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性的演进过程中，发展因其巨大的作用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对发展的过分夸大，导致其演变成为发展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对世界范围的现代性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伯曼以浮士德的形象为例，在肯定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反思、批判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消极性。如今，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具有很大的市场，也潜在着相当大的危害，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难以置身其外。我国既要全力以赴地发展，又要前瞻性地防范其潜在的消极性。
关键词：现代性；发展；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作为享誉世界的现代性思想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影响早已超越了社会学领域的界限，并辐射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伯曼感觉敏锐、才华横溢、富有激情，其论著克服了社会学著作惯有的枯燥、晦涩，以其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字获得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伯曼的思想丰富、深刻，其现代性研究独树一帜，本文主要研究他对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发展”是一个很容易能够引起人们无穷遐想的令人激动的字眼，无论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还是落后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如此，前者依靠它取得了世人羡慕的成就，后者更想依靠它取得跨越式的进步。而且，后者比前者更渴望得到发展。在人们的印象中，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褒义词，总是与积极、强大、进步、富强、美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似乎反思发展就是保守、落后，更遑论谁敢反对发展，那简直是罪莫大焉。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发展的好处，也容易产生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对其合法性不容质疑和反思，这类思想意识根深蒂固。所谓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指一切发展皆好，发展没有任何的局限，无需任何反思和质疑，发展是最高、最终和唯一的目标，也是衡量事物好坏和行为对错的最高标准。人们即使面对如此偏执、错误的意识观念，也无动于衷、执迷不悟。面对这种状况，当然应该对此予以清理、反思。伯曼就是从批判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入手来反思现代性的。
一、浮士德的人生追求中呈现的发展
浮士德博士的故事来自于民间传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民间传说和以往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不朽的诗剧《浮士德》，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其中，浮士德的形象因其高度的概括力、典型性获得了永恒。浮士德穷其一生孜孜以求地追求发展，他的一生可以用“发展”一词来概括，他放弃了单调的书斋生活，追逐激动的爱情体验，投身充满抱负的政治活动，全身心地追求古典美，最终奋发建立功业。浮士德的人生轨迹，反映了德国乃至于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追求，有人甚至视之为人类形象的浓缩和升华，这种追求也比较吻合伯曼所界定的现代性。而且，作为一个追逐发展的原型和典型，浮士德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人们的梦想，既展示了发展的力量、辉煌，又展示了发展的阴暗、残酷。歌德使浮士德置身于一个广阔的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充分地揭示了发展的诸多悖论。正因为此，伯曼以歌德笔下深入人心的浮士德的文学形象为对象，集中地剖析、反思、批判了发展主义及其意识形态。
在伯曼看来，浮士德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他是一个追求成功的自我实现者。人到中年的他，在学术研究中已经成就卓著，事业的成功使他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但是，作为一个永不满足的追求者，浮士德在完成了自我发展之后，他渴望克服自己的片面发展、异化。不仅如此，他还重拾久违的情感生活，追求爱情、性爱的满足，以种种努力重建与生活的联系，试图由此提升、发展自己。后来，他勇敢地跨出了以追逐感官享受为乐的私人生活的狭小天地，感受到他与别人、社会的相互需求，并继续寻求社会、事业方面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把“小我”融入世界性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洪流中，以坚强的意志、强烈的欲望、强有力的实践开始征服自然、社会。他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探索各种可能性，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超越了自己，又改变了其他人的生活，并通过对旧世界的破坏来创造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浮士德参与创造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他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过人的智慧和有力的实践能力，在发展的欲望的推动下，显得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永无止境。这种追求与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展示了发展的复杂性、典型性、积极性，并获得了相当大的超越性和启示意义：“它包含着每一种形式的人类经验，既包括快乐也包括悲苦，并且将把这些人类经验都融合为他自我的无止境的发展；即便是自我的毁灭也将是它的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1]50作为现代人的“心灵史”，浮士德的意识、思想和行为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代社会、现代生活、自我、发展的探索，这种探索浓缩了西方几代人的追求。其中，浮士德对发展主题的探索意义非凡，它所揭示的发展的悖论性尤为深刻：发展是一种善恶相伴、美好与罪恶相生、创造与破坏相济、光明与黑暗交织、积极与消极共存的悖论。
骆 义(1977—)，男，广西桂林人，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水运系统规划与设计、内河船型标准化。E-mail: luoy@wti.ac.cn
浮士德经过不懈的探索，终于发现，“现代人转变自身的惟一途径就是，根本转变他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世界。”[1]50为此，他要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变自己、发展自己，也由此开始了他的发展之旅。他心地善良，怀抱美好的愿望和远大的抱负，但是，他的行动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后果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发展也由此显示出种种矛盾：首先，发展的良好初衷、发展者的善良的愿望并不能保障好的结果，有时可能导致罪恶、破坏。可怕的是，远大的抱负、辉煌的成就往往遮蔽了发展的阴暗面，影响了人们对发展的客观认识，甚至成为实施罪恶的借口。其次，发展往往离不开恶的因素的推动，恶的破坏性有时甚至还能成为善的创造者，也可以成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更为吊诡的是，破坏的作用与发展密切相关：“为了给进一步的创造铺平道路，必须摧毁迄今为止已创造出来的一切乃至将来有可能创造出来的一切，否则他就无法创造任何东西。”[1]60事实上，有时破坏是无意的，有时破坏是必要必须的，有时破坏则根本没有必要。这种“破坏性的创造”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和推动现代社会的辩证法，甚至在现代世界、现代生活中比比皆是。而且，浮士德的人生经历体现了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和人生追求，也体现了发展的悲剧，在他以后，发展逐渐获得了巨大的共识和不容质疑的合法性，并一路凯歌、勇往直前，直至演变为“创造性的破坏”，其魔力至今仍然不减，对此应该保持十二分的警惕。第三，发展需要一定的代价，甚至需要巨大的牺牲。就主体而言，外在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内在精神世界的发展，有时不但不能丰富、滋养、提升心灵的境界，反而导致了它的贫乏、枯竭、片面发展、异化，甚至可能丧失内心深处的美好、纯真和希望；就客体而言，发展可能会削弱我们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全面认识和科学把握，可能会为了某些特定的发展目标而牺牲整体的和谐、局部的利益，诸如自然的破坏、生态环境的失衡、精神的畸变、人为物役、某些基础行业的萎缩等问题都源于此。令人苦恼的是，这些矛盾与发展如影随形、无法割裂、不弃不离。歌德深刻地洞察到浮士德的悲剧：“浮士德展望并且努力去创造一个既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又无需付出重大人类代价的世界。然而，矛盾的是，他的悲剧恰恰发源于他想要消除生活中的悲剧。”[1]85实际上，他的悲剧典型地体现了发展的悲剧，外部世界的发展与内部心灵世界的发展具有冲突和不平衡性：“即便发展的过程将一块荒漠转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空间，但他同时却在发展者自身内部再创了一块荒漠。”[1]87
第一，发展导致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把发展作为最高价值，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为发展而发展，甚至为发展而不惜毁灭自身。事实上，误把发展作为最终的、最根本的、最高的目的极为普遍。“在世界各地，人类和各个国家都确切无误地依照尼采的形而上学行事：力量的目标无需加以规定，因为它就是它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它的过程里，即便停止甚至减速片刻，就会落伍就会跟不上别人。”[2]213实际上，发展是达到人类幸福的工具、必要的途径和阶段，它应该服务、服从于作为其最高目标和价值的人类的幸福。但是，受制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类迷失了方向，错误地把发展作为人类的目的、方向，把工具变成了目的。如今，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加上科技主义意识形态、传媒的巨大推动，发展已经畅通无阻地成了人们的共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盲目追求GDP、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工程越来越普遍，为了促进发展，不惜代价压缩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使人们捂紧口袋过日子，甚至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集体、社会的畸形发展，结果，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牺牲了民众真实的、实在的幸福生活，严重影响人们的幸福指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透支性地使用自然资源成为常态，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等恶果已经成为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景令人恐惧，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各种生态危机频频出现，社会的风险系数明显增大，突发的风险事件屡屡发生，风险社会提前来临，各种危机的迹象已经初露端倪，人类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甚至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正常的生存、生活，人类正在为此或即将为此付出巨大而沉重的代价；发展主义的观念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受此观念影响，不少人也把发展作为主导价值、目标，处心积虑地追求所谓的光鲜亮丽的外在形象、事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个人的地位和名誉、成功的社会形象，甚至不惜牺牲身体的健康和幸福的生活，为名利等身外之物所累，丧失了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身体的健康；有的人片面追求感官享乐，沉迷于欲望而不能自拔，丧失了深层次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近年来，有的人虽然为各种外在光环所笼罩，但不堪重负而出现了精神问题、心理问题乃至于以极端的自杀方式了却生命，这些现象无不彰显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人类的短视、狭隘、急功近利、盲目、自高自大等局限，也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随着其消极影响的逐渐暴露，其恶果尤为值得深思和警惕，也亟待反思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
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果
第三，发展导致了“伪浮士德式的发展模式”。这是发展的一种畸形的变种，它经常存在于落后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生产、生活过于落后，这些地方的经济不但需要发展，而且需要快速的、超常规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并非纯粹的经济问题，它承担了超出它自身的功能与任务，具有附加性的政治、社会的象征意义。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部分国家往往制定严格的计划，以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方式动员、组织民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实际上，为了保障其目的的实现，必然要对民众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模式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得以实现的。第一种方式是最大程度地迫使民众生产、建立生产力，严格地限制消费，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并用这些财富进行经济上的再投资，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第二种方式是自断后路、没有退路式的强行发展，它借助于“无必要的毁灭行动”，有意地压缩宽松的空间，迫使民众参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达到象征的社会意义，而并非为了创造物质财富、发展生产力，其结果可能是毁灭和灾难。第三世界有的国家时常会采用这种方式，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极端地使用过这种方式。第三种方式是前两种方式的奇特组合，因其效果明显而被广泛地采用。实际上，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关心真实的发展，也不关心民众的真正要求，为了达到政治、社会的特定目的而有意识地利用发展，甚至经常动用国家与政府的权威、组织力，其严重的恶果势必引发民众的反对、反抗，甚至酿成悲剧，对此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觉，并力图避免此类悲剧的重演。
第二，歌德总结的“浮士德式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破坏性值得警惕。这种模式注重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力图克服局部的、零碎的竞争的局限，把个人的、集体的竞争力量整合起来，集恶、掠夺、剥削、宏大的构思、发达的科技、高超的组织与管理能力、对民众真实的愿望与需求的关注于一身，它还利用物质和精神力量，并把它们作为元素融于新的社会生活结构中。而且，这种模式还由于与现代人不断追求发展的欲望相吻合，从而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和追逐。应该说，这种发展是真实的、实在的，其积极的意义、价值不容怀疑，它也是现代社会、个人别无选择的宿命。但是，可能正因为此，它的破坏性、阴暗面、局限性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公众竟然对其浑然不觉，还无意识地认可、企盼其结果，尽管这种阴暗面、破坏性是发展的必要代价与必然伴生现象。鉴于此，应该警惕、直面这种发展的阴暗面和消极后果，并努力把它的负作用降至最低。同时，更应该正视、警惕发展背后潜藏的虚无主义：“作为追求更大力量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要沉没在力量本身以外的虚空里。力量意志招致虚无主义问题。……为了力量而力量，不管这力量扩展到什么程度，它始终都还留有对更远处的虚空的恐惧。试图直面这一虚空，正是虚无主义的问题。”[2]214-215而且，就个体而言，也要转换传统“浮士德式的角色”，把他的角色由创造历史、改变社会向享受生活倾斜，或者说，要努力实现两种角色的结合、平衡，以克服这种模式的局限。
进行分道焊接时应根据实际的焊缝宽度选择相应的焊道道数，以分两道为例，第一道应覆盖原始焊缝的2/3位置，第二道应覆盖第一道焊缝的1/2位置，以保证焊缝整体成形平整。如需要分3道或3道以上焊接时，应先焊坡口两侧后焊中间。
黄志平厅长到绍甬台温四地调研（省厅办公室） ............................................................................................12-5
伯曼通过浮士德的形象揭示了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不良影响。
三、摆脱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发展是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也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共同选择。浮士德式的发展更具有浓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色彩，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也因其超前性、问题突出更具警示意义。事实上，有论者已经发现这种模式的悲剧性，并把它视为西方文明的潜在威胁：“尼采的命运可以很好地预示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如果我们的浮士德式文明不能从某个方面减缓它的狂暴动力，那就很有可能患精神病。”[2]216尽管如此，这种特殊的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共性，它的积极性、消极性、问题、矛盾、困惑能够超越一定的地域，也能够超越其时代，并因此获得了普遍的意义和启示。
当今，不同国家、地区、社会、集团、个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几乎成为其存在的常态，在这种情势下，反思浮士德式发展模式的得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有可能忽视潜在的真正的危机，走向深渊却浑然不觉。对此，伯曼认为，发展注定具有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浮士德的悲剧典型地体现了发展的悲剧，现代社会、个人仍然会继续上演这样的悲剧。为此，必须构想并实施新的现代性模式，彻底地放弃“为发展而发展”的本末倒置的观念与实践，纠正把发展作为唯一目的、目标的错误作法，回归常态化发展、理性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并把它作为工具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和谐、人生幸福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应该警惕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欠发达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预防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
就我国而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应该归功于发展。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仍然是我国的基本主题。这些都是毋庸质疑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自觉地防范“发展主义”，警惕其消极性的蔓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显然属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积极吸收，它们所走过的弯路已经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也可以成为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以求得不走或少走弯路。而且，我们力倡和平发展、理性发展、内涵式发展、常态化发展，已经很前瞻地制定出并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绿色生态文明的政策，已经向前迈出了坚实而可贵的步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未来能够对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觉，同时，也能够冷静地反思、批判其局限和潜在的风险。在这种意义上讲，伯曼关于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我们不但不是奢侈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
总之，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严重的影响，而且，它在全球的现代化建设中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发展主义已经内在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鉴于此，全球都必须警惕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同样，我们也应该如此。
女儿走了，苏母埋怨苏穆武：有你那么说话的吗？苏穆武不服地：我怎么说话了？找个洋人当女婿我不同意！苏母说：找什么女婿是闺女自己的事，你上那么大火干啥？苏穆武提高声音：什么叫她自己的事？她是从鞋旮旯里蹦出来的？苏母斥责他：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看这事咱也考虑考虑。苏穆武脖子一拧：没啥考虑的，不同意就不同意！我真不明白，张阳有礼貌又懂事，她怎么就看不上？苏母无奈地：这你得去问你闺女。苏穆武说：不用问我也知道！苏母问：你知道什么？苏穆武鼻子一哼：女人就是犯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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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段德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Faust’s Ghost——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Developmentalism
Li Shita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China Academy of Arts,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modernity, developmen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for its great role.However, excessive exaggeration of development led to its evolution into developmentalism, and into an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which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worldwide. Taking Faust’s image as an example,Berman not only affirms the great role of development,but also reflects and criticizes the limitations and negativity of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Nowadays,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has a great market in the world,and it also has a great potential harm.It is difficult for any country or region to stay out of it.Our country should not only devote all efforts to development,but also prevent its potential negative with forward looking.
Key words:modernity；development；developmentalism；ideology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19）04-0006-04
收稿日期：2019-06-21
作者简介：李世涛（1969-），男，河南渑池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思潮的现代性研究”（14BA01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艾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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