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何以可能?——一种发生学视角的探析论文

丁浩:“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何以可能?——一种发生学视角的探析论文

摘要:《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路程中的一个重要路标。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则具有多重背景支撑。资本主义物化状况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消蚀以及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状况构成了“自然”概念的现实基础。而“自然”概念也是卢卡奇庞杂思想的理论显现,相较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式理解,卢卡奇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认知则是革命乌托邦主义的。康德的“自在之物”则为卢卡奇的“自然”概念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支援,而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则奠基了卢卡奇“自然”概念的理论底色。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的双重揭示将为进一步敞开卢卡奇的“自然”概念准备了背景性前提。

关键词:《历史与阶级意识》;自然;背景分析

作为20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重要论断。它不仅是卢卡奇对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反驳,也是深入分析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重要立足点,更是内涵着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重要扭曲。换言之,“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奇的社会处境和思想面貌的集中呈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生存意义危机和匈牙利工人运动为“自然”概念建构了特定的历史氛围,而内在于卢卡奇自身的思想资源则勾勒了“自然”概念的理论基调。因此,基于这一发生学视角的探析,“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历史样态和思想意蕴将进一步敞开。

一、“自然”得以生发的社会历史现状

在对人类“意义危机”的探索过程中,“十月革命”为卢卡奇提供了摆脱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但是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遭遇的挫折又为卢卡奇探讨“自然”概念提供了更加浓厚的历史底蕴。“维也纳时期”的思想二重性倾向由思维路径的分异演化为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对峙。正是这种彼此对异的思想倾向蕴育了卢卡奇胸中相互区离的“浮士德精神”,基于这一特定的社会处境和理论内涵,“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成为特定历史的思想显现。

1.“自然”得以生发的社会状况之两个维度

作为社会现实问题的在场者,卢卡奇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愤与恨恶,和由之产生的对工人运动继续发展的渴望,勾勒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原生性心理倾向。“纵观卢卡奇所写下的大量的著作,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思想自传性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他一生都在投身于同一项事业,那就是反对现存世界,后来他把它更明确地表达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1〕在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批判性揭示中,卢卡奇不仅摆脱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并认为资本主义给出的“任何希望和出路都带有纯粹海市蜃楼的空想性质”,而且指出了经由工人运动给出的“人类摆脱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经由《精神现象学》的逻辑演证,卢卡奇将“同一的主体——客体”的历史角色赋予现实处境中的、能够给出历史的无产阶级。

(1)求索人类生存问题的“意义危机”

金玉妍福了一福,又与苏绿筠见了平礼,方腻声道:“妹妹也觉得奇怪,高姐姐一向温柔可人,哪怕从前在潜邸中也和侧福晋置气,却也不至如此。难道一进宫中,人人的脾气都见长了么?”

与《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相比较,卢卡奇眼前的资本阶级社会中的普遍性经济危机逐渐淡化,而由理性体系构建的整全性建筑对社会之个体的生存意义的遮蔽成为更为根本的现实问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本权力关系的巩固使得社会生活意义成为知性科学的附属品,但是“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呢?〔2〕由此塑造的生存“意义危机”成为卢卡奇思想所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纽。在《小说理论》的新版序言(1962年)中,卢卡奇指出“中欧的列强们很可能打败俄国,这会导致沙皇统治的垮台,我赞同这一结局……然而,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谁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呢?(对于当时德国最终胜利的前景,我觉得是一场梦魇。)”〔3〕

零售商讨厌这一说法,他们试图对这种说法进行改造。那一天是他们的利润从红字变成黑字的日子—零售商们如是说。

面对这一生存“意义危机”,处于“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给出了自己的理论解答。“我从来没有犯过那种我经常在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看到的错误——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的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仇恨和蔑视,使我不至于走到这一步。”〔4〕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过有意义的生活”,〔5〕换言之,作为内在思想的理论呈现,从早期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08年)到《小说理论》 (1914年),卢卡奇以悲剧、小说的形式探求了资本主义物化世界中人类的生存意义如何获得保障。面对这一“被上帝遗弃的世界”, 《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经由“同一的主体——客体”——无产阶级,为摆脱资本阶级支配中的物化处境,获致人类生存意义提供了现实条件。

(2)十月革命刺激中匈牙利工人阶级运动的处境

(1)内在思想彼此分离的演进趋向:在观念性的伦理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之间

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匈牙利、德国、波兰等国家的工人运动发展状况。1919年3月,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匈牙利成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卢卡奇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决定加入匈牙利共产党。正如卢卡奇晚年所说:“成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5〕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的成立为卢卡奇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处境,摆脱“普遍绝望”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现实支撑。但是“各地的革命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相继走向失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惨遭杀害,革命也走向低潮”。〔6〕在此现实遭遇中,作为社会历史问题的在场者,卢卡奇开始逐渐脱离抽象乌托邦主义立场的桎梏,追寻符合匈牙利社会历史状况的工人运动策略选择。尤其是在流亡维也纳时期,卢卡奇进一步学习有关列宁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对工人阶级运动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式的自我批评,以赋予匈牙利革命工人运动新的现实生命。

2.相互异质的内在精神演化状况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物化处境的在场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体现于卢卡奇思想的始终。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义危机”以及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现实处境,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思想世界是繁杂的、彼此外在的。当“德国文学史家”的最初愿想成为青年卢卡奇前往德国学习的最初动机时,这一原初的想法使卢卡奇接受了狄尔泰、西美尔、韦伯等人的思想滋养,逐渐发展为著名的资本主义文艺理论家。而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缓慢趋近,以及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历史境遇又为青年卢卡奇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历史空间。在这种异质思想的二重性体验中,卢卡奇的胸中供养着浮士德式的双重灵魂:观念性的伦理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怀。正如卢卡奇所说:“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心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4〕

20世纪初,匈牙利专制统治的腐败以及日趋严重的社会生活问题使得封建统治面临瓦解的可能,在此处境中的青年卢卡奇不得不寻求社会发展的新的方向。而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使卢卡奇看到了匈牙利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此外,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中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使得马克思主义退化为实证科学和伦理社会主义。而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斗争深化了卢卡奇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尤其是考茨基的解释)的厌恶”,以及对列宁、罗莎·卢森堡等人的理论的理解。因而对于青年卢卡奇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在实践上为匈牙利的工人运动提供了现实榜样,而且从理论上澄清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问题。

就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来说,趋近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思想历程是逐渐脱离观念性的伦理主张的进程,而《历史与阶级意识》正处于这种思想移居的关节点之上,换言之,卢卡奇的思想并非“从无到有”式理论成长,而应说是在思想斗争中逐渐成型的。当“德国文学史家”的最初愿想激励着青年卢卡奇前往柏林大学继续深造时,他前后深入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德国哲学之中,正如他在自己的简历中所说:“狄尔泰的影响主要在于激起对文化史联系的兴趣,西美尔的影响则在于表明了社会学方法论和文化具体化的可能性。此外,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对我起了澄清问题和开拓思路的作用。”〔5〕在这种繁杂的思想支撑背景下,匈牙利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状况凸显了卢卡奇社会政治观中的内在矛盾,这使得卢卡奇的社会政治观逐渐靠向工团主义。因为对于青年卢卡奇而言,资产阶级的激进态度固然不可取,但是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误读更是让其避而远之,相较于斯大林主义的宗派主义,索列尔的工团主义则体现为“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

当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失败的氛围弥漫于维也纳时期的卢卡奇思想探索进程时,“正统”理论学习的拓展和历史运动的发展成为最为迫切的现实任务。在对列宁革命理论的学习过程中,卢卡奇依然求索失败阴影中的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何以再现它在理论中的那种关键地位。这种思想的演进经由《共产主义》杂志“不仅达到了顶点,而且凝聚成为一种奇特的新的实践和理论形式”。〔4〕就此时卢卡奇来说,当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采用最激进的斗争方式时,“它的遭遇——受到列宁批判——使我能够迈出脱离宗派主义的第一步”。〔4〕但是思想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地实现的,对“三月行动”的外在态度仍然滞留着工团主义的思想遗迹。因此,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发展时,他“无所顾忌地将自己的思想倾注于革命的救世主义”之中,但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的具体情况迫使卢卡奇不得不正视自身处境的内在张力,并采取符合现实进展的策略主张。

(2)内部思想对异的外显:由运思路径选择到现实状况的困境

战乱时期,父亲把工厂迁到武昌区法租界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立即没收了英法美等租界的全部资产,我父亲的企业落在汪伪政权手中,家中生活来源断绝。父亲经常与老乡躲在一边听收音机短波,盼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他没能看到这一天。生活的苦难摧残父亲的健康,他的肺病日渐严重。

当思想的旨趣愈加呈现于纯粹哲学问题上时,“那些出自马克思的成分必然黯然无光,虽然还存在,但是已几乎难以辨认”。〔5〕在这种思想趋向的演进中,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认知逐渐变得更加隐晦,但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产生的世界大战引发的思想危机,督促青年卢卡奇从主观唯心主义转向客观唯心主义,并以黑格尔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拜物教式的分析。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学徒期”,“马克思不再是‘杰出的部门科学家’,不再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是一个全面的思想家,伟大的辩证法家”。〔4〕在这一思想演化的微妙之处,匈牙利的工人运动为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提供了较为充实的现实依托。但是这并不是思想内部的有机发展过程,并不是精神科学能够加以分类——综合的理论张力,而是相互外在的思想趋向之间的相系相应。

二、“自然”得以生发的思想支援背景

NI Chen-ming, NI Can-rong, JIN Gang, JIAO Li-juan, LI Lian-feng, ZHENG Jian-ming

1.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乌托邦式的改造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和“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两个章节中,卢卡奇对“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马克思自然观念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外部自然与社会历史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置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虽然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不同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结果,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构建的,即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历史是在自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不能脱离自然,因为它是从物质生产开始并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8〕于是,历史的发展是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感性关联,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换言之,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是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必然前提。

人类出自防洪或蓄水目的(如发电、灌溉和供水等),在大大小小的江河上筑起了数以万计的拦水坝,这些坝一般都经过工程技术人员按照规程规范进行设计建造而成,对其稳定牢固性都有预期把握。但是随着运用时间的加长,河流来水过程与产水大小的不确定性致使几乎所有的拦水坝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溃决风险。大坝管理者不停地对其进行监测、维修和加固,以确保坝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也防止了溃坝不测事件的突然发生。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我国也不例外)每年仍然有或多或少的堤坝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发生溃决。一旦溃决,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都会十分惨重。

然而,作为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主义”自然观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性质的批驳,卢卡奇遮蔽了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对立起来,并将自然指认为社会性范畴,从而忽视了“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9〕一方面在卢卡奇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以“经济主义”的自然规律掩盖暴力在社会经济形态变革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由经济发展之“自然规律性”引起的“社会有机发展”决定的。与之相反,在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中,卢卡奇突出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坚持“作为‘经济力量’的暴力的决定性意义始终是现实的”。〔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构筑的历史面貌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成为永恒的、非历史的“社会的自然规律”,而且这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比‘客观精神’的各种形态要大得多地独立于它们从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基础”,〔4〕从而显现出一种超越历史变迁的自然属性。因此,面对这种由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给出的社会样态,以革命乌托邦主义为情感依托的青年卢卡奇不得不使“自然”与社会相互对置起来,并取消两者之间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中介环节,最终把“自然”纳入社会历史性范畴之中。

就青年卢卡奇的思想支撑背景来说,“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的追问不仅是资本主义普遍物化状况以及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呈现,同时也是体现于卢卡奇内在思想发展始终的现实难题。对于这一现实境遇的解答,青年卢卡奇思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起源处,从思想理论与现实处境两个方面援引了康德的“物自体”,并以黑格尔的“第二自然”为基调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处境的分析。同时,青年卢卡奇反向汲取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式扭曲的教训,并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构建社会范畴之“自然”的原初言说语境。

2.康德“物自体”问题的两种呈现维度

因而相较于“物自体”的传统诠释路径,青年卢卡奇基于资本主义物化批判的现实视角将其归结为“内容问题”,社会历史的被既与物何以被知性范畴形式认取的问题。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过程中,就理论探究而言,卢卡奇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状况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性分析,而应将其追溯至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深处。换言之,由康德“物自体”出发,卢卡奇开启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之二律背反性质的思想探险,以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非历史的自然性质的伪真性。就社会状况来说,对康德“物自体”的追问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出的历史实情定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4〕因而对于“第二自然”中的物化之个体而言,不仅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给定物,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总体面貌都是物化之直观无法把握的“自然”性存在物。

对于青年卢卡奇而言,帝国主义战争语境下的匈牙利工人运动是其思想内在张力的现实依托。思想趋向的二重性倾向并非一劳永逸地滞留于纷乱混沌之中,它既可以激化内在思想的对异、分裂,也内涵着对峙思想之间的相互溶解。当《小说理论》的普遍绝望情绪呈显于内心世界的思想构筑时,十月革命向青年卢卡奇提供了破除资本主义普遍物化,走向未来社会的道路选择。针对匈牙利无产阶级运动新形势的演变,内在的思想张力进一步激化为革命理论空缺的、盲目的激情宣泄,以至于这一革命激情湮没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理论求索进程,以及列宁的实践性质的革命理论。这种革命理论空缺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感倾向,不仅体现于当时政治运动中的“灾难性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表现在文化政治领域中的“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倾向。然而,与思想之内在张力的不断拓展、深化相伴随的是,现实的无产阶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情感宣泄的失败境地。

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之物化状况的把握,青年卢卡奇以康德的“物自体”为出发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展开思想追溯的运思活动。因为“如果说‘物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那么从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是这一‘物化’现实在思想领域的典型表现。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坚持认为思想也是有阶级性的,由此德国古典哲学内在的二律背反就转变为了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10〕在对康德哲学的认识论范畴阐释中,“物自体”是以知性范畴之内在限度的形式体现为康德对怀疑论传统和独断论传统之间断裂的弥合。“物自体”既是“感觉的此岸,其未知的‘发动者’”,也是“知性的彼岸,如灵魂、自由和上帝这样的纯粹的思想之物。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只能被思考,却不能被认识”。〔11〕“它既是康德用来解决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所试图解决的认识论难题的主要手段,又是形成整个哲学体系架构的关键。”〔12〕就《历史与阶级意识》而言,不能仅仅束缚于《纯粹理性批判》对“物自体”的传统解释路径,而是以黑格尔的视角,经由《判断力批判》对“物自体”的批判性解读,对其作出新的阐释路径选择。换言之,凭借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卢卡奇提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依据的知性范畴形式与社会历史的被给予物之间的认知关联何以可能?

第二个办法就是运动。史密斯·瑞恩表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高强度间歇训练是加快新陈代谢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和有氧运动相比,只需要其一半的时间,高强度间歇训练就能消耗同样的热量。而且,运动之后的热量燃烧能持续24小时,平均达到200-300卡路里。”

3.批判性吸收中的黑格尔“第二自然”思想

在晚年的采访中,卢卡奇曾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形成“……不再是透过西美尔的眼镜,而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了”。〔5〕与之相适应,在对资本主义普遍物化状况的揭示过程中,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的普遍物化状况指认为“第二自然”。“人们在其中一方面日益打碎了、摆脱了、扔掉了纯‘自然’的、非理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桎梏;但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这种自己建立的、‘自己创造的’现实中,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并且以同样无情的规律性和他们相对立,就像从前非理性的自然力量(正确些说: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所做的那样。”〔4〕在批判康德道德观念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主观主义立场的过程中,黑格尔突出了实体性的伦理生活。对于这种生活之伦理性而言,黑格尔指出“伦理是自由的理念……伦理就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13〕换言之,“个人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13〕而为了能够将实体性生活成为主体的实体性生活,黑格尔指出“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纯粹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它是渗透在习惯定在中的灵魂,是习惯定在的意义和现实”。〔13〕换言之,黑格尔借助“习惯”、“第二天性”将实体之伦理生活转化为主体性的伦理生活。

那么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则内涵着生活之个体在实体性的伦理生活中所养成的“第二天性”以及以此形成的对个体主观自由立场的扬弃。对于卢卡奇而言,“第二自然”像“第一自然一样,仅仅作为已认识到的、感觉不到的必然性是可规定的,所以就其真正的实体而言也是不可把握和不可认识的”。〔3〕但是“与黑格尔正好相反,卢卡奇强调正是由于伦理生活的解体,现代个体才陷入了第二自然的处境。第二自然意味着现代人彻底丧失了任何自由行动的可能”。〔14〕因而与生活之个体在实体性的伦理生活中所涵养的伦理性自由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4〕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物化生活彻底湮没了生活之个体,“……人的一切关系因而都被放到了这样设想的自然规律的水平上”。〔4〕

4.青年卢卡奇前期思想的潜在影响

就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言,卢卡奇指出“……任何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继续。我想,在我的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地成分”。〔5〕青年卢卡奇对自然的探讨不仅体现在早期思想中的“精神科学”方法的潜在思想中,而且受到托尔斯泰自然概念的影响。就“精神科学”方法而言,在从新康德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卢卡奇指出“我同所谓的‘精神科学’方法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我青年时代从狄尔泰、席美尔、马克斯·韦伯著作中得到的印象”。〔3〕进而言之,虽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是以黑格尔的视角透视马克思主义,但是卢卡奇并未完全脱离早期思想中的“精神科学”方法的因素。就所谓的“精神科学”方法而言,不仅明晰了精神科学的边界,而且内在地辨别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因为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的事实与自然科学的事实在原则上不同。〔15〕就此而言,卢卡奇对自然的探求不可避免地受到狄尔泰精神科学的影响。

而当处于“对世界状况的持续绝望”中的卢卡奇探寻世界未来的曙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对社会生活形式的超越为卢卡奇提供了解决生存意义问题的“内在乌托邦理想”。面对“谁把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拯救出来”的问题,卢卡奇将目光聚焦于“有机——自然原始状态”的19世纪俄国文学之上。托尔斯泰在《三个死者》 (Drei Tode)中对那种“基于同感的、简单的、与自然紧密联系着的人类共同体的生活”的向往式构想,为卢卡奇探求人类生存意义危机提供了信念保障。换言之,通过本源于自然的生存节奏,“新世界”的生活者能够瓦解、排除理性形式的僵硬产物,使有机生活获得本质的实体内容。然而,这种作为一种纯粹自然性生活的自然不可避免地与旧史诗的文化自然陷入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而且自身只能是一种事实之外的内在构想,一种无法触及和定居的故乡。就此而言,虽然托尔斯泰的“自然”体验沦为一种浪漫反资本主义的体验,但是为卢卡奇探求“自然”的意蕴提供了理论借鉴。

其中Vt,ref为95%的处方剂量所覆盖的计划靶区体积,Vt为总的计划靶区体积,Vref为95%的剂量所覆盖的所有体积,CI值为0~1,CI值越接近1,表示适形度越好。均匀性指数(HI)为最大剂量与处方剂量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

三、结论

卢卡奇的“自然”概念是社会历史的理论反映,同时更是理论积淀的现实结晶。资本主义世界的生存意义危机以及无产阶级的现实运动构成卢卡奇理论运思的历史环境。当资本主义物化造成的生存意义危机促使卢卡奇探索人类未来的曙光时,俄国“十月革命”则将卢卡奇的思想路线引向匈牙利的工人运动的实际场景中,由此构成的双重历史环境为卢卡奇的“自然”概念勾勒了深刻的时代背景。而处于“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追思“自然”概念并不仅仅依靠马克思的自然观念,对康德“自在之物”的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借鉴、对黑格尔“第二自然”的历史转化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自然与历史相互外在的谬误、以及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内在体现都构成了卢卡奇找寻“自然”的理论支援背景。因此,这种“自然”概念生成历史的揭示为考究“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提供了背景性前提,为深化卢卡奇物化批判的理解做了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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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9.

How is it Possible that “Nature” is a Social Category?——A Genetic Perspective Analysis

Ding Hao

Abstract: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landmark in lukacs’ marxist journey.Lukacs’ s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 nature” as a “ marxist apprentice” has multiple backgrounds.The eros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ific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in Hungary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The concept of “nature” is also a theoretical manifestation of lukacs’ complex thoughts.Compared with the mechanical understanding of vulgar marxism,lukacs’ cognition of Marx’s view of nature is revolutionary utopianism.Kant’s “thing-in-itself”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lukacs’s concept of “nature”,while Hegel’s “second natur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lukacs’s concept of “nature”.This double revelation of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will prepare the background premise for further opening up lukacs’ concept of “nature”.

Key word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nature,background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8-0028-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阿多诺否定的道德哲学及其影响研究”(17CZX0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丁浩,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白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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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浩:“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何以可能?——一种发生学视角的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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