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刺杀汪精卫论文

张玮:刺杀汪精卫论文

1935年11月1日,南京,湖南路10号。

这一天,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半,在湖南路10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大会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按照惯例,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们要离开大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的门前合影留念。由于人比较多,合影需要分五排站立,大家互相谦让,互相换位,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坐在第一排的,是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这些国民党内的大佬,而正中的位置,空着。那个位置,是属于蒋介石的。

人群站定,但蒋介石一直没有出来。

应该坐在蒋介石身旁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决定进去请蒋介石出来。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走了出来,身旁并没有蒋介石。

这时候,偌大个场地,人都跑光了,连警察也跑了,只剩下张学良他们这几个人。

人群一阵小声议论。汪精卫向大家传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蒋委员长身体忽然有点不舒服,就不参加合影了,我们自己拍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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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光灯闪过,摄影很快就完成了。大家纷纷转身,准备进礼堂的时候,一个人突然从记者人群中跳了出来,大喊一声:“严惩卖国贼!”,然后从大衣中掏出手枪,朝拍照的人群连开三枪。

一阵惊呼中,汪精卫倒在了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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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倒地,众人才反应过来:有刺客!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当时站在第一排的国民党元老张继。

按照张学良的回忆,当时刘月衡和刺客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张继的这个行为让当时在现场的张学良印象深刻。在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回忆录中,他这样说:“这个张溥泉(溥泉是张继的字)他怎么这么大胆子,那家伙拿着枪,他那个枪没有子弹了,有子弹他就把张溥泉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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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应过来的,就是当时站在第三排的张学良。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哎哟!这张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帮他忙去了。我从前学过武,学过一点,不是学得很好,我就上去对凶手先给个绊脚,啪!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了他身上。”

第三个反应过来的,是汪精卫的卫士。卫士掏出枪,对着刺客开了两枪。张学良后来对他这个举动充满怀疑:“这是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干的,打他一枪,踢他一脚。本来我们要把刺客抓住,因为这个差点儿没把张溥泉给打死,这个家伙过去就给他一枪。我说你怎么回事?张溥泉都抓住他了,你还给他一枪,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怀疑这个人,当时我在报告里说我怀疑这个人。要查处这个人,我说都要活捉了,你还打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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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看到刺客被擒,人又陆陆续续跑了回来。听到枪声,蒋介石也在护卫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这时候也冲了过来,抱住在血泊中的汪精卫,哭着对蒋介石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此时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救活那个刺客!

当时负责抢救刺客的,是中医院的院长刘月衡。

在众人还在慌乱的时候,当时已经53岁的张继,第一个跳了出来,拦腰死死抱住了开枪的刺客。

“你不要误会,别怀疑我,我是医院的院长,我不是跟你过不去的,是医生,是给你治病的。你现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

“死就死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问问你,你死了你家人怎么办?家里有什么人,谁给你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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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什么人。”

“那你老婆呢?”

蒋介石的警觉性确实很高。当天他看到现场的场面非常混乱,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也有一种说法,说蒋介石对当天参会人员随便着装和没有纪律的场面很不满),随后就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参加合影。汪精卫进去请的时候,蒋介石还劝他也不要出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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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姓什么?”

“我死了你随便给我扔哪儿,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没人。”

这个垂死的刺客,思路清晰,口风很紧。

为了留个活口问出些什么来,蒋介石下令每小时给刺客注射强心剂——这是极其损害身体的,但那时候,蒋介石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过,凭借当时进场的通行证,刺客的身份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他叫孙凤鸣,是南京晨光通讯社的记者。

作为一名记者,孙凤鸣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这还得从他自己的身世说起。孙凤鸣,原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于江苏铜山县一个贫苦农家,16岁随父闯关东。“九一八事变”之后,孙凤鸣参加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在国民革命军序列里是一支比较特殊的军队,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奋起与日本军队真刀真枪干的,就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蒋。

在有了“通讯社”这块牌子做掩护之后,孙凤鸣他们一共策划过三次针对蒋介石的暗杀。

孙凤鸣在十九路军一路做到代理连长,以枪法准闻名。后来因为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孙凤鸣不愿意去,就脱下了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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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弃从军之后,孙凤鸣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百变刺客”的华克之。华克之原来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后来因为一系列事件,走上了反蒋的道路。

1929年,华克之迁居上海,身边聚集了一群包括孙凤鸣在内对蒋介石不满的人,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们下定决心要刺杀蒋介石。

没错,其实他们一直想杀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汪精卫。

但要刺杀蒋介石,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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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后,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成立一家通讯社。

1934年11月,晨光通讯社在南京陆家巷23号挂牌。社长为化名胡云卿的华克之,身份是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部主任是张玉华,采访部主任是贺坡光,而孙凤鸣,就成了一名记者。

别小看这家通讯社,经过半年多的运作,居然在南京有了“小中央社”的别号。在大家的帮忙下,孙凤鸣也很快成了一位名记者,可以独立进出国民党各大机关、出席各种招待会——这就是他们成立通讯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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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935年春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主持军官训练团,华克之前去打探,但发现警戒实在太严,放弃了行动。

那是孙凤鸣第一次携枪采访,但由于当时人群拥挤,蒋介石等政要匆匆退场,孙凤鸣根本就没机会出手。

第一次是在1934年12月,当时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而第三次,就是他们得知国民党要在1935年11月1日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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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刺客”华克之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孙凤鸣是自愿要求成为刺客的。

其实孙凤鸣当时已经有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叫崔正瑶。他把妻子送去了香港躲避,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华克之后来回忆,当时孙凤鸣非常坚决,是以“荆轲”来自比的。

而当时,孙凤鸣也是“铁血锄奸团”的成员。他的这个行为,也得到了锄奸团老大的认可和支持,那个老大,就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1935年10月31日,晨光通讯社的全体同仁在酒楼设宴为孙凤鸣践行。孙凤鸣把一支心爱的“派克”金笔送给了华克之——那是他作为记者的随身之物,把这支笔送人,就代表他没打算活着回来。

第二天,因为通行证的问题,孙凤鸣是在开幕式结束前十几分钟的时候,才匆匆进场的。进入会场后,他就进了厕所,从挖空的相机中掏出事先藏在里面的手枪零件,迅速组装完毕,放进大衣口袋,混进了记者人群。

不过,孙凤鸣没等到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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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这个还要老婆啊?”

因为抱着必死之心,所以孙凤鸣出发前已经服食了大量鸦片烟泡。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所以最终选择向走出来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开枪。

当时孙凤鸣一共开了三枪。第一枪射进了汪精卫左眼外角下颧骨,但这枪造成的伤害不大。第二枪打穿了汪精卫的左臂,问题也不大。

第三枪是在汪精卫转身想逃跑的时候射出的,子弹从汪精卫的后背射入,射进了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经过几次手术,医生都无法从汪精卫体内取出这颗子弹,最终只能让子弹留在他的体内。

因为孙凤鸣之前的身世一直无人知晓,而晨光通讯社的背景也无处可寻,所以蒋介石当时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很大压力——作为和汪精卫一直明争暗斗的人,他确实有作案动机。

但是,蒋介石有一万种暗杀汪精卫的方法,绝不会蠢到要在一个合影的公众场合来暗杀他。

汪精卫在第一时间被送往南京中央医院,一同被送过去的,还有重伤的孙凤鸣。

当时蒋介石固然想抢救汪精卫,但他更想抢救过来的是孙凤鸣。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孙凤鸣救不过来了。

由于服用了大量的鸦片烟泡,再加上枪伤,孙凤鸣本身就已经危在旦夕,最关键的是,按照抢救医生的说法:他“没有任何求生意志”。

11月2日凌晨,孙凤鸣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就是我的良心。”

图5 (a)、(b)中,实线表示降水量偏多状态,虚线表示降水量偏少状态,系数为零表示降水变化的突变点。图5(c)、(d)反映能量随时间尺度的分布。

孙凤鸣去世的同时,一场对他“同党”的大逮捕也全面铺开。

晨光通讯社的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早已撤离,但最终还是被捕。包括给孙凤鸣发通行证的国民党官员,以前与晨光通讯社有过往来的人,也通通被捕,前后一共200多人被抓,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被上了酷刑,还有很多人在上刑后被杀害(贺坡光和张玉华虽然受尽折磨,但并未被处死,随着汪精卫后来投敌,两人先后出狱)。

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虽然之前已去了香港,但为了搭救“刺汪”案被捕的朋友,又潜回上海,最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经历酷刑后不吐一字,最终被杀害。

唯一逃出的,是华克之。华克之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公安部的一个司长。但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十一年,再监督改造十年。“文革”后,华克之被平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奔走,将孙凤鸣当年刺杀汪精卫一事的很多细节公之于众。

1987年,在华克之的奔走下,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孙凤鸣的家乡江苏铜山县建起了2400平方米的纪念碑园。1988年,孙凤鸣的碑园开园,86岁的华克之亲自为当年的战友主持揭碑仪式。

在孙凤鸣夫妇的大理石纪念碑上,有着华克之亲自题写的铭文。致孙凤鸣的夫人崔正瑶的是:真州多佳丽,首推凤鸣妻。轻金重大义,志同始结褵。反对臣日寇,无惧血染衣。死者并非难,处死者难矣。凌迟无一语,闺中千古奇。

致孙凤鸣的是:生无私人怨,死因国事非。心向知音决,泪为生民挥。言重季布诺,技胜张良锤。精卫非精卫,替死此魑魅。功败于垂成,千古共心摧。

最后,说说孙凤鸣当时的第三颗子弹。

那颗子弹,一直留在汪精卫的体内,每逢阴雨天,就隐隐发痛,使得汪精卫非常痛苦。

1943年,受尽折磨的汪精卫终于通过手术将那颗子弹拿出,却因手术压迫脊椎神经,下肢几近瘫痪。1944年1月,61岁的汪精卫病倒,送往日本做脊椎手术失败,最终在高烧昏迷中死去。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有很多猜测,但目前世人较多采信的,还是他死于“多发性脊骨肿瘤”——就是由那颗长年留在脊柱里的子弹引发的。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4](P265-266)

(摘自《中外书摘》2019年第8期)

萧军挑战张春桥

1930年代,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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