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林从唯心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认为政治暴力是社会历史最根本的因素，政治关系是历史上最基础的形式，将科学的理论倒置，严重阻碍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三章中严厉批判了这种唯心史观，通过论证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和国家的暴力工具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生产状况，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南和价值引领。唯物史观具有永恒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当代仍然是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国防、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反杜林论 暴力论 历史唯物主义 当代价值
19世纪7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和平”时期，各国纷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就在此时，柏林大学的讲师欧根·杜林开始以社会主义行家里手和改革家的身份大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企图立足于唯心主义哲学观，宣扬庸俗唯物主义、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经济学，以此来创造和拼凑出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党内许多成员，甚至是党的一些领导干部都成为了杜林这种“高超的胡说”和伪科学的追随者，这不仅极大地影响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团结统一，使党的思想路线逐渐偏离科学的轨道，而且还对德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鉴于杜林的思想对德国工人党及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应德国友人的再三请求，恩格斯决定终止《自然辨证法》的撰写工作，全力反击和批驳杜林的观点，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从1877年开始，先后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最终汇集成书，起先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后改为《反杜林论》，著称于世。
杜林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1]（P168）的观点，公开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立，迷惑了德国工人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严重危害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在《反杜林论》三章中，恩格斯以批判杜林的暴力论为契机，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经济状况决定政治状态、经济状况推动暴力工具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决定政治权力三个方面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道德与法决定于经济基础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展开了对杜林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与反击，在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在实践上推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数百年后的今天，《反杜林论》暴力论三章中所阐述的内容仍然闪耀着科学理论的光辉，对于我们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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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林的颠倒：历史唯心主义的“暴力论”
本质往往隐藏于社会历史现象之中，真理往往需要拨开层层迷雾去寻找。杜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迷失在社会历史的表面现象中，把持着自以为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火把，漫行在肤浅表面的历史进程中，并且还自以为照亮了历史的真谛和永恒的真理。其实，杜林的历史唯心主义完全是错误的理论，他只从社会历史表面考察，就鲁莽地认为是政治状态决定经济状况，政治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关系，政治暴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肤浅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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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杜林先生把全部关系都弄颠倒了，他把政治状态置于社会最基础的地位，把经济状况作为政治状态的延伸，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力之下，把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在持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原因这样观点的基础之上，杜林发表了他对现代的所有制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的所有制是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1]（P175）杜林还认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暴力政治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中一部分人通过暴力掠夺另外一部分，掠夺者占有他人的财物，从而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财产地位的差异终将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终结之处，手忙脚乱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政治暴力来挽救日渐颓废的经济状况，以为可以用“本原的东西”，用“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够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这在表面看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实则是以反对政治暴力之名来阻碍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观点。恩格斯对此嘲讽道：“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1]（P175）
《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与杜林的暴力决定论展开论战为契机，深入阐释和系统梳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状况决定政治状态、暴力工具取决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状况决定政治权力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P469）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持续前进，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成就。实践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实践意义，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胜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价值引领和科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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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恩格斯的反击：历史唯物主义的“暴力论”
3.经济发展决定政治权力。杜林提出：“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对人与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统治为前提的。”[1]（P185）杜林把完全颠倒的世界观用于考察政治权力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没有看到蕴含在社会生产之内的巨大力量，这种观点已经充分地暴露出了杜林的无知。杜林把“自然界”直截了当地转化为“大面积地产”，但是须知自然界是不能与其并论的，对自然界的统治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要大得多。在历史的初期，生产资料是为公社所共有的，并没有出现私有财产，大面积的耕地是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的，而不是被奴役者耕种的。历史证明任何人为的封建奴隶制都会遭到历史摧毁。那么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阶级与统治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呢？恩格斯给出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这一切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组合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的进步，也就是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权力与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恩格斯认为经济状况决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对经济状况具有反作用，这是一种辩证的认识。首先，政治权力的形成都是从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起步的；其次，政治权力在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之后，即可以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也会加强政治权力，使政治权力愈加稳定、得以巩固。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政治权力又可以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这时政治权力会在经济状况明显改变而造成的变革压力下逐步陷入崩溃。恩格斯通过上述论述阐明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权力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动力。
2.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在阐述暴力工具与经济状况的相互关系时，恩格斯还是回到了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来，阐述了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性。恩格斯提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1]（P176）暴力的形式需要金钱和工具的完备，而金钱和工具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够获得，所以暴力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14 世纪初，中国的火药传入欧洲，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军事作战方式，进一步对统治关系、奴役关系、兵役制度、军事制度等政治制度产生了变革作用，火药的传入并不是政治的进步，而是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恩格斯以欧洲的陆军和海军为例，阐述了武器的精进、作战方式的改进和军队组织形式的变化完全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的物质的经济的条件，也就是由社会的经济状况决定的。恩格斯追问道：“暴力‘本源的东西'是什么？”，那当然是经济状况和经济力量，也就是说欧洲陆军和海军军事力量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绝不是取决于海军与陆军“直接的政治组合”的变革。由此，恩格斯在根源上找到了暴力工具产生、变化与发展的原因，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1.经济状况是政治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在基本观点上，恩格斯就与杜林的观点分庭抗礼，在关于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上展开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明确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据此坚决反对杜林所主张的政治暴力决定论。恩格斯指出尽管唯心史观，这种在古代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一直支配着以往的整个历史观，但是在法国复辟时期，这种古老的学说已经为新鲜的科学的观点所动摇，“独特的是”杜林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恩格斯还进一步以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探求了人对人的奴役的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鲁滨逊之所以要奴役星期五是因为他要星期五为他自身的利益来劳动，因为星期五劳动所取得的生活资料要远多于维持他自身劳动能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所以鲁滨逊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利益，因此这个例子就证明：所谓暴力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经济利益才是其最终目的，这与杜林的主张背道而驰。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的，历史上社会关系的经济方面要比社会关系的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组合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经济利益目的的“手段”，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3]（P23）他从纯经济原因的角度，通过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来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反对利用暴力、掠夺、国家和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驳斥了杜林将政治状态作为经济状况的决定性原因的观点。
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对杜林的政治决定论和暴力决定论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批判和反击，并借此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揭露了杜林唯心史观的包藏祸心。
三、《反杜林论》中唯物史观的当代借鉴与时代意义
2.本源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杜林提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是历史上最基础性的东西”，[1]（P171）暴力行为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杜林合乎逻辑地推理出了“本源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1]（P175）这一观点。但是，这还是一种基于历史表象，把某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当作其决定性作用的古老观念，这种历史观在法国复辟时期就已经遭受到批判并逐步被淘汰，杜林又把它从历史的尘埃堆里拾捡出来并重新擦拭。杜林着眼于具体的政治历史事件，而没有深入挖掘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客观规律，看不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力量——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偶然事件，应该从政治暴力中去寻找。杜林拿出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从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奴役行为归结为历史的出发点，由此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观点。杜林这种颠倒了的观点，把政治暴力描述为达到目的的出发点，人类社会发展的背后原因，而不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即人类为了生存而所采取的方式。杜林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应达成了必然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作出了辩护。
1.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在杜林的体系中，政治形式飞跃到首要地位。他以“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1]（P169）为指导，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和发展脉络，得出了“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者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1]（P169）这完全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表明杜林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迷雾之中。因此，可以看出，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完全相反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作行动的指导原则，他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经济的从属地位似乎是从现实政治状态中产生出来的。除此之外，杜林从唯心史观还得出了进一步的反动理论，并且还凭着这一理论指责与之对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的反动性。他提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1]（P172）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P298）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中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道德、文化、上层建筑都是由人类社会当前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暴力论”三章中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暴力工具还是道德与法，这些因素的发展都取决于经济状况的改善和进步，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前进，经济条件是隐藏在历史迷雾之中推动社会进步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仍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邓小平曾经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5]（P312）此外，邓小平还将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他还认为，发展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国家一切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他掷地有声地呼吁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P370）“发展才是硬道理”。[5]（P37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兴国之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也进入新常态，我们必须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解发展难题的力度，因此必须勇于推进改革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转换经济发展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7]
2.以经济建设助推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富国强军。在《反杜林论》“暴力论”第二章中恩格斯以欧洲的海陆军对于经济状况的依赖为依据，阐述了经济状况对于暴力工具的决定性作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弱国无强军，军事力量的建设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力量的支撑。马克思就曾认为，要想推进军事变革，“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全部的改革”。[8]（P185）我们一直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新时代以来，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了总体和平与局部动荡交织的国际形势，我国周边环境的日益复杂，这些因素迫切需要我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首先，富国才能强军，强军才能安民。因此，强军首先就要加大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资金投入，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得以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深厚土壤，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地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9]其次，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的新发展理念，推动国防科技进步，为军队建设插上科技腾飞的翅膀，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国防科技创新，大力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先进科技成果转化运用力度，推动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10]最后，还要推进军事体制改革，实施军民融合战略，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努力开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新局面。
3.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权力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与国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1]（P194）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1]（P285）在新时代，我们要牢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6]要坚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完善相关制度体制机制，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的伟大创造，能够真正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出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不断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在新时代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应有之义，就是要让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要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另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和国家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使政策、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真正适合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发挥其所具有的强大的反作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实现中国的繁荣昌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总之，《反杜林论》“暴力论”三章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其主要关注点在经济状况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之上，科学地阐述了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和国家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的依赖。“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4]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一，具有永恒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当代仍然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为我们争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提供价值引领和理论指南。
因此，组织必须根据自身管理特点和组织发展需要，对软件供应商进行详细的考察论证，选择一套适合企业实际的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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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Anti-Du Lin's Theory"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U Yangke
（Marxism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viewpoints,positions and methods of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Du Lin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violence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or in social history.Political relations is the most basic form in history.Inverting the theory of science seriously hinders the German socialist workers'movement.development of Engels criticized this idealistic view of history in the"Violence Theory"chapter of"Anti-Duhring".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political power and the country's violent tools depend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duction status of the society,the economic basis is clarified.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of the superstructure,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e and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tern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In the contemporary era,it is still an ideological weapon for China to carry out economic construction,consolidate national defense,improve the socialist system,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Anti-Duhring；Violence；Historical materialism；Contemporary value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4641.2019.04.07
[收稿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官员‘不作为’治理研究”（17AZZ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推进路径研究”（17CZZ033）。
[作者简介]：刘阳科（1996—），男，河南驻马店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 曹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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