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北京市某区流动人群为研究样本，对其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情况进行调查，比较了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收入水平上的差异；实证验证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考察了工作满意度在前两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群整体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良好；男性主观社会支持高于女性；已婚群体高于未婚群体；随着年龄、收入增长，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越高。工作满意度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女性的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比男性更强。
【关键词】流动人群；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5亿人，平均年龄29.8岁，80后（出生于1980年至1989年之间）流动人口比重达到56.5%，90后（出生于1990年至1999年之间）比重达18.7%；女性占比48.3%，在80后流动人口中女性占比显著高于男性。流动人口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北京为例，马晓微和张岩（2004）对北京地区的研究认为，占北京城市人口19.18%的外来人口为北京贡献出27.96%的国民生产总值；曹洋（2015）研究提出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对北京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36.2%。日益增多的流动人口在给城市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和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政府、社区等部门的服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梁勇，马冬梅，2018）。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的生活满意度更低，原因在于两代群体在个体禀赋、价值诉求和融入意愿等方面的差异（俞林伟, 朱宇，2017）。生活满意度较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多倾向于参与直接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尹木子，2016）。有学者（裴志军, 陶思佳，2018）基于中国农村的社会调查发现，在政府评价上，除了各级政府自身的各项经济生产等指标外，评价主体公民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影响源，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在社会资本与基层政府评价的正向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提高村民对本地区基层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可以改善对政府的评价，进而促进农村居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和谐发展。
众多学者肯定了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对流动人群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少有研究在分析中纳入工作满意度因素。能灵活掌控工作或职业的人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如心身健康、焦虑降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Terry & Jimmieson, 1999），因为对于职业角色的成功演绎有助于化解工作与生活的冲突，促进个体对生活和健康的控制感，进而提升生活满意感（King, 2004）。
流动人群如何实现平等就业、社会认可、心理满足，是社会管理精细化的难题，也是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核心内容（和红，王硕，2016）。通过分析这一群体的心理特点，发挥政府、社区、教育机构和流动人群主体的共同作用，提升生活满意度，以便帮助这个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
10月11日，上海译文社发表声明指出，“我社于2017年11月获得原著权利人唯一授权，在中国大陆境内独家出版原著中文简体字版，并约定书名为《低欲望社会》”，但有出版社“借‘低欲望社会’之名，出版了大前研一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引发混淆与误导，涉嫌不正当竞争……
本研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流动人口为对象，对其生活满意度现状及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等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采用黄亮（2014）编制的中国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问卷中的职业满意度子问卷，该问卷分为三个维度，共9个项目，分别是工作胜任感（3个题目）、工作抱负（3个题目）和工作认可感（3个题目），问卷采用7点Likert计分法，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说明其工作胜任感、工作抱负、工作认可感和总体工作满意度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到0.94，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模型拟合较好，卡方值159.14，自由度32，卡方（χ2）与自由度（df）比值为4.97（小于5），CFI（Comparative Fit Indexes）为0.96，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为0.11，说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4.人口统计学变量
（一）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个体心理特征上来看，社会支持被认为是持续影响生活满意度水平的重要因素（和红，王硕，2016）。对于社会支持的定义纷繁不一，如Vangelisti（2009）提出社会支持需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沟通的角度来定义，社会学角度强调个体融入社会群体的程度；沟通的角度强调支持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心理学角度强调感知到的支持的可用性，例如：所接受或所感知的支持的类型或数量。Werner-Seidler、Afzali、Chapman、Sunderland和Slade（2017）提出，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社会接触获得的支持，包括各种团体或组织的精神和物质支持。研究者们对于社会支持的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如社会支持的内容、种类和来源。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认为社会支持在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客观支持，它是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直接的物质援助以及社会网络和群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例如：稳定的社会关系（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或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如非正式团体、临时社会互动等）的规模和可获得性，这种支持在客观上是可见的。另一类是主观的、经历过的情感支持。它是指个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这与个人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于海燕和俞林伟（2018）基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背景，从身体、心理及心灵三个维度分析，提出社会支持对社会融合与流动人口全人健康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曹谦（2016）以社会交往和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度作为社会支持的衡量指标，研究了个体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程度越低，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晋林蔚、时芝平和郑勤华（2015）在网络教育中的研究发现学生获得支持情况会对学生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流动人群的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正性作用，在老年（瞿小敏，2016）、青年（和红，王硕，2016）、少年（王文超，周宵，伍新春，曾旻，田雨馨，2018）、儿童（邱达明，张韧仁，2017）等人群中得到验证。国外以移民为对象开展了相关研究，如Anjara、Nellums、Bonetto和Van Bortel（2017）对新加坡女性移民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发现，社会连接性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Liu、Dong、Nguyen和Lai（2017）对在美国的中国老年移民的调查发现，他们与配偶和子女的积极或消极人际关系与其抑郁情绪有关。Diaz和Bui（2017）对墨西哥裔美国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提出民族认同感和家庭的社会支持能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根据假设，本研究建构起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将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中间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由于社会支持各条目计分规则不统一，采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总分作为观测变量，社会支持作为潜变量；工作满意度模型拟合良好，采用工作胜任感、工作抱负和工作认可感三个维度的总分作为观测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潜变量；生活满意度采用所有项目总分的观测变量直接作为因变量。经过结构模型检验，数据对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其中卡方值14.43，自由度12，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1.20，CFI为0.99，NNFI为0.99，IFI为0.99，RMSEA为0.03。
H1：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
通过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在进行恒压频比调速时，由于在低频下近似为恒转矩调速，其动载系数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由此可以得出在这种调速方案中低频启动最合适，但是启动频率不能低于变频电动机的最低启动频率。所以，研究变频电机的最佳启动频率也是机电领域的重要课题。
（二）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Zhang和Howell（2011）提出，工作满意度是职工生活满意度的关键预测指标，当工作满足个体期望时，其生活满意度也是最高的。Kinicki、Mckeeryan、Schriesheim和Carson（2002）也认为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工作满意度，是指从对工作场所的整体评价中所获得的积极情感体验。如Locke（1969）将其定义为由于对自身工作的肯定所带来愉快情绪体验，从而实现或促进个体、实现工作价值。Agho、Mueller和Price（1993）将工作满意度定义为对工作条件或由工作带来的结果的评估。可见，工作满意度与个人的认知和对工作的评价有关，而该认知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如需要、价值观和期望。关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White和Dolan（2010）提出工作中获得的幸福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提升生活满意度；反之，当个体在生活中感觉不如意时，也会把这种情绪迁移到工作中。此外，学者们围绕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两者相互作用的方向展开了探讨，例如：Mount、Ilies和Johnson（2010）认为工作满意度是整个生活满意度的前因，因而，员工在非工作活动中不高兴也会导致其在工作时不高兴。薛梦颖（2016）对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其客观工作状况的优劣（月工资水平、是否拖欠工资）决定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方晓义、蔺秀云、林丹华、刘杨和李晓铭（2007）提出流动人口的工作满意度对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卿石松和郑加梅（2016）提出高质量的就业是获取幸福感的重要来源，零散工等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降低工作满意度和收入公平感，同时对幸福感有直接和间接的负作用。林赞歌、连榕、邓远平和林荣茂（2017）对制造业员工的研究发现，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不良容易导致职业倦怠，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学者Le、Jiang和Nielsen（2016）对澳大利亚移民的研究发现，职业投入会影响生活满意度。Wang和Jing（2017）对过去三十五年有关流动人群或移民的工作满意度研究进行文献综述，认为工作满意度是移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工作满意度反应个体评价自己的工作或工作经历时的一种愉快的情绪状态。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工作和非工作相关因素，其中非工作相关的因素包括与文化适应（如语言、文化特征等）和社区相关因素。
苏维埃文学的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成功的。它的成长，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成绩的反映。我们的文学是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中最年青的一种文学。然而它却是最有思想、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这种先进的、有思想的而又革命的文学，能够成为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这就只有苏维埃的文学——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产出来的骨肉。[1]
但也有人持乐观态度。尽管“生态植物”计划曾经失败，但它显示，农民可以有更多强有力的选择，比如混种作物、选择种植新品种和利用数据分析系统帮助确定最佳喷洒时间等。有了正确的激励和支持措施，这一次的“生态植物”计划可能会产生不同于上一次的更大影响。法国没有放弃其雄心勃勃目标这一事实激励了许多观察人士。“你会感觉到，某些事情正在我们面前真实发生，”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农业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格（Robert Finger）说道。
上思县地势较高且地形起伏较大，因此土壤的垂直分布规律较明显。在海拔600 m以下的山地土壤主要是砂页岩赤红壤，其主要特点为色红、酸性，较富含铁铝，质黏。海拔1 000 m以上的山地土壤是砂页岩黄壤，其心土黄色，底土为半风化岩石碎屑，土壤酸性至强酸性。海拔600～1 000 m的土壤属赤红壤与黄壤之间的过渡类型砂页岩黄赤红壤，土色红、黄相兼，酸性，剖面层次分化不明显。不同海拔所形成的耕地土壤也往往呈现出相应的特点。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这种差异也体现出社会期望（辛自强，池丽萍，2001）和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男性的社会支持来自家庭、学校、工作、社团等，女性的则主要来自家庭。学历方面已有研究认为教育水平越高，更易获得好的工作和更高质量、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和红，王硕，2016）。由于本研究受访对象大多为大专和本科学历，只有2名被访对象是研究生学历，研究生群体人数较少，在社会支持等方面也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年龄方面，存在着“越年长、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越高”的趋势，30岁以下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低于30岁到40岁之间以及40岁以上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社会资历愈加丰富，社会资源也更多，对工作的驾驭感和从职业中获得的满足感也显著提高。已婚群体感知到的、实际可见的、总的社会支持以及生活满意度都显著高于未婚群体，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和红，王硕，2016；袁正，李玲，2017），婚姻被视为幸福人生的重要部分。收入越高的群体，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支持的利用程度、总体社会支持情况以及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都显著高于较低收入群体。收入更高的群体，参加的社交活动更多，从社会资源寻求帮助也更多，进而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根据2014年北京家庭幸福调查结果，收入和住房对家庭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性影响（杨凡，2015），收入会影响生活满意度，稳定的经济基础能提供物质保证，而经济拮据会造成较大的生存压力。
（三）社会支持在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是工作满意度的关键指标，它可以来自上司和同事、家人和朋友，社会支持可以体现为感情上的理解、鼓励、帮助、赞美或提供信息（Etzion，1984）。工作单位作为社会关系网中的一部分，能给予员工社会支持，如同事之间相互支持的员工死亡率相对更低，因为单位的社会支持能提供重要的资源以帮助员工应对压力（Johnsen, Eriksen, Indahl, & Tveito, 2018）。已有对职场中社会支持的效用评估（Brough & Frame, 2004），由于社会支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人际互动，这些良性互动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机能。相反，缺乏社会支持会导致职业倦怠（Valente, Lopes, Pastor-Valero, & Menezes, 2016）。林赞歌等人（2017）发现，制造业员工的社会支持通过职业倦怠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来自家庭或职场的社会支持能提升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减少工作家庭冲突，而在工作中获得的认可、胜任感和成就感又能进一步促进生活满意度。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工作满意度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能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被试选取北京市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流动人群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方便取样，自2018年9月至11月，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347份，经过筛选并剔除严重漏答者，共计有效问卷 320份，有效回收率为92%。其中男性102人，女性218人；平均年龄32.24岁（标准差6.69），年龄范围从19岁到55岁，其中30岁以下113人（35.3%）、30到40岁165人（51.6%）、40岁以上42人（13.1%）；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149人（46.6%）、本科169人（52.8%）、研究生2人（0.6%）；婚姻状况方面，未婚86人（26.9%）、已婚225人（70.3%）、离异9人（2.8%）；月收入方面，低于3 000元77人（24.1%）、3 000到5 000元147人（45.9%）、高于5 000元96人（30%）。
式中，E为评价区域农产品中重金属的污染指数；A为研究区农产品中重金属的实测质量分数均值，mg·kg-1；SE为研究农产品中重金属的实测值的标准误差；S为农产品重金属的限量标准值，采用 GB 2762中的农产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mg·kg-1；
（二）变量测量
这与流动人群离乡背井、远离亲人朋友，在流入地缺乏足够社会资源有关。但经过努力工作、亲人朋友的精神鼓舞以及受益于社会的包容和经济规范管理，其能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同时，北京经济条件和生活便利性优于流出地，生活成本与同为一线城市的广东和上海相比有一定优势（恩格尔系数31.10%）（和红，王硕，2016）；北京的总体运行体征、包容度和社会保障政策也能提升流动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因而其主观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良好。
采用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共有10个条目，分别是客观支持（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1、3、4、5条评分之和）和对支持的利用度（8、9、10条评分之和），采用条目计分法。其中，被试对主观支持的第5题未按题目要求作答，遂剔除。各维度分及总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状况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2.工作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其生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评价，生活满意度是评价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当前幸福的水平，Veenhoven（1996）定义其为个体正面地评估其整体生活质量的程度，换言之，即个体喜欢目前生活的程度；Ellison、Gay和Glass（1991）定义为对潜在状态的认知评价，该状态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有两种：自下而上理论、自上而下理论（Headey, Veenhoven, & Wearing, 1991）。自下而上理论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中诸多方面感到满意的整合的评价，如对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和朋友、个人发展、健康等；自上而下理论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某个特定方面满意度的影响源，这个理论还存在广泛的争议，但也足见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与对特定领域的满意感是密切相关的。
3.生活满意度
采用Neugarten、Havighurst和Tobin（196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该量表共有20个项目，回答同意（计2分）或不同意（计1分），其中8个项目为反向计分。总分越高，说明对生活越满意。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
关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或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得出三大类：一是外部环境（Rostow，1971），如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教育、医疗、安全等；二是个体特征（周丽萍，陈磊，余泽鹏，2015），如性别（俞林伟，朱宇, 2017）、婚姻、户籍（薛梦颖，2016）、社会支持（尉敏琦，余峰，王健，亓小燕，戴俊明，2014）等；三是就业因素，如月平均工资、是否拖欠工资等（薛梦颖，2016）。
观察组34例中，有效23例，部分有效8例，无效2例，复发1例，总有效率为91.18%；对照组34例中，有效12例，部分有效15例，无效5例，复发2例，总有效率为79.41%，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如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月收入、单位类型等。
（三）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1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采用AMOS 8.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Stat Tools Package（Gaskin，2016）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
相同的一个知识点，将班上的学生分为了三层：理解能力较强的学生听一遍很快便能领悟，中等能力的学生需要教师第二次讲解，能力欠缺者则可能经过，三次讲解后仍然无法理解。在有难度的问题上，更是如此。在时间宝贵的课堂上，不可能因为要给第三层次的学生再三讲解而拖后大众的进程。久而久之，第三层次的学生无法跟上大部队的步伐，逐渐沦为掉队一族，难以重拾对这门课的信心。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如表1所示，除客观支持外，被试在其他各变量上得分均略高于中间值。客观支持上，满分为20分，平均值7.80，低于中间数10。
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如表1所示，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及总分均与生活满意度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及总分也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H2成立。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偏相关矩阵（n=32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客观支持 7.80 2.22 -2.主观支持 8.38 2.89 0.42** -3.支持利用度 7.37 1.86 0.41**0.29** -4.社会支持总分 23.54 5.35 0.78**0.82**0.67** -5.工作胜任感 14.63 4.01 0.37**0.27**0.27**0.39** -6.工作抱负 13.33 4.11 0.29**0.23**0.25**0.33**0.72** -7.工作认可感 19.32 5.26 0.40**0.34**0.29**0.45**0.77**0.71** -8.工作满意度总分 47.28 12.14 0.39**0.31**0.29**0.44**0.91**0.88**0.93** -9.生活满意度总分 32.24 4.36 0.33**0.33**0.25**0.40**0.41**0.33**0.39**0.42**
（二）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分组比较分析
为考察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下（如性别、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和月收入水平），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情况，进行了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性别方面，男性的主观支持得分（8.95±3.23）显著高于女性（8.11±2.68），t值为2.30（p＜0.01）。学历方面，各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年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包括客观支持（F=9.68，p＜0.001）、主观支持（F=6.21，p＜0.01）、支持利用度（F=4.22，p＜0.01）、社会支持总分（F=10.86，p＜0.001）、工作胜任感（F=4.58，p＜0.01）和工作满意度（F=3.88，p＜0.01）。婚姻状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包括客观支持（F=4.43，p＜0.01）、主观支持（F=10.63，p＜0.01）、社会支持总分（F=9.69，p＜0.001）和生活满意度（F=2.97，p＜0.001）。月收入水平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变量包括主观支持（F=5.18，p＜0.01）、支持利用度（F=4.90，p＜0.01）、社会支持总分（F=3.26，p＜0.01）和生活满意度（F=3.93，p＜0.05）。
表2 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在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水平上的平均数、标准差和差异比较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分类 类别 人数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工作胜任感 工作抱负 工作认可感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性别男 102 7.92±2.29 8.95±3.23 7.15±1.97 24.02±6.15 14.72±4.17 13.84±4.24 19.20±5.58 47.75±12.88 32.18±3.92女 218 7.74±2.18 8.11±2.68 7.48±1.79 23.32±4.93 14.59±3.94 13.09±4.03 19.37±5.12 47.06±11.81 32.27±4.67 t 0.69 2.30* -1.48 1.01 0.26 1.53 -0.28 0.48 -0.18年龄＜30岁 113 7.14±2.09 7.81±2.92 7.17±1.92 22.12±5.39 13.92±4.33 12.78±4.33 18.38±5.35 45.08±12.51 31.37±4.47 30～40岁 165 8.02±2.30 8.45±2.79 7.32±1.74 23.79±5.09 14.76±3.79 13.41±3.76 19.72±5.22 47.89±11.77 32.65±4.20＞40岁 42 8.69±1.68 9.60±2.84 8.12±1.98 26.40±5.01 16.05±3.58 14.50±4.59 20.24±4.89 50.79±11.76 32.98±4.43 F 9.68***6.21**4.22**10.86***4.58** 2.79 2.96 3.88** 3.62婚姻状况未婚 86 7.21±2.18 7.26±2.91 7.05±1.79 21.51±5.41 13.90±4.28 12.71±4.51 18.34±5.52 44.94±13.06 30.99±4.27已婚 225 8.03±2.19 8.84±2.80 7.50±1.88 24.37±5.21 14.94±3.86 13.63±3.88 19.69±5.13 48.26±11.66 32.69±4.33离异 9 7.56±2.24 7.33±1.23 7.33±1.66 22.22±2.33 14.00±4.42 11.78±4.97 19.33±5.22 45.11±12.96 32.89±4.14 F 4.43**10.63** 1.85 9.69*** 2.24 2.25 2.07 2.49 2.97***月收入水平＜3 000元 77 7.58±2.39 7.97±2.77 6.90±2.11 22.45±6.03 14.06±4.03 12.82±4.41 19.23±5.35 46.12±12.38 31.01±4.93 3 000～5 000元147 7.71±2.23 8.07±2.92 7.09±1.70 23.48±5.06 14.55±3.88 13.10±3.87 19.10±5.08 46.74±11.53 32.52±4.19＞5 000元 96 8.09±2.03 9.16±2.80 7.27±1.79 24.52±5.06 15.21±4.15 14.10±4.13 19.72±5.48 49.03±12.78 32.77±4.01 F 1.32 5.18**4.90**3.26** 1.80 2.57 0.42 1.50 3.93*
图1 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路径系数图
为进一步比较各人口统计学变量下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差异，采用Scheffe法进行多重比较。从年龄来看，30岁以下的群体在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工作胜任感、工作满意度上，显著低于40岁以上人群；在客观支持上，30岁以下人群显著低于30岁到40岁之间以及40岁以上人群；在社会支持总分上，30岁以下人群显著低于30岁到40岁之间以及40岁以上人群，且30至40岁的人群显著低于40岁以上人群。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群体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生活满意度上，显著低于已婚群体。从月收入水平来看，月收入低于3 000元的群体在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生活满意度上，显著低于月收入5 000元的群体。
（三）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路径分析
基于以上观点，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Bootstrap抽样法进行估计，标准化路径系数要达到显著性为标准，模型各路径的标准化负荷值如图1所示。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性预测力，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8，变异解释量为34%；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性预测力，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4，变异解释量为11.5%；此外，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也有正向显著的预测力，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5，变异解释量为6.3%。本研究假设成立。
表3 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作用路径分析（n=320）
路径标准化路径系数（效应量）非标准化路径系数（效应量）p非标准化误差校正检验95%置信区间（CI）下限 上限总效应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 0.58(0.06) 2.04(0.35) ＜0.001 1.48 2.97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0.25(0.07) 0.30(0.09) ＜0.001 0.10 0.47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49(0.06) 2.12(0.44 ＜0.001 1.48 3.23直接效应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 0.58(0.06) 2.04(0.35) ＜0.001 1.48 2.97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0.25(0.07) 0.03(0.09) ＜0.001 0.10 0.47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35(0.08) 1.50(0.46) ＜0.001 0.76 2.58间接效应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14(0.04) 0.62(0.19) ＜0.001 0.06 0.23
为进一步探讨工作满意度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果，以Bootstratp与MacKinnon PRODCLINE2分别计算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信赖区间，如表3所示，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的信赖区间范围不包括0，说明总效果显著存在；间接效应的信赖区间范围不包括0，说明间接效果显著存在；直接效果信赖区间范围也不包括0，说明直接效果显著存在。由于间接效果和直接效果都显著存在，说明整个模型当中工作满意度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社会支持能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也能通过工作满意度来提升生活满意度。假设H3成立。
根据差异比较，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月收入水平作为分组指标，对不同群组的路径系数进行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仅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Z=3.10，p＜.001），其他各组的路径系数均未呈现显著差异。
Zheng等[12]提出可以利用式(7)拟合波后应力与冲击速度的关系获得动态材料参数。原则上，在实验中只需要将速度历史曲线和冲击端应力的历史曲线，分别通过高速摄影和应变仪等方法记录下来，即可得到波后应力与冲击速度的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波后应力的震荡较大，由此确定的材料参数具有较大的离散性，故而本文提出如下的修正方案。
表4 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性别组比较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路径 男（n=102） 女（n=218） Z B p B p社会支持→工作满意度 2.03 ＜0.001 2.16 ＜0.001 0.19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 0.52 ＜0.05 0.22 ＜0.05 -1.45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 0.18 0.71 3.09 ＜0.000 3.10***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流动人群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社会支持与生活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工作满意度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1.流动人群获得的实际社会支持较低
1.社会支持
2.女性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男性
H2：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
3. 社会支持通过工作满意度直接并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
在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工作满意度起部分中介作用。主观和客观社会支持反映出流动人群实际获得的以及感知到的来自亲人、邻居、朋友和同事的关心与帮助，体现的是其人际关系的健康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反映的是流动人群对关系的使用程度，体现的是其社交网络对其生活工作的贡献能力。社会支持是个体的整体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提供多种支持，如信息支持、工作支持（如建立密友关系、一起聊天、共享娱乐或聚餐）、情绪性支持（如围绕重要个人或家庭事务提出建议）以及工具性支持（如经济支援）（Amati, Meggiolaro, Rivellini, & Zaccarin, 2018）。拥有丰富和积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个体更有渠道疏解不良情绪、更倾向于对生活给予较高的评价。流动人群的社会支持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社会支持体现为家庭、朋友和同事的支持，社会的理解，领导的认可，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缓解个人的工作压力（Dunseath，1991）。流动人群的工作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当个体在社会、家庭和职场中有良性的互动、被重要他人关心和理解，保持良好的情绪，工作会更加投入，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和绩效产出，更好地满足其对于生活的需要（Unanue, Gómez, Cortez, Oyanedel, & Mendiburo-Seguel, 2017）。社会支持对于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女性来说，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比起男性更强。Thayer、Newman和Mcclain（1994）发现女性会更多地通过社会支持来处理消极情绪，Tkach和Lyubomirsky（2006）发现男性和女性一样快乐，但是他们找乐趣的策略却不同，这些差异会带来生活满意度的差异。
根据问卷数据,利用SPSS17.0软件得到包含25个研究测项的协方差矩阵,将设计模型和协方差矩阵写入到LISREL8.7中,运算得出各项拟合优度指标。由于初始模型部分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从有效性与可信性角度出发,选取MI值最大且符合现实、合理有效的路径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协调联动影响因素最终模型(见图1),及修正后的模型最终拟合数据结果(见表5)。
（二）政策启示
流动人群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关注其社会支持情况，不仅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生活满意度，对于社会效率和城市文明进程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对于提升流动人群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推进城市文明进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汉语拼音教学其实很有趣，除了以上几点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来让学生喜欢上拼音教学。比如开火车、找朋友都是教学中的常见游戏，但是游戏要掌握一个度，不能让学生在游戏时脱离教学内容，这就要求教师有更为扎实的课堂调控能力。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合作学习，一定能使学生对拼音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成功踏出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第一步。
首先，提升流动人群的客观社会支持。流动人口面临的实际困难按影响力大小排序，依次为工资收入（尹木子，2016）、老人赡养、子女教育、住房安排和医疗服务（原新，王丽，2015）。提高流动人群客观的社会支持需要综合个人、家庭、社区或村镇、政府和社会各主体的力量。如在收入方面，政府需要制定针对流动人群的优惠政策，如新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将家庭结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等纳入扣除项，客观上减少税费支出、增加净收入，贯穿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平。在赡养老人方面，老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依靠子女供给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仍是主流，通过制定更高统筹层次的制度，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医保转移问题，实现流动人群家庭迁移。住房安排方面，由于70%的流动人群租住私人房屋，政府应通过建设公租房，扩大公租房的人口覆盖率（杨菊华，2018）。教育方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发展学前教育、学历教育、公益培训和特殊教育，保障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许长青，2016），王文林和马菁（2012）对在京流动人群参与继续教育的意愿进行调查，发现93.11%的受访者愿意继续学习，可鼓励教育培训机构与企业、社区、街道合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流动人群自主参加继续教育。
其次，改善女性感知的社会支持。主观的社会支持是女性对来自家庭、社会的帮助和支持的体验与评价。可以从健康支持、职业支持、教育支持、生育支持等方面开展工作，如在健康支持方面，提供可接受和高质量的现代避孕方法，加强孕产妇保健，通过优质教育和有效监管来培养初级医护人员，提供针对适龄女性的全面的健康知识教育，制定法律政策预防和惩戒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侵害行为。职业支持方面，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经济收入，提供子女照料支持，对女性因生育导致的就业中断起一定缓冲作用（张琪，张琳，2017）；此外，互联网的使用能提高女性创业概率，降低务农比例，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宁光杰，马俊龙，2018）。教育支持方面，女性教育信息可减轻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缩小约80%的性别收入差距（张青根，沈红，2016）。生育支持方面，灵活使用产假和陪产假，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监管，培育理性育儿理念（杨菊华，杜声红，2017）。同时，女性也要树立理性的认识，只有提升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资本才能在职场、家庭和社会中赢得尊重（李春玲，2016）。
最后，重视流动人群工作满意度。从保健因素角度，正规就业条件下流动人群工作满意度受到工作时间、居住变更（吴际，郭凤，2017）等因素影响，适度的工作时间（6～7小时）可满足休息娱乐时间需要，使职业幸福感最大化（吴伟炯，2016）；尽量为进城务工流动人群提供良好的食宿安排（肖静，陈维政，2016）；及时发放工资，同工同酬，根据工作业绩及时调整薪酬（范宁，2017）。从激励因素的角度，创设具有人文关怀的组织环境，明确组织和个人目标，注重对员工工作行为的引导，关心员工个人成长发展，帮助员工制定适合其个人发展的职业发展规划，提供适合的岗位，使其个人发展目标与组织发展规划相契合，增加其责任感，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胡斌，李黎，2011）。
企业管理模式，是指企业为完成阶段性管理目标，通过建立企业投资、经营计划、组织多样性企业发展活动等，以确保初期管理目标得以实现[1]。当前，企业管理模式主要分为:美式管理模式和日式管理模式两部分。美式管理模式，更强调管理制度和个人能力，以规范化的管理条件，促进企业发展；而日式化管理模式，则是以集体利益为前提，通过个人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协调，实现企业发展目标，两者虽侧重点不同，但最终管理目标却是相同的。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被试采用随即方便取样，结果在推及差异较大的地区时需要进一步检验；研究设计上采用横截面数据，考察到的是一段时间内的各变量表现程度，但若采用滞后性研究设计或时间序列研究，亦存在时间周期长、样本易流失等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干预入手，人际关系作为始终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通过实验设计，开展社区关系建设试点，探索通过社区支持模式提升流动群体的生活满意度，从而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的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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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Support,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Immigrants
ZHOU Ying1 and WANG Jianhua23
(1. Capital Lifelong Education Research Base,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tudied immigrants of two districts in Beijing and examined their social support, job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level. The result showed that overall social support,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levels of immigrants were high; men’s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was higher than women’s; married ones’social support was higher than the unmarried; older immigrants with higher income had higher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b satisfaction played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Women’s social support acted as a stronger predictor for life satisfaction than men’s.
Keywords: immigrants; social support; job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510（2019）02‑0053‑10
本文系2018年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一般项目“团队导向对成人学习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KM201851160001）和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影视多模态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课题编号：19XN1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DOI编码]10.19605/j.cnki.kfxxyj.2019.02.008
作者简介
周莹，博士，北京开放大学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终身教育、协作学习、心理健康。
王建华，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言认知、翻译认知、媒体话语认知。
标签：满意度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工作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人群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开放学习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2018年北京市教委科技计划一般项目“团队导向对成人学习团队有效性的作用机制研究”(课题编号:KM201851160001)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影视多模态翻译传播学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课题编号:19XN1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 北京开放大学首都终身教育研究基地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