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曾先后三进上杭县才溪乡，并根据第三次调查所得访谈材料撰就著名的《才溪乡调查》，高度肯定才溪乡在政治选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扩红支前、拥军优属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此证明经济建设与反“围剿”战争这两者完全能够相互促进、共推互动，而他在才溪乡调查期间的收获也为准备“二苏大”报告提供了充足的第一手资料，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选定才溪作为调查对象的最主要原因。目前通行的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的《才溪乡调查》文本是一个历经变迁之后最终定型的产物，不仅是反映中央苏区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成为毛泽东一生调查生涯中的光辉篇章。
关键词：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版本；源流
毋庸置疑，才溪乡调查①根据现有资料可知，从1930年6月至1933年11月，毛泽东三进才溪。第一次是1930年6月初，毛泽东从赣南返回闽西，途径才溪到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时，在才溪逗留了一个星期，进行社会调查，并指导了才溪区的工作；第二次是1932年6月，同朱德率领攻克漳州的红军部队凯旋而归时，来到才溪；第三次是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召开前，为了总结才溪成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和做法，于1933年11月来到才溪，《才溪乡调查》主要就是根据此次调查所搜集到的材料写作而成。在毛泽东一生所做农村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其中央苏区时期唯一一次在福建和闽西进行的农村调查。由此而形成的《才溪乡调查》文本也成为诞生在闽西红土地上的一颗绚丽“明珠”，正如学者所言，《才溪乡调查》“折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革命的宏大画卷，树立了一个光荣典范”[1]，揆诸党史，此一论断可谓精准到位。有鉴于此，本文也将从基本历史文献入手，以传记史学之笔法，回到当年那个战火纷飞而又激情澎湃的历史现场，试从以下三个面向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所涉人与事一探究竟，以期增进对这篇经典之作的认识和理解。
石警官收起笑容：“你挺有胆量。”以左手五指当梳子，将光亮的头发梳理一阵，“不过我告诫你，在警察面前，胆量大的人往往吃亏。我不希望把事情搞僵，这对双方都不利。”
一、毛泽东为何选定才溪作为调查对象
毛泽东在其撰写于大革命失败前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2]17然而，其在革命情势异常艰难的中央苏区时期却也绘过画、绣过花——这主要指的就是他所做的农村调查，他“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对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策略的灵活运用、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动员、阶级斗争分寸的及时调适等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情况与革命需要的主张”[3]。他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皆主要围绕土地、阶级分析以及革命的底层动员等三方面展开，才溪乡调查也不例外[4]。进而言之，革命行动要求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停下来“做文章”和“绘画绣花”——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素描插花，而且还得是高水平“创作”。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驱动着他不辞辛劳前往才溪，他的调查动因来自何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客观因素。
针对KLD-2Z两段式滚筒烘丝机入料电子秤不再检测到烟丝，烘丝机即由生产状态切换至收尾状态，烘丝机Ⅰ区、Ⅱ区蒸汽压力保持时间及Ⅰ区、Ⅱ区蒸汽关闭时间较长，使烘丝机热惯性过大而产生大量干尾烟丝的问题，采取以下优化方案。
其一，中共党内掀起所谓反对“罗明路线”运动，批判锋芒直指毛泽东个人，致使其陷入空前困境之中。
作为这场运动的当事人，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在日后回忆时说：“我在这场斗争中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一位‘最好的领袖’。‘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极为恼火，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5]如其所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苏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并迅速蔓延至江西和其他苏区，矛头指向以罗明为首的闽粤赣省委(也即福建省委)[6]。他们直斥罗明的正确主张是“完全脱离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7]，并将其视为“毛泽东的‘政治替身’”[8]。“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排斥和打击毛泽东为代表的在中央苏区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主张，打击并撤销一大批支持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党政军各级干部，从而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扫清政治与组织障碍”[9]。“苏维埃时期，罗明在闽西工作，是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工作者”“反罗明路线，实质就是反毛泽东路线”[9]。这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为何会直言不讳的说：“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10]
1930年，才溪转为新成立的杭武县①中央苏区时期，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上杭与武平两县于1931年合并成立新的杭武县，机关驻地上杭白砂，隶属中共闽粤赣边特委领导，历经一年时间，后因形势变化而撤销，并持续至今。第七区，官庄、珊瑚划入本区，其境域由原来的12个乡缩至8个乡，分别是上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大地、文才、下王，这也就是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开篇所写——“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13]333的来历，1932年为上杭县才溪区，其一区八乡的行政区划一直保留至毛泽东1933年11月前来才溪进行调查时。随着反“围剿”战争的失利，苏区面积逐渐缩小，行政隶属的变动也更为频繁，1934年为新杭县②1934年6月，由于敌人的残酷“围剿”，上杭与新泉两县苏区大部已“沦陷”，故将上杭与新泉两县合并组成新杭县，机关驻地转移到通贤竹子寨、叶坪山、汉溪里、障云岭一带，隶属中共福建省委领导。1935年5月后，县苏机关人员转入游击战争。才溪区，1935年为新汀杭县③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闽西人民在留守的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领导之下，坚持游击战争，新泉、长汀、上杭三县留下来的部分党政军领导和武装人员被迫转移至三县结合部的南阳、通贤、才溪一带山区。1935年1月，于通贤障云岭成立新汀杭县，隶属中共福建省委领导。才溪区。1936年，苏区“沦陷”之后，国民党在原中央苏区重划地界，试图进行重整，“各县通常为4区到10区不等”[18]，才溪隶属上杭第五区，4月改为第四区，辖旧县河以北及太平、平安两里，范围较之苏区时期也大幅扩充[15]101。
情况 1:当满足 0＜α ＜＜α ＜0 1时，师徒努力工作后所获得收益比α0，α1，β0和β1都比较小，而他们为此均付出了成本，此时(0，0)是系统演化稳定点，(1，0)，(0，1)是鞍点，(1，1)是不稳定点，演化稳定策略为(不努力工作、不认真指导);
就在反对“罗明路线”运动期间，蒋介石加紧准备着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加紧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妄图切断中央苏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紧张的局势导致部分干部产生要么“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可能”[2]119，要么“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2]123的错误倾向，甚至“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2]120，以及“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问题”[2]120。为此，临时中央政府特于1933年8月中下旬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以统一党内认识，凝聚民心士气，共同抗敌。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中所作报告指出，“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极端需要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开展了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了苏区的经济，才使革命战争得到一个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够更加顺利的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11]，这也是对上述诸多错误认识的有力驳斥和纠偏。
1929年10月，上杭县成立苏维埃政府，才溪为西三区。按照这一时期苏区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的规定，“省、县、区、市、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组织，称地方苏维埃”[16]，“乡、市苏维埃政权，是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组织，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组织”[17]，才溪区苏上承福建省苏和上杭县苏，下辖上下才溪、通贤、东里、障云、秀坑、文坑、岭坑、岭头、同康、曾坑、四坊等共计12 个乡苏政权。
正是在这一危急情势之下，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汀福音医院4个月的休养治疗，于1933年2月中旬回到瑞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岗位，“主席从汀州回到瑞金沙洲坝来了，一回来，就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政府工作”①吴吉清《种福才溪乡》，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1983年11月，第11页。。从1933年6月份开始，在日常政务之外，毛泽东又承担了另一项任务——领导即将召开的“二苏大”准备工作，尤其是会议所需材料，“收集一切必要的材料，准备向大会做两年以来的工作报告”[12]，这也是促使毛泽东进行才溪乡调查的动因之一。为了更好起草临时中央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毛泽东于1933年11月动身前往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作调查，“这次主席到才溪，主要是为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调查、了解才溪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农业耕田队、劳动互助社、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生产支前、查田运动等方面的经验”②陈昌奉《关于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的回忆》，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第6页。。
老人是在午后跟呼伦说这番话的，她站在门口，背一个很小的粗布包，就像刚刚辞职的老保姆。云梦上班去了，她对母亲突然要离开一无所知。面对可怜兮兮的老人，呼伦突感自责和不安。
既然是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作为本文聚焦对象，就有必要先行了解才溪本身的历史沿革以及苏维埃运动前后的区划变迁，从空间层面进入才溪，否则，就不可能详细而完整地了解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全过程，也就很难真正读懂《才溪乡调查》的文本精义。笔者将先行说明才溪的历史沿革，而后讨论苏区革命对地方行政所产生的影响。
智能船舶分布式数据网络平台采用分布式数据库，其架构见图2，包括分布式数据存储节点和数据库引擎2部分。分布式数据库引擎是系统的核心，负责SQL解析、重写和执行等操作，同时对底层的众多存储节点进行管理。分布式存储节点采用关系型数据库，主要负责数据存储、处理和同步。在船舶数据管理过程中，可灵活构建不同规模的数据库集群，通过将业务数据分片到不同的数据库存储节点中，极大地降低普通数据库面对海量数据时的压力；通过将用户的SQL请求分发到各节点子工作站上执行，充分利用各节点的计算资源，从而提高船舶系统服务器集群的运行效率。
正如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所说：“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13]236。才溪自1929年7月在中共和红四军领导、策应之下，成功举行暴动，随后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党中央和中共福建省委的嘉奖，被授予“模范区”和“模范乡”之光荣称号，才溪区和才溪乡的光荣事迹也不断见诸《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中央苏区官方媒体的报道，也使才溪声名远播，吸引了大量其他地方的干部群众慕名前来参观、学习，而在调查中善于抓典型、树榜样、以点带面的毛泽东将才溪乡和江西兴国的长冈乡一同作为中央苏区乡苏政权模范也就在情理之中，合乎历史和理论的必然逻辑。
二、才溪地名范围指涉
其四，才溪在中央苏区基层政权运作中具有的典型性，其模范事迹刚好为毛泽东的思考和调查提供了样板。
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类似，才溪同样也历经了从神话传说到最后定名的一个漫长过程，从最初的“柴溪”“菜溪”“财溪”直至“才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置汀州府，“因境内有长汀溪，而取名汀州”[14]，是年设长汀县，才溪隶属长汀。换言之，才溪并非一开始就归上杭管辖，直至上杭升场为县后，才溪才于宋淳化五年(994)改隶上杭县，迄今已有一千余年。宋代建制，县以下大者为乡，其次为团，又其次为里。上杭县分设四乡、二团、五里，才溪属平安里管辖。此一建制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推行“新政”，全县分为东南西北中五路，划为24区，平安里为西路，才溪为西路才溪区。民国初年，基层机构沿用清末建置，分路设区、里、村，才溪继续为区，这也是苏维埃革命之前的基本情形[15]249。
其三，为即将召开的“二苏大”准备会议所需材料，毛泽东希望通过典型例证来进一步强化他的基本观点。
其二，毛泽东希望通过实际调研所获材料来扭转将经济建设和反“围剿”战争对立看待的错误认识。
由图5和表8中对股票价格的方差分解可以看出，在第1期，股票价格只受自身因素的冲击，第2期开始，受自身因素冲击逐渐减弱并受投资情绪冲击的影响，且逐渐增强，在第10期趋于稳定，自身因素的贡献为95.99%，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的贡献为4.01%，整体来看，股票价格受自身因素冲击更大。
三、《才溪乡调查》文本的成型、问世及其版本源流
《才溪乡调查》文本如何成型与问世？其流布状况如何？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而在过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研究中却不太被注意的问题。
毛泽东一行于1933年11月底离开才溪之后，“又到了长汀南阳，在那里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①陈昌奉《关于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的回忆》，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第5页。，随后，从长汀返回“红都”瑞金，为即将要召开的“二苏大”做充分准备。在此期间，为了更进一步整理此行调查材料，据曾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的黄亚光回忆，他还特地“通知兴国县、长冈乡和才溪乡等县、乡代表提前几天赶到瑞金。这些地方的代表再一次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工作，毛泽东同志又再一次核实了调查材料”②黄亚光《二次全苏大会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第31页。，这里所说的调查材料应该就是从长冈、才溪两地所得，也可见他对这趟赣闽调查之行的重视程度。
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二苏大”开幕式[19]420。在这次大会期间，毛泽东不仅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结论时盛赞才溪、长冈两地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20]，而且还将《才溪乡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分别以《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为题印发单行本，并分发给各位与会代表，作为大会参考材料。“这两本小册子是用毛边纸油印的。长方形，封面上面有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小册子都由我们文书科刻写油印的。毛泽东同志工作非常仔细，连我们刻写几号字(如二号或四号等)原稿上都一一注明”③黄亚光《二次全苏大会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第32页。。至此，《才溪乡调查》由不同材料组合形成了一篇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本小册子的印行也标志着《才溪乡调查》文本的问世，它也是《才溪乡调查》截至目前最早的版本，在此不妨将其称之为“油印本”。
明了这一基本脉络之后，才能理解“模范区”与“模范乡”之间的区别，前者意指才溪区，后者则是其下辖的上、下才溪乡，而《才溪乡调查》文本中的“才溪乡”更像是一个具有指代意味的统称，而非专称，准确来说，毛泽东的调查地是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区，一共涵盖八个乡，包含上、下才溪在内，而这两个乡也是他此次调查的重中之重。
“二苏大”于1934年2月1日闭幕，次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即将《才溪乡调查》“油印本”内容以《上杭才溪的苏维埃工作》为题连载于第45、46、48三期，可将其称之为“《斗争》本”。毛泽东在延安整理农村调查旧作时就对此有过忆述：“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搜集的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报》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损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④吴吉清《种福才溪乡》，见：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第二册)，第14页。。
点 评：文章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写校园的美景，语言优美生动，全文有详有略，谋篇布局合理，题目也很有新意，是一篇理想的作文。
较之“油印本”，“《斗争》本”中的连载题目已经更动为《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而原置于正文前的一段附注⑤该段附注的原文为“才溪乡(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阙绍光 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任职两年。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搜集的”。同时也被删除。虽年代久远，条件极差，这两个版本各自却是《才溪乡调查》单行本和单篇文章这两种出版形式的“开山鼻祖”⑥借助于数据库技术，《才溪乡调查》的“《斗争》本”已经能够在“大成故纸堆”中一索即得，而且较为清晰，十分便利阅读。。
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于1941年在延安亲自编订了《农村调查》一书(通称“四一本”，坊间也称作“土纸毛边本”，共收文11篇)，书中收录了《才溪乡调查》一文，这也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的首次结集出版，而《才溪乡调查》之名即从此版开始定名传世，且按时间顺序将其置于书末最后一篇也成为日后沿用各种底本的惯例。已故著名中共党史学家龚育之对“四一本”评价甚高，他认为“‘四一本’总的说来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版本，其后各解放区陆续印行的《农村调查》，都是照‘四一本’印的，甚至建国前出版的编有农村材料的各种《毛泽东选集》，其中有关材料的权威性都不及‘四一本’”[21]193。
对此观点，笔者也深表赞同。事实上，不仅是就毛泽东农村调查报告的专题汇编本还是单《才溪乡调查》而言，“四一本”在单行本和单篇文章这两种形式之外又开创了“调查本”的先河①从“四一本”出版直至官方于1982年正式推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41年间，不论解放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四一本”都成为其他地区不同阶段出版或翻印《农村调查》一书的依据。在这些不同版本中，《才溪乡调查》也都是作为最后一篇刊行。根据笔者在读秀学术搜索和孔夫子旧书网的检索，此一期间出版的各类《农村调查》代表性版本计有东北书店牡丹江书店1941年版《农村调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编《农村调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会1945年版)、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版《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版《农村调查》、冀鲁豫书店1947年版《农村调查》、华东新华书店1948年版《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1948年版《农村调查》、解放社1949年版《农村调查》、中原新华书店1949年版《农村调查》、新华书店1949年版《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9年版《农村调查》、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农村调查》、高级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翻印《毛泽东农村调查》(1961年3月，“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1967年版《农村调查》、南京日报资料室1971年版“供内部学习用”《农村调查》。此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农民运动与农村调查》一书也收录了《才溪乡调查》，另有冀中新华书店版《农村调查》、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印行《农村调查》尚待确定出版时间，只能存疑。当然，此处所列也仅仅是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流传的部分情况而已。——也即将《才溪乡调查》纳入《农村调查》的总体篇目之中，和其他农村调查报告一同呈现毛泽东的调查生涯，并和前文述及的“油印本”“《斗争》本”构成现在所能看到的《才溪乡调查》共同底本。说到这里，就必须要提及现行通用版本——1982年《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及收入其中的《才溪乡调查》②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出版之前，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室曾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三篇调查报告整理之后以《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 才溪乡调查》(1977年6月)为名在内部印行，并保有较为浓厚的时代烙印，如编者所说，“为了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意志，彻底肃清‘四人帮’散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流毒和影响，遵照华主席的指示精神，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使各条战线的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行。现将毛主席的《兴国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三篇调查报告印发给县以上干部学习”。并告诫“请勿公开引用、翻印、外传，并妥为保存，不得遗失”，这应与三篇调查报告此时尚未公开发表有关。。就前者而言，“《文集》实际上是1941年延安版《农村调查》的增订”[21]191，全书共分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方法论解说)、调查报告和土地法三大部分，共为17篇文章③由于《<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并不在“四一本”正文范围之内，1982年《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较之“四一本”实际上增补了5篇文章，分别是《反对本本主义》《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关于农村调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寻乌调查》，也使其体系更加完备，内容更为充实、丰富。，《才溪乡调查》显然属于其中的调查报告系列，而《寻乌调查》在此也是首次公开发表。就后者而论，他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编者在依据“油印本”“《斗争》本”“调查本”以及大量实地调查之后所确定的“编校本”(或曰“校注本”)，依然采用《才溪乡调查》之名，但仿照“《斗争》本”的做法，将“油印本”和“调查本”正文之前的附注也一同删除，最后形成现在的概貌。
四、余论
时至今日，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已经过去整整85年，不论是作为调查者的毛泽东还是参与此次调查，并在随后成为调查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受访者和才溪来说，历史都已被定格，但其中的人与事却依然鲜活如故。通过此次调查，毛泽东对基层苏维埃政权运转的了解无疑更进一步，才溪也从此永载史册，直至建国后的1970年4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五一”晚会上还不忘指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负责人，“今后外国兄弟代表团和个人，特别是一些尚在革命时期还未执政的党来华参观时，多请他们到上杭古田、才溪去看看，看看我们当年艰苦环境下是怎么闹革命的。对他们来说，这个更重要，不要光叫他们参观北京、上海、天津”[22]。
本文只是选取了关涉《才溪乡调查》的三个不同侧面展开讨论，然而，现有才溪乡调查研究中仍有不少堪称“谜团”之处，如对“油印本”开头附注中提到的三位口头报告者的跌宕命运，目前就仅知其中的卓兴华于1934年12月25日和通贤游击队队长阙扬和率领游击队员运送粮食至障云山时遭伏击而不幸牺牲[15]11，而另两位的下落则由于资料所限而付之阙如；另，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整个期程和调查期间的每日活动也还不够精确，留下不少值得商榷的“遗漏”，而社会经济史资料(如方志、契约、文书、族谱)和县级馆藏档案运用的欠缺也使《才溪乡调查》的文本解读难有突破，导致太多重复论述，鲜有新意，这些也都是日后研究可需进一步深究之处。
参考文献：
[1] 蒋伯英.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述论[J].东南学术,2017(3):34.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4] 韦思谛.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M]∥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06.
[5] 罗明.罗明回忆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118.
[6] 中共福建省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1.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0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84.
[8] 陈丹心.罗明:毛泽东的“政治替身”[J].闽西史志(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辑),1993(3):29.
[9] 刘大夫.罗明与“罗明路线”[J].闽西史志(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专辑),1993(3):26-35.
[10]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C]∥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30.
[11] 毛泽东.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在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的报告)[N].红色中华,1933-08-16(2).
[12]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N].红色中华,1933-06-17(2).
[13]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 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地区志: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66.
[15] 《才溪镇志》编纂委员会.才溪镇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16] 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37.
[17]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677.
[18] 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83.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 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N].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1934-01-31(1).
[21] 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权导论[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22] 邱文生.将军与故土[M].钟兆云,执笔.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107.
ThreeDiscussionsonMaoZedong'sCaixiTownshipSurvey
WU Qiang
(Institut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12,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Mao Zedong had three successive visits to Caixi Township of Shanghang County, and wrote a famous article "Caixi Township Survey" based on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from the third survey. In the article, he highly affirmed th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Caixi Township involved in political elections, economic construction, cultural education, expansion of Red Army and the mutual support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with which he proved that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anti-encircling warfare both could fully push mutual promo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what he got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in Caixi Township also provided adequate first hand data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econd Soviet Union" report, which was also the main reason why Mao Zedong chose Caixi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Correspondingly, currently the CaixiTownshipSurveyinMaoZedongRuralSurveyCollection is also a product of finalization after the change. The "Caixi Township Survey" is not only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but also a glorious chapter in Mao's life investigation career.
Keywords：Mao Zedong; CaixiTownshipSurvey; version; origin
中图分类号：A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9)01-0060-06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9.01.010
收稿日期：2018-06-1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7C001)；龙岩学院2017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LB2018004)
作者简介：吴强(1985-)，男，江西婺源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苏区史。E-mail:huangheqingshan_2007@126.com
[责任编辑许婴]
标签：苏维埃论文; 苏区论文; 农村论文; 上杭论文; 中央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7C001) 龙岩学院2017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LB2018004)论文; 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