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厉批判了杜林关于自由的谬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指出自由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由思想的论述及其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对于我们认清西方自由“普世价值”思潮的实质，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由问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应对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反杜林论；自由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1876年5月至1878年7月，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巨著，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阐述，取得了清算以折中主义哲学和庸俗经济学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杜林主义斗争的胜利。这部著作的重大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反杜林论》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1]4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厉批判了杜林关于自由的谬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基本观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梳理、准确理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关自由的思想及其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对于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问题，认清西方自由“普世价值”思潮的实质，有效应对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反杜林论》对杜林的形而上学自由观的批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杜林关于自由的观点是十分混乱和模糊不清的，他论述自由问题时，从经验出发提出了关于自由的两个相互矛盾的、荒谬的定义，构建了一个完全割裂自由与必然辩证关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自由观。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道德与法。自由和必然”一章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恩格斯指出，杜林认为过去的一切关于自由的学说，都是“愚蠢幻想”的“伪自由学说”，他的自由学说是根据经验得出的“一种关系的合乎经验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本能的冲动，自由就是这两个方面“联成一个合力”。这种合力的大小和性质，不仅可以根据力学规律“从观察中取得”，而且还能够对未发生的事情进行“估计”和“预测”[2]119。这就是说，杜林认为，自由完全是主观的，和客观规律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杜林基于这种认识，给自由下了第一个定义，即“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来确定”[2]119-120。这里的“理性的认识”“非理性的冲动”“平均值”都是内心的、意识的东西，都属于人们的主观活动，它同客观必然性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受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很显然，这是一种纯主观的绝对的自由。
该项目充分体现了新时期治水思路，同时也是洪泽县水利现代化中“骨干河湖整治达标率”这一水利现代化指标实现的重要基础，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
同时，杜林在谈到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时，他又给自由下了第二个定义，即“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对立，总是以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2]120。杜林关于自由的这个定义也就是说，自由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而这种动机总是以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性”发挥着作用，受自然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强制”。按照杜林的这种说法，人们的各种活动完全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人的意志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关于自由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分析，使我们看到，杜林关于自由的一个定义说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同客观必然性没有关系，完全是人们主观的东西；另一个定义又说自由完全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人的意志没有主观能动性，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自由。对此，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两个关于自由的定义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2]120。
二、《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阐述
3.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和支配，而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以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程度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也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当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120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一方面表现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因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必然性的认识水平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力以及支配外部世界的规模也只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人们获得的自由必定打上历史的烙印。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表现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制度的不断更新，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必然导致人们对关于自由的观念、对于自由的追求、获得自由的程度也不断发生变化。总之，人的自由是与社会物质生产、人类社会进步密切相联系的，自由既不是人的某种先天固有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与人没有关系、永恒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代下的人或者同一历史时代下的不同的人的自由观念是存在差异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自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中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8]180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时代任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当代中国的实际，正如毛泽东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5]342这就是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当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中、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中、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该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上下功夫；坚持以人为本，在关注人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广泛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追求。
1.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论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应当是客观的物质世界，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38可以说，恩格斯无论是对哲学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述，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都始终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始终，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考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一章中，恩格斯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依据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辩证运动，既唯物又辩证地论述了科学的自由观。对此，列宁对恩格斯关于自由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驳斥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全部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3]89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问题，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唯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这样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人类实践。
4.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2]121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人的自由”就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也就是说，自由是存在于人们的社会劳动实践活动之中，人类对自由的追求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人们对自然规律和客观必然性的认识随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深化，与此相应，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不断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因而人们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真正的自由。这一发展过程也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00同时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也都会面对没有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也不会停止。对此，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6]325恩格斯关于“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论断，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预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不断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人们要在尊重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在《反杜林论》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依据人类认识活动和思维活动的辩证运动规律，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考察和分析，在深刻批判杜林把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荒谬自由观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如何把这样一项政策性强，涉及到社会多方利益广泛的工作做好。解决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离医疗服务成本变，服务价格内容与服务成本结构不符，影响服务成本补偿和医务人员分配利益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医疗服务价格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公益性，也不能单纯理解为经营性，而是坚持具有一定福利的公益性的事业这一前提。做好与财政补助，医保支付，患者需求，医疗服务提供，物价水平，支付能力，三医联动等相关部门沟通与政策因素协调。
2.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120可见，自由就是人们根据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来作出判断的自由和运用这些客观规律来实现一定目的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性，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必然性。“人们一旦认识了必然性，把握了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判断事物、制定行动计划，把握和利用这种必然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因此，从外在限制转化为自由，始于人们对必然的认识。”[4]330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人们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越全面、越深刻，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也就越准确、越科学，人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越积极，人们实现自由的程度也就越大。其实，自由不仅仅表现为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在于人们依据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去有效地改造世界。这也就是说，承认必然性、认识必然性不等于人们获得了现实的自由或真正的自由，这只是人们有了获得自由的前提。也就是人们在承认必然的前提下，在正确地认识必然的基础上自觉地改造世界，才“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达到预期的目的，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如毛泽东所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5]342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通过人的主观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不断获得支配客观现实的直接成果，实现预期的目的，获得具体的、现实的自由。
三、《反杜林论》自由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奋斗目标都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不会那样平坦，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7]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与传统的落后观念、腐朽的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斗争。因此，面对这一“伟大斗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由思想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由问题、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自信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指导。
1.自由是以承认客观必然性为前提。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来认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120在这里，恩格斯认为，客观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自由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客观必然性、客观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自由必须以客观必然性为前提，而不能违反客观必然性的要求，更不能摆脱客观必然性。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2]120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承认客观必然性不仅不排斥自由，而且是人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是自由的内容随着人们实践活动不断深入而不断丰富的重要依据。因此，承认客观必然性、认识必然性，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和出发点。相反，否定客观必然性，离开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对此，列宁指出：“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规定、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3]89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自由是以承认客观必然性为前提，根本不存在不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个人任意的绝对自由行动。我们只有承认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是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才能通过我们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认识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不断获得真正的自由。
农村财务审计工作是加强农村财务会计管理的主要内容，是遏制农村不良财政现象的有效方式，是实现新农村战略目标的重要措施。因此，农村经济的财务审计管理工作必须引起重视，只有保障农村财务审计工作过程性得合理合法，才能保障农村财务各项支出的合理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建设发展。
2.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真正的自由奠定物质条件。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提出了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的途径。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将借助这些“巨大生产力”，进入一个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个人“生活资料”的担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可以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2]121。这也就是说，要实现真的、实质的自由，必须在消灭阶级，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从这时起“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300，“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398。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300。这一科学论断是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考察，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得出的科学预见，是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面向人类社会发展未来的基础上既唯物又辩证地对自由作出的科学论断。
水工隧洞为了提高其抗渗性及抗冻性，一般选择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在具体选择水泥时，主要比较水泥看其K2O和Na2O含量。在水工混凝土中，所选水泥其C3A含量不应大于8%，Na2O含量不应大于0.6%。在骨料选择时，应采用非碱或低碱活性骨料。水泥、骨料在使用前必须严格对其碱含量进行检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毛泽东指出：“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6]197-198不可否认，我国目前还无法实现“消灭阶级”之后的自由要求——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今天的“新时代”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部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9]7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最终目的就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就是要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从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速人类解放进程，努力为实现真正的、实质的自由打下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
3.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普世价值论”，高扬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风险、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新时代，但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存在，而且在一定领域还尤其激烈，这种斗争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6]325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严厉批判杜林形而上学的荒谬自由观，同时也深刻批判了杜林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点，指出杜林把人类历史和我们今天即他称之为“太古时代”的历史看成是毫无意义的，是十分荒唐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激烈的多元文化碰撞与价值观冲突，包括自由普世价值论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仍然存在，对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针对当前存在的西方社会鼓吹的所谓自由普世价值论，首先我们应该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样，从社会实践出发，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清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自由普世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可以说，社会主义自由是一种实践性自由，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的渐进自由，是追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呈现和实现的真正的自由，实现所有人无偏见的、真正的自由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崇高价值目标。而西方社会鼓吹的所谓“自由”普世价值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理所当然的，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权利，这种自由观不仅在理论上不成立，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它实质上只是有产者的自由。其次，我们也应该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那样，敢于对“普世价值”进行无情地批判。当前，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普世价值’之争不是思想上学术上关于人类有无共同人性、有无价值共识争论的继续，也不是讨论当代国际社会如何努力形成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节点、针对特定的历史对象所展开的思想渗透，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的突出表现”[11]37。按照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西方高举“普世价值”的幌子，进而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价值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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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侯惠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思考[J].唯实，2016(1).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02-0027-05
收稿日期：2018-07-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的民主观及其当代发展研究”(编号：15BKS002)；商丘师范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思想研究”(编号：CXLL18-01)。
作者简介：赵世锋(1975—)，男， 副教授、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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