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货紧缩的度量指标（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刘骏斌[2]（2020）在《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文中指出历经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体量和影响力显着增加,金融经济系统对资产价格波动的敏感性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发生了房地产价格的多轮上涨和“千股跌停”的股灾,资产价格波动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深化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为我国金融改革中的根本性任务。因此,研究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机制及其监控问题契合当下金融改革的重点,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当前研究背景和现实需求,本文将系统性金融风险扩展到国家金融安全范畴,并遵循“资产价格内涵→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影响→风险测度→溢出效应→监控机制和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旨在构建较为系统的宏微观分析框架。本文首先从资产价格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价格”关系入手,阐述了资产价格的形成和波动机理,研究表明:资产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公开信息,资产价值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基础,流动性水平是资产价格联动、泡沫化和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复杂的驱动机制和波动效应影响。在分析资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的基础上,本文详细阐述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机理。首先,一系列金融危机已经明确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事实,本文进一步从预期、市场和流动性角度分析了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途径,涉及预期影响下的资产价格和货币价值偏离、投资决策影响和价格机制、流动性冲击、信贷杠杆和货币循环等具体影响渠道;同时,基于开放式基金的资产配置和企业-银行部门的信贷关系构建理论模型,解析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存在的跨期、“螺旋式”叠加、时滞、持续和不对称等影响效应特征。在明确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资产价格数据信息,分别从宏微观角度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基于网络视角测度的开放式基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果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基金之间的传染具有方向性和非对称性。其次,针对扩展的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范畴,分别选用综合指数法测度金融系统压力指数和金融主权指数,选用Copula-GARCH（1,1）-Va R模型测度信用货币的币值稳定性,并验证了测度指标的合理性。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市场因子和面板数据分析的实证方法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机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基于金融网络测度的风险指标对开放式基金的现金流和收益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是风险的冲击、传染和分散,也能够凸显出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进一步的,运用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结构VAR模型（TVP-SV-SVAR）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时变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元货币政策冲击和跨国资本循环持续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并共同冲击人民币币值稳定和阻碍金融主权实力的提升。最后,本文基于资产价格视角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机制。通过借鉴能够反映变化方向、大小和延续性的时变方法,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提出转变监控的理念思路和原则,构建多维度、多系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体系。并进一步从资产价格变化、外生性冲击和风险指数视角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控效果进行了非线性时变检验,明确了相应监控指标及其适应的监控范围。
宋来[3]（2017）在《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运用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了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原因。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着;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石华军[4]（2017）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的功能在于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以实现中央银行设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无论这一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还是其他,其最终效果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密切相关。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伴随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周期不断演进。古典经济学倡导自由主义思想,货币政策调控显得多余。20世纪初,在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引下,西方发达国家摆脱了“大萧条”后世界经济性衰退,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然而,面对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滞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也束手无策。当Kydland&Presccot（1977）首次将“时间非一致性”引入货币经济学领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认识似乎又回到了古典经济时代。在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中,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从扩张到收缩不断转换,经济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通过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逐步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但后危机时代即经济新常态下,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将面临从危机应对向常态化管理转变,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又激发内生性发展动力,成为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选择的重要命题。本论文以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扩张型和收缩型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机理、中性货币政策的源流,并建立了定力指数框架。其次,对美国、日本、德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了经验得失。再次,探讨了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总量调控方式。在定力指数框架下,以1992–2013年的中国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方式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区间调控向定向调控内涵的扩展。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不足以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形势。单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显着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单纯紧缩性货币政策又增加经济下行风险;第二、理论与历史经验表明,中性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能够激发经济内生性发展动力,保持可持续发展;第三、以定力指数为基础,建立新常态中国货币政策总量调控方式,得到了实际数据检验的支持;第四、新常态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方式的内涵从区间调控扩充到定向调控,解决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防止经济下行风险,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论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中性货币政策理论创新。提出中性货币政策操作概念,并探讨其内涵与模型表达式,特别是结合1992年以来的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实践,取得较好的实证效果。二是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创新,即整体中性,结构定向。发挥中性操作时间一致性的优势,又避免墨守成规,在保持总体中性的同时,应通过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精准地解决实体经济发展中的短板问题。三是定向货币政策调控度量创新。构建中性调控指数,度量货币当局在决策参考时所依据的目标偏好、调控方向、力度、频数等因素,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提供决策依据变量。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单纯的中性或非中性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并不能使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现稳定持续的增长。因此,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需要考虑整体中性,结构定向的总思路。在中性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通过区间调控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通过定向调控补足发展的短板,激发经济的内生活力,为未来经济的强劲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郝世赫[5]（2017）在《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文中提出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其中,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提出为这一领域内的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以McCallum规则为基础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以Taylor规则为基础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内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随着近几年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出现,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越来越成为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我国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CPI与PPI持续在低水平盘桓,经济面临着爆发通货紧缩的危险。而我国中央银行在采用降息降准、调节利率水平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同时,结合SLF、MLF以及调节外汇储备规模等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并没有显着地提升我国当前通货膨胀水平。目前,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基本上是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CPI无法有效的度量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主要是由于CPI易受到某些暂时性冲击的影响进而出现短暂的波动。若以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一方面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将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将严重削弱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那么,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是否产生结构上的变化?究竟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的窘境?如何有效地度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有鉴于此,本文重新研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部分的重要结论:本文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针对本文研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本章首先给出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紧接着针对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与梳理,并针对系统地整理了关于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本文后续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以及创新之处。本文在第二章中主要针对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线性特征与非线性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能够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有效调控。但是对于McCallum规则而言,货币供给对于产出的调控缺乏有效性,而对于Taylor规则而言,名义利率对于产出的调控则是有效的。对于非线性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而言,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均有显着的区制转移特征。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在经济出现剧烈波动时的宏观调控效果要显着地优于在经济平稳运行时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且这两种货币政策规则在低波动区制内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尽管我国中央银行逐渐由mccallum规则向taylor规则转变是大势所趋,但是一方面mccallum规则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仍具备一定的宏观政策调控效果,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仍不具备完全采用taylor规则进行市场调控的有利条件,因此现阶段我国仍然采用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准则。本文的第三章延续了上一章的研究思路,选取混频数据来探究货币供给与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调控的有效性,并将混频数据模型与传统模型两者的估计结果进行了对比。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货币供给在调控时存在一定的时滞,并且在政策末期货币供给对于通货膨胀具有微弱的消极影响。而名义利率能够针对通货膨胀的波动迅速做出反应,及时缓解通货膨胀的出现的问题,并且其政策的长期有效性相较于货币供给也是较为显着的。就这一点而言,名义利率对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更易于准确把握,其政策调控效果也更为显着。另一方面,混频数据模型相较于传统模型在估计过程中能够有效地保留原始数据中蕴含的信息,提升最终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我国中央银行实现针对通货膨胀的精准调控提供有效的事实依据。本文在第四章中探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外汇储备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中的一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外汇储备总量的持续减少,外汇储备对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外界的重视。因此基于以上视角,本章采用门限模型与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深入研究了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关联机制及其时变特征。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关联机制存在显着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门限效应。当经济增速较快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了显着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增速较慢时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显着的关联。而当我国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要显着高于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外汇储备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此外,通过带有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本章发现总体上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与卢卡斯总供给模型描述的相一致的关联机制。但是当经济遭受外部的金融冲击时,这种关联机制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种变化尤为显着。在这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正向关联逐渐减弱,呈现出一种负向相关关联的态势。因此,我国现阶段结构性减储行为符合进行资本调整、刺激需求、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宏观政策操作预期,对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低水平盘桓的影响有限。但是外汇储备的减少从客观上决定着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国际资本陆续退出中国的总体趋势在短期内仍不会改变。因此,即便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需要谨慎使用。本文的第五章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采用C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采用动态因子模型运用CPI篮子中8大类的指标构建出了我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并针对构建出的核心通货膨胀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其稳定性较强,能够有效地剔除CPI中的波动成分,而且核心通货膨胀无论是上涨幅度还是上涨速度均小于CPI,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而且,本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在一些时期内先CPI动而动,体现了较强的可预见性。当前我国面临着爆发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而产生通货膨胀水平较低的现象并不是突发的外部冲击所引起的,而是我国经济结构改革所产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此外,由于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宏观政策,加之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严峻等,因此我国将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依然保持着通货膨胀水平较低这种现象。本文的第六章在第五章构建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基础上,运用TVP-VAR模型深入探究了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核心通货膨胀之间的动态反应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名义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方面均表现出了显着的时变效应特征。但是,货币供给、利率以及外汇储备在调控效应方面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作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代表,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类似,其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有着脉冲响应较快,反应力度较为显着的特点。但是,由于其反应速度快,调控力度大,很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于预期相悖的效果。尤其是货币供给,虽然在政策实施初期能够显着地提升核心通货膨胀水平,但是当政策实施一定时间之后,其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反而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名义利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不同经济阶段下利率冲击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调控具有相似的特征。也就是说,无论我国处于怎样的经济时期与经济阶段,利率渠道对核心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并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利率渠道作为货币政策施行的中介工具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因此本章认为尽管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于核心通货膨胀的调控效果要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更加契合中央银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宏观政策目标,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更适合我国中央银行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刘洋[6]（2016）在《中国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经济特征研究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及应用》文中指出通胀惯性、价格传导机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测度,作为重要的经济特征,对研究处于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重要意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证明,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单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更是不能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全部问题。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忽视价格体系反映出的经济特征信息,无法阻止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累积与最终爆发的结果。在维护价格体系稳定的同时,更应该尊重价格体系客观反映出的经济特征信息,才能准确掌握经济形势并作出科学的决策。我国经济在转换阶段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从经济数据中提取信息,需要更加科学可靠的计量方法。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数据的非平稳性、动态结构的不确定性、价格指数之间因果关系的不稳定性,给经济特征实证研究增加了困难。本文以混合分层结构的Gibbs抽样方法,基于分层Dirichlet随机过程构建的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及其多元形式,为非平稳与结构不稳定经济数据,提供了一元动态结构和多元因果关系的时变分析方法。应用于通胀惯性、价格传导机制与经济增长稳定性测度等经济特征的实证研究。释疑经济理论上的争议问题,支撑现实政策的科学实践。基于菲利普斯曲线与泰勒规则发展的通胀惯性模型,是连接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工具。本文以创新的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实现对通胀惯性的有效度量,考察通胀率动态与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释疑经济理论争议。并在此基础上,将计量方法和研究思想推广到覆盖上中下游的价格指数体系。通过价格指数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进一步从价格体系中提取经济特征信息。从需求、供给和货币层面具体反映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政策效果。最后,将创新方法推广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测度研究,综合运用本文实现的计量方法,测度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并与多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对比,研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的不同,导致经济增长稳定性上的差异。重点从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角度,测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本文实现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测度模型,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转换阶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理论研究基础,我国经济转入增长新常态后,经历经济转换阶段复杂经济形势的社会现实,注意到现有计量经济方法对相关经济特征数据实证分析中的困难。在理论框架研究方面,总结了有关货币政策与通胀惯性、通货紧缩,价格传导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相关文献。在计量方法研究方面,重点总结时间序列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研究成果,跟踪统计学在贝叶斯非参数方法方面的研究进展。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结合理论问题创新计量方法,应用创新方法推动理论研究。首先,本文设计了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IMS-AR）及其实现算法,该模型将分层Dirichlet过程与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相结合,适用于非平稳性与结构不稳定性数据的计量分析,不仅解决了传统Markov区制模型只能给出区制状态概率,不能给出模型参数后验估计的问题,还可有效度量时间序列AR结构的稳定性,检验动态过程的局部最大特征根,提供区制数量的后验分布、区制状态与与结构断点概率、滞后项系数与扰动项方差的后验估计。当应用IMS-AR模型侧重估计时变参数,而非重点考察区制状态的结构突变性质时,本文称之为无限状态Markov区制时变自回归模型（RTV-AR）。本文将设计思想扩展到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模型,设计并实现了无限状态Markov区制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RTV-VAR）,应用于多元时变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创新实现的计量模型可兼容具有非平稳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的经济数据,能够更充分挖掘出隐含在其原始数据中的信息,分析经济数据的动态结构,度量二元或多元变量之间时变的因果关系,为计量经济学处理非平稳数据与多元时变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方法。其次,本文从菲利普斯曲线与泰勒规则组成的通胀惯性理论模型出发,结合IMS-AR模型,组成通胀惯性的计量模型。度量结果显示,近期美国的通胀惯性产生了区制变动,且与其货币政策高度相关,证实了通胀惯性理论模型的有效性,警示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代价。利率工具在加速实现政策效果的同时,也导致了通胀惯性的不稳定,打破了广泛意义上的价格体系稳定性,暴露出单一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的缺陷。我国的通胀惯性明显对近期的利率政策做出了值得关注的响应,显示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敏感和有效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与传导机制,提升了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同时,也警示对利率工具的谨慎使用。本文从通胀惯性的视角考察通货紧缩的实证表明,需求端的下游价格保持着长期稳定的惯性结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保持稳定,体现需求稳固;供给侧的上游生产价格,在经历了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过程后产生了结构性的分化,正在调整中恢复稳定。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在经历了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生产环节价格增长过快。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是近期PPI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PPI在结构性上的分化,CPI惯性指标的稳定,也说明真实需求并没有下降,表明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从需求侧起到了拉动经济和稳定价格的作用。根据“生产力标准”的原则,生产力导致的价格变化不应该被抵消,当前的低通胀与价格下降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在“生产力标准”之下,也需要防止与要素生产力进步出现不一致的通货紧缩,否则经济主体可能会误解为真实需求下降了,导致价格水平普遍下降。第三,本文应用RTV-VAR模型实现对我国价格传导机制的多元时变分析,以二元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出价格传导机制的总体结构,以多元Granger因果关系提取出价格传导机制的核心结构,并总结其动态演变过程。从价格传导机制的视角研究我国经济的需求效应与供给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经济中的需求拉动效应持续显着,受外需影响有所减弱,有必要通过货币政策进行调节,积极稳固和适度扩大总需求。成本效应长期持续,外部供给冲击作用不容忽视。生产环节的价格调整,符合“生产力标准”有助于推动供给侧改革,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货币政策因素在我国价格传导机制的动态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历国际冲击因素的影响下,对保持国内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起到了有效的调控作用。良性的通缩,有利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适度地放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生产力提升与外部冲击的影响,保证供给侧改革的顺利实施。第四,本文应用RTV-AR模型实现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测度,国际比较的实证结果表明,以投资扩张和要素投入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方式无法长期持续,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稳定性差,易受冲击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驱动力依然强劲,新的增长方式正处于转型阶段。以他国经验为鉴,把握当前的发展机遇,主动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适时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当务之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曾经的日本经济增长过程有相似之处,都曾经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效应与发展对外出口的推动作用。但是,中国经济的内需仍持续发挥着拉动经济的作用,即便近期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也不会陷入类似日本经济因内需不足,新旧经济增长驱动力不能接续,即使实施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无法改变的通缩困境。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发展历程中都存在经济增长从不稳定向稳定过渡的转型阶段。实证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在2010年之后,呈现出动态趋势稳定、波动性降低、局部平稳等新常态特征。
刘达禹[7]（2016）在《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文中研究指明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货币政策和规则型（Rule）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手段。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对实际经济状况进行解读与判断后,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应急性调整措施。然而,由于名义利率的相机抉择调整不具有系统性,因此,其将大幅降低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与公信力,这会导致公众无法形成连续稳定的政策预期,从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相比而言,规则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预先设定相应的政策调整机制,并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后,按照事先设定的政策机制进行名义利率调整。此时,这种政策承诺机制将对公众预期产生系统性影响,并对中央银行的“机会主义”和“短视行为”形成约束,从而使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增强,进而实现通过小幅调整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经济参与者识别货币当局政策操作的客观规律,从而加深对经济状况的理解、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还有助于货币当局增强其政策操作的透明性与公信力,继而改善其政策调控效果,并最终实现控制通胀水平、降低产出波动和维系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目的。实际上,有关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银行接连的降准降息操作以及货币数量论失效等观点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二者间的关联机制与勾稽关系。此外,自美联储与欧洲央行陆续开始实施“零利率下界”与“量化宽松”政策以来,一场新型的货币主义革命也已开始在全球上演,有限的汇率波动与无限的信用扩张之间势必会累积结构性矛盾,并终将通过影响产出、通胀与资产价格等方式改变一国的货币供给与利率调控。有鉴于此,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重新审视了我国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并按照“问题的提出→事实的描述→理论的推演→理论的检验→理论的拓展→理论的模拟→现实的总结”这样的逻辑架构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部分结论:本文的第一章系统地给出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概念,并详细地介绍了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发展历程,随后按照“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经典研究→现代衰退周期的出现及二者间的新型作用机制→中国典型经济波动阶段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这种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脉络系统地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经典文献,最后给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中,笔者则是系统地对比了现阶段与1996年经济“软着陆”时期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并对本轮经济周期的持续期进行了估计,同时测算了在当前世界宏观经济环境下,来自世界经济的外生冲击对我国总产出增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十二五”后期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将形成新一轮“软着陆”,并且本轮经济“软着陆”的平面将明显低于上次,此外,本轮“软着陆”后的持续期将显着延长,这将直接影响“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格局。在对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后,全文研究开始步入其核心部分。第三章中,笔者采用TVP-VAR模型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内来自世界经济增速变动的外生冲击对我国实际产出增速的影响,并对1996年以来名义利率调整、货币供应量控制与信贷供给变动在熨平经济波动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行了对比与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景气变动的影响仅具有短期效应,它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问题,仍把工作重心着力于自身发展。而就货币政策调控的异质性特征而言:现阶段采取改变广义货币供给的方式熨平经济波动将会面临远期福利成本约束,而适度的名义利率调整和信贷供给先行则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第四章至第五章主要是系统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计量检验。其中,第四章是货币政策成本专题研究,本章在中央银行线性福利损失函数的基础上引入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指数项,并对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的非对称性特征和惰性特征进行了检验和识别。随后采用基于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刻画了名义利率对不同质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结果发现:中央银行在通货紧缩时期的政策调控力度将显着增强,而就“新常态”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更加注重货币政策的持续性,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和定向着力”的货币政策调控方针,从而为经济增速托底,也为经济结构全面升级和改革留出必要时间。第五章则是将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国际对比,本章对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多重门限效应检验,发现中美两国货币当局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名义利率调整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偏好。其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两国货币当局的名义利率调整均具有规避通货膨胀偏好,而当经济处于紧缩期时,其货币政策操作则会向产出缺口倾斜。随后,为进一步识别“现代衰退”时期美联储名义利率调整对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有效性,本章采用LT-TVP-VAR模型对新凯恩斯框架下的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再估计,结果发现:在应对本次“现代衰退”冲击的过程中,仅通过名义利率调整已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扩张作用。若想有效抑制经济持续下滑态势还需要前瞻指引、扭曲操作与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从而提振经济活力,以期拉动经济增长。第六章伊始至第七章截止则进入了本文的理论模拟环节,其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针对当前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六章中,笔者构建了包含资产价格及市场异质交易者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随后利用校验分析法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发现货币当局根据资产价格错位采取的应急反应是其在无法实时监测证券市场运行状况时的次优选择。此外,相比于对资产价格错位进行事后干预的利率规则,考虑了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不但不会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并且还会促使经济系统达到兼具确定性和稳定性的理性预期均衡。因此,货币当局应高度注重货币政策规则的前瞻指引作用,从而为公众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并确保其政策操作的有效性。第七章则是在第六章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本章首先对经典的“托宾Q”理论进行修正,将资产的基础价值与投机价值进行分离,继而将含有资产基础价值的前瞻性利率规则纳入至DSGE分析框架,随后对这一问题展开必要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利率调整能够有效促进资产价值修复进而拉动实体经济复苏;而近期我国呈现出资本市场活跃但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错配;此外,我们仍不应忽视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给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使用上,货币当局应高度重视事前的政策疏导,以防投资者对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进行过度解读,从而在发挥货币政策良性指引功能的同时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第八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研究章节,笔者以TVP-FA-VAR模型和能够代表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数据指标为基础,详细地对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总结与诠释,结果发现:无论是价格调整亦或是货币供给变动都会对产出波动产生明显的平抑作用,其中产出对价格调整的反应更为直接,并且收敛较快,而广义货币调整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其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具体项目的增减变动,因此其已不宜作为监测指标来测度货币供给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何知仁[8]（2016）在《基于货币政策与风险感知的全球流动性驱动与传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首先研究了全球流动性的定义,认为全球流动性是决定世界各国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难易程度的共同因素。基于该定义,本文建立了全球流动性数量度量的理论框架。基于该框架,本文构建了1998年至2014年期间的全球流动性数量指标。该指标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至今,全球流动性在总量上呈现“收缩效应”。在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发现,在样本期间内,全球流动性主要由私人部门创造,商业银行的国内信贷余额和跨境信贷余额在G4之间具有显着的协动性。其次,本文建立了一个以内生风险感知为核心的模型,刻画了私人部门借贷双方的微观博弈,解释了杠杆率、利率和风险感知的内生关系。该模型假设金融中介基于风险感知而非真实风险进行投资决策,由于风险感知具有主观性和易变性,私人金融中介对投资需求的预期反过来会影响风险感知。上述模型构建了私人流动性与官方流动性之间的桥梁,它解释了在权益外生性、利率市场有效性和公共信息存在性的假设下,货币政策对金融中介风险感知和金融周期具有驱动作用。如果放松存在公共信息的假设,上述模型能够解释,货币当局在金融周期的扩张阶段和泡沫阶段放松货币政策的立场可能放大金融周期与实际经济周期的偏差,从而使金融市场积累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增加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设,上述模型能够解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风险感知渠道溢出地影响其他国家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从而驱动这些国家的金融周期和全球流动性。接着,本文运用上述理论分别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和新兴经济体展开具体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同时验证了上述理论,具体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本文通过统计描述梳理了美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及美联储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本文发现,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美国货币政策在总需求管理方面的效用降低,但是资产价格、信贷增速和风险感知等金融变量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加强。根据金融周期的五阶段划分标准,本文对1990年至2015年美国的金融周期进行划分,发现美国自1998年至2008年经历的“泡沫——危机——再泡沫——再危机”的过程可能与美联储自1995年至2004年保持的长期宽松立场有关。第二,本文基于1990年至2008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了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感知的驱动作用,并发现在金融周期的扩张和泡沫阶段放松货币政策立场可削弱金融市场的自我稳定功能;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4年的季度数据,运用VAR方法验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感知对世界各国金融周期具有外溢的驱动作用,同时也验证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周期的驱动作用。第三,本文通过统计描述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周期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和判断。本文认为,中国金融周期从2010年第1季度开始由泡沫阶段转为“准危机”阶段,表现为信贷增速的持续下滑以及超额信贷存量和商业银行风险感知的持续上升,该阶段至今尚未结束,相反,从2014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金融周期出现“再泡沫”和“再危机”的迹象,即信贷增速缓慢回升及商业银行风险感知加速上升。第四,本文发现,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超额信贷存量存在显着的协动性,暗示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周期存在共同的驱动因素。本文分析了 G4国家和金砖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认为全球流动性不但在总量上呈现“收缩效应”,并且在分布上呈现“替代效应”,后者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加速扩大的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该现象构成了这些国家的不可忽略的共同外部因素。第五,基于2011年第2季度至2015年第3季度的季度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感知对2个季度后的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感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平均地,VIX指标1个标准差的变动可解释2个季度后国内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减值率0.24个标准差的变动。基于2010年至2015年的日数据,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发现,2014年8月至今,国际风险感知对国内A股投资机构风险感知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作用持续增强。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尽管中国已启动了许多稳定经济金融的国内政策,为确保金融稳定,中国必须预备缓冲全球流动性内溢效应的政策。本文分析了中国的国内金融政策选择,认为在短期内,无论资本项目政策、货币政策还是宏观审慎政策都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流动性内溢效应对我国金融稳定的挑战。本文认为,中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合作争取间接改善外部金融环境是现实可行的重要举措。本文提出了系统重要性国家组建货币政策的“4+1”协商机制以及推进IMF配额功能分离的具体建议。
刘子佳[9]（2016）在《进口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文中提出进口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给经济带来过通货膨胀高企和经济增长减缓的双重打击,而这种影响往往超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能力。目前,我国对部分大宗商品的进口依存度比较高,而且我国进口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不足,致使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具有较大程度的外生性。时值人民币汇率改革如火如荼推进之际,我们不能不认真思索,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是怎样的?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会如何影响国内通胀率?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是什么?进口大宗商品的影响是否可以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掌控之中?本文的研究正是试图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以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为标准选择进口大宗商品的代表性品种,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两类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以衡量大宗商品真实进口价格的变化情况;其次,鉴于我国通胀率变化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和非线性特征,通过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检验不同状态下包括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在内的若干因素对不同通胀率度量指标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再次,进一步定性分析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比较不同时期传导机制的变化,梳理不同的传导机制及其综合传导过程,探讨传导机制中的变化因素及其影响等,以期更深入地探究进口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最后,在时间不一致性假设前提下,分析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对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以期了解在二者存在紧密联系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合理地抉择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第一,提出了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的构建方案,包括分析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中的外生性成分、统计大宗商品进口依存度以选择代表性品种,以及分别提取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两类进口大宗商品真实价格变化率的主成分等,并识别出所构建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进口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和存用比情况等;第二,拓展了关于通胀率非线性变化特征的研究,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模型检验了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通胀率影响,比较了不同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组合下模型的拟合优度和估计效率,并发现资源性产品比农产品对产成品通胀率和消费品通胀率之间差异的影响要大,并且在工业增加值上升时,通胀率的差异会相对缩小,而在工业增加值下降时,差异将相对扩大;第三,总括了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种途径下对通货膨胀的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传导机制,识别了影响传导机制的变化因素如需求弹性、市场情绪和货币政策等,并认为对于货币影响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来说,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触发通货膨胀是一个较大概率事件;第四,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可能产生的时间不一致性和选择两难性,使用信息容量大、参数时变的TVP-FAVAR模型克服了计量模型本身产生的“价格之谜”并突破了模型变量之间的线性约束条件,实证分析了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对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可能产生的二次传导问题,并认为,当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戳破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景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谨慎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应尝试使用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税收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
孙华妤,王飞,潘红宇[10]（2015）在《输入性因素主导我国物价变动》文中认为本文利用我国8部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进口产品价格变动率计算得出了最终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输入性通货膨胀率的度量指标序列,并结合国内货币供给因素和真实需求因素对我国2005年1月至2014年11月物价水平变动的成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在扣除了翘尾因素后,输入性因素是我国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原因,真实需求因素的作用相对较小;货币供给因素没有系统解释力。
二、通货紧缩的度量指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货紧缩的度量指标（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贡献 |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模型设定 |
| 3.1.2 模型均衡 |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词、符号变量的注释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范围界定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2.4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价格形成与波动研究综述 |
| 2.1.1 资产定价理论研究 |
| 2.1.2 资产价格波动研究 |
| 2.2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研究综述 |
| 2.2.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属性研究 |
| 2.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制研究 |
| 2.2.3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
| 2.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与监控研究综述 |
| 2.3.1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测度研究 |
| 2.3.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与监控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价格的形成及其波动效应研究 |
| 3.1 资产价格的形成与波动机理分析 |
| 3.1.1 资产价格的理论基础 |
| 3.1.2 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机理 |
| 3.1.3 资产价格波动的流动性驱动机制 |
| 3.2 资产价格统计特征与泡沫分析 |
| 3.2.1 资产价格的统计特征分析 |
| 3.2.2 资产价格泡沫分析 |
| 3.3 资产价格的波动效应分析 |
| 3.3.1 研究设计 |
| 3.3.2 变量选取与检验 |
| 3.3.3 实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 |
| 4.1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典型事实 |
| 4.1.1 房地产危机 |
| 4.1.2 股票市场危机 |
| 4.1.3 银行业危机 |
| 4.1.4 回顾与分析 |
| 4.2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途径分析 |
| 4.2.1 预期途径影响分析 |
| 4.2.2 市场途径影响分析 |
| 4.2.3 流动性途径影响分析 |
| 4.3 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3.1 基于金融机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3.2 基于宏观视角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 |
| 5.1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理论基础 |
| 5.1.1 微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理论 |
| 5.1.2 宏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理论 |
| 5.2 基于网络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体系构建 |
| 5.2.1 基于网络关联的测度分析 |
| 5.2.2 基于网络视角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体系构建 |
| 5.3 宏观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5.3.1 金融系统压力指数 |
| 5.3.2 金融实力指数体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
| 6.1 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1.1 微观溢出效应分析 |
| 6.1.2 宏观溢出效应分析 |
| 6.2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机构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设计 |
| 6.2.2 变量选取和实证模型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微观机构溢出效应小结 |
| 6.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时变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因果检验与模型估计结果 |
| 6.3.3 脉冲结果分析 |
| 6.3.4 宏观时变溢出效应小结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资产价格视角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研究 |
| 7.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理论基础 |
| 7.1.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理论发展 |
| 7.1.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方法演化 |
| 7.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与构建 |
| 7.2.1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的现状分析 |
| 7.2.2 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理念与原则 |
| 7.2.3 多维度风险监控体系的构建 |
| 7.3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产价格监控 |
| 7.3.1 极端条件下信贷杠杆对资产价格波动冲击 |
| 7.3.2 基于资产价格泡沫的测度监控 |
| 7.3.3 基于资产组合的尾部风险度量与监控 |
| 7.4 基于资产价格视角的外生流动性冲击监控 |
| 7.4.1 外生流动性冲击监控基础 |
| 7.4.2 研究设计 |
| 7.4.3 初步检验与模型设定 |
| 7.4.4 正交脉冲响应分析 |
| 7.5 基于资产价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化监控 |
| 7.5.1 微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体系构建 |
| 7.5.2 微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监控 |
| 7.5.3 宏观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监控效果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3）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
| 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 |
| 2.1.1 政策定义 |
| 2.1.2 目标体系 |
| 2.1.3 主要工具 |
| 2.1.4 政策类型 |
| 2.2 理论认识的历史演进 |
| 2.2.1 需求稳定能力之争 |
| 2.2.2 供给管理作用之争 |
| 2.2.3 动态一般均衡效应之争 |
| 2.3 政策实践的国际经验 |
| 2.3.1 需求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2 供给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3 结构性财政政策实践 |
| 第3章 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政策运行背景 |
| 3.1.1 增长型经济波动 |
| 3.1.2 经济运行阶段特点 |
| 3.1.3 财税体制改革 |
| 3.2 政策实践内容 |
| 3.2.1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践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2.3 稳健财政政策实践 |
| 3.2.4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3 政策实施特征 |
| 3.3.1 政策框架的总体特征 |
| 3.3.2 政策措施的典型特点 |
| 第4章 经济稳定效应 |
| 4.1 总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
| 4.1.1 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
| 4.1.2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2 政策乘数估计 |
| 4.2.1 经验估计方法 |
| 4.2.2 比较静态乘数 |
| 4.2.3 一般均衡乘数 |
| 4.2.4 冲击反应函数 |
| 4.3 稳定效应分析 |
| 4.3.1 产出缺口估计 |
| 4.3.2 总体政策的稳定效应 |
| 4.3.3 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应 |
| 4.3.4 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应 |
| 4.3.5 影响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
| 第5章 结构调整效应 |
| 5.1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联系 |
| 5.1.1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
| 5.1.2 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机制 |
| 5.1.3 财政政策结构效应的约束因素 |
| 5.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2.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5.3 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效应的经验证据 |
| 5.3.1 产业结构水平的新度量 |
| 5.3.2 财政收支总量的政策效应 |
| 5.3.3 财政收支总量政策的区域效应 |
| 5.3.4 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效应 |
| 5.3.5 财政收支政策的长期效应 |
| 5.4 财税政策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 5.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4.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长期增长效应 |
| 6.1 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促进机制 |
| 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
| 6.1.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
| 6.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6.2.1 基准计量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 财政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的经验证据 |
| 6.3.1 财政政策与人均GDP增长 |
| 6.3.2 财政政策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 6.3.3 财政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6.4 财政政策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财政规则 |
| 7.3.2 优化支出结构 |
| 7.3.3 推进税制改革 |
| 7.3.4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与成因研究 |
| 1.2.2 中国经济新常态语境下的国外货币政策操作比较 |
| 1.2.3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理论研究 |
| 1.2.4 经济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研究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内容安排 |
| 1.4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理论分析 |
| 2.1 货币政策调控的一般方式：扩张与收缩 |
| 2.2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调控的“两难选择” |
| 2.2.1 扩张性货币政策结果分析 |
| 2.2.2 收缩性货币政策结果分析 |
| 2.2.3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必由之路：中性操作 |
| 2.3 中性货币政策操作的框架 |
| 2.3.1 中性操作的最终目标 |
| 2.3.2 中性操作的中介目标 |
| 2.3.3 中性操作的调控工具 |
| 2.4 中性货币政策操作的传导机制探索 |
| 2.4.1 定向调控类工具的传导渠道 |
| 2.4.2 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传导的探索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外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与效果比较 |
| 3.1 美国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
| 3.1.1 大萧条前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张与陡然收缩 |
| 3.1.2 大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
| 3.1.3 2007 年以来美国的四次QE |
| 3.1.4 美国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效果 |
| 3.2 日本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
| 3.2.1 20 世纪80年代：被动地货币扩张与操之过急地收缩 |
| 3.2.2 20 世纪90年代：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3.2.3 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手段 |
| 3.2.4 日本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效果评价 |
| 3.3 德国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 |
| 3.3.1 德国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手段 |
| 3.3.2 德国非常时期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效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历史回顾 |
| 4.1 1993－1997 年：适度从紧调控 |
| 4.1.1 背景 |
| 4.1.2 央行的调控措施 |
| 4.1.3 调控效果 |
| 4.2 1998－2002 年：适度宽松调控 |
| 4.2.1 背景 |
| 4.2.2 央行的调控措施 |
| 4.2.3 调控效果 |
| 4.3 2003－2008 年：适度从紧调控 |
| 4.3.1 背景 |
| 4.3.2 央行的调控措施 |
| 4.3.3 调控效果 |
| 4.4 2008 年至今：走向稳健中性的调控 |
| 4.4.1 背景 |
| 4.4.2 调控措施 |
| 4.4.3 调控效果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总量调控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前货币政策总量操作实践 |
| 5.2 中性货币政策操作的度量：定力指数 |
| 5.2.1 定力的度量 |
| 5.2.2 定力指数的测度模型 |
| 5.3 定力指数的测度 |
| 5.3.1 数据说明和变量计算 |
| 5.3.2 参数校准与权重确定 |
| 5.4 定力指数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5.4.1 测算结果 |
| 5.4.2 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特征 |
| 5.5 定力指数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分析 |
| 5.5.1 分析方法 |
| 5.5.2 数据平稳性检验 |
| 5.5.3 SVAR模型识别与估计 |
| 5.5.4 定力指数的预测应用 |
| 5.6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第6章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结构调控方式分析 |
| 6.1 定向调控的功能 |
| 6.1.1 由区间调控到定向调控的内涵变化 |
| 6.1.2 货币政策定向调控的操作工具 |
| 6.2 定向调控：从危机应对向常态治理转变 |
| 6.2.1 资产再平衡 |
| 6.2.2 央行预期管理 |
| 6.2.3 利率市场化的完善与深化 |
| 6.2.4 稳健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定向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实证分析 |
| 7.1 假说与计量模型 |
| 7.2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择 |
| 7.3 定向调控效果：来自农业发展的证据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政策建议 |
| 8.1 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和调控方式，实现金融稳定 |
| 8.2 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8.3 加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引导管理好公众预期 |
| 8.4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
| 8.5 拓展中小银行空间，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理论发展脉络 |
| 1.2.1 货币数量论的产生与发展 |
| 1.2.2 McCallum规则的演化历程 |
| 1.2.3 Taylor规则的发展历程 |
| 1.2.4 拓展的货币政策规则模型及其应用 |
| 1.3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现状 |
| 1.3.1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3.2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 |
| 1.3.3 关于核心通货膨胀的研究综述 |
| 1.4 全文章节安排与主要创新 |
| 1.4.1 全文章节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我国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适用性研究 |
| 2.1 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理论介绍 |
| 2.1.1 McCallum规则 |
| 2.1.2 Taylor规则 |
| 2.2 我国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适用性研究 |
| 2.2.1 MS-AR模型 |
| 2.2.2 数据来源及相关处理 |
| 2.2.3 线性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的估计 |
| 2.2.4 基于MS-AR模型的McCallum规则与Taylor规则估计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混频数据模型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有效性研究 |
| 3.1 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的有效性相关研究 |
| 3.2 MF-VAR模型介绍 |
| 3.3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
| 3.3.1 变量说明及相关处理 |
| 3.3.2 基于VAR模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有效性的分析 |
| 3.3.3 基于MF-VAR模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通货膨胀有效性的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研究 |
| 4.1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文献综述 |
| 4.2 外汇储备对于通货膨胀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分析 |
| 4.2.1 卢卡斯总供给模型 |
| 4.2.2 门限模型 |
| 4.2.3 状态空间模型 |
| 4.3 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之间非线性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 |
| 4.3.1 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平稳性检验 |
| 4.3.2 基于门限模型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研究 |
| 4.3.3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我国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联机制研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再估计 |
| 5.1 核心通货膨胀相关文献梳理和总结 |
| 5.1.1 核心通货膨胀定义 |
| 5.1.2 核心通货膨胀度量方法 |
| 5.2 核心通货膨胀估计方法 |
| 5.2.1 动态因子模型 |
| 5.2.2 因子估计 |
| 5.2.3 基于动态因子模型的我国核心通货膨胀估计方法 |
| 5.3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再估计 |
| 5.3.1 数据构建及相关处理 |
| 5.3.2 我国核心通货膨胀再估计 |
| 5.3.3 核心通货膨胀评价 |
| 5.3.4“新常态”时期我国核心通货膨胀的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动态调控研究 |
| 6.1 TVP-VAR模型介绍 |
| 6.1.1 TVP-AR模型 |
| 6.1.2 TVP-VAR模型 |
| 6.2 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时变测度分析 |
| 6.2.1 货币供给调控核心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分析 |
| 6.2.2 利率调控核心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分析 |
| 6.2.3 外汇储备调控核心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分析 |
| 6.2.4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调控核心通货膨胀有效性的综合对比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中国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经济特征研究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经济理论文献综述 |
| 1.2.2 计量方法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1.4.1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1.4.2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及其算法实现 |
| 2.0 引言 |
| 2.1 贝叶斯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回顾 |
| 2.1.1 MS-AR模型 |
| 2.1.2 多步移动策略的Gibbs抽样方法 |
| 2.2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自回归模型（IMS-AR） |
| 2.2.1 IMS-AR模型 |
| 2.2.2 混合分层结构Gibbs算法的IMS-AR模型实现 |
| 2.3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RTV-VAR） |
| 2.3.1 RTV-VAR模型 |
| 2.3.2 混合分层结构Gibbs算法的RTV-VAR模型实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与利率规则的通胀惯性模型 |
| 3.1 货币政策与通胀惯性 |
| 3.1.1 通胀惯性理论与计量结果的争议 |
| 3.1.2 菲利普斯曲线、利率规则与通胀惯性 |
| 3.1.3 通胀惯性的度量 |
| 3.1.4 通胀惯性与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 |
| 3.2 通胀惯性与通货紧缩 |
| 3.2.1 CPI与PPI的背离 |
| 3.2.2 生产力标准 |
| 3.2.3 通胀率动态与价格指标的惯性度量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价格传导机制的计量模型 |
| 4.1 我国价格传导机制的多元时变分析 |
| 4.1.1 引言 |
| 4.1.2 测度多元时变因果关系的RTV-VAR模型 |
| 4.1.3 我国价格传导机制的核心结构 |
| 4.1.4 我国价格传导机制的动态演变过程 |
| 4.2 需求效应的时变特征分析 |
| 4.2.1 CPI与PPI的二元RTV-VAR模型 |
| 4.2.2 考虑外需影响下需求拉动效应 |
| 4.2.3 考虑货币投入变化影响下需求拉动效应 |
| 4.2.4 考虑生产成本因素影响下需求拉动效应 |
| 4.2.5 综合考虑外需与货币投入变化影响下需求拉动效应 |
| 4.3 供给效应的时变特征分析 |
| 4.3.1 生产者价格指数的结构性分化 |
| 4.3.2 供给效应的时变分析 |
| 4.3.3 货币效应的时变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测度 |
| 5.1 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的动态趋势 |
| 5.1.1 引言 |
| 5.1.2 Markov区制时变的测度模型 |
| 5.1.3 经济增长率过程的动态分析与对比 |
| 5.2 中日经济增长与通胀动态的经验分析与对比 |
| 5.2.1 日本经济增长与通胀过程的计量分析 |
| 5.2.2 日本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执行效果的计量分析 |
| 5.2.3 中国近期经济增长与通胀过程的计量分析 |
| 5.3 经济增长稳定性测度的国际对比 |
| 5.3.1 经济增长率的稳定性分析 |
| 5.3.2 价格指数增长率的稳定性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总结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附录A 混合分层结构Gibbs算法的主要程序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发展脉络 |
| 1.2.1 货币数量论的产生与发展 |
| 1.2.2 Mc Callum规则的演化历程 |
| 1.2.3 Taylor规则的发展历程 |
| 1.2.4 拓展的货币政策规则模型及其应用 |
| 1.3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研究现状 |
| 1.3.1 现代经济周期的新特征及其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 |
| 1.3.2 货币政策成本、货币政策最优反应函数与规则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研究综述 |
| 1.3.3 含有资产价格要素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应用的研究进展 |
| 1.4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第2章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软着陆”态势与持续期估计 |
| 2.1 理解中国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 |
| 2.2 中国现代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
| 2.3 不同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数字化特征 |
| 2.4 中国现代经济周期的趋势水平及其持续期估计 |
| 2.4.1 双区制经济周期持续期模型的估计原理与构建 |
| 2.4.2 MS均值模型和MS-AR模型估计结果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中国典型经济波动时期内的货币政策调控：基于世界经济周期变动的经验分析 |
| 3.1 世界经济景气变动对我国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分析 |
| 3.1.1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依性的典型化事实及其理论思辨 |
| 3.1.2 世界经济景气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影响的传导路径分析 |
| 3.1.3 国际宏观调控模式分化对我国经济波动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2 TVP-VAR模型的估计原理 |
| 3.2.1 TVP-VAR的建模机理 |
| 3.2.2 TVP-VAR的参数估计 |
| 3.3 异质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检验 |
| 3.3.1 世界经济周期变动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与短期预测 |
| 3.3.2 名义利率调整逆周期调控作用的有效性检验 |
| 3.3.3 货币供应量调整的时变特征及其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结语 |
| 第4章 货币政策成本的非对称性及其动态调控模式研究 |
| 4.1 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典型化事实” |
| 4.2 货币政策最优反应机制的理论分析 |
| 4.3 中央银行偏好的非对称性及惰性检验 |
| 4.3.1 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
| 4.3.2 最优利率反应函数估计 |
| 4.4 我国货币政策反应机制的动态路径识别 |
| 4.4.1 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变路径 |
| 4.4.2 新凯恩斯理性预期框架下的TVP-S-VAR模型 |
| 4.4.3 基于通胀缺口变动的利率动态调整路径 |
| 4.4.4 基于通货膨胀盯住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结语 |
| 第5章 中美经济周期与规则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对比研究 |
| 5.1 “大缓和”、经济“软着陆”与“现代衰退” |
| 5.2 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非线性关联机制的研究进展 |
| 5.3 中美非线性泰勒规则的再估计 |
| 5.3.1 带有利率平滑意愿的泰勒规则模型 |
| 5.3.2 多重门限选择模型在泰勒规则拓展中的应用 |
| 5.4 基于LT-TVP-VAR模型的货币政策时变反应机制分析 |
| 5.4.1 LT-TVP-VAR模型的参数估计 |
| 5.4.2 基于理性预期框架下的中美货币政策动态潜在门限因子模型构建 |
| 5.4.3 中美时变系数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反应机制分析 |
| 5.5 本章结论与启示 |
| 第6章 资产价格错位、经济系统均衡与规则型货币政策 |
| 6.1 资产价格错位与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研究梳理 |
| 6.2 包含资产价格因素与异质交易行为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 |
| 6.2.1 加入资产价格因素的CGG模型 |
| 6.2.2 资产定价模型 |
| 6.2.3 含有资产价格要素的规则型货币政策 |
| 6.3 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利率规则模型及其经济性质 |
| 6.3.1 股票市场中无技术分析交易者的情形 |
| 6.3.2 事前干预资产价格错位的政策体制与存在技术分析交易者的情形 |
| 6.3.3 事后干预资产价格错位的政策体制与存在技术分析交易者的情形 |
| 6.4 事前干预与事后调整货币政策规则的理论模拟与效果评价 |
| 6.4.1 校验参数选取 |
| 6.4.2 市场交易者同质情形下的货币政策模拟 |
| 6.4.3 事前管理资产价格错位的政策模拟 |
| 6.4.4 事后干预资产价格错位的政策模拟 |
| 6.5 本章结语与政策启示 |
| 第7章 资产价格错位与货币政策规则 |
| 7.1 资产价格错位与货币政策调控关联机制的文献综述 |
| 7.2 托宾Q理论的估值修正及其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7.2.1 经典的“托宾Q效应”与降息调控的政策传导机制分析 |
| 7.2.2 改进的“托宾Q理论”及其数值修正 |
| 7.2.3“修正的Q值”在我国经验研究中的近似处理 |
| 7.3 含有“基本面Q值”的DSGE模型框架 |
| 7.3.1 家庭部门 |
| 7.3.2 企业部门 |
| 7.3.3 中央银行 |
| 7.3.4 稳态条件与系统求解 |
| 7.4“利率调整→估值修复→经济复苏”政策传导渠道有效性的计量检验 |
| 7.4.1 参数校准 |
| 7.4.2 稳态条件下利率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识别 |
| 7.4.3 基于可变利率平滑意愿的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研究贡献与经验启示 |
| 第8章 规则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动态调控效应的宏观成分与宏观冲击 |
| 8.1 TVP-VAR族模型的产生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
| 8.2 TVP-FA-VAR模型的估计原理及其冲击反应函数 |
| 8.2.1 TVP-FA-VAR模型的基本构架 |
| 8.2.2 TVP-FA-VAR模型的动态因子及其冲击反应函数 |
| 8.3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成分与宏观因子 |
| 8.3.1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信息概述 |
| 8.3.2 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因子提取 |
| 8.4 异质性货币政策调控的动态特征及其方差分解 |
| 8.4.1 经济周期对异质性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8.4.2 异质性货币政策的方差分解 |
| 8.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后记 1——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
| 后记 2——感恩录 |
（8）基于货币政策与风险感知的全球流动性驱动与传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全球流动性的概念以及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
| 1.1.1 全球流动性的概念 |
| 1.1.2 全球流动性的研究意义 |
| 1.2 全球流动性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 |
| 1.2.1 全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与驱动因素 |
| 1.2.2 全球流动性的度量 |
| 1.2.3 全球流动性的相关政策研究 |
| 1.3 本研究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2章 全球流动性的定义与数量度量 |
| 2.1 本章引言 |
| 2.2 全球流动性的定义和研究全球流动性数量指标的基本框架 |
| 2.3 基础指标的选择 |
| 2.4 三种不同的测量函数 |
| 2.5 全球流动性数量指标的构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流动性通过货币政策驱动及风险感知传导的理论解释 |
| 3.1 本章引言 |
| 3.2 模型的创设基础 |
| 3.3 一个简单模型 |
| 3.3.1 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与杠杆率 |
| 3.3.2 债务合约与利润函数 |
| 3.3.3 VaR规则 |
| 3.3.4 宏观经济周期 |
| 3.3.5 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与稳定性 |
| 3.4 动态特性与货币政策 |
| 3.5 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潜在成本 |
| 3.5.1 金融周期的多重均衡及其“自我实现” |
| 3.5.2 金融周期的五个阶段 |
| 3.5.3 货币政策的潜在成本 |
| 3.6 风险感知的跨境传导机制——全球金融周期的货币政策驱动 |
| 3.7 一些其他问题的讨论 |
| 3.7.1 权益外生性假设 |
| 3.7.2 信息摩擦 |
| 3.7.3 债权人——债务人曲线的多重均衡 |
| 3.8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对风险感知驱动作用及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货币政策的案例分析 |
| 4.1 本章引言 |
| 4.2 国际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演变 |
| 4.3 美国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演变 |
| 4.4 美国货币政策对风险感知的驱动作用 |
| 4.5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风险感知跨境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兼论中国金融周期及其外部驱动的案例分析 |
| 5.1 本章引言 |
| 5.2 中国金融周期的演变 |
| 5.3 全球流动性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演变 |
| 5.4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感知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感知的影响 |
| 5.5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感知对A股投资机构风险感知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流动性溢出效应的国际应对 |
| 6.1 本章引言——中国国内政策选择及国际多边应对的重要性 |
| 6.2 建立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背景与逻辑 |
| 6.3 系统重要性国家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宗旨和目标 |
| 6.4 建立货币政策的“4+1”多边协商机制的具体建议 |
| 6.5 IMF配额改革的研究背景与IMF增资困局 |
| 6.6 IMF配额改革的逻辑与具体建议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 |
| 7.2 未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进口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理论研究现状 |
| 二、经验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二、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进口大宗商品及其价格指数 |
| 第一节 我国大宗商品进口情况概述 |
| 一、我国的大宗商品进口 |
| 二、围绕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争夺 |
| 三、进口大宗商品的种类和性质 |
| 第二节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外生性 |
| 一、外生性与内生性的区分 |
| 二、进口依存度标准 |
| 三、进口大宗商品的代表品种 |
| 第三节 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构建 |
| 一、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模型 |
| 二、大宗商品真实进口价格的变化率 |
| 三、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指数 |
| 第三章 进口大宗商品对通胀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我国的通胀率变化情况 |
| 一、我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
| 二、通胀率的度量指标 |
| 三、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通胀率的变化特征 |
| 一、通胀率中的稳定成分 |
| 二、通胀率的结构性特征 |
| 三、通胀率的非线性特征 |
| 第三节 进口大宗商品对通胀率的影响 |
| 一、通胀率的影响因素 |
| 二、进口大宗商品的价格传导 |
| 三、进口大宗商品对通胀率的影响 |
| 第四章 传导机制的变化：1973～74年和 2007～08年的比较 |
| 第一节 两个时期的回顾 |
| 一、1973～1974年期间 |
| 二、2007～2008年期间 |
| 三、两个时期的比较 |
| 第二节 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 |
| 一、对称性传导机制 |
| 二、非对称性传导机制 |
| 三、传导机制的总括 |
| 第三节 传导机制中的变化因素 |
| 一、需求弹性因素 |
| 二、市场情绪因素 |
| 三、货币政策因素 |
| 第五章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作用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的作用 |
| 一、货币政策的立场 |
| 二、货币政策的作用 |
| 三、包容还是抑制 |
|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作用 |
| 一、财政政策的立场 |
| 二、财政政策的作用 |
| 三、合作还是独立 |
| 第三节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价格影响 |
| 一、政策的依规则行事和相机抉择 |
| 二、政策冲击的时变反应 |
| 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价格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输入性因素主导我国物价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框架 |
| 三、我国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输入性因素的度量 |
| 1.构造我国8部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
| 2.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增加值系数矩阵。 |
| 3.均衡价格模型。 |
| 4.进口产品价格变动引起的各部门国内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
| 5.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输入性因素度量指标的构建。 |
| 6.输入性因素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途径。 |
| 四、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实证分析 |
| 1.计量检验模型。 |
| 2.翘尾因素处理。 |
| 3.检验结果。 |
|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
四、通货紧缩的度量指标（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2]资产价格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及其监控研究[D]. 刘骏斌. 东南大学, 2020(02)
- [3]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D]. 宋来.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4]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研究[D]. 石华军. 湘潭大学, 2017(01)
- [5]我国不同种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联机制的计量分析[D]. 郝世赫. 吉林大学, 2017(09)
- [6]中国经济增长转换阶段经济特征研究 ——无限状态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及应用[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6(08)
- [7]规则型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的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D]. 刘达禹. 吉林大学, 2016(08)
- [8]基于货币政策与风险感知的全球流动性驱动与传导[D]. 何知仁.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5)
- [9]进口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D]. 刘子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12)
- [10]输入性因素主导我国物价变动[J]. 孙华妤,王飞,潘红宇. 统计研究,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