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
摘要：甲午海殇以后，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契机，依循其对天演进化论规律的承认，为中国描绘了一幅融通皇权政治与西方政体的政治改革蓝图。但由于政治哲学基础的局限和认识的偏差，严复的道路选择与其美好政治夙愿出现了抵牾。尽管他的变革方案随着时局发展而有所调适，但终究不能和解现实与理想的巨大矛盾。在严复所处的时代，美好的救亡强国愿景最终只能依靠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来实现。
关键词：严复；渐进改良；革命；政治变革
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他在谨慎考究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剧烈社会动荡恶果之后，毅然拒斥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并规划出了一幅在维持皇权政治秩序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渐进政治改良的蓝图。殊不知，他的这一选择，早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这就注定他的渐进改良道路只能被历史洪流所淹没。中国后来的革命实践也印证，只有采取革命手段彻底地与封建势力决裂，才能最终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对严复政治改良道路的深入缕析，有助于我们全面总结和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路的曲折历程，从而以史为鉴，深刻感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深远意义，更好地探寻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一、保守的渐进改良：传统皇权政治与西方政体的融通
中日甲午海战以后，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大力批判落后的封建桎梏，尤其通过翻译《天演论》“以警醒国人，企求‘治国明民’之道，挽救民族危机”[1]4。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阐述其变革主张，主要通过潜心翻译《原富》《法意》《社会通诠》等西学名著，表达希望中国在维护传统皇权政治的前提下，参照西方的经济、法律、地方制度来构建中国政治体系的心声。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严复的社会活动重点由热衷于翻译西学转为极力倡导尊孔读经，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转变，极易使研究者在分析其政治思想时产生误判。如周振甫在《严复思想述评》中将严复的政治思想划分为由全盘西化到中西折衷再到反本复古三个发展阶段；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后严复的思想便开始倒退；张志建更是认为，严复在1905年与孙中山于伦敦会面之后，便重新捡起了封建传统思想。[2]毋庸讳言，众多学者将严复的政治思想发展阶段概括为由激进转向保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未能看清严复始终如一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在戊戌政变之前，如果非要追溯严复政治观中的“激进”因素，便只能到其“竞争”观念教育国民“胜天”[3]1336而为的思想里寻找。由此似乎不得不承认他对落后思想的批判态度和他的爱国主义情怀的确是“激进”的，但这丝毫不能论证他的政治立场亦是激进的。天演进化论造就了严复应依君子之“约”以治“群”的保守主义政治观，进而促成了他应循天演之“有渐无顿”[3]1365而变“政”的渐进政治改良道路。甲午海战后，严复形成了以译著西学来宣扬西方制度的政治主张，但其前提是保留封建君主这个传统符号。辛亥革命后期，严复极力批判革命和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更是显露了他维护皇权的政治保守性。严复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在越接近其行动的晚期就越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严复的政治改良道路选择，一方面基于对中国封建皇权政治的倚重，偏向于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井然有序；另一方面基于对西方现代政体的推崇，致力于将先进制度的优点糅合到传统皇权政治之中。从表面看，这是严复对政治变革出路的探究，实质上却是立足于变革效用的考量作出的对政治旧秩序的修缮。为了寻找一条以政治稳定为前提的革新之路，严复巧妙地描绘了一幅政治改良画卷，即在保持传统皇权政治不变的条件下参照西方先进政治体制，而后进行议会制和地方自治制度变革，通过发展经济与振兴教育，以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
首先，严复主张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比西方政治制度，严复认为中国政治需要从中央和地方分别着手进行改革。在中央，他寄希望于光绪帝开设议院，实行开明政治。但后来他发现由于民众政治意识与政治素质不高，代议制政府很难实行。相比较而言，他对实行地方自治更为积极，并对地方自治做出了两方面具体规划：一方面，制定新选举政策，促成地方官员由民众选举产生；另一方面，促进中央与地方分权，让地方享有事务决定权并受中央监督。严复还首次引入政党概念，认为“政党者，民之自为无限期之会合，而于国家一切之问题，有主张之宗旨与求达之目的者也”[3]300。从功效看，严复的改良主张起到了拓展国人政治视野的作用。
土建工程的地基建设过程中，地基要承担整个土建工程的重量，建筑物主体在下坠沉降的过程中，混凝土结构就会面临较大的压力和负荷，另外，地基所处的地质条件和土壤性质也关系到混凝土结构的强度和承载力。如果在施工建设期间没有将各种缺陷通过合理的施工技术加以弥补和改善，将会导致地基的质量出现问题，结构出现不稳定的状态，造成沉降的加剧。在混凝土浇筑作业中没有合理的使用模板来搭建模型，就会导致出现结构位移和偏差，致使混凝土结构承受由下沉引起的巨大压力，从而导致产生大面积裂缝，此种裂缝通常会延伸到结构内部，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相应的风险系数也在提升。
其次，严复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积极发展经济。严复在引介西方的《国富论》时认为，“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3]148。对比中西现状，严复得出中国大患正在于“贫”的结论。故而，“吾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难有疗贫，而后又强之可议也”[3]149。严复在批判中国的为官者不懂经济学之后，提出了在经济制度方面的“疗贫”主张。他宣扬经济自由化，反对洋务派的官僚垄断经济政策，认为应该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缩减到最小限度，同时给予个人经济活动充分自由。在经济“本”“末”方面，他一改重农轻商的传统认识，毫不轻视作为“末业”的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工商业要“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3]866。
在严复看来，渐进政治改良道路具有融贯中西的特性，完全能够担负承接传统社会与开创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渐进改良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新机制的渐进施行来保证国家发展的井然有序。
最后，严复将发展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关键环节。严复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时之风俗人心不足以行其政故也”[3]13。在找到“有一倡而无群和也，是故虽有善政，莫之能行”[3]149的原因之后，他提出了“从教育上着手”[3]1550的救国方向。严复的“着手”之计有三：一是改造“三民”思想。早在《原强》中他已总结出“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27的国民状况，并提出应对这一严重制约国家发展问题的对策，即：“是以今日要政，统一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27二是批判“旧学”提倡“新学”。严复在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旧学的同时，大力抨击“八股”科举制度，指出其实质是在祸害人才，而西学的真谛在于：“于学术则黜伪祟真．于刑政则屈私为公”[3]2，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亦为国家救亡之命脉所在。三是改革教育制度。严复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提出在我国实行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的三段式教育规划，并对教材以及授课者做出细致规定，开创性地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二、“渐进变革论”与天演进化论的内在契合
严复力求在旧政治体制内寻求变革，致力于促进中国传统皇权政治与西方先进政体的融通。这种迷恋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与以“物竞”和“天择”为核心术语的天演进化论具有内在契合性。撩开严复翻译西方著作的外衣，我们可以洞察到鲁迅口中的严复“做”[4]295《天演论》的两方面真实意图：
一方面，阐扬“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动植二品中”[3]1326的立场。严复将天演规律由自然界的动物进化延伸至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因而与原作者赫胥黎认为人类高于动物界的优胜劣汰不适用动物界发展规律的观点极不相同。依照自然进化规律，事物进化主要有“物竞”和“天择”两个原因，“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3]1324。于是，他“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3]16，把独有的中国当下问题关怀融进进化论。与赫胥黎“任天之说”[3]1334不同的是，他试图通过“胜天之说”[3]1336主张呼吁国民奋起反抗。不仅如此，严复还利用自然界“蜂群”的竞争规律推演出“人群”自我保存规律，认为“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3]1344。在引入“群”学基础之上再提出其“保群”思想，即“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3]1394。继而将“保群”思想延伸至其国家观，认为“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3]1253。严复根据君子治群乃形成国家的前提这一“天演之理”，推论出应当先顺君之治，再行制之变的保守“群治”主张，认为“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3]1353。而这种以维护皇权统治为前提的变革又因为“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3]1319。所以，“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3]1267。至此，严复由自然界的进化延伸至人类社会的演化之“有渐无顿”立场已完全形成。
另一方面，亮明仿效西学内籀外籀之术的方法论主张。在《译天演自序Ⅱ》中，严复结合中国的《易》《春秋》之学解释西人名学的内籀外籀之术，指出“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3]1319。随后，严复将西人“名学”的方法论由自然哲学领域引申至政治哲学领域，并以之造就其经验主义政治立场。人之所言政治之道，必须以历史为根据，“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历史，是谓无根”[3]1243。而“内籀”方法又是获得治理之道的根本方法，因为“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现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3]337。那“内籀”方法要如何运用呢？答曰：“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3]1244严复通过运用“内籀”方法比较英法变革历史经验得出其力主天演之渐进政治改良道路，而力反激进革命道路的政治见解。他对英国变革之路的推崇，溢于言表，认为这是“与时偕达”[3]1242的理想选择， 如此轻而易举和平稳定的英国政治改良之路正是严复所赏识并追求的道路。相比而言，法国革命历程，其民众“飙起霆发，举国若狂，聚数百之众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3]308。如此激进的手段本以为能实现“可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于郅治”[3]308的美好政治理想，结果却适得其反，“举其国千余年之政教，摧陷廊清，而无以善其后”[3]308，致使法国社会动荡延续近一个世纪。这种动荡混乱乃至血流成河的革命之路正是严复所拒斥的。
严复之所以极力批判法国革命道路，除了吸取法国政治变革“阅历”的惨痛教训之外，还有另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主张的“言治由史”的经验主义政治观与理性主义所主张的“言治由心”的政治观的根本对立。他说：“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3]1243他将法国大革命归为实现“言治由心”的理性主义者随意拿社会做试验的方法。因此，造成法国动荡局势的罪魁祸首便是“乃论者则谓其民于代议政体毫无经验，而但訹于卢梭诐淫虚造之辞”[3]308。在他看来，卢梭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天赋自由等在历史中未有先例，因此是“悬意虚造”，是理性主义者所宣扬的“悬说”。对此，严复感叹道：“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3]337，并以此表明没有历史考据的理论纯属子虚乌有，而革命道路只能危害社会。
三、爱国主义的彰显与政治理想的荫蔽
第一，严复的道路选择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严复所做出的政治改良道路选择，与其留学英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密不可分。他曾描述道：“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3]1296在目睹英国的繁荣富强之后，严复已俨然变成了一个英国式崇拜者，其政治立场自然更多地倾向于推崇英国经验，君主立宪制度及代议制政府相应地被他定性为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模式。因此，严复对于英国改良道路的过分推崇以及对于法国革命道路的全盘否定均带有严重的主观性偏好，基于这种认识之上的道路选择自然会由于情感天枰过分倾斜而造成判断失误。
第三，严复缺乏对中英两国国情特殊性的正确认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变革道路的考究，我们都不能以其他国家的经验为出发点来说明这个国家的应然和必然，因为不同国情的特殊性才是决定其政治变革道路的根本因素，所以政治变革道路的选择论注定是一种特殊论。中英两国的国情存在着巨大差异，英国政治改良之路是基于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新贵族和富裕阶层势力的日益壮大。而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致使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既没有稳定的政治前提，也没有能够充分支撑变革的经济基础，中国不可能依靠复制英国政治改良而获得成功。
光绪二十四年，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各自势力范围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澜。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严复译著《天演论》以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细呈“优胜劣败”规律以惊醒清政府沉迷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美梦，阐释“适者生存”理论以唤醒国民安于现状只会自取灭亡的危机意识，激发其扭转乾坤的自强不息精神。他借《天演论》以阐明“自强保种”之理，进而将其致用于探究国家政治变革道路。显而易见，严复所有的一切活动，源于他救国救民的美好初衷并搭载于热忱的爱国主义之上。
据了解，为进一步保障职工身心健康，推进企业职工健康工作、快乐生活，一师电力公司每两年为职工进行免费体检一次，此次体检按照男职工400元/人，女职工500/人，退休职工300元/人的标准，职工可按照自己需要进行不同项目检查。体检时间从9月1日到10月31日，时长两个月，职工可自主选择时间到医院进行体检，做到工作健康两不误。
农业地质调查是针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地质环境要素展开的调查工作，研究岩石、土壤、水、生物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及规律，是地质科学在农业生产的直接应用，调查成果可以为土壤质量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笔者以广西上思县为调查区，对广西上思县土壤状况进行调查，以期为上思县科学合理布局农业生产提供参考，对探索农业地质调查成果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为使国家损失最小化，严复倾力找寻一条近乎完美的救亡图存道路。他将政治改良理想设计立足于天演发展规律之上，将经验主义认识论贯穿于其全部政治主张之中。虽然有先进科学规律与西方政治变革经验做依据，但由于政治哲学基础的局限和认识的偏差，严复的政治改良道路设计始终没能走出荫蔽之云团。解析原因，主要有四方面：
身处国家危难之境，严复一生都心系祖国。他在《论世变之亟》一开篇便感慨道：“呜呼！现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3]1他在分析中国问题之后，猛烈批判封建官宦自私苟利、一叶障目而不见西方富强之效，并以“盖谋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3]4细呈其诟病。为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一直寄托于君主专制力量以实现救国救民目的的他又著《拟上皇帝书》，情真意切地向光绪帝表达政治愿望，指出“是以臣之愚计，以谓陛下治今日之中国，不变法则亦已矣，必变法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3]77，劝诫皇帝不要将变革权利交予贪官之手。
第二，严复对英法变革结果的认识存在片面性。英国的政治变革之路并非毫无滴血伤亡而“轻而易举”完成的。1642至1648年间，英国先后爆发了两次战争，查理二世在其复辟反攻中致使全国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如此波折之后，英国才于1688年通过宫廷政变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英国在此次变革中数万人的流血牺牲以及艰难曲折的过程却被严复直接忽略了。而法国的革命道路带来的也并非全是祸害社会之影响。严复只注重分析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结果，却完全忽视了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君主专制统治并震撼了整个欧洲封建根基，不仅传播了民主启蒙思想还促进了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跨越式的进步意义在他的片面性认识之下都被遮蔽了。
水利现代化规划是水利现代化建设纲领性文件和顶层设计，内容既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供给、水生态保护、城市水利、农村水利等功能体系建设安排，也包括水利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水利发展保障能力等保障体系建设安排，是水利全面发展的规划安排，具有明显的发展规划特征。同时水利现代化规划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水利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研究本区水利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提出具有地区特点和阶段特征的水利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与布局，对较长时期的水利建设和管理具有指导作用，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因此，水利现代化规划可定位为具有战略性的水利发展规划。
策略：判断通电螺线管中的电流方向或N极、S极，应根据“安培定则”和“异名磁极相互吸引”的特点，用右手握住螺线管，使四指弯曲与电流方向一致，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
第四，严复政治改良道路选择带有阶级局限性。就19世纪末期中国所处的时局看，外有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压迫，内有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中国社会萌生出寻求政治变革以解决民族危机的强烈愿望，而封建制度自身缺乏挽救中国危亡的原动力。作为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极力找寻促进社会进步的道路。但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封建阶级属性，使他的政治发展道路规划无法与封建制度彻底划清界限，从而使他的渐进政治改良道路在本质上沦为了封建秩序的修葺工具。这种以维护封建制度不变为前提的渐进政治改良道路完全背离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断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
四、渐进改良与政治夙愿的抵牾、调适及中国道路选择矛盾的和解
严复的渐进改良道路选择，以维护皇权政治为基本准则，以救亡图存、国家富强为美好夙愿，以天演进化论为方法论基础，以西方政治体制为经验借鉴。但由于方法论和阶级属性的局限，严复过分重视对皇权政治秩序的维护。由此作出的政治改良设计与国情和时局的要求明显背离，注定会造成与他的政治夙愿相抵牾的局面。
严复的道路选择与政治夙愿之间的矛盾在戊戌变法后期已初露端倪。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康有为主张以“速变”与“全变”之方法早日实现变革，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写道：“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5]66，是故，“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5]66。而严复却未能意识到激进变革浪潮的主流趋势，义正辞严地指责康、梁道：“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以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愈上通于天矣。”[3]533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多数爱国志士已领悟到要想彻底解决时下中国问题就必须先摒弃保守传统的变革观念。但严复仍然坚持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劝诫人们“庶几逐渐更新”[3]1550。以至于孙中山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3]1550来形容严复的道路选择与政治愿景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戊戌维新以后，清政府面对高涨的革命形势，迫于无奈向立宪党人妥协而实行“预备立宪”，此时的严复似乎看到了渐进改良道路的曙光，积极配合立宪改革与组织宣传活动。为获得更多民众的立宪制度认同，他发表《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一文阐述立宪变革实为循天演之必然结果的观点，并频繁在高等学堂做演讲以宣扬宪政思想。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民族资产阶级树起“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吹响了与封建专制制度决裂的号角，最终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结构整体计算分析本工程抗震计算采用SATWE、PMSAP 2个不同力学模型的计算程序进行了整体计算分析，应用高层建筑结构弹性动力时程分析软件补充计算，并进一步考虑结构主要受力构件按中震不屈服做结构设计，通过弹塑性静力分析，找出大震下塑性铰出现位置，对此薄弱部位适当加强。
辛亥革命虽然给君主政体画上了句号，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美好夙愿。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迫于国内外压力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此时，严复寄希望于袁世凯发挥总统效能，力挽狂澜，早日息争。于是，他帮助成立“孔教会”倡导尊孔读经以求重新建民众信仰，并协助袁世凯设立参政院以稳定纷乱后的政治秩序，这是严复随着时局变化而做的政治改良调适。虽然他的调适有助于稳定社会局势，但是由于这些活动都始终未与皇权政治划清界限，就注定只是徒劳。
辛亥革命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袁世凯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革命失败的根源。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翻开了崭新一页。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并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政治夙愿。
“目前，智能医疗系统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保证患者信息安全成为重中之重。”孙岩国告诉记者，保证包括可穿戴设备在内，医疗系统的数据安全，是医疗质量安全的保障，也是医院获得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由于阶级属性的局限和认识的偏差，使严复从最初始的改良规划，到后期的方案调适，都始终以遵从君主这个认同符号为前提。严复的所谓改良道路和调适在本质上不过是对原有君主制度进行维护与修葺，因而不能和解他道路选择与政治夙愿的矛盾。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历程表明，只有与落后的封建文化和旧势力彻底决裂，才能扳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只有与帝国主义势力毫不妥协，自力更生，发奋图强，才能根本颠覆饱受列强侵凌的局面，只有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最终和解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道路选择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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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ImprovementRatherThanRevolution：YanFu’sChoiceofPathforPoliticalChange
ZHANG Si-jun， LI Xiu-hong
(InstituteofPoliticalScience,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9,China)
Abstract: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Yan Fu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spreading Western studies and painted a blueprint for political reform combining imperial power and western regimes.Relying on the conservative position of advocat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he carefully designed the path of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On the one hand,it follows his recognition of the law of evolution.On the other hand,based on his comparison of the history of anglo-french revolution,he deduces the reform axiom of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rather than revolution.However,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deviation of cognition,the choice of Yan Fu’s way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his long-cherished wish of good politics.Although his reform plan was adjus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it could not reconcile the great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In his era,the best wishes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could only be achieved by the revolutionary road of breaking completely with the old forces.
Keywords:Yan Fu；progressive improvement；revolution；political change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9)02-0060-05
收稿日期：2018-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XKS016)；西华师范大学英才基金项目(17YC582)
作者简介：张思军(1973-)，男，四川达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利益理论和政治哲学；李秀红(1992-)，女，四川汶川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杨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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