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老挝,要素,效应,门限,模型。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胡子南[1]（2019）在《德国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及对华影响——基于《对外经济条例》修订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2017～2018年德国先后两次修订《对外经济条例》,明确了审查重点行业、延长了审查时间并大幅降低审查门槛。这对中资企业在德投资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功的概率。德国已视中国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认为中国没有提供平等的准入待遇,反而在有目的地收购德国高新技术。事实证明德国是错误的,中资企业并未刻意利用国家资源在德收购;德国企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获得了极高的投资回报,中国对德直接投资是真正能够为德国带来切身利益的。对于德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形势,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应高度重视,谨慎应对。(本文来源于《现代国际关系》期刊2019年06期）
庞鹤[2]（2018）在《基于所有制差异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逐年攀升,通过贸易创造、技术外溢等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巨大,接近40%的对外贸易额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创造,贸易结构也伴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决策而发生变动。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提高,90%以上的外商选择独资或合资的模式在华生产和经营,所创造的贸易额占全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总额98%。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贸易方式结构,由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决策共同决定。然而,独资和合资企业形成的贸易结构及其选择机制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中国制定的引资的政策与贸易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论文选择对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既能基于中国现实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做有益的补充,也有助于中国制定引资政策时,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目标相协调。论文在总结相关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宏观的国家、地区和行业数据及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所有制选择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的演进历程,重点分析了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市场、产品和贸易方式方面的贸易结构选择,发现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结构选择各具特征。论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认为所有制选择差异所引起外资企业对国内外资源控制效率差异影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分布变化。正是两大效率变动,促使外资企业做出了自利性的贸易结构选择,而中国市场环境的不完善正不断强化外资企业在贸易结构方面做出与中国利益相悖的选择。为进一步检验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论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计量模型,运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海量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法逐步检验企业因素、行业因素和投资地区因素,与外资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结构、出口产品质量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因果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1)所有制差异引起企业异质性变化在企业贸易结构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高的合资企业做出的贸易结构选择,更符合中国利益;(2)低效率独资企业集聚限制了外资在中国水平一体化的发展。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低的独资企业大量积聚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是该行业和地区转型升级难度加大的重要原因。(3)独资企业固定投入效率较低限制了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独资企业由于母公司的技术无私反馈,研发投入不足,推动固定投入效率提高缓慢,倾向以价格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市场;(4)高效率合资企业集聚更有助于外资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合资企业整合国内资源的能力强于独资企业,生产效率越高的合资企业越能以一般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力更强。为推动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论文建议在进一步引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要考虑外资企业因所有制选择而引起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的变动,引导和调整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相关行业和地区的集聚水平,进而促进外资企业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协同发展。(本文来源于《西北大学》期刊2018-12-01）
于露[3]（2018）在《基于PVAR模型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和外商对华投资体量和结构都有了极大地变化,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文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1984-2015年30省及直辖市叁次产业占GDP的比重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VAR模型,结果表明外商对华投资和国内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均具有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附加值较高的第叁产业,最后,采用脉冲相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析展示其作用过程。(本文来源于《现代商业》期刊2018年18期）
杨博昊[4]（2017）在《语言距离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增加。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载体,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我们国家对于语言经济学这门科学的探索才刚刚开始,目前大部分研究还是分析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命题,对于语言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尝试从语言距离的角度,探索语言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里的语言距离,通常理解为一国居民学习另一国语言的难易水平,也可以说是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现有研究表明,语言距离带来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妨碍FDI的顺利进行。本文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局部均衡模型,对语言距离带来的语言成本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消除语言障碍需要成本,语言成本最终要通过各类交易成本反应到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上,从而抬高了利率水平,降低了 FDI流量。然后本文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构建度量汉语语言距离与英语语言距离的变量,对与中国有密切经济贸易关系的包括英国、日本在内的16个国家,从2000年至2015年的对华直接投资流量进行了计量分析。传统引力模型认为,FDI流量与两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正相关,而与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负相关。本文回归结果基本验证了传统因素的影响。关于语言距离,结果显示各国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说明各国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语言距离越近,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就越大。因为两国语言距离越近,交易成本越低,导致FDI流量越高;而语言的巨大差异则会增加沟通成本,从而降低FDI流量。同时,本文还发现欧洲各国语言与汉语的语言距离对其对华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不如亚洲的大。另外,在基于英语语言距离的回归中,投资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与英语的语言距离也相关,这表明语言距离对FDI的影响是稳健的。依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一方面是应继续加强中国的语言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提升本国居民的英语沟通技能使得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向外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消除语言壁垒,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区别在不同地区的汉语推广政策,因地制宜以取得最大的推广效果。同时大力发展语言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本文来源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期刊2017-05-01）
鲁漪婷[5]（2017）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诱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着广阔市场、丰富物产、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等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涌入,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使我国的经济由此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2014年,我国引入外商投资总额超越美国,荣登全球吸引外商投资的首位。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建设将引来新常态,经济状况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外商对华投资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当前我国吸引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外资增速减缓,引资质量有待提高;二是产业结构存在偏差,有待调整优化;叁是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产业梯度转移有待提速;四是投资方式,并购、独资化明显,带来安全隐患;五是外资来源国相对单一,制约技术的升级换代。这些问题的存在必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影响,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为此,必须通过研究找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使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区位选择、外资来源结构、投资方式更贴近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让外商投资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诱因,在回顾国内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选用较贴合我国国情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主要理论分析依据,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诱因以及间接诱因进行分析,论述由于在这些诱因上存在着差异,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质量、产业结构、区位选择、投资方式,外资来源地等方面的选择,造成目前我国在吸引外资上的问题。运用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诱因进行比对,论证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直接诱因和间接诱因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和区位等选择的不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市场,劳动力,外资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决定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现状,在产业结构上更是体现出东部地区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为主,而中西部则更倾向于在加工型制造业上的投资。我国与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相比,我国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数量及劳动力素质等因素上具有明显优势,但我国劳动力成本远超叁国,直接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制造业流失的决定因素。目前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依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加快外资产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的结构升级和转换、以此推进我国的体制创新,更好地利用我国吸引外资的有利因素,扬长避短,错位发展,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竞争力和质量,更好地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提供支撑。(本文来源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期刊2017-05-01）
李超[6]（2017）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门限特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发展,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各种激励措施以吸引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资本来源和获取外溢技术的主要渠道。中国是FDI流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市场换技术”,也是我国实现自主创新和技术追赶的重要途径。那么,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这一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中国本土企业是否从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技术溢出,哪些因素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针对现状我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来完善投资环境以提高技术溢出效应等问题就将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流入在我国不同地区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在京津沪叁大直辖市以及以江苏、浙江、广东等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以湖南、湖北为代表的华中地区,FDI的流入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也表明引进外资对以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生了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在河北、山西等华北地区和陕西、新疆、云南等西部地区,FDI的流入则不仅没有体现出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甚至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门限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 FDI技术溢出在相关影响因素上的门限特征,结果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均成单调正向相关关系,但当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之后,FDI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会呈现出显着的跃升,即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明显的单门限特性。与此同时,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一个地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呈现出了非单调性的双门限特征,即只有当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在一个适度的区间范围之内时,才有可能产生较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足和过大都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为完善投资环境、提高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湖南大学》期刊2017-04-10）
程伟东,毛良伟[7]（2016）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正面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国门将会更加开放,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举办合资、合作或独资企业,这些企业不但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大量的资金,而且还带来了他们那种跨国经营的国外先进的管理组织和管理方法。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对于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向前开放发展的作用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国内需求和国民收入的宏观经济的贡献这叁方面进行论述。对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具有促进的作用。(本文来源于《现代商业》期刊2016年22期）
胡晓天[8]（2016）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之相伴的投资需求也是逐年提高。在投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了各地筹借和实现投资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之一,也已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来源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加入WTO、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澳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加深,对外合作也不断深化,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话语权与日俱增。虽然我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但由于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还不足以支撑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和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尚处于低端水平。大量的资本和先进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技术随着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尤其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与日本是全球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源头,更是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成为我国获得关键核心技术的最重要来源。通过引进欧盟、美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中国可以有效的学习、吸收并消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从而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并最终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国内的学术界对我国1992年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政策的实际技术促进效果的看法很不一致,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质疑。本文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对欧盟、美国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同方面的特点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运用1988-2013年美国、欧盟与日本对华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通过索洛残余法计算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下,结合欧盟、美国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特点构建六个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程从总量规模效应和平均规模效应两个角度对欧盟、美国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对实证结果进行原因分析,并得出有关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1.欧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无论从总量还是平均规模角度讲都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即欧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产生了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无论从总量还是平均规模角度讲都没能显着推动中国的技术进步,没能对中国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2.中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开展国际贸易没能给中国带来显着的技术进步。3.中国未能从欧盟、美国与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中获得显着的技术进步,没有获得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根据对实证结果与结论的分析,本文认为,从发达国家吸引的FDI切实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并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有:1.立足国情,加强自主创新能力。2.结合实际,有选择的引进外资,避免重复浪费。3.加大研发投入,从质上切实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地位。(本文来源于《河南大学》期刊2016-06-01）
廉丽娜[9]（2016）在《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外资来源、外资区域分布、行业分布及投资方式等视角剖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认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并结合中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本文来源于《陇东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2期）
安丽娜[10]（2016）在《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的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1986年执行革新政策以来,老挝政府始终致力于引进外资、利用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老挝经济。为扩大同外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参与国际分工,充分挖掘老挝的经济潜力,推动出口,使国家逐步繁荣富强起来,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于1988年4月19日由通过老挝外资法。此后,老挝又出台了其他一些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利用外国先进科技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老挝对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减免利润所得税及进口生产原料、设备和交通工具的关税,尽力满足投资者在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以及国内劳务使用方面的需求,在居住和进出境方面给予便利。外国投资方面,政府鼓励个人,法人在遵守互惠互利原则和老挝法律的基础上到老挝进行投资,外国投资者在老挝的投资和财产受到老挝法律的充分保护。老挝通过推行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使对外贸易机制更加自由化和更具透明度。随着老挝改革开放的扩大,各省市及各部门在利用外资当面迈出了较大步代,执行了不少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给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投资环境。FDI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成了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外还很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众多学者在研究FDI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都是以理论与实际情况研究,而没有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从老挝国内优势角度出发,运用经济学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价值链理论等,对外资进入老挝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老挝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比如：基本设施薄弱、人才缺乏劳动力素质低、投资法规尚未完善、国内处理投资问题系统不完善等,并对外资进入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通过研究也发现了,老挝吸引国外投资的优势是：资源优势,地理优势,政策优势,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最后,针对老挝目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对当前老挝引进外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得出了几点结论,并根据相关结论提出了未来老挝引进外资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建议措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投资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发挥政府职能、重视人才培养提高过敏素质等。(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6-03-01）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逐年攀升,通过贸易创造、技术外溢等途径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巨大,接近40%的对外贸易额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创造,贸易结构也伴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决策而发生变动。随着中国开放度的提高,90%以上的外商选择独资或合资的模式在华生产和经营,所创造的贸易额占全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总额98%。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贸易方式结构,由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决策共同决定。然而,独资和合资企业形成的贸易结构及其选择机制并未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中国制定的引资的政策与贸易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论文选择对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贸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既能基于中国现实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做有益的补充,也有助于中国制定引资政策时,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目标相协调。论文在总结相关跨国公司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宏观的国家、地区和行业数据及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的所有制选择与市场结构、产品结构和贸易方式结构的演进历程,重点分析了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市场、产品和贸易方式方面的贸易结构选择,发现独资和合资企业的贸易结构选择各具特征。论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基础上,分析认为所有制选择差异所引起外资企业对国内外资源控制效率差异影响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分布变化。正是两大效率变动,促使外资企业做出了自利性的贸易结构选择,而中国市场环境的不完善正不断强化外资企业在贸易结构方面做出与中国利益相悖的选择。为进一步检验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论文通过建立多元回归计量模型,运用2007-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海量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法逐步检验企业因素、行业因素和投资地区因素,与外资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结构、出口产品质量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因果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1)所有制差异引起企业异质性变化在企业贸易结构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高的合资企业做出的贸易结构选择,更符合中国利益;(2)低效率独资企业集聚限制了外资在中国水平一体化的发展。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较低的独资企业大量积聚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是该行业和地区转型升级难度加大的重要原因。(3)独资企业固定投入效率较低限制了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独资企业由于母公司的技术无私反馈,研发投入不足,推动固定投入效率提高缓慢,倾向以价格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市场;(4)高效率合资企业集聚更有助于外资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合资企业整合国内资源的能力强于独资企业,生产效率越高的合资企业越能以一般贸易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攀升能力更强。为推动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论文建议在进一步引资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国要考虑外资企业因所有制选择而引起生产效率和固定投入效率的变动,引导和调整不同所有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在中国相关行业和地区的集聚水平,进而促进外资企业与中国贸易结构的协同发展。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1].胡子南.德国加强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及对华影响——基于《对外经济条例》修订的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9
[2].庞鹤.基于所有制差异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企业贸易结构及其选择研究[D].西北大学.2018
[3].于露.基于PVAR模型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J].现代商业.2018
[4].杨博昊.语言距离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7
[5].鲁漪婷.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诱因分析[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
[6].李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门限特征研究[D].湖南大学.2017
[7].程伟东,毛良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正面作用[J].现代商业.2016
[8].胡晓天.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D].河南大学.2016
[9].廉丽娜.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陇东学院学报.2016
[10].安丽娜.外商对老挝直接投资的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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