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10号。
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半，在湖南路10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大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按照惯例，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要离开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的门前合影留念。由于人比较多，合影需要分五排站立，大家互相谦让，互相换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坐在第一排的，是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国民党内的大佬，而正中的位置，空着。那个位置，是属于蒋介石的。
人群站定，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出来。
应该坐在蒋介石身旁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进去请蒋介石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走了出来，身旁并没有蒋介石。
这时候，偌大个场地，人都跑光了，连警察也跑了，只剩下张学良他们这几个人。
人群一阵小声议论。汪精卫向大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蒋委员长身体忽然有点不舒服，就不参加合影了，我们自己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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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光灯闪过，摄影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纷纷转身，准备进礼堂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记者人群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然后从大衣中掏出手枪，朝拍照的人群连开三枪。
一阵惊呼中，汪精卫倒在了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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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汪精卫倒地，众人才反应过来：有刺客!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刘月衡和刺客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张继的这个行为让当时在现场的张学良印象深刻。在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这个张溥泉（溥泉是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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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站在第三排的张学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了他身上。”
第三个反应过来的，是汪精卫的卫士。卫士掏出枪，对着刺客开了两枪。张学良后来对他这个举动充满怀疑：“这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干的，打他一枪，踢他一脚。本来我们要把刺客抓住，因为这个差点儿没把张溥泉给打死，这个家伙过去就给他一枪。我说你怎么回事?张溥泉都抓住他了，你还给他一枪，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当时我在报告里说我怀疑这个人。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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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看到刺客被擒，人又陆陆续续跑了回来。听到枪声，蒋介石也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这时候也冲了过来，抱住在血泊中的汪精卫，哭着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此时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刺客!
三
当时负责抢救刺客的，是中医院的院长刘月衡。
在众人还在慌乱的时候，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第一个跳了出来，拦腰死死抱住了开枪的刺客。
“你不要误会，别怀疑我，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不是跟你过不去的，是医生，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
“死就死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问问你，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家里有什么人，谁给你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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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什么人。”
“那你老婆呢?”
蒋介石的警觉性确实很高。当天他看到现场的场面非常混乱，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有一种说法，说蒋介石对当天参会人员随便着装和没有纪律的场面很不满），随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参加合影。汪精卫进去请的时候，蒋介石还劝他也不要出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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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姓什么?”
“我死了你随便给我扔哪儿，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没人。”
这个垂死的刺客，思路清晰，口风很紧。
为了留个活口问出些什么来，蒋介石下令每小时给刺客注射强心剂——这是极其损害身体的，但那时候，蒋介石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凭借当时进场的通行证，刺客的身份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他叫孙凤鸣，是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
四
作为一名记者，孙凤鸣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这还得从他自己的身世说起。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于江苏铜山县一个贫苦农家，16岁随父闯关东。“九一八事变”之后，孙凤鸣参加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在国民革命军序列里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军队，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与日本军队真刀真枪干的，就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蒋。
在有了“通讯社”这块牌子做掩护之后，孙凤鸣他们一共策划过三次针对蒋介石的暗杀。
孙凤鸣在十九路军一路做到代理连长，以枪法准闻名。后来因为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孙凤鸣不愿意去，就脱下了军装。
新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依旧延续一审时确定的起征点和税率结构，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专项附加扣除尽管提升了公平性，但也面临如何解决效率以及税制竞争力的难题，同时还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在放弃从军之后，孙凤鸣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百变刺客”的华克之。华克之原来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后来因为一系列事件，走上了反蒋的道路。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身边聚集了一群包括孙凤鸣在内对蒋介石不满的人，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们下定决心要刺杀蒋介石。
没错，其实他们一直想杀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
但要刺杀蒋介石，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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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成立一家通讯社。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陆家巷23号挂牌。社长为化名胡云卿的华克之，身份是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是张玉华，采访部主任是贺坡光，而孙凤鸣，就成了一名记者。
别小看这家通讯社，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居然在南京有了“小中央社”的别号。在大家的帮忙下，孙凤鸣也很快成了一位名记者，可以独立进出国民党各大机关、出席各种招待会——这就是他们成立通讯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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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5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发现警戒实在太严，放弃了行动。
那是孙凤鸣第一次携枪采访，但由于当时人群拥挤，蒋介石等政要匆匆退场，孙凤鸣根本就没机会出手。
第一次是在1934年12月，当时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而第三次，就是他们得知国民党要在1935年11月1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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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刺客”华克之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五
孙凤鸣是自愿要求成为刺客的。
其实孙凤鸣当时已经有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叫崔正瑶。他把妻子送去了香港躲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华克之后来回忆，当时孙凤鸣非常坚决，是以“荆轲”来自比的。
而当时，孙凤鸣也是“铁血锄奸团”的成员。他的这个行为，也得到了锄奸团老大的认可和支持，那个老大，就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1935年10月31日，晨光通讯社的全体同仁在酒楼设宴为孙凤鸣践行。孙凤鸣把一支心爱的“派克”金笔送给了华克之——那是他作为记者的随身之物，把这支笔送人，就代表他没打算活着回来。
第二天，因为通行证的问题，孙凤鸣是在开幕式结束前十几分钟的时候，才匆匆进场的。进入会场后，他就进了厕所，从挖空的相机中掏出事先藏在里面的手枪零件，迅速组装完毕，放进大衣口袋，混进了记者人群。
不过，孙凤鸣没等到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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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啊?”
因为抱着必死之心，所以孙凤鸣出发前已经服食了大量鸦片烟泡。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所以最终选择向走出来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开枪。
当时孙凤鸣一共开了三枪。第一枪射进了汪精卫左眼外角下颧骨，但这枪造成的伤害不大。第二枪打穿了汪精卫的左臂，问题也不大。
第三枪是在汪精卫转身想逃跑的时候射出的，子弹从汪精卫的后背射入，射进了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经过几次手术，医生都无法从汪精卫体内取出这颗子弹，最终只能让子弹留在他的体内。
因为孙凤鸣之前的身世一直无人知晓，而晨光通讯社的背景也无处可寻，所以蒋介石当时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很大压力——作为和汪精卫一直明争暗斗的人，他确实有作案动机。
但是，蒋介石有一万种暗杀汪精卫的方法，绝不会蠢到要在一个合影的公众场合来暗杀他。
汪精卫在第一时间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一同被送过去的，还有重伤的孙凤鸣。
当时蒋介石固然想抢救汪精卫，但他更想抢救过来的是孙凤鸣。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六
但是，孙凤鸣救不过来了。
由于服用了大量的鸦片烟泡，再加上枪伤，孙凤鸣本身就已经危在旦夕，最关键的是，按照抢救医生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求生意志”。
11月2日凌晨，孙凤鸣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图5 （a）、（b）中，实线表示降水量偏多状态，虚线表示降水量偏少状态，系数为零表示降水变化的突变点。图5（c）、（d）反映能量随时间尺度的分布。
孙凤鸣去世的同时，一场对他“同党”的大逮捕也全面铺开。
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早已撤离，但最终还是被捕。包括给孙凤鸣发通行证的国民党官员，以前与晨光通讯社有过往来的人，也通通被捕，前后一共200多人被抓，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被上了酷刑，还有很多人在上刑后被杀害（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受尽折磨，但并未被处死，随着汪精卫后来投敌，两人先后出狱）。
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虽然之前已去了香港，但为了搭救“刺汪”案被捕的朋友，又潜回上海，最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经历酷刑后不吐一字，最终被杀害。
唯一逃出的，是华克之。华克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公安部的一个司长。但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十一年，再监督改造十年。“文革”后，华克之被平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奔走，将孙凤鸣当年刺杀汪精卫一事的很多细节公之于众。
1987年，在华克之的奔走下，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的家乡江苏铜山县建起了2400平方米的纪念碑园。1988年，孙凤鸣的碑园开园，86岁的华克之亲自为当年的战友主持揭碑仪式。
在孙凤鸣夫妇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有着华克之亲自题写的铭文。致孙凤鸣的夫人崔正瑶的是：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褵。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致孙凤鸣的是：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
最后，说说孙凤鸣当时的第三颗子弹。
那颗子弹，一直留在汪精卫的体内，每逢阴雨天，就隐隐发痛，使得汪精卫非常痛苦。
1943年，受尽折磨的汪精卫终于通过手术将那颗子弹拿出，却因手术压迫脊椎神经，下肢几近瘫痪。1944年1月，61岁的汪精卫病倒，送往日本做脊椎手术失败，最终在高烧昏迷中死去。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有很多猜测，但目前世人较多采信的，还是他死于“多发性脊骨肿瘤”——就是由那颗长年留在脊柱里的子弹引发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P265-266)
（摘自《中外书摘》2019年第8期）
萧军挑战张春桥
1930年代，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摘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