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德国古典哲学达至黑格尔时代已形成丰繁庞杂的哲学成果，无论从思想积淀还是民族精神抑或文化条件诸方面，都为形成一个哲学高峰和黄金时代提供了丰润滋养和理论支撑。黑格尔以其集大成者的睿智和建构，使德国哲学的思想在形式上总体化、体系化，内容上理性化、古典化，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和古典化的特征，宣告德国古典哲学的最终形成。黑格尔的愿望在于构建一个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而穷尽绝对精神和绝对知识，然而哲学史却清晰地显示，这个庞大的体系在黑格尔离世不久便轰然倒塌，“出乎意料”地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从“终点”走向“终结”，既使其思想至今仍然十分深远地影响着世界哲学的发展。贝尔纳·布尔乔亚的《德国古典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内容和脉络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这对于探究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的历史进路、体系构架和解体原因具有重要参考和启示意义。
【关 键 词】黑格尔 哲学体系 评析 终点 终结
德国古典哲学经过德意志哲理、德国的古典哲学等阶段，最后形成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和形态，其间历经宗教改革、莱布尼茨的推动、启蒙运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及费希特、谢林的哲学贡献，德国古典哲学的萌芽、发展到形成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从公元843 年凡尔登条约的签署、德意志王国诞生，在完全置身于由基督教所形成的统一的欧洲文化中，德国希望获得一种日尔曼式或德意志式的思想独立，如果这个时期可以算作德意志哲理的萌芽时期，那么到黑格尔时代，德国古典哲学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前后跨度长达近千年。如果从1517 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德国试图摆脱罗马教廷的桎梏、呼唤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开始算起，到黑格尔时代也已经经历300 多年的时间，而这300 多年应该算作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影响世界、影响近代哲学发展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犹如闪耀在哲学发展的浩瀚天穹、光彩夺日的耀眼星辰。而德国古典哲学也被称作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黄金时代”，被看作西方哲学的经典和人类精神高度发展的典范[1](P151)。
一、黑格尔哲学体系对希腊总体生命的关照
黑格尔哲思想体系的早期建构过程，始终贯穿着希腊城邦社会的理想化模式这一重要主线，而成书较早和作为其思想体系“导言”的《精神现象学》又是呈现其研究进路的重要依凭。贝尔纳·布尔乔亚在其较早研究黑格尔的论文《〈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与意图》中说：“在黑格尔哲学所遭遇的命运之中，《精神现象学》的地位非常奇特：在整个体系尚未存在时，它却是作为整个体系的导言而诞生的。”[1](P132)《精神现象学》这部难懂的著作所蕴含的黑格尔主要哲学思想，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完成所基于的主要方法和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可以划分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上升到思辨、进而上升到科学的科学辩护这样两个阶段来阐述，这也揭示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仅充满思辨色彩，而且就其体系的严密性、逻辑性和丰富性来说又是极具科学性的理论体系。
黑格尔所处时代和其生活经历蕴含和积累着其哲学思想演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黑格尔作为集大成古典哲学家的个性特征而言，又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黑格尔早年在斯图加特中学接受教育，1788 年10 月，时年18 岁的黑格尔去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主修神学和哲学，这个时期恰逢法国大革命。黑格尔一方面受卢梭思想的极大影响，被法国大革命崇尚的自由精神深深打动；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当时德国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分裂，渴望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这些时代特征、思想变化以及在神学院的学习，共同促成他对时代问题和德国民族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最主要地体现为，黑格尔对他“所处时代的悲惨命运与人类精神的希腊天堂之间的分裂”[1](P113)，也就是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的极度差异与不吻合。在黑格尔看来，古典时代或者说希腊天堂的形象是这样一种美妙的表现，它既是真实的、城邦的生命的形象，又是理想的、宗教的形象[1](P114)，这两种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协调，使得公民在城邦中自由地生活着，诸神使生命更美，智慧女神雅典娜就在雅典，人神共融于城邦，自由充斥于每个人的生活，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高度统一，整个城邦生活显得安逸、自由、优雅、和谐，犹如处身于天堂一般。然而，黑格尔所现实置身于其间的德国和欧洲社会却全然不是他头脑中所萦绕着的那幅人类精神的希腊天堂景象，而是由天空和大地所强加的一种“双重的奴役”：一方面是教会的、教阶的，这代表来自天空的奴役；一方面是专制的、王权的，这代表来自大地上的奴役[1](P114)。希腊城邦人神共融、自由充盈，天上人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黑格尔在现实中所见所感者，却是“天与地彼此分离”[1](P114)。不仅如此，代表天的力量与代表地的力量，也就是教会和王权都在反对人的自由，这种对自由的亵渎和压迫与理想中的希腊天堂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这种强烈的反差是促使黑格尔寻求精神上的解救之途，和加速其思想转向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动力。哲学史和思想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之所以能够奠基伟大的思想，乃在于他强烈地感受到和敏锐地捕捉到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而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生命冲动和无法压制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又不断驱使着他走在时代的前沿，去思考和解答时代所产生出的重大问题。回答德国古典哲学在形成中所遭遇的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理论问题，不仅突显于黑格尔的哲学研究和体系建构中，也由此而使黑格尔超越同时代的哲学家而走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顶峰。
黑格尔试图恢复希腊人的那种总体生命，并在分析现实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方法，也即内在反驳的方法，这实际上体现了在寻找对立面中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黑格尔考察了能够恢复希腊人总体生命的各种方法。一是政治道路，但他认为此路不通。原因是黑格尔早年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激情，这个激情应当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深刻性、进步性，它结束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在法国初步确立共和制的政治体制；革命给欧洲的君主专制统治以沉重打击，思想上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自由等民主思想所取代，这对欧洲政治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深远的。但法国大革命在取得巨大胜利后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国内的派系斗争和民众情绪的日益高涨而导致的恐怖统治，让黑格尔由早期的充满激情很快进入到希望的粉碎，由此得出通过政治道路恢复希腊总体生命的道路行不通的结论。二是宗教改革的道路。路德的宗教改革已经尝试过了，黑格尔认为依靠宗教改革也不能达成恢复希腊总体生命的目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道路都行不通，黑格尔在现实中、历史中找不到现成的途径，于是开始转向依靠自身、从哲学上寻求解决的路径，也就是第三条道路。
哲学的办法无疑提供了通向希腊总体生命的道路。黑格尔开始运用他的“内在反驳的技法”，“用基督教自己的原则来批判垂死的基督教”[1](P114)。笔者认为，黑格尔是在从基督教内部寻找它自身的对立面，通过这种对立面的扩张挤压垂死的部分，从而达到对“垂死的基督教”进行批判的目的。黑格尔找到的这个对立面就是基督教的原则，他将恢复或复原基督教原则的本真面目，以批判基督教的发展对其教旨的合理成份的背离。于是在他写于1795 年的著作《耶酥的生平》中，首先出现一个“康德式的、赞扬道德法则的耶酥”；随后又在写于1798 年的著作《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中，塑造了一个“在爱之中将普遍性和特殊性协调起来的耶酥”，以反对因犹太式的或康德式的律法而导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1](P114)。但是，耶酥的悲惨命运揭示的正是，在爱之中观念的统一性显得非常抽象，而生命比爱更真实，黑格尔要在生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历史维度中展开对生命对探索[1](P114)。这整个过程都在体现着黑格尔试图恢复希腊人那种总体生命的艰辛探索历程，以此弥合那所处时代的现实命运与人类精神的希腊天堂之间的裂隙。黑格尔认为，生命既要公正地对待差异性，即个体及其属性；也要同等公正地对待个体的联合，因为个体的联合构成国家，因此这种联合在国家中的表现也是实在的。黑格尔将通过在历史的必然性也即历史的维度中，“观察到自身差异性或者自身规定性的完全过程”[1](P114)，观察到实存的解放过程，从而对理性进行定义，并由此而使其理论走向绝对认识、绝对精神的纯然阶段。
原创性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架梁叠屋的重要萌端和思想特征。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很早就展现出原创性的趋向，而这种原创性又是基于一种进行自身思考的基督教，因此其体系的构建开始于其原创性的哲学思想阐发，紧密联结于对基督教的深刻思考。1800 年，黑格尔在耶拿大学任教，并与谢林合作编辑《哲学批判学报》，以反对在当时长期统治德国的“康德—费希特的知性哲学”，从而将理性从知性中解放出来[1](P115)。在此之前，“知性将理性把握为同一化和差异化的同一化原则”，也就是说“对实存与存在的协调和总体化的原则”[1](P115)，表现出理性是处于知性的控制之下发挥着被知性所把握和运用的作用。黑格尔所反对者正是这种理性被知性所把握、控制和运用的状态，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将这种理性从知性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由此赋予理性以显著的地位，体现其理论上的突破和发展。这期间黑格尔由于其研究视角和范畴上的突破，其思想已表现出较多原创性的特征，从而越来越呈现出黑格尔化的趋向。如《论费希特与谢林二人哲学体系之差异》《理性与认识》《论自然法权》等等。虽然一些思想或多或少还带有谢林式的痕迹，但其原创性哲学家的倾向和气蕴已逐渐露出端倪。黑格尔早期哲学创建的探索过程充分说明，正是对希腊总体生命的默契与关照，使黑格尔在理想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实现其对理想化社会图景的靠近，由此在哲学的前行道路上很早步入原创性的开拓阶段，为其宏大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
心境障碍，又称情感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或情感改变及认知功能损害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精神障碍[1]。它主要包括抑郁症、双相障碍、心境恶劣及环性心境障碍等。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心境障碍的患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目前全球约有0.44亿双相障碍患者、3.5亿抑郁症(单相抑郁)患者[2]。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加上高发病、高复发、高致残的特点，给家庭和社会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执行功能损害是双相障碍和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心理社会功能受损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疾病预后和社会功能康复。
在英语教学中，英语的语境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包括三个层面：话语语境、情景语境以及文化语境。特别是我国工科院校的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缺乏语境的训练，导致在英语的听说应用上不够流畅跟自然。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上应当将语境和教学内容结合起来，为学生创造机会在自然的交际语境中传授语言以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
二、黑格尔哲学体系建构的逻辑展开
对实例用理论计算和实际探伤2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用理论分析和实际探测2种方法得出结论是非常接近的．
1831 年11 月14 日，黑格尔去世，那一天正好是德国伟大哲学家、数学家、享有“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之誉的莱布尼茨的祭日。这虽然纯属偶然，但莱布尼茨去世时德国哲学正行走在通向德国古典哲学兴盛期的上升之阶，而黑格尔的去世却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这个伟大时代的终结。这其中似又蕴含着，原本是在最终完成哲学体系建构的任务，这个终点却成为这个时代的终结，从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似乎并不是黑格尔的所愿和初衷。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就这样走向重合———黑格尔希望他构建的哲学大厦乃是哲学发展的终点，却随着黑格尔的去世使得这个“终点”很快变成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们从布尔乔亚的《德国古典哲学》“结论”部分的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造成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力量来自著名大学的教席，另一个方面力量则来自大学教席之外的哲学家群体[1](P129-131)。
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力图构造一个永恒不变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这使其成为德国古典哲学形态公认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将自己的哲学视作全部哲学之完成；他的存在思想将之前的哲学家们用以把握存在的思想都总合在一个体系之中，虽然这些思想从总体上看也难免有片面的成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到黑格尔这里，他在构建他的哲学体系的大厦时，已就其全部地完成哲学的发展在头脑中矗立起那个尚在逐步清晰中的宏伟建筑的轮廓。黑格尔不仅试图这样去做，最终他也实际地达成所愿，为德国哲学乃至那个时代的世界哲学构建出内容庞杂、构思谨严的现代哲学的体系。
《精神现象学》这部曾被作为“导言”的经典之外，以总体形式表现出来的黑格尔哲学著作，主要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卷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代表其哲学在某一个部分发展的《逻辑学》，前者也称为“小逻辑”，以及《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学们编辑出版《全集》，其中包括黑格尔关于美学、哲学史、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课程的讲学录，以及一卷“增补”[1](P122)，这些内容丰硕的经典著作主要地承载和反映了黑格尔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整体结构和内部演进形态上，黑格尔的哲学蕴含着正、反、合的辩证法思想，表现为每个圆圈中包含三个小圈即三个内容，每个大圈又包含三个小圈，这样层层扩大、层层上升的巨大知识圈。这个巨大的知识圈包容着黑格尔所能想到的所有科学和哲学的体系，这个由许多“圆圈”组成的哲学体系，经过一个严密、周全的逻辑演进，最后仍然返回到其开端，从而证实自身乃是真正的圆满和无限。至此，德国思想终于重新使得自我与大全相互协调，正如黑格尔在1818 年10月所作的讲课稿中所言：“人应该使自身荣耀，以更崇高的东西来衡量自己。关于精神的伟大和能力，他没法具有很多意见。宇宙就其本质而言是封闭，在其自身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抗认识的勇气，宇宙的本质必然在人面前、在人眼前敞开，并且给予人以宇宙的快乐、丰富和深邃。”[1](P128)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中，我们无时不感受到他赋予绝对知识、绝对精神和人的理性以崇高的地位。
“可以去收银台找收银员帮助，这是妈妈最容易找到你的地方。不要跟着其他人走，因为这样妈妈就找不到你了。”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每次至少有一个转派者无法加入我们的基地，”瑞克撕着手指皮，耸了耸肩，继续说道，“总之，在考验的第一关，转派新生和本派新生要分开训练，但这不意味着你们要分开评估。到训练结束，你们的排名将取决于跟本派生比较的结果。他们已经比你们强了。因此，我希望……”
三、黑格尔哲学体系解构的两个原因
这个庞大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从内容上首先包括被黑格尔起初视作他的哲学体系“导言”的《精神现象学》，这部伟大著作成书于1807 年。1800 年黑格尔到耶那大学开始他的教授生涯，潜心于批判知性哲学和解放理性，在这期间发表了许多富有原创观点的文章，将关注点放在主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和自我客体化为主体的问题，思辨是其这个时期哲学的主要特点。他将思辨扎根于人类文化的最高遗产，也就是基督教的启示，即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体一体，创世说、道成肉身等等，因此其哲学也“呈现为一种进行自身思考的基督教”[1](P116)。在这种体系基本建构起来的时候，黑格尔准备在公布之前写一个“导言”，对自己取得的哲学提升辩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占领耶那这座城市的枪炮声中，在他即将离开耶那之前，他完成了《精神现象学》这部后来成为重要哲学经典和承载黑格尔代表性思想的著作。《精神现象学》被认为是一切哲学文本中最难懂的著作之一，而非一部入门级的思辩教育著作。黑格尔曾一度不再把《精神现象学》视作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导言，这标示和说明黑格尔哲学的某种转变。尽管1807 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并将其展现为将要到来的体系的导言，十年后的1817 年起，作为这一体系的具体实现的《哲学百科全书》陆续出版，黑格尔又断言《精神现象学》作为其导言是不合适的，但之后的哲学发展证明，《精神现象学》并未就此而失去其作为哲学经典的巨大价值和后世影响。
黑格尔之所以构建庞杂宏伟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乃是因为他想穷尽哲学的一切发展，使得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终点，无需再向前开掘了。按照黑格尔的想法，哲学发展到他这儿已经最终完成了，整个的体系已经终极式地建构出来了，或许黑格尔所设想的与康德一致，后来的哲学家们只需在他们所建构的哲学大厦当中做些填充和修补的工作就可以了。然而哲学史的发展恰恰表明，任何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无论他多么伟大，他都不可能穷尽哲学和思想发展的全部。他可以以其天才的智慧建立一座哲学和思想的高峰，但后来的人总会攀越过这座高峰，在前方构建起哲学或思想的新的高峰。
大学教席方面，正当黑格尔主义四处高唱凯歌、光芒四射之际，大学中的一些哲学家开始否定这种对自我和大全所作的体系式的、理性的协调，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把自我以非人格的方式纳入大全，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弗里斯、克豪泽和赫尔巴特[1](P129)，都属于略小于黑格尔的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弗里斯于1807 年出版《理性的新批判》一书，主张从能够普遍地建构客体的康德式主体返回到基于心理学的内在个体性，试图为康德的批判理论在心理学中找到新的基础，或者说为康德的批判理论开辟心理学的新基地、新领域，但他的自由主义则否定了黑格尔式的国家哲学。这里之所以说国家哲学，主要是是揭示在当时的德国，黑格尔哲学已完全取代谢林哲学的地位，处在德国哲学界的统治地位而盛极一时。哲学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当一种哲学达到像黑格尔哲学这种地位时自然便上升为国家哲学，弗里斯即是对这样的哲学提出了挑战。克豪泽沿着泛神论和神秘主义的方向发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这点上与弗里斯的立场有相似之处。克豪泽对特殊个体的存在大唱赞歌，认为个体的互相作用使之最终形成一些协会，“这些协会在一种世界性的联邦之中仍然保持其自治性”[1](P129)。克豪泽的学说对黑格尔的哲学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德国哲学家、现代教育科学的创始人之一赫尔巴特，在哥尼斯堡继承康德的教席，他颠倒康德的理性程序，把在经验中给予的多样的统一性，归结为依据外在关系而并存的简单存在的集合，由此发展了一种数学化的心理学；在著作《一般教育学》中，他主张教育学应该成为一门自治的科学。这些哲学家的观点虽与黑格尔有所不同，或对黑格尔某个方面的观点有所超越和批判，也表现出在黑格尔时代回到康德去的较为明显的特征，但都没有撼动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在当时德国的地位。正如布尔乔亚所说的：“使得德国古典哲学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终结的命运提上日程的，还不是上述这几位哲学家。[1](P130)”也就是说，真正终结德国古典哲学及黑格尔主义的，并不是这些主要来自大学教席的冲击力量，而是在此之外另有其人。
在大学教席之外的冲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学说，主要是通过一种思想来对德国古典哲学加以彻底的、总体的怀疑，企图以另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哲学的实践。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德国哲学的传播、阐发和争鸣，主要是在大学范围内进行的。比如，那些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不同时段“执牛耳者”，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大学教授渡过的。但也有例外，比如莱布尼茨就不是教授而是律师，因为职业原因经常往返于各大城市，他的许多数学公式都是在颠簸的马车上完成的。黑格尔去世后，这种对德国古典哲学加以彻底的、总体的怀疑的思想或方式，不再是以往那种主要通过大学教授讲授的哲学，而是“一种反对学院合理性的哲学，反对这种对主体和客体的最高同一性加以肯定的古典理性主义”[1](P130)。这种新的思想或主义宣扬一种不那么客观的、但更多实存的主体，或者一种不那么主观的、但却更多实在、更唯物主义的客体，其代表人物主要是费尔巴哈、大卫·施特劳斯、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尼采，相比于弗里斯、克豪泽、赫尔巴特等德国哲学家，他们都出生于1800 年之后，是年龄上远远小于、近乎有一代之隔的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只有尼采出生于黑格尔去世之后，因此他们绝大多数都与黑格尔在生活年代上有交集，其中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马克思都曾经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他们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的冲破、超越、否定、批判却是带有根本性特征的。费尔巴哈是黑格尔的旁听生，他在旁听黑格尔的哲学期间，把他的论文寄给黑格尔，向黑格尔展示他反对基督教、将理性世俗化的计划。费尔巴哈进行这些“计划”时已经是1828 年之后，距离黑格尔去世仅有四年时间，这个时期的黑格尔正处于其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肯定自然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但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论时，他把辩证法这样的合理成份也一起抛弃了。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把洗澡盘里的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神家家大卫·斯特劳斯非常幸运地在黑格尔去世的几天前，受到黑格尔的接见，成为黑格尔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位拜访者。他1835 年出版《耶酥传》中，“致力于一种对黑格尔主义的人类学解构。”[1](P130)在这部代表作中，斯特劳斯对耶酥是否历史上真有其人提出疑问，试图从近代科学的角度和近代心理学的角度，论证基督是一种幻象，基督时代的种种神迹全是当事人的心理暗示的结果。虽然斯特劳斯后来以《为国人修订耶酥传》为题重新出版青年时代的旧作，在立场上重又回到神学，但他的旧作在最初出版时，以其对基督的激烈批判而对黑格尔主义的解构起到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的思想氛围中，曾自称是黑格尔的“弟子”，也开始对黑格尔的批判和战斗。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摘取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挽救了被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法，让哲学真正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他的整个伟大学说都是划时代的，以至于被中西方誉称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克尔凯郭尔或称祁克果，这位丹麦的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的创始人，1830 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神学，1831 年也就是黑格尔去世的这一年，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已经标志性地走向成熟。他曾在柏林听谢林的课程，而那时的谢林正在“致于力将理性主义哲学连根拔除”[1](P131)。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哲学的起点是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德也就是朝向上帝的天路历程，由此而被认为是使欧洲哲学发展发生方向性转折的重要人物之一。克尔凯郭尔所实现的转折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孤独的、非理性的个人存在，取代客观物质和理性意识的存在来当作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以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特别是厌烦、忧郁、绝望等悲观情绪代替对外部世界和人的理智认识的研究，特别是代替黑格尔对纯思维、理性和逻辑的研究来作为其哲学的主要内容，他因此成为现代存在主义思潮的渊源、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叔本华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给予最激烈的批判，他以在1814—1819 年完成并出版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为批判的武器，试图彻底“把理性主义折断”[1](P131)，由此成为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非理性主义的先河，成为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其主要观点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权力。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无人问津，并未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只是后来才取得巨大的成功，影响之大以致于使得尼采都自称是叔本华的弟子。对于作品起初受到的冷遇，叔本华这么说：“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但凭着这部作品，叔本华获得柏林大学编外教授的资格，与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诡辩家的黑格尔同一时间授课，结果黑格尔的讲席座无虚席，叔本华的讲席却门可罗雀，最少时只有两三个人。出生于19 世纪中叶的尼采，以其《权力意志》等著作宣告“上帝死了”，宣扬超人学说，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以及尼采，他们的哲学思想都为那个时代乃至后来的时代烙上鲜明的、深刻的烙印，充当了真正终结德国古典哲学及黑格尔主义的彻底性的、总体性的、关键性的力量，使得德国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因为他们的卓越思想贡献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也印证了黑格尔所说的——这与他建立宏伟的哲学大厦，完成哲学的发展，从而使哲学已然处于它的终点的愿望相矛盾——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否定前面时代的哲学家，而他们也将为后来的时代所否定、所替代。
德国古典哲学及黑格尔主义虽然随着黑格尔的去世而标志了这种哲学的终结，但德国哲学并没有因此死亡和窒息。因德意志民族对自由的追求和他们独有的民族精神，因德国哲学家群体对真理和哲学的追求，德国哲学又在一种新的因素之中扎根成长，“否定它的过去，并将这段过去视作一种长期的彷徨、幻影或异化。”[1](P131)布尔乔亚认为，在此之后的德国哲学又将是一种回归，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不断地回到伟大的古典主义思想，我们的时代尤其应该进行这种回归[1](P131)。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回归将是一种哲学运动的螺旋式上升。这种实现了上升的回归了的哲学，将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回应它所处那个时代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关注，这也将是哲学发展的永恒使命。
参考文献：
［1］［法］贝尔纳.布尔乔亚.德国古典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9）03-0043-06
* 作者简介：杨殿锋（1971—），男，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莫尊理（1963—），男，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功能复合材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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