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化研究·
摘 要：早在1987年就写成的《女性人类学》是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部力作。拉近历史去重现这本专著的写作动机和过程，以及其出版后来自学界和报刊的反响，可以重新评估它的学科建树和学术价值，以及这本书所引发的关于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个人思考。
关键词：《女性人类学》；书评；女性学学科建设
一、关于作者
《女性人类学》是禹燕的一部力作。禹燕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又是如何写成了此书？性别问题专家冯媛(1996)在该书问世8年的时候，在《新民晚报》中提笔解谜：“去年初夏，某次会间休息，大家彼此介绍之后，一个娇小明媚的女子冲我嫣然一笑，像是对一个久违的朋友轻轻提示：‘禹燕’……早在珞珈山下求学时，中文系的才女们几乎都有一个作家梦，唯独禹燕宣称她的梦想是当学者。怀揣着红学家的理想进京入恭王府，却被分配为人做嫁衣，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当编辑……集聪慧和美丽于一身的禹燕，置身紫光氤氲红尘弥漫的京畿都会，坦言容易受‘证明才能的诱惑’‘虚荣心的诱惑’和‘感情的诱惑’……7年前的冬日，她激情澎湃，以25岁的人生资历，奋笔疾书，潜意识中要证明女性也能有逻辑化的思维，在男性设定的语境中得到承认。写完最后的话时她已被自己心中的一团火燃烧耗尽。这次，她心境如水。”[1]谢谢冯媛，一段简约但优美的描述，让我们知道了，禹燕是学中文的才女，毕业后进京做编辑，是因为受“证明才能的诱惑”，为自己制作了一件“嫁衣”，整个写作过程是从“激情澎湃”开启，经历“被自己心中的一团火燃烧耗尽”以后，归于“心境如水”。
这剃头店里奢华的物件就是镜子，嵌了半面墙，给店内增了不少亮度，添了几分生气，镜前的器具虽也陈旧，看上去也还是亲切的。
冯媛的诗意解谜还不能满足我对一些细节的好奇。在随后和禹燕将近十分钟的微信语音通话中，我似乎跟随着作者，又回到《女性人类学》诞生的地方——恭王府“槐香院”：
“我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79级大学生，21岁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做编辑工作。那时年轻、无畏、胆大，不甘于仅仅为人做嫁衣裳，也想为自己做件‘嫁衣’，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大学同班同学翻译的兰德曼《哲学人类学》手稿，这如同一道光激活了为自己制作什么样嫁衣的灵感，那就是在原有的女性文学、文学评论专业基础上，把女性学与西方哲学人类学融合起来，推出对女性进行哲学思考和抽象的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此后，我白天上班为他人编辑书稿，晚上通宵达旦为自己制作‘嫁衣’，两个月以后，《女性人类学》收笔完稿于1987年的冬天，从此披上了‘女性主义者’的‘嫁衣’。”
从表面上看，年轻、女大学生、女性文学专业、一个专攻美学的大学同学，以及“证明自己才能的诱惑”和也为自己做“嫁衣”的理想，似乎一起催生了这部13万字的处女作。其实，回眸当年，禹燕感言，“是改革开放成就了《女性人类学》，因为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风气，没有各种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就没有哲学人类学的引进和女性学的勃兴，也就不会有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女性人类学。这是时代与个人的风云际会，是青春与创造的美好因缘”。
年轻的禹燕是幸运的，改革开放不仅催生了《女性人类学》，而且它一经问世，与好评如潮一起到来的，还有那时的学界对年轻学者的友好与厚爱。看看禹燕从学界报刊同仁那里收获的都有哪些激励与感动：
周国平(1988)写道：“至今未晤一面的禹燕写了一本《女性人类学》，编辑者嘱我为她写序……这本书写得很有气势，很有文采，是一个大胆的创造性尝试。我喜欢这本书，尤其喜欢结语部分关于女性文化重建及其对人类文化重建的作用的论述，因为它正与我的所思相合。”[2]
第五，提供了具有独特美感的语言借鉴。从《女性人类学》语言风格和学术效果来看，禹燕的表现是比较完美的，她挥洒自如地把中文表达、学术表达和学科表达融为一体，把各自的功能用一种富有美感和质地的叙述方式有效且和谐地呈现出来，精炼、简约、活泼、恳切、文采染纸、情怀入书，让人读得轻松，甚至有一种复合的享受，如同在诗情中与学术握手，在画意里与学科结伴。禹燕的写作风格实际上还是对女性学学者的一个重要启示，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还体现在她们越来越趋同于男性格式的写作，在无意识当中丢失了她们本来应该保持的语言风格、措辞美感和抒写功效。
张首映(1989)表示：“这本书写得有激情，有诗意，说理娓娓动听，有东方女性的文化品格，而不失西方哲学的思辨和西方女性追求的民主、平等、自由精神。因此，男性读它不会反感，女性读它更会增强自信心。”[3]
特别是2018年女性艺术家网还为《女性人类学》出版30年推出纪念专辑，编者寄语说，“改革开放40年来，曾有一些书籍以其开创性价值给人们以思想启蒙，《女性人类学》当之无愧是其中的一本”[9]。
邱华栋(2018)强调：“这本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开创著作，具有文化启蒙的作用。让无数男人看到了女性在人类文明中所起到但又被遮蔽的巨大作用，也让无数女性看到了自身所具有又被压抑的创造性力量。对根深蒂固的人类男权社会，是一个知识、理论、见识和历史梳理的重要提醒。”[4]
方鸣(1988)对其更是热烈推崇：“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但它不仅超越了一般女性学研究的局限，也超越了一般女性思维的局限，它不仅剖析了女性学现有的种种困惑，而且突破了女性学封闭的思维圈；它不满足于对女性仅仅进行具体的研究，而是力图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因此，全书显现出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全书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女性自我批判精神，它不仅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缺憾与男性文化的弊端，而且剖析了女性自身的种种缺憾与女性文化的畸形与变异，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清醒的女性理智。这是一部融女性的感觉与理性为一体的独特之作。”[5]
还有《中国文化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新闻与出版》《文艺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也纷纷推出书评，对其给予广泛的推介。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重新认知禹燕及此书的以上价值，都可以最后归结为我对女性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的未来充满信心之故。在这里，我首先向禹燕表达一个歉意，就在过去的一年，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年，我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女性学学科意识与女性学开放发展——论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40年》[10]，居然忽视了《女性人类学》这部开山之作。以我现在之见，禹燕的《女性人类学》至少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科建树和学术价值：
1.2.3 排斥反应的治疗 术后排斥反应确诊后应立即治疗,主要采用氢化泼尼松龙首剂20 mg静脉滴注,每5天减量5 mg,至5 mg后改为口服泼尼松片1 mg/kg；局部球旁注射地塞米松2～5 mg,每日1次,3 d后改为隔日1次；0.1%地塞米松滴眼液每小时滴眼1次,症状好转后改为每日6次,植片恢复透明应每日2次,维持6个月。
又如，《中国文化报》指出，全书在严肃的学术讨论和冷峻的哲学思辨的同时，不忘用诗一般满怀激情的语言呼唤女性在真正人的意义上的价值复归一样，我们还在书中感受到了一个青年学者对所追求的学术境界的理想体验，那就是在气势和文采之外，付出了一腔真诚[7]。
再如，中国妇女出版社在其出版的《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一书中，对《女性人类学》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以综合分析、抽象概括、深刻而崭新的推论为学术特色，对女性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最高层次[8]。
CGGA 全转录组测序的 mRNA 抽提和质检步骤同上，测序平台为 Illumina HiSeq platform（美国 Illumina 公司）。
认识是指导实践创新的前提，医院影像科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与设备维护体体系的构建是对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的颠覆，因此，本科室乃至医院整个管理体系都应该从思想上做出转变，用信息化理念重新认识医疗设备管理与维护的新形势，并逐渐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在影像科医疗设备的信息化管理与设备维护过程中，管理者一方面要扭转传统“重采购，轻管理”的模式，将采购与管理联系起来，并增加对后续维护的投入，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还应提升信息素养，从思想认识与实践操作的角度提高职业水平，更好地融入信息化时代。
这种认知还改变了我对女性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偏见，我一直以为，文学评论主观随意性太大，谁都可以在那里议论一番，缺乏学术规范，只有横向的膨胀，没有纵向的演进，所以对女性文学及其评论孵化出真正的女性学学科并不抱很大的期待，学中文出身的禹燕的学科开创气势和严谨彻底扭转了我的习惯思维，仅仅她的《女性人类学》的导论部分就让我刮目相看了。
这种认知更是让我对女性学者充满敬意、对男性同性学者充满期待。作为一位女性学者，禹燕不是来复仇的，是来和解的，不是来情绪化地指责的，是来学术化地说理的，是在自省和互相谅解的基础上，用各自的解放、彼此的尊重与协同，一起来实现人的解放，完善同样作为人的存在结构、确认和释放作为人的创造本质、认知和实现作为人的自由价值；作为一位年轻的女性学者，禹燕既有开创先河的意识，又有不忘过往的品格，她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立足前人肩膀的高飞，一种尊重学术积累的创新，所以她在学术征途上一路走得很潇洒，很自信，也很富有美感；作为一位中国的女性学者，禹燕接壤的是西学领域，建树的是本土女学，以女学报国强国的情怀始终燃烧在其学术实践之中、贯穿于其女学建构之中。所以禹燕和《女性人类学》能获得学界、媒介和出版界的多方高评和欢迎，是理所当然和意料之中的。在关注禹燕的《女性人类学》的学界和业界的同仁里，男性占了很大性别比重，无论是“接受她的文化启蒙”，还是“可以让无数男人看到了女性在人类文明中所起到但又被遮蔽的巨大作用”的评价，都给予其一致的好评和赞美。这表明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男性还非常需要这样用事实用理性来铺开的女性学文化启蒙；富有清醒的女性理智、内在的逻辑力量，以及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的性别研究与女性学建设也一定会引起男性学者的性别兴趣和参与；男女两性完全可以在完善人的存在结构、释放人的创造本质、实现人的自由价值方面减少性别误解与对抗，获得更多的性别共识与合作。
（二）地方政府投资总需求与可支配财力矛盾加剧。基本建设投资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最直接的手段，在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备受地方政府重视，以至于审批立项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只增不减成为常态。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教育卫生、科技创新等，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与此同时，各地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地方普遍反映，开展基本建设投资面临的压力逐年递增，不得不大量依靠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解决资金缺口，给财政可持续运行带来巨大隐患。
二、关于著作
如《光明日报》评论说，本书详尽地论证了女性解放的完整内涵，描述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归纳了女性解放的基本模式：“社会革命——男性批判——自我反思”，并据此比较出中国与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不同格局，从而使女性解放在理论上得以完善与深化[6]。
第一，改写了我国女性学学科发展进程。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的回忆，在我国，女性学的出现是老一辈妇女理论工作者侯荻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妇女学”的概念提出的，4年以后(1986年)又被作为一个专题在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研讨。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率先设立了“女性学”硕士学位专业方向，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由魏国英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女性学教材——《女性学概论》。这是我当时梳理出来的有关我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脉路。现在看来，这些女性学的历史轨迹和节点都需要作一个调整了，禹燕写成《女性人类学》比北京大学设立“女性学”硕士点早了10年，比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本《女性学概论》早了13年，而且相对多人合作的《女性学概论》，《女性人类学》只是禹燕一人独著的。所以我国正式推出第一本女性学论著的时间应该再往前推到1988年，距今已经超过30个年头了。
前文模拟出的两类冲击风场，其最大风速位置分别处于输电塔的中横担及塔身中部位置，图4为风洞中的模型。对于三种风场，试验中均以15°步长测量了模型0°～90°风向角下的风振位移响应，图5为风向角定义，垂直和平行横担风向分别定义为0°和90°风向角，风向角β逆时针旋转为正。风洞试验中采用Cobra探头测量试验风速，参考高度取为0.9m，对应的试验工况如表2所示。由于常规边界层剖面风速随高度增大而增大，而冲击风最大风速出现于中间部位，为了保证不同风场类型下输电塔风振响应的可比性，表2中风速值为输电塔高度范围内各风场的最大风速值。
第三，推出了女性学学科构建的关键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不论是得益于西方的学科构架，还是启发于自己的学科追求，对于一个年仅25岁的编辑来说，确实都还来不及对规范的学科构建知识和经验进行必要的积累，但让人惊奇的是，禹燕(1988)在《女性人类学》的导论中，却非常老道地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学学科构架及其意义，并系统讲述了为什么要从女性学走向她所构建的女性人类学。在禹燕的构建思维里，女性本体是女性学的研究对象，“在女性学中，女性不再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而是研究者研究的直接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学是从女性意识出发对既有学问的全面质疑和重新解释”，“这是女性学思考的逻辑起点”。还有关于女性学，禹燕“不仅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从多角度解答着被人类灵智所遗忘的女性之谜，而且还以其积极的批判力量和建构能力完善着既有的人文科学的基本构架”“使人文科学改变了既有的男性偏向，拥有了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视角”等观点，也都明确地阐述了建构女性学这个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女性学学科的根本宗旨和基本任务。至于女性学自身的三个困惑，也是禹燕要从女性学走向女性人类学的基本理由，主要还是对女性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提醒，即要能“完成自身的良性循环”“描述女性存在的整体”，以及“揭示女性作为人的存在本质”，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封闭的思维圈，一个由女性到女性的内循环思维圈”，当女性学不能“以女性作为人的存在为基点而展开自己的思考”，“它很可能在一定意义上脱离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与固有的男性文化相隔离的文化，从而造成男性对女性学，甚至女性解放的心理冷漠”[1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强学生课外体育锻炼不仅是学校体育教学的必要补充，也成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识，有条件的学校应该提高体育场馆使用效益，通过学校体育俱乐部等合理的组织，在课余时间为广大学生提供优惠的体育服务。但是，根据笔者的统计和了解，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很多学校的体育场馆并没有充分得到利用，或者开放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学生，又或者就没有对学生或社会开放。
第四，勾画了值得女性学借鉴的内容体系与思考路径。禹燕的三大内容建构，即女性的存在呈现、历史演变和解放模式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逻辑关系。女性作为人的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巨大反差是性别关系历史演变的逻辑结果，同时又是性别解放的逻辑前提。所以从人的逻辑起点出发，却分野出来继续以人存在的男人、改为以性存在的女性，这种男女两性的不对称不平等，必然会引发一场为女性恢复人的存在的解放，来推进男女都是人的逻辑回归。这种强调内在逻辑性的思想把握和内容安排避免了女性学习惯上的内容两分法和碎片化处理，一方面不把学科演进、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与后续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应用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不更多地陷入可以由女性学分支负责的领域，以便集中精力强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分量与作用。在思考路径上，《女性人类学》也给出很多创意和实际做法，例如引入哲学的整合与抽象，不拘泥于细化与表征；注重女性意识的研究特点，但更以人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关注性别的时点差异，但更从动态的角度跟踪历史演进的足迹；从女性文化的构成到女性文化的主体再到女性文化的重建的文化分析范式等等，都拓宽了女性学方法论的视野和方法创新的领域，十分有利于尽快补上本学科的这一个短板。
第二，把准了我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重点。禹燕在题为《不变的是“先锋”锐气》一文中提到，“当时女性主义研究正在各个领域展开，聚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特别是对女性本体缺乏哲学意义上的认知，把‘女性’肢解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之中，分割到各科学者的书案之上，无法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11]建立在纵向的学脉跟踪和横向的学科类比基础上的这种富有学术学科眼光的把脉，不仅让禹燕找到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且激发了她解决这个问题的创造性思路，那就是“把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构建一门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的新学科，即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所以从《女性人类学》里，我们看到肢解在不同学科框架中的“女性”被重新弥合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被学科和学者双重碎片化的女性主义研究“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而要完成这个“规整和上升”工作，关键在于通过“女性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结合”，“构建一门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的新学科，即中国本土的女性人类学”。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做这个“规整和上升”的工作，只不过我们还不像30年前的禹燕那样，把工作的重点牢牢地放在女性学这个新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夯实和强化女性研究的女性学学科基础，甚至还质疑女性学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另外，禹燕的学科开放意识还提醒我们，女性学学科的发展与壮大，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走出本学科疆界，主动与其他学科进行科际融合。
3.培训需求预测分析的核心在于确认差距。其核心是通过对被培训者现有状况和理想状况的调查与分析，确定二者的差距，为确定是否需要培训及需要培训的内容提供依据。
在过往的接触里，禹燕给我留下的主要还是一位出色报业女性的质感，她不断值夜班的勤勉敬业和为办好《中国妇女报》的《新女学周刊》高高燃起的热情与智慧的篝火，都让我为之钦佩不已。对《女性人类学》的阅读，不仅丰富和更新了我对禹燕的认知，而且还把这种认知在时间跨度上前移了数十年，甚至延伸到珞珈山下那些年轻的时光。这种认知，尤其是对禹燕学科抱负、学术灵气和研究功力的了解，首先增加了我对武汉大学的好感，过去因为武大总是和我母校厦大争最美大学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以及几次置身武大校园多处年久失修的破旧留下的不好记忆，似乎都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感觉是，能写出《女性人类学》的武大女生还是很有学养之美的，能培养出这样女性人才的武大还是很有内在的育人实力的，大学之美美在它的学子，美在它的本科教育质量。
作为青春时期的开山之作，本书难免也有遗憾的地方，虽然与禹燕当年的学术创造和学科贡献相比，这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因为对她的过去充满敬意和对她的未来还心存许多期待，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出两个浅见，以供商榷。
一是还是要把女性研究和女性学区别开来。禹燕认为，是女性学把“女性”肢解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之中，分割到各科学者的书案之上。因而，我们看到的只是零碎的、残缺不全的所谓女性，女性丧失了它的完整形象和本来意义。其实这不是女性学的责任，而是各学科都从自己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女性问题的女性研究的多科性必然会出现的问题，甚至还有从传统的男权理论构架来研究女性的错误结论呢。事实上，我们要建构和发展女性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让女性学在女性研究领域成为主导力量，而且担当起批判传统学科不当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重任。
二是当第一个问题能和禹燕取得共识，那么作为“对女性本体的综合性的研究”的《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可以改名为《女性学新论》，就如同禹燕所强调的那样，《女性人类学》具有几个突出的特质，即“以‘女性’作为关注的聚焦点”“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以及“以‘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回归点”，其实这些也都是女性学学科有别于其他传统学科最突出的特点。
三、关于未来
在为这篇有点长而且是时隔30年后的书评画上句号之前，我还想加上几句话，就是从禹燕当年的女学尝试中引申出来的对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
女性不仅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还通过对男性的性别拉动，带来整个人类社会的福利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而且随着男女平等先进文化继续深入人心，女性的潜能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性别集体，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既要吸引更多的相关学科进入女性研究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又要有一个独立的学科，一方面专门承担起这个研究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对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具有比较严重的本学科路径依赖的相关学科的女性研究进行引导，甚至在学术批评的基础上给予纠偏。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和学科现状下，我们不仅不能低估甚至质疑女性学这个学科独立存在的学科意义和性别价值，相反还要增强女性学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使命感，像《女性人类学》作者那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性别自觉和学科冲动，有了这种源于现实的女性生存和既有的女性研究的学科意识、使命感和性别自觉，我们才有更加坚实和正确的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基础和实践路径，也才能够在更加宽阔的学界范围内去关注、发现、扶持和整合一切学科力量，尤其是容易被忽视的来自其他学科的年轻学者。禹燕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当时《女性人类学》不仅仅只是由一些非学术刊物和报纸予以推介，而是被及时地引入到妇女研究和女性学科建设的主流中来，让作者有更好的学术环境和专门岗位来继续她的女性学学科研究和建设之旅，那么她就不会在中断那么久之后，才与《新女学周刊》一起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损失，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科警示。
1.1 资料 收集2007年3月-2012年6月经我院诊断Grave’s甲亢伴颈部血管杂音的患者57例，男性9例，女性48例，年龄21-69岁，平均年龄39.7。
另外，还是要再一次强调，注意把妇女研究与女性学区别开来，端正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我在一篇文章中[10]，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在这里想从这些年的妇女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再谈两点感受：一是不把二者区别开来，容易把妇女研究的学术繁荣直接看成是女性学的学科发展，同时也把妇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归因于女性学学科的责任，结果一方面虚抬了女性学学科发展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影响女性学的学科声誉。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妇女研究发展和女性学学科建设并不是十分同步，从学者参与的实际规模和主观热情来看，女性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比较沉静，重复投入得比较多，新的有质量的学科建设成果相对比较稀缺。用妇女研究现状来替代女性学学科建设进程会掩盖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实际滞后，不利于其直面现实，寻找原由，并迎头赶上。我以为，女性学学科建设优先发展后带来的妇女研究的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因为只有这样，女性学在妇女研究中的主体学科作用才能全面发挥出来，对其他学科研究投入的引领和纠偏的功能才能充分地释放出来，女性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并逐步赢得其他学科对它的认可与尊重。二是区别开来后，才有利于去识别女性学学科滞后发展的主要表现或重要领域，把本来作为一个完整人的女性进行碎片化拆解，不是女性学学科所为，对女性本来以人存在变为以性存在的历史过程的曲解更不是女性学学科的逻辑推论，其主要表现还是没有把学科建设意识贯穿于妇女研究之中，自觉地用女性学学科发展的成果来推动妇女研究；与此同时，顺从自己所熟悉的原来学科路径追求妇女研究更多产出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对女性学学科发展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对支撑学科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投入不足，还反过来导致女性学在妇女研究中的学科优势不能够很好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更多的像当年禹燕这样的学者，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决定学科确立和发展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快乐的学术之旅，有了这方面持续不断的研究收获，才会让女性学的努力成为妇女研究这个重要领域中最亮丽的学术风景线和示范区。
如同前述，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理论建设和方法创新上。但如何推动女性学的理论建设和方法建树，确实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在理论建设方面，我们至少拥有了三大重要成果，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13]，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14]，三是习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但相对比较活跃的妇女研究来说，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和建树确实还不相对称。而今除了进一步认识理论发展对一个学科建设的逻辑关系和学科意义以外，我们还要尽快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把习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写进新版的女性学教材，提升它们对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指导地位。同时还要好好梳理和甄别这些年来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其他理论成果，及时融入到女性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女性人类学》所倡导的旨在建设和壮大女性学学科的理论意识和实践经验，还应该给予宣传和发挥其示范性的影响，尤其是在面对西方女性学、性别学的理论成果的时候，不能只限于简单的推介和转述，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角度，进行必要的学术评价和学科检视，取其精华、剔除瑕疵，甚至更新改造，以转换成为我所用的女性学理论。在将其应用于实际的妇女研究中时，要避免照搬硬套，要在结合我国妇女生存和发展实际方面，深入了解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成果在我国应用的条件和原则，并通过具体应用检验这些理论成果的国际适用性，也为是否转化为我国女性学学科的理论构建提供论证。在方法方面，我们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在过往的岁月里，我们更多地是共享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和方法技术资源，较少从女性学学科的使命和研究范式进行使用前的质疑、挑选和改造。换句话说，我们更多的是用主要由男性研发出来的方法工具来试图批判甚至颠覆他们的理论知识，即使我们现在使用的比较多、也给予一定的发展贡献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实际上也不是女性学学科首创的，不妨这样说，女性学学科的方法论和方法建设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比理论建设还要滞后。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在充分估计方法建设滞后带来对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制约的基础上，整合一定的学术力量去改变方法论与理论不同步、没能形成良性互动的学科状态。同时还要把男女平等、女性一样具有逻辑思考能力和数量分析工具研发能力的观念贯穿到方法论和方法技术的发展之中，这会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消除男性对女性，甚至女性对自己在方法领域性别能力的质疑，不仅改变方法领域男性一统天下的性别格局，而且还能改变方法论和方法技术发展对男性思维的路径依赖，来更直接更完好地对接方法论和方法技术进步与女性学学科建设的需要[15]。《女性人类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从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路线齐头并进，开启自己对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理想之旅，那种鲜明的学科意识、学术志向、学理逻辑都跃然纸上和行文之中，至今仍不失对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示范效应。
一个学科的崛起最后还是离不开人，一支志向趋同、求实执着、前赴后继的学术队伍是一个学科崛起后可持续发展并壮大的最重要保障，在这方面我们女性学学科也走过一段不平凡的路途，先是女学者们自我性别的唤起，从各个学科专业领域纷纷走出，聚集到妇女研究前沿，接着在发现各个学科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研究方式制约的基础上，大家逐步有了还应该建构一个独立学科来引领妇女研究的意识，并开始了构建女性学学科的历史性尝试，一本又一本的女性学概论、导论或新论随着这种尝试出版面世，一个又一个以女性研究作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也接踵而来，女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入了基本上能够相辅相成、良性互推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喜悦之时我们还是不无担忧，我们的学科队伍增长速度过于缓慢，甚至随着不少资深妇女研究专家到龄后退出教学岗位，对新生学科力量的培养力度受到明显影响，已有队伍女多男少的性别结构依然没有得到调整，学科领域对男性生源的吸引力仍旧乏力。最为关键的是这支队伍，尤其是新生力量的女性学学科意识和基础还是不够清醒和扎实，分散攻关、阶段性努力的学科力量集结成为比较常见的状态，禹燕式的学科经历还在不时重现。所以除了夯实和办好已有的女性学方向硕士点和博士点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应继续办好有限的几个女性学本科专业，让它们成为在学科门类和市场就业上都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特色与优势专业。与此同时，在各个高校全面开设女性学课程，扩大女性学研究生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基数。另外，还要建立更加富有包容和爱护女性学新兴人才的学科机制和文化，及时把既有学术背景又有志于女性学发展的新人引进到学科建设的事业中来，让她们有更大的平台和更多的机会，尽快成长为女性学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的带领下，我们每年都举办的很多与女性发展、学科建设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等几个妇女研究刊物，都吸引了不少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读研究生，我们非常有必要把他们的妇女研究热情和能力及时地转移到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第一线，在妇女研究和学科建设互动之中去培育和强化他们的女性学学科意识和能力，去为我国女性学学科的持续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最后，我衷心地期盼有更多的像当年禹燕一样的年轻学者，能立志同行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最前沿，用我们的热情和智慧把女性学学科之火烧得更旺更大，让中国女性研究真正显示出平等人学的光芒、转化为男女两性和谐共创彼此成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 冯媛.禹燕是谁？[N].新民晚报，199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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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arlyBloomingFlowerofFeminineDiscipline：ReadingofFeminineAnthropology
YE Wen-zhe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FeminineAnthropology finished in 1987 is a beautiful wave in the long river of the feminine discipline’s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go back to the history to recover the motivation and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monograph， as well as responses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is paper will also provide an estimation of the book’s 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and academic values， and to share the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bou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minine discipline.
Keywords：FeminineAnthropology；book review；construction of feminine discipline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6-0062-08
收稿日期：2019-09-10
作者简介：叶文振，男，山东女子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婚姻家庭、女性学研究。
(责任编辑 赵莉萍)
标签：女性论文; 性学论文; 学科论文; 人类学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山东女子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