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
摘 要：柏柏尔问题是当代摩洛哥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柏柏尔社会特征与法国殖民统治是其主要根源。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56年摩洛哥独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柏柏尔精英与中央政府的权力争夺和权力分享为主要特征，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性质；20世纪70年代中叶至21世纪初，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城市柏柏尔知识精英，其族裔认同叙事模式为融入型，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21世纪初至今，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开始趋向激进化。当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持续发展源于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仅仅依靠政治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关 键 词：摩洛哥；柏柏尔问题；柏柏尔文化运动；“人民运动”
柏柏尔人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和萨赫勒地区。摩洛哥境内柏柏尔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0%，[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5, p. 2.主要分布在三个柏柏尔方言区，即讲什哈语(Tashelhit)的南部苏斯地区，讲阿马齐格语(Tamazight)的中部阿特拉斯山地区和讲里夫语(Tarrifit)的里夫地区。[注]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Berbers, Oxford: Blackwell, 1996, p. 3.
柏柏尔问题贯穿于独立以后的摩洛哥历史，是当代摩洛哥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柏尔问题包括柏柏尔人为争取族裔权利与中央政府的各种冲突以及文化复兴活动。不同于阿尔及利亚柏柏尔问题的政治化和萨赫勒地区操柏柏尔语的图阿雷格人的分裂主义暴力叛乱，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平静。然而，在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也开始凸显。2011年2月20日，以柏柏尔人为主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摩洛哥政治、社会与经济等领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但很快因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宣布宪法改革而平息。[注]这场抗议运动被称为“2·20运动”。2016年10月，胡塞马(Al-Hoceima)警察以无证经营为由抄没了鱼贩穆赫萨·费克里(Mouhcie Fikri)的货物，随后费克里在找回货物的途中被一辆垃圾车碾压丧生，引发了旨在消除政治腐败、改变里夫地区边缘化地位的“人民运动”(al-Hirakal-Shaabi)。相较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主要形式——柏柏尔文化运动，这场主要由北部柏柏尔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开始趋向激进化并融入了地区主义诉求，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因此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尽管摩洛哥安全部队迅速进行弹压，国王也积极展开对话，然而“人民运动”非但没有被压制下去，反而迅速发酵。抗议活动领袖纳赛尔·泽夫扎非(Nasser Zefzafi)于2017年6月被捕并于2018年6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将这场社会运动推向了高潮。抗议活动从里夫地区蔓延至拉巴特、卡萨布兰卡、丹吉尔和纳多尔等地，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注]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于2018年6月27日发表声明，直指“人民运动”抗议者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声称抗议人员在关押期间曾遭到严刑逼供。详见“Morocco: Guilty Verdicts Returned in Unfair Hirak Trials Must Be Overturned,” AmnestyInternational, June 27, 2018,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6/morocco-guilty-verdicts-returned-in-unfair-hirak-trials-must-be-overturned/，登录时间：2018年12月25日。“人民运动”激起摩洛哥各地针对高物价、高失业和政治腐败的抗议活动。2017年10月，扎古拉(Zagora)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南部城镇供水管理不善；12月，杰拉达(Jerada)两名矿工之死引发群众抗议缺乏基础设施与安全的工作环境；2018年4月，摩洛哥民众在“脸书”等社交网络上发起针对物价上涨的抵制运动，不断扩大的抗议活动对摩洛哥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均构成挑战。[注] Anne Wolf, “Morocco’s Hirak Movement and Legacies of Contention in the Rif,”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24, No. 6, 2018, pp. 1-6.
吃过之后，我从胡同里往前走，先是有几个妇女问我要不要小姐，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悄悄地问我，卖不卖器官。我感到有说不出的恐惧，这时候，有两个青年过来，要勒住我的胳膊，他们要绑架我，你们要干什么？我大喝一声，飞起一脚将一个人踢倒。又一拳将另一个人打倒，我飞快地跑出胡同。
国内学界对柏柏尔问题的探讨始于阿尔及利亚的所谓“柏柏尔之春”，研究成果普遍着眼于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主义[注]马格里布地区柏柏尔主义形成的直接原因为地区民族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政策，其实质是争取柏柏尔文化认同在国家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柏柏尔人的各项权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柏柏尔主义有所差别，前者更加政治化；后者较为温和，主要关注族裔语言文化权利问题。但在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口中，柏柏尔主义带有分裂主义和地区主义的暗示。，如黄慧的《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注]黄慧：《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与慈志刚的《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问题》[注]慈志刚：《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1期，第67-78页。等。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与大卫·哈特(David M. Hart)等学者立足于田野调查，从部落结构与部落认同角度阐释了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注] Robert Montagne , TheBerbers:TheirSocialandPoliticalOrganisation,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73; Ernest Gellner, SaintsoftheAtl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David M. Hart, TribeandSocietyinRuralMorocco, London: Frank Cass, 2000; David M. Hart, TheAithWaryagharoftheMoroccanRif:AnEthnographyandHistory,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6; David M. Hart, TheAit‘attaofSouthernMorocco:DailyLifeandRecentHistory, Cambridge: Middle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4; David M. Hart, Dadda‘AttaandHisFortyGrandsons:TheSocio-PoliticalOrganisationoftheAit‘attaofSouthernMorocco, Cambridg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Press, 1981; Carleton Stevens Coon, TribesoftheRif, Cambridge: Peabody Museum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31; Amal Rassam Vinogradov, TheAitNdhirofMorocco:AStudyoftheSocialTransformationofaBerberTribe, Ann Arbor: Museum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4.塞内姆·阿斯兰(Senem Aslan)、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和穆罕默德·托齐(Mohammed Tozy)等主张从摩洛哥的治理模式与政教关系透视柏柏尔问题；[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Driss Maghraoui,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Morocco: Between Consensus and Subaltern Politics,”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16, No. 4, 2011, pp. 679-699; John Waterbury, TheCommanderoftheFaithful:TheMoroccanPoliticalElite-AStudyinSegmented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Mohammed Tozy, “Islam and the State,” in I. William Zartman and William M. Habeeb, eds., PolityandSocietyinContemporaryNorthAf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02-122; Douglas Ashford, PoliticalChangeinMorocc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Abdellah Hammoudi, MasterandDiscipie:TheCulturalFoundationsofMoroccanAuthoritar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布鲁斯·麦迪-魏兹曼(Bruce Maddy-Weitzman)、保罗·希尔弗斯坦(Paul Silverstein)及安妮·沃尔夫(Anne Wolf)等人重点关注了独立以后的摩洛哥柏柏尔运动；[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1; Graham H. Cornwell and Mona Atia,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Amazigh Activism in Morocco,” Social&CulturalGeography, Vol. 13, No. 3, 2012, pp. 255-274; Paul Silverstein,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e’ in the Moroccan Amazigh Movement,” ReviewofMiddleEastStudies, Vol. 43, No. 2, 2009, pp. 168-177; Katherine E. Hoffman, WeShareWalls:Language,Land,andGenderinBerberMorocco, Malden: Blackwell, 2008; Anne Wolf, “Morocco’s Hirak Movement and Legacies of Contention in the Rif”.苏珊·米勒(Susan Gilson Miller)、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和伊丽莎白·芬特雷斯(Elizabeth Fentress)等学者则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注] Susan Gilson Miller, AHistoryofModernMoroc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Walter. B. Harris, France,SpainandtheRif, New York and London: Longmans Green. E. Arnold, 1927;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Berbers.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历史视域下发掘柏柏尔运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等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演变及其特征。
一、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根源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其中，传统柏柏尔社会特征以及法国殖民统治的遗产是最主要的根源。
第一，传统摩洛哥柏柏尔社会特征的影响。千百年来，柏柏尔人聚居于远离中央政权的崇山峻岭之中。在保护国时代(1912年至1956年)以前，摩洛哥柏柏尔人并不接受阿拉维王朝的统治，柏柏尔人聚居的希巴地区(Bilad al-Siba)与直接受素丹统治的马赫赞(Bilad al-Makhzen)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注]这一组概念有不同层面的含义：就字面意思看，马赫赞指素丹治下的等级制中央政府，希巴则代表部落原始民主制。在多数情况下，马赫赞是“王治之地”，而希巴是“法外蛮荒之地”。同时，马赫赞还意味着阿拉伯人聚居的发达城镇，而希巴则为柏柏尔人栖息的落后山村。由于马赫赞难以对其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希巴地区保留了中古时期的传统社会特征，部落结构、隐士(maraboutic)崇拜和高度自治是当时摩洛哥柏柏尔社会的基本特点。
首先，部落结构是柏柏尔社会最重要的特征，部落是最基本的政治认同单元。北非历史上虽然存在过诸如穆拉比兑和穆瓦希德等柏柏尔王朝，但这些政权的兴起与统治模式从未超出过部落结构。例如，伊本·图默特(Ibn Tumert)领导的穆瓦希德运动倚靠的核心力量是马斯慕达(Musmuda)地区的5个部落，[注] Robert Montagne, TheBerbers:TheirSocialandPoliticalOrganisation, p. 79.这些部落的成员是穆瓦希德王朝的核心统治力量，部落的兴衰决定着政权的命运。
其次，隐士崇拜是柏柏尔社会的另一大特征，通常会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注] Carleton Stevens Coon, TribesoftheRif, pp. 148-150.传统柏柏尔社会中，社会单元可以无限细分，且不存在拥有绝对权力的世俗领袖，因此造就了柏柏尔社会的高度碎片化。绝大多数柏柏尔人都是穆斯林，但乡村柏柏尔社团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非伊斯兰宗教实践，[注] Mohammed Tozy, “Islam and the State,” p. 103.只有拥有圣裔血统的乡村隐士才能打破部落之间各自为政的藩篱，实现对柏柏尔部落的高度整合。自伊斯兰教传入北非以后，乡村圣裔隐士以“纯洁信仰”为名，屡次团结柏柏尔部落或部落联盟对马赫赞发起挑战。[注] Robert Montagne, TheBerbers:TheirSocialandPoliticalOrganisation, pp. 10-12.即便是声称建立共和国的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为了取得建立国家的合法性和里夫众部落的支持，也虚构了圣裔血统，将自己装扮成隐士。[注] Mordechai Nisan, MinoritiesintheMiddleEast:AHistoryofStruggleandSelf-expression, London: McFarland & Company, 2002, p. 61.
最后，柏柏尔社会高度自治的特征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治理难度。传统柏柏尔部落社会一般为贵族寡头制，社团被拥有高度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地方精英统治。[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p. 6.个人受到家族、部落或是部落联盟的庇护，效忠对象是传统社会单元及其首领。高度的社团自治和随之而来的部落认同意味着中央政府只能依靠部落显贵和地方精英实行间接统治，这阻碍了国家建立直接统治和构建共同的民族认同。
第二，法国殖民统治对摩洛哥柏柏尔人的整合。1912年3月30日，摩洛哥正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的殖民统治虽然为摩洛哥搭建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然而也是现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直接源头。1912年以前，摩洛哥马赫赞对希巴虽时有整合，但二者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可以有效降低二者冲突的烈度和频率。保护国建立后，法国人以素丹为傀儡，将柏柏尔人纳入马赫赞的权威之下，然后又以“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策略在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制造矛盾，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柏柏尔问题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法国总督路易·于贝尔·冈扎夫·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方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重塑素丹的国家象征地位，以恢复马赫赞昔日荣光为借口，实现殖民政府对摩洛哥全境的控制。[注] Walter. B. Harris, France,SpainandtheRif, p. 188.慑于法国的军事力量与“油渍”战略[注]“油渍”(tached’huile)战略，即在某些部落地区边缘建立军事前哨和民用设施，引诱当地群众与之建立合作关系。法国先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地区开始实行这一战略。，保护国时期摩洛哥境内的柏柏尔部落多向素丹效忠。第二，维持殖民地原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保留所有族裔的传统与习俗，将传统统治阶层纳入保护国行政管理体系。[注] Susan Gilson Miller, AHistoryofModernMorocco, p. 90.殖民政府给部分柏柏尔部落的阿伽(amghar)授予卡伊德(qaid)[注]阿伽为柏柏尔部落的世俗首领的称号，通常为一个战争联盟的首脑。卡伊德原为前殖民时代摩洛哥官员称谓。在保护国时期，法国殖民政府从每个部落中选出一位世俗领袖，授予卡伊德头衔。头衔，利用其进行间接统治，使其代替政府进行日常行政管理与收税。[注] Robert Montagne, TheBerbers:TheirSocialandPoliticalOrganisation, pp. 64-65.
1956年，摩洛哥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从独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叛乱、政变与文化宣传等。然而，这一时期的柏柏尔问题没有超出传统的部落政治框架，其实质是柏柏尔精英与中央政府的权力斗争。
1999年穆罕默德六世前往里夫地区巡视，首次肯定了里夫革命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反殖斗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注] Adel Darwish, “Mohammed’s First 100 Days,” TheMiddleEast, December 1999, pp. 16-18.以此扩大摩洛哥认同边界，将柏柏尔认同进一步囊括在内。2000年3月，摩洛哥柏柏尔精英发布《柏柏尔宣言》，强调推进对柏柏尔语言教学与研究的立法和国家投资。2001年，穆罕默德六世采纳了《柏柏尔宣言》的部分要求，在学校开设柏柏尔语言课程，允许并促进视听媒体节目以柏柏尔方言播出，[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65.并且确认柏柏尔文化为摩洛哥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10月，国王发布诏令，正式组建“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InstitutRoyaldelaCultureAmazighe)，穆罕默德六世任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任副院长。该机构旨在保护、研究、弘扬并宣传柏柏尔文化。为了彰显其柏柏尔血统，[注]穆罕默德六世的母亲出身于阿加迪尔的柏柏尔宰因(Zaiane)部落。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庆典上穿戴了传统的柏柏尔头饰，并且许诺每年将给研究院投入1亿美元的科研经费。[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65.2003年2月，穆罕默德六世下诏，宣布确立提非纳文字[注]古代柏柏尔语言使用的文字，现在操柏柏尔语的图阿雷格人还在使用。为柏柏尔语言的官方书写系统，自此柏柏尔语进入了摩洛哥中小学课堂。[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71.
在所谓“尊重传统与习俗”的方针下，法国人格外强调保留柏柏尔人的文化与习俗。法国殖民政府鼓励对柏柏尔交流进行学术研究，其实质是以学术服务于殖民统治目标，实现“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注] G. Deverdun,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s (IHEM),” EncyclopaediaofIslam, second edition, Brill Online,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entries/encyclopaedia-of-islam-2/*-SIM_8703，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8日。这一时期法语著作构建出的“柏柏尔叙事”与传统阿拉伯—伊斯兰语境截然相反，它们将“良善的”柏柏尔人和“不服管教的”阿拉伯人区分开来，[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2.这种人为建构的文化对立，构成了当代摩洛哥柏柏尔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国内国际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从20世纪80年代起，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进入定型期，并且走向国际舞台。1981年，在穆罕默德·查菲克倡导下，摩洛哥柏柏尔运动的代表性刊物——法语双月刊《阿马齐格》(Amazigh)开始发行。该杂志将柏柏尔语言文化相关问题引入大众视野，并广泛予以宣传。1991年8月，摩洛哥文化研究与交流协会等6个柏柏尔文化协会联名起草了《阿加迪尔语言和文化权利宪章》(AgadirCharterforLinguisticandCulturalRights，简称《阿加迪尔宪章》)。《阿加迪尔宪章》要求，柏柏尔语言应该成为受宪法认可的民族语言，中小学应该开设柏柏尔语言课程。同期，以《阿马齐格世界报》(LeMondeAmazage)为代表的柏柏尔语期刊的创立将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二、 摩洛哥柏柏尔精英与政府的权力斗争
泽泻多糖对2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及脂代谢紊乱的改善作用及机制研究 …………………………… 张明丽等（1）： 42
爸爸大半生奔波于江上，临退休前那几年，争取到出海名额，跑韩国、香港航线。大海颠簸，夜里睡觉，他都要下意识抓紧船帮……得以慢慢将我们姐弟仨抚养成人。如今，他老了，妹妹在江边买了一幢房子，希望他们将弟弟家孩子带大，再回江边安度晚年——他一生颠簸于江海之上，老了，应居到江畔，方顺心些。我们姐弟仨各自离开，弟弟妹妹分别定居北京、成都，唯有我，到底走不出皖地，即便心怀梦想，那又怎样？
1961年，哈桑二世继位，其统治被西方学者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61年至1975年的“铁拳”时期；二是1975年至1999年的“天鹅绒手套”时期。[注] Susan Gilson Miller, AHistoryofModernMorocco, pp. 162-207.在“铁拳”时期，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体现了君主与柏柏尔精英权力关系的两面性。
独立前后，摩洛哥政治舞台上最强势的力量是领导反殖民运动、主要由城镇工人组成的独立党。[注] John Waterbury, TheCommanderoftheFaithful:TheMoroccanPoliticalElite-AStudyinSegmentedPolitics, p. 51.1956年至1961年，独立党把持着内阁中最重要的职位。其所坚持的民族国家构建政策对过去柏柏尔部落精英和中央政府权力共享的模式构成挑战，柏柏尔问题开始显现。[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89.这一时期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实质是传统部落精英与独立党的权力争夺，集中体现为1957年塔菲拉勒特(Tafilalt)部落与1958年～1959年的里夫部落叛乱。[注] Ibid., p. 85.
独立党的集权化、去部落化、镇压多元主义以及阿拉伯化政策对传统柏柏尔部落精英产生了强烈冲击，激怒了一大批柏柏尔地方显贵。由柏柏尔富农和大地主组成的人民运动党(MouvementPopulaire)公开宣称“实现独立不是为了失去自由”，表明他们不会放下武器，也不可能放弃征税权和政治职能。[注] A. Coram, “Note on the Role of the Berb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Moroccan Independence,” in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andBerbers:FromTribetoNationinNorthAfrica,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71, p. 271.在此背景下，1957年、1958年至1959年柏柏尔人相继爆发叛乱。
1957年，塔菲拉勒特部落发动叛乱。[注] David M. Hart, TheAithWaryagharoftheMoroccanRif:AnEthnographyandHistory, pp. 426-427.叛乱的直接诱因是出身于柏柏尔部落的内政部长拉赫辛·勒尤希(Lahcean Lyoussi)被独立党取代，还乡后他与几位部落首领共谋反对独立党的集权政策，强调独立党“将所有政治、社会与经济职责授予那些忽视部落与乡村的人”，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注] Douglas Ashford, PoliticalChangeinMorocco, p. 200.。塔菲拉勒特部落首领艾迪·欧·比希(Addi ou Bihi)受其感召，向部落成员分发7,000把步枪，带头举事。1958年至1959年，里夫的提格津亚部落(Tgzinnya)和瓦亚哈尔部落(Ait Waryaghar)发动叛乱。里夫叛乱的起因相对复杂。第一，独立党的集权化政策导致说柏柏尔方言和西班牙语的里夫部落成员与说法语和阿拉伯语的独立党基层行政人员交流不畅；第二，国家的独立阻断了里夫部落自由向外输送劳工移民的路径；第三，瓦亚哈尔部落不满于地方行政机构没有吸纳部落成员。[注] David M. Hart, “Rural and Tribal Uprisings in Post-colonial Morocco, 1957-60: An Overview and a Reappraisal,” The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4, No. 2, 1999, pp. 89-90.叛乱发生三周后，里夫部落代表团向穆罕默德五世请愿，要求地方政府任用里夫人，同时任命一位里夫部落成员担任部长级高官。[注] Ibid., pp. 91-93.
上述两场叛乱并没有超出前殖民时代与保护国时期部落叛乱的范畴，组织动员机制也停留在传统柏柏尔部落的框架内。这表明柏柏尔问题其实是柏柏尔部落对于独立党政府政策的应激性反应，其核心诉求是恢复柏柏尔政治精英的自治权力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参与，尚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性质。
水解大麻籽蛋白富含精氨酸、天冬氨酸等，这在其他水解蛋白质原料中是少见的，可用作护肤品的保湿剂、营养剂和调理剂，也可用作头发调理剂。
2011年，“阿马齐格运动”(Amazigh Movement)与伊斯兰主义运动“正义与行善”(Al-Adlwaal-Ihsane)以及“民主左翼联盟”联合，共同发起“2·20运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推进民主，保障人权与民生。[注] Kenza Oumlil, “Making Sense of Recent Protests in Morocco,” AlJazeera, June 5, 2017,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7/06/making-sense-protests-morocco-170604092533766.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5日。2011年7月，摩洛哥通过宪法修订案，正式承认柏柏尔语是摩洛哥的官方民族语言，享有与阿拉伯语平等的法律地位。本次修宪是独立以来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认同最高层次的吸纳，标志着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高潮。
以财政部门的预算改革为重点，对资源的分配要真正做到科学合理，要节约资源，对资源做到高效率的利用。对资产分配标准可以分类进行制定，做到详细明确，因为资产标准确定之后，为单位内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有机结合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的预算都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制定资产分配标准的时候，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行政事业单位之间工作性质的不同，要针对具体的单位运转实际配置相对应的资产，资产分配的多少要根据实际需求和配置标准进行配置，同时还要考虑到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物品价格有所上涨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资产。
第二阶段为1971年至1975年，柏柏尔精英发动的两场政变对王权构成直接威胁，摩洛哥政府与柏柏尔人的关系因而转入低谷。1971年和1972年，出身于里夫和中阿特拉斯山柏柏尔部落的穆罕默德·迈德博赫(Mohamed Medbouh)将军和穆罕默德·乌弗基尔(Mohamed Oufkir)将军分别发动了两场针对国王哈桑二世的政变。[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91.两场政变爆发的原因基本相同。独立党式微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主要由柏柏尔军事精英组成的皇家部队高层一直是国王进行权力分享的唯一对象。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哈桑二世出于各方考量，萌生重开党禁的想法，[注]潘蓓英：《摩洛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载《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59页。引起了军队对未来权力地位的担忧，因而酿成两场政变。两场政变的主导者虽然都出身柏柏尔部落，并且组织动员模式超出了传统柏柏尔部落的框架，但当时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仍然不具备现代族裔运动的内涵。[注] John Waterbury, “The Coup Manqué,” in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andBerbers:FromTribetoNationinNorthAfrica, p. 404.政变后，大批在政府(尤其是安全、外交与财政部门)中任职的柏柏尔人遭到清洗。1973年2月22日，国王哈桑二世派出由柏柏尔将士组成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前往叙利亚与以色列军队作战，以此对摩洛哥柏柏尔人进行弹压，标志着王室与柏柏尔人的关系陷入低谷。
三、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
1975年至21世纪初，摩洛哥柏柏尔问题逐渐走出20世纪70年代初两场政变带来的阴影。在柏柏尔精英的努力和政府的引导下，柏柏尔问题逐渐形成了以文化运动为主流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分为生成、定型与高潮三个阶段，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
目前当地全年用肥基本结束，只有冬季大棚蔬菜有零星用肥需求，以复合肥为主。9月份之后，甘肃地区的化肥价格呈现全面上涨态势。闫光荣告诉记者，目前中石油所属尿素生产企业较去年提前1个月停气停产，预计要等到2019年4月份前后才会恢复生产，所以，近期甘肃地区化肥生产企业受到限气检修的影响，产能有所下降。
旅游危机事件爆发于线下，相关负面信息经由网络媒介的传播形成舆情危机。线下的有效治理主要取决于相关管理部门对事件的妥善解决，线上的协同治理则是对相关管理部门治理方式的网络化延伸。对于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而言，线上线下的协同联动式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生成
哈桑二世对1971年与1972年政变的镇压举措虽然稳定了政局并巩固了权力，但无异于自断其臂。失去军队支持的哈桑二世只得重开议会，并于1977年由独立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nionSocialistedesForcesPopulaires)、人民运动党与一些无党派人士组阁，[注]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inMorocco:ThePoliticalEliteandStrugglesforPowerinthePost-Independence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53.摩洛哥的政治氛围因而变得宽松。在确保政治运作仍然由王室主导的前提下，国王允许更大程度的党派竞争和权力分享，“天鹅绒手套”时期因此而得名。在政治环境宽松的背景下，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2)本文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通过摄像头采集到的鸡蛋图像，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提取图像有效特征，建立图像特征参数与双黄蛋之间的关系模型，结合鸡蛋面积、蛋黄指数、蛋黄轮廓拐点数目、蛋黄与整蛋周长比、蛋黄面积与周长比这些特征值作为识别双黄蛋的标准，进而建立双黄蛋检测系统，识别效果较好，可以满足小型禽蛋生产企业的检测要求。
1978年，时任摩洛哥皇家学院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Mohamed Chafik)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柏柏尔语言是摩洛哥的重要遗产，强调摩洛哥全体国民都有学习该语言的必要。[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p. 96-97.同时，人民运动党秉承一贯反对阿拉伯化语言文化政策的传统，召开“迈向新社会会议”，呼吁认可柏柏尔语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与设立专门机构保护柏柏尔文化。[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p. 110.1980年8月18日至31日，柏柏尔文化精英们举行了重要的集会活动，阿加迪尔夏季大学协会(L’Associationdel’Universitéd’Étéd’Agadir)举办了“大众文化”年度学术讨论会。[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98.这次集会旨在促进柏柏尔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系统化研究，标志着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生成。
(二)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定型
20世纪80年代的“柏柏尔之春”造成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主义向马格里布逸散。[注]黄慧：《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主义研究》，第146页。20世纪末，北非和西方社会中的柏柏尔组织奔走于各个国际论坛，积极为柏柏尔事业大声疾呼。此外，新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催化了“群体认同”的构建。[注]即在全球建立一个“想象的”阿马齐格社团。在此背景下，一批明确以泛柏柏尔主义为目标的组织建立起来。1990年2月，“大赦国际”就摩洛哥人权问题发布报告，促使哈桑二世成立人权咨议委员会(ConseilConsultatifdesDroitsdel’Homme)对此作出回应。[注] M. Howe, Morocco:TheIslamistAwakeningandOtherChalle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17.尽管委员会的既定议程不包括族裔问题，但实际上多数受政治迫害群体来自柏柏尔社团。[注] Lise Storm, DemocratizationinMorocco:ThePoliticalEliteandStrugglesforPowerinthePost-IndependenceState, p. 73.因此，政府的举措与柏柏尔精英建立一个多元主义开放社会的理想不谋而合，有助于双方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
此外，法国人还将柏柏尔人的民俗与法律置于伊斯兰教的框架之外。1914年9月11日与1930年5月16日，法国分别推出由素丹签署的《1914年柏柏尔诏令》和《1930年柏柏尔诏令》，明确赋予柏柏尔部落议会依据习惯法裁决案件的权力，并规定在重大刑事案件中运用法国法律体系。[注] Katherine E. Hoffman, “Internal Fractures in the Berber-Arab Distinction: From Colonial Practice to the Post-National Preoccupations,” in Katherine E. Hoffman and Susan Gilson Miller, eds., BerbersandOthers:BeyondTribeandNationintheMaghrib,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5.殖民政府此举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在客观上将马赫赞与希巴的二元划分具体化。[注]杨士毅：《怀特海哲学入门》，台北：扬智文化2001年版，第148页。在此之前，马赫赞与希巴的边界并不清晰，柏柏尔部落与中央政府的分歧也并不是摩洛哥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纸诏书将二元对立具体化与合法化，立即引起摩洛哥城市阿拉伯人的骚乱，也成为独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污名化”柏柏尔人的口实，导致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的对立不断加剧。
1991年，塔米努特(Tamaynut)协会[注] 塔米努特为1978年创立的新阿马齐格文化艺术协会(Nouvelle Association de la Culture et des Arts Amazighs)的简称，其多数成员为律师。将《世界人权宣言》翻译为柏柏尔语，推动了柏柏尔问题的国际化。1993年，联合国邀请其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塔米努特强调用法律方式解决柏柏尔问题，即柏柏尔人符合联合国对“土著少数民族”的定义，应该受到国际法保护。1994年5月，蒂勒利协会(Tilelli)在摩洛哥东南部组织游行示威活动。不久，政府解除视听媒体节目对柏柏尔语言的限制。[注] Katherine E. Hoffman, WeShareWalls:Language,Land,andGenderinBerberMorocco, pp. 196-198.同年8月20日，哈桑二世的演讲提及了《阿加迪尔宪章》，表示愿意将柏柏尔语言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注] Paul Silverstein and David Crawford, “Amazigh Activism and the Moroccan State,” MiddleEastReport, Vol. 233, No. 34, 2004, pp. 44-45.哈桑二世强调三种柏柏尔方言对抵御西方文化入侵至关重要，赞同柏柏尔认同是摩洛哥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摩洛哥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定型，并以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
(三) 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高潮
1999年7月哈桑二世去世，穆罕默德六世继位。穆罕默德六世执政伊始至2011年，摩洛哥政府在语言文化范围内较为成功地对柏柏尔问题进行了疏导。新国王推动深化政治改革，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平等，摩洛哥的政治环境骤然清朗，柏柏尔问题也随之趋缓。同时，摩洛哥的左翼世俗力量也渐渐接受柏柏尔运动，他们试图将对柏柏尔运动的支持作为倡导民主化和促进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以此达到制衡伊斯兰主义的目的。[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27.上述因素将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1920年之后，为确保本地精英忠于法国且充分具备为殖民政府服务的素质，法国殖民政府在乡村地区为柏柏尔人开设学校，其目的是通过教育为殖民政府培养人才。艾茨鲁学院(Collèged’Azrou)成为柏柏尔年轻人迈向统治阶层的阶梯，最优秀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梅克内斯(Meknes)的达尔贝达(Darel-Beida)[注]即卡萨布兰卡。军事科学院接受训练，成为殖民军队的军官。[注] M. Gershovich, “A Moroccan St. Cyr,” MiddleEasternStudies, Vol. 28, No. 2, 1992, pp. 231-257.
第一阶段为哈桑二世执政伊始至1970年，柏柏尔人与国王关系亲密，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认同开始萌芽。摩洛哥王权的对手一直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因此王室乐于团结奉行世俗主义的柏柏尔人。摩洛哥君主吸纳柏柏尔上层精英的意图非常明确，利用其进行间接统治，并对国内主要反对力量进行制衡。1962年独立党下台后，哈桑二世在柏柏尔政治与军事精英的支持下关闭议会，开启了“君主专制”时代。这一时期哈桑二世对国内进行控制的主要工具是由柏柏尔军官组成的皇家部队，而自称代表柏柏尔人利益与乡村文化的人民运动党[注] John Laueremann, “Amazigh Nationalism in the Maghreb,” TheGeographicBulletin, Vol. 50, No. 1, 2009, p. 44. 从成立以来就被冠以“保皇派”的称号，是摩洛哥王室的坚定支持者。[注] John E. Kruse, Amazigh-StateRelationsinMoroccoandAlgeria, Master Thesi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13, p. 2.20世纪60年代，摩洛哥内政部320位卡伊德中，有250位毕业于艾茨鲁学院。[注] Octave Marais,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of the Berbers in Independent Morocco,” in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andBerbers:FromTribetoNationinNorthAfrica, pp. 277-283.在王室的鼓励下，乡村柏柏尔显贵建立了摩洛哥农业联盟(Moroccan Union of Agriculture)，后来成为摩洛哥最大的利益集团。国王为了笼络柏柏尔人，将从前法国人的土地分发给柏柏尔地方精英。[注] Abdellah Hammoudi, MasterandDiscipie:theCulturalFoundationsofMoroccanAuthoritarianism, p. 101.国王对柏柏尔人的友好态度为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认同的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这一时期，柏柏尔文化协会开始建立并组织文化艺术等宣传活动。1967年，摩洛哥柏柏尔精英建立了第一个文化协会——摩洛哥文化交流研究会(AssociationMarocainedeRechercheetd’EchangeCulturel)。该协会以赞助音乐团体的方式将柏柏尔文化搬上舞台，吸引了大批观众，其他团体组织也纷纷效仿。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首先是思想定位问题。我们把公安信息化简单理解成信息技术在公安工作中的应用，把公安信息化搞成了建设工程，以信息技术引领公安信息化建设，让警务跟着技术走，这种思想主导下公安信息化当然取得的只是技术进步。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柏柏尔文化运动反映出摩洛哥国内柏柏尔问题的三个主要特点。首先，以温和的文化运动为主要形式，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为核心诉求。自摩洛哥建国以后，文化运动一直是摩洛哥柏柏尔人争取认同和族裔权利的主要形式。多数柏柏尔活动家采取了温和的做法，避免对政治制度构成挑战，更鲜有独立之类的追求。柏柏尔运动包含了上百种诉求，从消除乡村地区的社会不公正，到保护柏柏尔人的公民权利等。然而，其核心诉求始终是捍卫并提升摩洛哥柏柏尔语言文化权利。
其次，摩洛哥柏柏尔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柏柏尔知识精英。[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p. 3.运动的主要领袖有艾茨鲁学院毕业生、著名语言学教授、摩洛哥皇家科学院成员、皇家学院院长、前教育大臣、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穆罕默德·查菲克；艾茨鲁学院毕业生、摩洛哥全国大众艺术保护委员会主席马赫祖比·艾赫达尼(Mahjoubi Aherdane)，其家族是《阿马齐格》杂志的出版商；[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98.律师、塔米努特的创始人哈桑·伊德卜卡西姆(Hassan Idbelkassem)。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在21世纪初取得惊人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查菲克与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的师生之谊为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
由表3可知，KX9384 1穴2株、3株和1株处理较西蒙6号覆膜和不覆膜对照处理增产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增产幅度最高为1穴2株种植方式，分别为15.79%，19.23%。KX9384 3种方式处理间，1穴2株比1穴3株和1穴1株增产极显著，1穴3株比1穴1株增产显著。西蒙6号覆膜比不覆膜增产显著。
最后，摩洛哥柏柏尔精英构建出一种融入型的族裔认同叙事。摩洛哥柏柏尔精英对政府的阿拉伯化政策强烈不满，但同时珍视柏柏尔人在摩洛哥独立事业中作为股肱栋梁的历史遗产，[注]在摩洛哥独立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解放军主要由柏柏尔人组成。因此致力于构建融入型的族裔认同叙事，承认摩洛哥国家与国王统治的合法性。现代柏柏尔运动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语言文化的合法权利，其主要对手是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注] David M. Hart, TribeandSocietyinRuralMorocco, pp. 7-20.在不带有分裂主义色彩的前提下，其民族主义叙事包含三大要素：一是“先于阿拉伯人建立文明的本土居民”身份构建。作为一种族裔认同，柏柏尔人强调其族裔身份的特殊性，尤其是柏柏尔文明对北非文明的奠基作用。[注] Ibid., pp. 23-26.二是“抗争的柏柏尔人”的形象建构。保护国时期与法国殖民者的合作关系是现代阿拉伯精英攻击柏柏尔人的主要依据，[注] Michael Brett and Elizabeth Fentress, TheBerbers, p. 271.为此，柏柏尔精英们积极利用历史叙事来重构一种“抗争的柏柏尔人”的形象。三是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进行污名化塑造。柏柏尔精英强调阿拉伯人是外来的侵略者，并且有意识地重释某些历史事件，以此宣传自身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迫害和抹黑。[注] 比如，柏柏尔知识份子改写了1930年“柏柏尔诏令”的始末，声称它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操纵的结果。详见David M. Hart, “The Berber Dahir of 1930 in Colonial Morocco: Then and Now (1930-1960),” 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2, No. 4, 1997, pp. 11-33。
四、 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转向
2011年宪法是摩洛哥柏柏尔文化运动取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意味着在语言文化权利领域对柏柏尔问题进行政策疏导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宪法承认柏柏尔语的民族语言地位是长期以来摩洛哥柏柏尔文化精英们最核心的斗争目标，该目标的满足短期内实现了分化“2·20运动”中柏柏尔人和其他激进派势力的目的，但从长期来看，也凸显出摩洛哥中央政府在面对柏柏尔问题时失去了将其控制在语言文化权利范畴内的制胜砝码。在此之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逐渐向激进化方向演进。由于历史上摩洛哥柏柏尔问题一直较为温和，因此学界对近年来“人民运动”的定性与走向莫衷一是。总体来说，这场运动及其引燃的各类抗议活动虽然围绕民生问题展开，却已经初步呈现出激进化特征。
《宋词互见考》：“案此首见汲古阁本《山谷词》，《类编草堂诗余》、《花草粹编》并作山谷词。惟《全芳备祖》作东坡词，第东坡词集不载，当以山谷为是。”[7]270《苏轼全集校注》第九册《误入苏集词存目》认为“赵万里《宋金元名家词补遗》及《全宋词》据《全芳备祖后集》卷二十八‘茶门’补入东坡词。别又误作张先词。案，乃黄庭坚作，见山谷词诸本并唐圭璋《宋词互见考》。”[9]862
早在2007年1月14日，激进派柏柏尔精英们就发布了一份文件，宣称柏柏尔运动的重心应该是组织政治斗争，重新缔结社会契约，并强调柏柏尔人拥有对摩洛哥土地的所有权。[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74.“人民运动”超出了以往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语言文化权利范畴，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并直指王权与教权的关系。示威者打出限制国王权力的标语，运动领袖泽夫扎非将伊玛目贬斥为“骗子”，质疑“建立清真寺究竟是服务于真主还是服务于权贵？”[注] Kenza Oumlil, “Making Sense of Recent Protests in Morocco”. 他拒绝通过掮客而是坚持直接向国王提出诉求，这在摩洛哥以往的政治生活中极为罕见。其中，里夫的抗议活动凸显了地区认同。激进分子同时挥舞“里夫共和国”的旗帜与阿马齐格旗帜，并且吟唱歌曲纪念阿卜杜·克里姆。[注] Anne Wolf, “Morocco’s Hirak Movement and Legacies of Contention in the Rif,” p. 4.时任世界阿马齐格大会主席卡米拉·奈特·希德(Kamira Nait Sid)甚至在2017年7月28日就“人民运动”问题呼吁实现里夫地区自治。[注] “Rif: Les Discriminations Et La Répression Doivent Cesser,” Amazigh24.com, July 29, 2017, https://amazigh24.com/ar/node/17，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5日。此外，杰拉达矿难引起的抗议活动持续了一年左右，[注] 2019年1月，摩洛哥乌季达法院判处18名杰拉达矿难抗议者2年至4年有期徒刑，此后抗议活动渐渐平息。详见“Moroccan Court Hands out 60 Years of Prison for Jerada Protestors,” MoroccoWorldNews, January 22, 2019,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19/01/264081/moroccan-court-prison-jerada-protestors/，登录时间：2019年3月19日。发展为抗议群众与安全部队的暴力冲突。[注] Ulf Laessing, “Moroccan Protesters Clash with Police in Poor Mining Town and ‘Set Cars on Fire’,” The Independent, March 15, 2018,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morocco-jerada-protests-fire-riots-mining-town-police-rabat-africa-a8256886.html，登录时间：2019年1月9日。2018年4月20日开始的网上抵制运动的核心诉求是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主要针对三家垄断巨头，它们背后分别是摩洛哥政治精英、跨国集团和商业精英，表明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已经不仅民族整合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注] 阿非奇亚汽油公司(Afriquia Gasoline)属于摩洛哥农业部长阿齐兹·阿克哈努齐(Aziz Akhanouch)所有的阿克瓦集团(Akwa Group)；中央达能奶制品公司(Centrale Danone)是法国达能集团的子公司；希迪·阿里·乌尔默矿泉水公司(Sidi Ali-Oulmes)属于摩洛哥最大的商业组织摩洛哥企业联合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Moroccan Enterprises)主席玛利亚姆·本萨勒赫(Meriem Bensaleh-Chaqroun)。详见“Boycott in Morocco: Is This the End of the PJD?, ” MoroccoWorldNews, May 22, 2018, https://www.moroccoworldnews.com/2018/05/246878/boycott-morocco-pjd-afriquia/，登录时间：2018年12月26日。当然，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倾向才刚刚崭露头角。这种倾向未来将演变为一种持久的社会运动还是仅仅昙花一现，取决于摩洛哥政府的整合能力。“人民运动”所折射出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激进化倾向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
第一，城乡、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柏柏尔人聚居于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偏远地域，这些地方的经济整合与发展程度较低，往往成为所在国最贫困的地区。摩洛哥独立党曾践行去部落化的政策，但随着国王与柏柏尔地方精英建立恩荫关系而结束。摩洛哥君主与柏柏尔首领之间的“权力分享”[注] Catherine Bonne, PoliticalTopographiesofAfricanState:TerritorialAuthorityandInstitutional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2.策略，一方面可以维护部落固有权力秩序，确保地方社会政治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影响了国家对部落地区整合的深度与广度。维护部落秩序现状的代价是低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很少投入大型项目促进乡村现代化，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部落地区如同一片死水。[注] Charles Micaud, “Conclusion,” in Ernest Gellner and Charles Micaud eds., ArabsandBerbers:FromTribetoNationinNorthAfrica, p. 437. 在201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的189个国家里，摩洛哥只排在123位，处于中低水平。[注]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2018 Statistical Updat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ffice, 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_human_development_statistical_update.pdf, 登录时间：2019年3月26日。该国城市化率仅为57%，83%的儿童在小学毕业后失学，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儿童。[注] Kiannah Sepeda-Miller, “Morocco’s Teachers Battle Urban-rural Education Divide,” AlJazeera, August 19, 2015,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5/06/morocco-teachers-battle-urban-rural-education-divide-15062508160 3977.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5日。
在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来鼓励全民创新，大力引进和培养创新人才。同时，美国政府对创新成果的归属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具体来讲，在法律方面，美国制定众多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早期的《1996年美国联邦技术转让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以及不断完善的《美国专利法》等[15]。此外，在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美国采用政府牵头，多方共同协作研究的模式，协助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和技术问题。与美国相比，我国现阶段缺乏体系性创新法律制度，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和保障制度较少。此外，我国缺少创新教育制度保障，这些创新制度的缺失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实施和推进。
摩洛哥工业体系薄弱，以农业生产和矿石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欠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家没有能力为偏远地区引入公共服务，但当地居民通常将基础设施落后解读为一种歧视，因而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政府。[注] Senem Aslan, Nation-buildinginTurkeyandMorocco:GoverningKurdishandBerberDissent, p. 10.摩洛哥政府也曾努力改变柏柏尔人聚居地区贫困落后的局面，然而却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城市化对摩洛哥柏柏尔人最显著的影响是乡村劳动力逐渐涌入城市，使得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城市人口激增。与农村人口迅速流入城市相伴生的是农村闲置土地的增加。在此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如高阿特拉斯基金会(High Atlas Foundation)与摩洛哥政府大力倡导农民种植果树，以此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并希望以此达到遏制农村人口外溢的目标。[注] David Crawford, MoroccanHouseholdintheWorldEconomy:LaborandInequalityinaBerberVillag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60.果树种植推广却导致了粮食减产，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商品粮，国家对粮食进口的需求也逐年升高。然而，在自由化经济主导下，摩洛哥政府对基本商品的补贴呈递减趋势，极大伤害了底层人民的切身利益。[注] Joe Hayn, “Morocco’s Burgeoning Resistance,” Jacobin, June 7, 201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7/morocco-popular-movement-protest-islam,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5日。2004年起，摩洛哥开始实施土地私有化，部落集体所有的1,200万公顷土地首当其冲。[注] Nadir Bouhmouch, “Morocco: A Dam Threatens to Drown a Village,” AlJazeera, May 6, 2015, http://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5/05/morocco-dam-threatens-drown-village-150503124915989.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5日。同时，许多大型工程的推进往往以牺牲底层人民的生计为代价。2018年9月，摩洛哥经济、社会与环境委员会(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uncil)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指出摩洛哥贫困率从45.1%上升至64%，社会不公正也在同步上升。[注] “Focus du Rapport 2017: Les inégalités Regionals et Territoriales,” Economic,SocialandEnvironmentalCouncil, 2018, http://www.ces.ma/Pages/Rapports%20annuels/Rapport-Annuel-2017.aspx，登录时间：2018年11月28日。
此外，由于摩洛哥里夫地区是非洲通往欧洲的门户，此地毒品贸易盛行。世界阿马齐格大会的倡议书中指出，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使少数显贵和官僚中饱私囊，平民愈发穷苦，只能前往欧洲务工谋生。[注] “Rif: Les Discriminations Et La Répression Doivent Cesser”.然而，摩洛哥与欧盟签署的《巴塞罗那进程》并没有真正惠及里夫等地，相关条约阻断了里夫人向外移民寻求工作的机遇，[注] Joe Hayn, “Morocco’s Burgeoning Resistance”. 对当地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第二，温和的柏柏尔文化精英逐渐失去了领导地位，草根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摩洛哥政府对柏柏尔人的民族整合模式有其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与乡村柏柏尔集团的恩荫关系，保证政权牢牢掌握在王室手中，维持摩洛哥的政治稳定。然而，摩洛哥政府吸纳整合的手段也有较大局限性。其吸纳政策并不能兼顾所有柏柏尔精英群体，导致柏柏尔运动领导层发生分化，温和的柏柏尔精英逐渐丧失领导柏柏尔运动的合法性，这加速了柏柏尔群体的激进化倾向。由于政府的吸纳政策并不能有效消除民族冲突，没有被吸纳的领导人往往更倾向于发动暴力行为。[注]严庆：《冲突与整合：民族政治关系模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页。
摩洛哥王室对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的慷慨资助并没有完全实现驯服柏柏尔精英的目标，反而造成研究院内部的分裂。该机构建立之初，部分里夫人就指出研究院人员构成存在地域不平等，领导层大多出身于南方的柏柏尔社团。2005年2月，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院咨议委员会的7名成员[注]其中4人来自里夫地区，3人来自中阿特拉斯山区。公开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南方伊谢尔新(Ishelhin)柏柏尔集团垄断研究院领导地位，默许国家蓄意为之的驯服和遏制政策，从而使柏柏尔事业推进频繁受阻。[注] Mohammed Errihani,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nguage Use in Morocco: Effects of Attitudes on ‘Berber Language Policy’,” JournalofNorthAfricanStudies, Vol. 13, No. 4, 2008, pp. 411-428.至此，摩洛哥柏柏尔问题超越了文化运动的范畴，摩洛哥柏柏尔运动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
摩洛哥政府资源并不能满足公共福利与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与失业率的刺激，校园、乡村和小城镇的激进主义者采取了各种直接行动手段，包括抵制、静坐以及非法集会和游行等。[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190.这一时期，柏柏尔运动不再受到温和派文化精英的领导。有西方媒体称，“人民运动”属于工人阶级，采取了反资本主义的姿态，将资产阶级视作政权的走狗。[注] Joe Hayn, “Morocco’s Burgeoning Resistance”.参与“2·20运动”的“阿马齐格运动”、“正义与行善”组织以及“民主左翼联盟”与“人民运动”都没有直接关联，领导此次运动的是平民出身的失业工人泽夫扎非。[注] “Morocco Arrests Rif Protest Leader Nasser Zefzafi,” AlJazeera, May 29,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05/morocco-arrests-rif-protest-leader-nasser-zefzafi-170529130103911.html,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5日。
2011年的摩洛哥宪法修正案是柏柏尔文化运动的里程碑，标志着柏柏尔人的历史性胜利，但同时意味着自此之后在语言文化领域解决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空间与可能性逐步缩小。剥掉文化认同外衣后，当代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本质暴露出来，即当代柏柏尔人为了挣脱城乡、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局，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激进化道路。
自1956年独立以来，柏柏尔问题引发的相关政治与社会事件在摩洛哥广泛存在。1980年至2011年间，摩洛哥柏柏尔人发起的冲突事件多达272起。[注] Suzanne Hollands, ACorrelationAnalysisofLow-LevelConflictinNorthAfricanBerberGroups,1990-2011, Master Thesis,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4, p. 95.但摩洛哥柏柏尔问题仍呈现高频次、低烈度的态势，以文化运动为主流，社会危害较小。即便是1958年里夫地区爆发的暴力反抗活动也打着“独立党政府下台，国王万岁”的口号。[注] Bruce Maddy-Weitzman, TheBerberIdentityMovementandtheChallengetoNorthAfricanStates, p. 86.
然而，2016年爆发的“人民运动”缺乏柏柏尔精英的领导背景，冲破了长期以来柏柏尔运动追求语言文化权利的框架，使得由社会经济根源造成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变得愈发复杂。未来的摩洛哥柏柏尔问题可能呈现两面性：一方面，柏柏尔主义者与库尔德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互动较多，容易受到他国民族问题的联动影响。在此背景下，摩洛哥的柏柏尔问题有可能更加激进化且难以控制。“人民运动”的诉求不够清晰，它虽然提出了经济、民生、基础建设、司法公正、消除腐败与限制王权等多项议题，但并没有最核心的目标。甚至当国王承诺投入数十亿摩洛哥迪拉姆资助当地经济发展并兴建基础设施后，泽夫扎非依旧拒绝谈判；另一方面，摩洛哥王室虽然善于吸纳柏柏尔人的意见，然而“人民运动”直指王权与神权的关系，触及到阿拉维家族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必然被王室所不容。此外，当今的国内国际形势不同于2011年，向柏柏尔主义者妥协来制衡其他激进势力已不是摩洛哥王室的上策，这种变化导致柏柏尔人实现理性诉求的机率暂时陷入低谷。当前摩洛哥柏柏尔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地域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断裂，因此，仅仅依靠政府以现实利益为考量的调控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高文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西安 710000)；韩志斌，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安 710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9)03-0032-16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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