面，达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到了宋学正式建立的熙宁、靖康时期，又形成了“荆公新学”“温公朔学”“苏氏蜀学”及“二程洛学”等诸多学派。作者通过对各派代表人物进行专论，从微观入手使得熙宁、靖康间的经学研究具象化，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融合。作者在北宋的各阶段均选取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学者、流派，展开具体深入的探讨，从中探索发现北宋经学的发展规律，进而阐释北宋大时代的经学演进特征。
拾放点1：(76.25，132.07，-850)→(-76.25，-132.07，-850);拾放点2：(132.07，76.25，-850)→(-132.07，-76.25，-850);拾放点3：(132.07，-76.25，-850)→(-132.07，76.25，-850)。
此外，本书附录中的《北宋经学年表》及《两宋经学著述考录》，直观而具体地展示出北宋经学演进的脉络和成就。正如上文所述，与北宋经学相关的朝政举措、人物事迹、著述名目众多，如果不对这些经学家和具体文献做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那么对宋代经学的真实全貌也必定难以真切把握。作者显然意识到了此点的重要性，因此以系年形式整理了《北宋经学年表》，并结撰出《两宋经学著述考录》。这使得北宋经学相关的政令措施、学者著述的具体分布情况一目了然，为论题的定量分析和总体评价提供了可靠的材料依据，使得立论笃实可信。
整体而言，《北宋经学史论》的论证体系基本符合“典型现象—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的结构，通过把握北宋经学史中的典型现象，梳理其在各阶段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体过程，进而从理论上抽象出这种经学演变背后的规律性。作者通过纵向的全面梳理，及横向的细致剖析，不仅把整个北宋经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众经学家、经学流派的各自特点鲜明地展现出来，而且还从理论上阐明经学演变的规律性及“宋学”所固有的特色。在研究方法上，细致的文献考证与扎实的立论相结合；经学内部理路与外部社会环境相结合；宏观的把握与具体个案的分析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该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
总之，《北宋经学史论》作为北宋经学史研究的力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北宋经学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也在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朴实独立的治学精神。著者既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又有“史”的视野，故能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本扎实厚重的经学史佳作。(王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古代文学研究生)
丁文萱委员继续追问：“对于部分弱电经营单位进度慢、行动迟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和措施？”赵子峰坦言，这其实也是一个沟通不够顺畅造成的问题，下一步，市经信委将成立督导组，积极协调各乡镇街道和小区，共同加入“三线”治理工作；及时建立一个信息网络系统，要求运营商对业务限时办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的发生。
(责任编辑：孙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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