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基督教第一次朦胧地听到穆斯林塞尔柱帝国和花拉子模沙遭受失败的时候，他们以为一个伟大的基督教政权在中亚崛起了。”
——《伊朗剑桥史》第5卷《塞尔柱和蒙古时期》，第147页
这段引文反映了12世纪蒙古帝国获得全面胜利，他们在其统治时期对基督教采取的宽容政策。然而，欧洲人并没有完全弄错他们的信仰，因为有一个基督教势力遍布中亚各地。诚然，它不是政治权力，而是操叙利亚语的教堂遍布这一区域的广大地区；从位于西面的里海到位于鄂尔浑河东部的喀喇昆仑，以及更远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最近的现象，因为同时代的文本证据表明在许多地区叙利亚语基督教已经传播了很长时间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调查操叙利亚语的基督教教堂在中亚地区的分布状况。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在基督教传播方面颇有功绩的聂斯托利教派之外，我们将考虑还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雅各比教堂的贡献。通过比较和年代学研究方法，我们将尝试建立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比派大主教辖区和主教区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要研究这两种教堂是否在同一地区同时被发现，或者是否他们的成长具有区域性或者其他方面的不同。
目前的文献记载和历史学基础决定了本论文研究的年代范围为5—13世纪。有证据表明雅各比和聂斯托利派出现于5世纪，后者几乎成了独立的波斯教堂的同义词，在410年举行的依斯哈克（Ishaq）宗教会议上，聂斯托利派教堂主教在塞琉西亚得到任命。参加这次宗教大会的代表，以及之后直至790年间所有参加者的名字都已经被记录在东方大会上（Synodicon Orientale），一本有关大会报告的文集很可能编写于8世纪末① J.B.Chabot（ed.）,Synodicon Orientale ou receuil des synods nestoriens,Paris 1902（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ss de la Bibliotheque Natinale,37）.。与聂斯托利派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叙利亚人迈克尔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Michael the Syrian），这是由雅各比教派詹姆斯二世党（Jacobite）创始人大约于1196年写的，并且援引了从8世纪末到13世纪大主教辖区和教堂主教的名字① J.B.Chabot,“Les eveques Jacobites du VIIIe au XIIIe siècle,d’apres la Chronique de Michel Ie Syrien”,in ：Revue de l’Orient Chretien IV（1899）,pp.444-451,495-511；V（1900）,pp.605-636.。
古代叙利亚语的年鉴和历史资料补充了参加此次宗教大会的代表们的特殊性。尤其是13世纪著名的雅各比派作者格列高利（Gregory Abu’l Faraj），此外是巴尔希伯来（Bar Hebraeus），他的两部著作《叙利亚编年史》（Chronicon Syriacum）② M.Bedjan（ed.）,Gregorii Barhebraei Chronicon syriacum,Paris 1890.和《便西拉智训编年史》（Chronicon Ecclesiasticum）③ J.B.Abbeloos-T.J.Lamy（eds.）,Gregorij Barhebraei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3 vols,in 2,Louvain 1872～1877.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和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oubruc）记录下了他们在中亚旅行过程中了解到的基督教情况。最终，举世瞩目的《列班扫马史（马可波罗史）》和雅卜阿罗诃三世（Yabhallaha III）让我们得以了解第二汗国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这一时期回鹘僧侣变成了大主教或者聂斯托利教堂的主教④有关列班扫马和雅卜阿罗诃三世历史的叙利亚语证据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编号为Ms.3636的东方文书。这则著名的故事已经翻译成了多种语言，最流行的版本是由E.A.W Budge翻译的，他是中国元代皇帝忽必烈统治时期，或者是列班扫马生活和旅行的那个时代的一位僧侣，也是蒙古汗国派往欧洲诸国的使者和代表，马尔·科斯，也就是马尔雅卜阿罗诃三世成为了亚洲聂斯托利教堂的创始人，伦敦，1928年。关于这本著作的评论及其他版本参见J.Dauvillier（ed）.,Recherches sur les Chretiens d’Asie Centrale et d’Extreme-Orient,Paris 1973,pp.239-240.关于这两名僧侣的种族身份参见第242～245页。。
13世纪的作品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些许资料；以前我们对于基督教在整个中亚传播区域的认识只局限在少量的参考资料中。事实上，那些居住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广大区域的古代蒙古和突厥部落游牧民，并不那么容易组织起稳定的社会团体。正如Daucillier指出的，在这些区域甚至在主教辖区，“他们是游牧民族，并没有固定的居住区域”⑤ J.Dauvillier,“Les provinces Chaldeenes‘de l’Exterieur’au Moyen Age”,in ：Melanges offerts au R.P.Ferdinand Cvallera a l’occasion de la quaraniteme annee de son professor at a l’insititut Catholique.Touliuse 1948,p.273.。因此，通常被引用的是族群而不是地域。相反，“在经典和中世纪文本中常常被提到的‘I’伊朗外部（I'Iran exterieure），河中地区和花拉子模甚至中国的新疆”，都有较完整的文献记载⑥C.E.Bosworth,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Afghanistan and Ventral Asia,London 1977,p.［1］.。然而，这些地区都离波斯很远，他们当中讲伊朗语的居民已经定居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凭借他们的生存方式，聂斯托利和雅各比圣母教堂模仿着这些地区的社会等级秩序，因为区域关系，他们很容易组织起来，他们的大主教辖区和主教通过地区或者城市进行任命。
因此我们对中亚大主教辖区和主教的研究将集中在河中地区、花拉子模以及戈尔甘和呼罗珊地区。基督教创始人狄奥多西（852-858）将后面这些地区，及其所包含的赫拉特（阿富汗西北部城市赫拉特）和梅尔夫（土库曼斯坦）与撒马尔罕、印度等城市分为一组，作为没有参与宗教大会的国家和地区⑦ F.Nau,“L’expansion Nestorienne en Asie”,in ：Annales du Musee Guimet XL（1913）,p.269.由于没有参加宗教大会，这些神职人员每六年需要宣誓一次对大主教的遵从。。而呼罗珊与河中地区邻近，戈尔干坐落在与花拉子模毗邻的里海东南角。另外，被操伊朗语的人统治的两个区域与所谓的“伊朗外部区域”（l’Iran exterieure）有种族姻亲关系⑧R.Frye,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Munich 1983,pp.17-20.这本书提供了有关操伊朗语中亚地区的非常完备的地理学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梅尔夫在内。他将赫拉特置于阿富汗边境之内，和今天的区划一样。但是，梅尔夫和赫拉特在叙利亚材料中都被认为是在呼罗珊地区，因此似乎将之纳入到中亚地区范围内似乎更恰当一些。。
1.呼罗珊
宪法学研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领会宪法的精神、原则和核心要义，加强宪法修正案学习教育研究工作。要坚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讲好宪法故事，大力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充分发挥宪法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大作用。
4.信息化对机关图书馆（室）的冲击。传统图书馆（室）历来是阅读学习的主阵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碎片化信息不断产生，短短几十年已经超过了人类几千年的信息积累。这些碎片信息极大分散了人们对于书籍的兴趣和注意力，导致了人们系统化学习能力的降低。同时，对书籍的淡漠也削弱了图书馆阅读学习主阵地的作用，机关图书馆（室）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这是在推进图书管理信息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除此之外，信息化、数字化带来的图书版权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我们对花拉子模基督教的认识相对较晚，那么可以在戈尔干得到些许补偿。5-6世纪时，聂斯托利派似乎已经渗透进这个地区，因为戈尔干主教被列入424年、497年和576年宗教大会的名单中① J.B.Chabot（ed.）,Synodicon（cf.note 1）,pp.285,310-311,368.。7世纪雅各比士兵入驻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或许这里已经迫于压力创建为一个主教区了② J.Dauvillier,“L’expansion de l’eglise Syrienn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eme-Orient”,in：L’Orient Syrien I（1956）,p.79.。事实上，雅各比在费罗萨努斯（Phioxenus）主教任职期间（793-817）已经在戈尔干扎根，后来的主教——丹尼斯泰尔梅尔（818-845），连续任命三个主教③ J.B.Chabot,“Les eveques Jacobites”（cf.note 2）,pp.449,497-498.。9世纪中期时，这个教区逐渐衰落了并且再也没有恢复。
从12世纪开始，梅尔夫和赫拉特的大主教区不再占有主导地位。相反，到13世纪时，在5世纪之前都没有被提到过的图森（Tus），已经作为主教在两件材料中被引用。1279年巴尔希伯来（Bar Hebraeus）记载的一个名为图森（Tus）的主教⑥Ibid.,II,col.449-450.，证实了马可波罗和雅卜阿罗诃三世（Yabhallaha III）的报告，他们被“住在图森附近的马儿塞亨（Mar Seyhon）修道院”的主教所诅咒⑦ E.A.W.Budge,The Monks（cf.note 5）,p.140.。是否长时间拥有主教位置不得而知，但是最后提到的一个主教职位是在1316年，那时梅尔夫与尼沙布尔联合了⑧A.Mai,Scriptorum Veterum Nova Collectio.X,part 1,pp.141-142.。似乎呼罗珊的聂斯托利基督教已经在此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公元7世纪，融合的过程似乎已经随着处于赫拉特和梅尔夫大主教区保护下的副主教的产生而产生了。而且，作为阿姆河东部的传教总部，梅尔夫的重要性自从644年开始可能就已经凸显了，那时大主教区改变了很多突厥人的信仰⑫⑫ I.Guidi,Chronica minora,parsprior,Paris 1903,p.29（Latin）,p.34-35（Syriac）.记述了有关伊莱亚斯（Elias）大主教辖区和本来打算发动战争的国王之间偶然相遇的奇异故事。没有详细的地形学方面的信息可供我们去识别这个地区的位置。J.Dauvillier认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河中地区。J.Dauvillier,“Les provinces”（cf.note 6）,p.281,suggests that the story was set in Transoxiana.。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收集了有关曾经定居在呼罗珊后来又被从埃德萨（Edessa）驱逐出境的雅各比派的第一手的信息⑬⑬ J.B.Abbeloos-T,J.Lamy（eds.）,Gregorii,（fr.Note 4）,II,col.125.。也就是在这个宗教聚集地，8世纪聂斯托利派教主蒂莫西一世（Timothy I）考虑赫拉特大主教必须由一个雄辩家来担任①Letter XXV written to the Metropolitan,Serge of Elam,by the Patriarch.创始人写给埃兰瑟奇大主教区的25号信。参见O.Braun,Timothei Patriarchae I Epistulae,Paris 1914（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um,74=Scriptores Syrii,Series II,LXVII）,p.141.从中可以看到中亚两个教堂之间存在竞争。。
这种对市场公平的冲击不仅仅影响生产企业，其对经销商的利益影响更大。山东省滕州市铭阳农用物资有限公司王颜伟认为：“老百姓只顾低头播种，根本分辨不清相似品牌的知名度，所以相似品牌的化肥对农民的误导十分严重。正规经销商认为大品牌化肥贵有贵的道理，质量好，而小厂生产的化肥有自己的价格优势，也无可厚非，但若是故意使用相似商标，糊弄老百姓，那正规经销商是坚决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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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特的雅各比派不断扩张，在9世纪时创始人丹尼斯泰尔梅尔（818-845）创立了第一个主教职位，然后又创立了一个大主教教区② J.B.Chabot,“Les eveques,Jacobites”（cf.note 2）,pp.496-497.。这开启了雅各比传统并一直持续到丹尼斯五世（Denys IV）任期（1032-1042）③Ibid.,p.609.。在赫拉特是否也有聂斯托利大主教区尚未可知，但是在梅尔夫，聂斯托利大主教区的阿布狄术（Abdisho）主教在1007年时变为克烈惕部（Keraits），一个居住在鄂尔浑河附近的突厥部落④ J.B.Abbeloos-T.J.Lamy（eds.）,Gregorii,（cf.note 4）,II,col.279-282.有关拥有20万部落民的王国更换国王的奇妙故事，更多信息参见Erica C.D.Hunter,“The conversion of the Kerait to Christianity in A.D.1007”in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2（1989/91）pp.142-163。。虽然被引用的次数（200.000）似乎是夸大之词，但是这次行动与7世纪的事件都表明梅尔夫是一个重要的传教中心⑤Ibid.,II,col.282.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位牧师和一位执事，去给那些转信基督教的部落施浸礼。如果这个数字是精确的，那么他们的工作就非常繁重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说明这个数字其实夸大了事实。。
6世纪时，梅尔夫和赫拉特在宗教大会中都是大主教辖区的代表，而阿布沙尔（Abrshahr）和图森（Tus）主教的职位则不再被列入⑦ J.B.Chabot（ed.）,Synodicon（cf.note 1）,pp.366,423.。相反，在544年的宗教大会中阿比沃尔德（Abiward）或者巴沃尔德（Baward）和梅尔夫尔路德（Merw-er-Rud-）两个位于梅尔夫附近的地区，都被列入名单了⑧Ibid.,p.366.。585年，教团似乎又改变了，因为其代表来自浦上（Pushang），赫拉特南部城市⑨Ibid.,p.423.，位于赫拉特和梅尔夫之间；与夸狄思坦（Qadistan）双重头衔的主教区有关的巴迪斯（Badisi）或者巴嘎斯（Badghes），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另外的一个区域⑩ Ibid.,p.423,and J.M.Fiey,“Chretientes”（cf.note 1）,pp.93-94.作者认为巴迪斯就是巴嘎斯；嚈哒地区和萨珊帝王夸沃尔德在5世纪的时候曾两次给予庇护。。应嚈哒人（Hephtalites）的要求，其中一个教区主教在549年时或许已经被聂斯托利教创始人阿拔一世（Aba I）合并了⑪⑪ A.Mingana,“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in：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IX.2（1925）,pp.304-305.聂斯托利教创始人阿拔一世任命了嚈哒牧师，就如同主教对待这些人一样。这种对同一族群的指派而不是对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进行任命的方式与游牧民族的实际情况相契合。。
2.花拉子模
与之前的地区相比，关于花拉子模的信息就比较少了。然而，13世纪时，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oubruc）提供了一个有关这个地区基督教的重要参考资料，他写道：“这个国家曾经被称为奥尔加农（Organum）并且曾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现在它已经被土库曼人占领了。那些聂斯托利派教徒也曾经用他们的文字和语言传播教义和著书。”⑨ C.Dawson,The Mongol Mission：Natt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London 1955,p.137.这一注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精确的有关这里曾经建立过聂斯托利教团的信息，他们的本土语言可能是粟特语⑩ J.D uvillier（ed.）,Recherches,（cf.note 5）,pp.113-116.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名字，是因为“奥尔加农”可以有多重解释。具体的参考文献指向本土的聂斯托利作品，伯希和总结认为奥尔加农应该解释为乌尔根奇（Urgânj），之前的花拉子模首都。。
3.戈尔干
这道题值得反思：为什么在考场上不少考生不加思索地把B选项排除了？理由非常简单：“十分之一定律”（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传递效率只是大约为10%～20%）在学生的脑海中印象深刻。教师是否过于关注生物学中的一般结论，而恰恰忽视了生物学规律经常有例外。试想一下，如果教师在最初的教学中，通过具体的情境，让学生自己计算某一营养级的能量传递效率，或许就不会发生丢分。
4.河中地区
这个地区包括著名的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后者成为了聂斯托利教堂的一个大主教区所在地。关于它的诞生日期出现了几种说法；从5世纪Ahai主教任职期间（410-415）到8世纪Sliba-Zkiha主教（712-728）管理之下。其创建的时间要么是在Shila主教时期（505-523），要么是在Isoyahb④ A.Mingana,“The Early Spread”（cf.note 20）,p.323,and J.Dauvillier,“Les provinces”（cf.none 6）,p.284,citing the metropolitan of Nisibis,‘Abhdiso’.主教期间⑤ J.Dauvillier,“Les provinces”（cf.note 6）,p.284.J.Dauvillier认为难点就在于，阿拉伯年代史学家们还没有对三个称作Išô’yabh的创世人中到底哪一个创立了这座教廷做出判断，因此，它建立的时间应该在公元6世纪晚期到7世纪中期之间。。虽然不一致，但是撒马尔罕教区显而易见来自它的初始阶段，对于主教来说具有高级地位。
当然，9世纪时撒马尔罕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主教辖区，因为主教狄奥多西（Theodose，852-858）包括在这个“大都会外部”的城市之中⑥ F.Nau,“L’expansion”（cf.note 8）,p.269.拉伊、梅尔夫、赫拉特、撒马尔罕、印度和中国教廷都被豁免参加宗教大会，很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属于外部大教区组织。J.Dauvillier已经总结了这个大教区组织周边的不确定性，参见“Les procinces”（cf.note 6）,pp.262-263.。这一事件体现在这个消息中：大主教区1060年呈送给大主教和伊斯兰王权的消息，已经提前通知到了蒙古和更远的喀什噶尔⑦ M.Bedjan（ed.）,Gregorii,（cf.note 3）,pp.228-229.。这个教区在13世纪时仍然存在，因为聂斯托利教会高官出现在雅巴拉哈三世（Yabhallaha III）任主教期间的1281年，这个大教区的主教名字与这些高官共同被列入其中⑧ E.A.W.Budge,The Monks（cf.note 5）,p.156.。事实上，与马可波罗同时期的一份报告说有一保存完好的圆形圣施洗约翰教堂，记录了撒马尔罕的繁荣⑨ A.C.Moule-P.Pelliot（eds.）,Marco Polo,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 1938,pp.143-144.。
5世纪时呼罗珊有几个聂斯托利基督教中心。阿布沙尔（Abrshahr）主教，即后来著名的尼沙布尔（Nishapur），410年、420年和424年的宗教大会名单中都列出了他的名字① J.B.Chabot（ed.）,Synodicon（cf.note 1）,pp.273,276,285.。然而，421年一位名叫图森（Tus）的主教得到萨珊王朝最高统治者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的许可，当选为主教② J.M.Fiey,“Chretientes Syriaques du Horasan et du Segestan”,in：Le Museon 86（1973）,p.88.。在497年宗教大会中，这两个教区似乎已经被合并成为一个单独的教区③ J.B.Chabot（ed.）,Synodicon（cf.note 1）,pp.11.。另外，似乎还使用了主教的全称④J.M.Fiey,“Chretientes”（cf.note 11）,p.88.据说在统一之后，可能已经选出了一位主教，并且他使用了一个双重头衔中的一半作为他的名号。这可能是更早期的宗教大会的例子，阿布沙尔这个城市在东方大会上曾被单独引用。。梅尔夫和赫拉特都是424、486和497年宗教大会的代表⑤ J.B.Chabot（ed.）,Synodicon（cf.note 1）,pp.285,299,310-311 and 315.，但是至于梅尔夫，很难确定它是一个主教职位还是已经变成一个大主教辖区了⑥J.M.Fiey,“Chretientes”（cf.note 11）,p.79-80.表明在后来的年代史叙述中已经产生了差异，这突出了这些头衔的真实性问题。但是很可能梅尔夫是一个主教职位，和东方大会上记录的名单上的名称一样。。
5.突厥
14世纪，作者Amr将突厥大主教的名字直接排在撒马尔罕之后① 提尔汉（Tirhan）主教区的阿穆尔伊本马塔（Amr.Ibn Matta）为12世纪聂斯托利派的马里·伊本·苏莱曼（Mari ibn Suleiman）塔书写了一个校订本，这本书的阿拉伯语手稿仅存于梵蒂冈。后来由P.Gismondi做了翻译，参见P.Gismondi,Maris Amriet Slibae de Patriarchis Nestorianorum commentaria,Rome 1896-1899,p.73（translation）,由于其重要性，列出了外部大主教区的名单，其中撒马尔罕就排在突厥主教区的前面。。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教区的出现是否与781年提摩西一世（Timothy I）主教的影响有关②A.Mingana,“The Early Spread”（cf.note 20）,p.306.这本书提供了聂斯托利派创始人与马龙派教会之间一致性的译文。因为撒马尔罕位于两河流域，作者试图表明突厥想要建立的大主教区就是这座著名的城市。J.Daucillier注意到了这种混淆，并且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是在撒马尔罕和突厥教廷之后才建立的，参见J.Daucillier,“Les provinces”（cr.Note 6）,p.285。。然而，这个地区似乎长期存在基督教社团，正如在乌克兰托克马克（Tokmak）和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Pishpek）附近发现的两个聂斯托利墓地所证实的那样，他们的墓碑年代可能在9-14世纪之间③ D.Chwolson,“Syrische Grabinschriften aus Semirjetschie”,in：Memoires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sint-Petersbourg,ser.VIII,XXXIV no.4（1886）,XXXVII no.8（1890）,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se unique inscriptions.F.Nau,“L’expansion”（cf.note 8）,Appendix I,pp.301-383,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and illustrated account.。另外，约630个石碑的巨大数量表明这里的人口规模非常庞大。
相比之下，喀什噶尔大都会教区可以在新疆地区找到。同时Nau声称，上述提到的代表突厥的使命导致了大主教辖区的创建无法被证实④ F.Nau,“L’expansion”（cf.note 8）,pp.247-248.It is noteworthy in reference to note 43 tht he does not link the crea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see of Samarkand with Patriarch Theodose I（A.D.852-858）.，在伊莱亚斯三世（Elias III）主教任职期间（1176-1190），被连续两次任命为主教⑤ P.Gismondi,Maris Amri（cf.note 42）,pp.110-111,trans.P.64.。根据马可波罗的著述，13世纪时基督教社团可能仍然存在，有很多聂斯托利自己的教堂⑥ A.C.Moule-Pelliot（eds.）,Marco Plo（cf.note 41）,p.143.。但是不久之后，在1276-1277年，当雅巴拉哈三世（Yabhallaha III）和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即马可波罗到达喀什噶尔的时候，因为一场区域战争那里已经变成了废墟⑦ E.A.W.Budge,The Monks（cf.note 5）,p.139.。
6.结论
在马可波罗的旅行游记中记录了中国莎车的基督教教堂，莎车是一个绿洲，位于帕米尔高原山脚下。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与这个遥远地方的有关基督教的记载不同，基督教属于雅各比和聂斯托利两个分支⑧ A.C.Moule-Pelliot（eds.）,Marco Polo（cf.note 41）,p.146.。而众所周知，阿姆河流域地区存在聂斯托利派，相比较而言，雅各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要小得多。聂斯托利教派的优势可能已经阻碍了雅各比建立任何其它的边缘性据点。但是将两河流域的雅各比教派稀少的原因归结为仅仅是因为聂斯托利的打压也不太合适。
事实上，雅各比在戈尔干和呼罗珊创建并维持了教团组织；聂斯托利教堂所在的区域已经建设得很好了。另外，9世纪时赫拉特教职的高度相当于雅各比一个大主教区教职，表明他们的势力正在逐渐上升。这或许已经反映出人口的增长，一些人从拜占庭被驱逐出境后又重新在呼罗珊落户定居。另一方面，聂斯托利的影响又随着7世纪萨珊王朝的衰落而下降，或许已经促使雅各比将原本属于聂斯托利的教区扩展成为他们的领域。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pH和(NH4)2SO4浓度的影响下，宁杞1号蛋白质的提取量是后升再降。在pH=7、(NH4)2SO4浓度为20%的条件下，蛋白质的提取量最少，为0.24mg/g；在pH=7、(NH4)2SO4浓度为40%的时候，蛋白质的提取量是最多的，为1.76mg/g，且pH=6、7、(NH4)2SO4浓度为40%时蛋白含量显著高于(NH4)2SO4浓度为60%的蛋白含量，在三种pH值下，(NH4)2SO4浓度为60%时，蛋白质含量都显著高于其他浓度，而(NH4)2SO4浓度为20%、80%、100%时基本在同一水平。
在戈尔干和呼罗珊，聂斯托利和后来的雅各比教堂都有可能因为第一次建立主教职位而遵循了相同的教会任命模式。大主教区在赫拉特和梅尔夫的创立表明了基督教地位的巩固，可能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也可能是进行了组织改革。从他们的起始来看，在阿姆河东部流域，撒马尔罕和喀什噶尔教区是被指派的大主教区。8世纪他们的创立或许表明教会程序的机构改革。或者，更有可能，这些中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从聂斯托利教堂的波斯中心独立出来的必要条件。
＊这篇文章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的《第二届欧洲学者中亚研究研讨会》上发表，此次会议由亚非学院近东与中东研究中心和亚非学院近东与中东语言文字学系主办，1987年4月7～10日。
（作者单位：剑桥大学；译者单位：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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