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其任务和使命的不同经过了中央特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社会部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公安部几个阶段的变化。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随着相关史料的披露和研究方式、方法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研究仍然拥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其研究成果对当代安全保卫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保卫制度；研究述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身处残酷的斗争环境，在异常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关系着中国革命事业能否延续和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安全保卫方面既有用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也有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安全保卫制度。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的历史，对推进当代公安工作，丰富公安理论，促进新时代安全保卫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的研究方面，随着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的出版及大量史料的挖掘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文试图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以促进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研究的现状
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研究大体集中在中央特科、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社会部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公安部工作四个时期。
基于此，在将PBL融入文检课教学时，教师应当注意以下几点：①在实施PBL教学法之前，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引导工作，对PBL的优势、特点、流程等进行充分地讲解，让学生积极接受并快速适应新的教学模式。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对基础薄弱或自学能力差的学生加强引导。③项目数量不宜过多，以免学习和反思不够深入。④教师要积极跟进本学科最新的研究动态，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以便更好地胜任PBL教学。
(一)关于中央特科的研究。周恩来在领导中央特科的4年时间里，为中共的安全保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1928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依据党的机关要职业化和社会化的原则，规定了包括深入群众、机关工作、开会、负责人应具备的素质、交通、技术等秘密工作的六个必备条件，这些规定奠定了周恩来隐蔽战线工作思想的基础。张蕾蕾总结了周恩来关于秘密战线工作的基本经验：包括秘密工作要强调舆论斗争的作用；镇压叛徒的活动中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要给予无线电通讯充分的重视；“打进去”和“拉出来”两种手段相结合建立情报网等。[1]金富军认为，周恩来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经验是隐蔽战线的斗争要深入群众，依托人民去开展；要明确情报和保卫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处理秘密和公开的关系；将情报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2]薛钰认为，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钱美女诱惑的一些做法，取得了威震敌胆的光辉业绩，为我党以后隐蔽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3]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特科，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在同敌人的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教训，促进了我党安全保卫工作的发展。
(二)关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研究。从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作用问题。1931年11月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时，中央苏区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形势，外部有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内部有各种地方反革命力量组成的保卫团、民团等组织对苏区的骚扰渗透，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苏区的安全。路海江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作为“专门同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反革命活动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等作斗争的机关”[4]，在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活动、保卫苏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磊等人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针对中央苏区采取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势力，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维护了苏区的革命秩序和稳定，保证了后方的安定和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5]
二是中苏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效仿问题。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要求中国共产党按照苏联模式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规定了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体制、机关称谓和职能。1931年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基本上执行了决议案的指示。朱云平认为，苏区中央政府和各机构的设置几乎完全仿效苏联，不仅机构职能，甚至组织称谓也毫无差别，而国家政治保卫局作为保卫苏区安全的重要部门更是模仿苏联机构设置的典型代表之一。[6]谢一彪认为，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仿效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构设置、组织原则和职权分配模式，实行局长单一集权制和单线垂直领导，导致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和制约。[7]路海江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照搬苏联情报机关的一套体制，逐渐脱离了党委的领导，出现了司法权力过于集中，不注重司法程序，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大搞肃反神秘化等问题。[8]杜菊辉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不仅在体制上模仿苏联，在苏区肃反的问题上也重蹈了苏联的覆辙，导致大批党、红军及苏维埃的优秀领导人和干部、战士被杀害，革命政权和红色武装遭受巨大损失。[9]
通过对以上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的研究缺乏总体的论述和分析，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空白。因此，在对这一课题的史料进行深入挖掘的同时，更需要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才能使相关研究得以继续深入进行。
二是罗瑞卿的公安思想研究。罗瑞卿是毛泽东公安思想的践行者，在1949—1959年担任公安部长，其思想涉及到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对新中国的公安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基于经济的全面建设，高速公路桥梁在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重要性也逐渐突显出来。所以，高速公路桥梁施工质量也将直接影响高速公路稳定性，要强调桥梁基础的关键性。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成本不高且操作方便，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所以被广泛应用在桥梁基础建设中。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并分析高速公路桥梁钻孔灌注桩的应用与施工工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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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面系统的学术著作不多。比如穆欣的《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运用了大量史料论述了周恩来创立、领导中央特科的全过程，以及周恩来对中央特科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此书虽然也涉及到中央特科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等方面，但其着力点在人物而非制度。王建华主编的《红色恐怖的铁拳》论述了中央特科从成立到结束历史使命的整个过程，虽然内容丰富，故事精彩，但其只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著作，学术价值有限。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采访了大量中共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史料详实丰富，可读性高，但关注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虽然做到了深入挖掘，但并没有将中共安全保卫的全部历史呈现出来。游国立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此书资料丰富，分析透彻，时间跨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者认为“中共的隐蔽战线，是中共的统一战线、白区斗争及‘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4](P207)但此书将论述的着力点放在隐蔽战线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方面，并没有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保卫工作和保卫制度进行系统论述和分析。
颜晓晨看了下时间，已经快五点，六点就要去上班了。以前她为了节约时间，都会一边看书，一边随便吃点面包，可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问：“你有事吗？没有的话，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①病人的一系列的行为举止和本研究中提到的病的是一样的。②痴傻的一百八十天里面有过中风，痴傻的时间超过了三百六十天。③虽然人格的要素还比较完整，但是没办法准确的获取外界信息，现象具有阶梯的特征。④中风出现过多次，没办法以正常的状态行走。⑤有很大的几率后面会得脑血管这个病。
一是毛泽东的公安保卫思想研究。毛泽东是新中国公安思想和理论的奠基人，毛泽东的公安思想形成于解放战争后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隋从容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什么是公安工作，为什么要加强公安工作，如何做公安工作，如何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等进行了全面论述，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14]毛泽东认为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公安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罪犯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5]毛泽东还提出了公安队伍要精简，质量要提高；要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教育，使他们具有起码常识；要肃清公安机关的腐败分子，严惩“大老虎”。[16]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公安思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安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且以主席令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警察的录用、职责、权利等，强调思想政治在公安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公安队伍进行整顿，教育干部要懂政策的思想；同时提出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政策方法要正确的思想。[14]在公安部队建设方面，冯宪书认为，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做出了公安部队组建调整的重大决策，并提出公安部队具有专政的职能，确定了“政治质量要精”的原则，强调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明确“要统整精”的发展路径。[17]毛泽东的公安保卫思想，奠定了新中国公安工作的基础。
虽然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保卫苏区、清除反革命分子、保卫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让人记忆犹新的仍是在肃反过程中践踏法治，在审讯中运用逼供信等手段冤杀大量革命同志的痛苦回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必须铭记和吸取的教训。
在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罗瑞卿认为，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公安队伍建设的首位，要把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建立在以民为本的原则上，并和公安业务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具体化明确化。[18]在劳动改造罪犯方面，罗瑞卿在贯彻毛泽东阶级斗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指示的基础上，强调应该设置劳改机关，创建劳改场所，端正劳改干部的思想认识；惩罚管制与思想教育，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针政策。[19]在公安院校建设思想方面，罗瑞卿认为，把办好各级公安学校作为建设公安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措施，其思想包括：与时俱进组建各级公安学校和建立干部轮训制度，明确办学目的和教学方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教学方法、解决教材问题，强化公安院校学员的教育和管理等。[20]在公安工作的群众观方面，罗瑞卿认为，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工作方针；人民警察要做人民的勤务员，摆正公安民警与群众的关系；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侦查工作不能搞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也应该同群众路线相结合，同治安民警等各方面的公开工作相结合。[21]在人民公安思想方面，罗瑞卿认为，公安部门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工具，提出公安工作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提高理论政策业务水平；要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22]在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监督方面，罗瑞卿认为在公安工作中，党的领导与监督、群众的监督以及公安机关内部监督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党的领导和监督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国公安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是与党的领导和监督分不开的。[23]
总之，罗瑞卿在贯彻毛泽东公安思想的基础上，将其具体化并应用到实践中，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公安工作的发展。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其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主要表现在：
(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研究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论述。首先，人物传记、回忆录多，系统研究论述少。一些传记和回忆录都是传主或作者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岗位的亲身经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并不能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发展的全貌。这些著作对相关人物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述”而没有“论”，对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保卫工作也缺乏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学界在进行相关研究和论述时由于史料缺乏，只能从相关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中窥见端倪，这极大地限制了对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研究的拓展。
(四)关于中共领导人的公安保卫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公安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和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身上。
(三)关于中央社会部的研究。全面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发生了改变。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决定建立中共中央社会部，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主要负责锄奸保卫、情报收集工作。关于中央社会部的研究，由于其部门性质的特殊性给史料收集带来了困难，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学者对延安审干问题关注相对较多。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的过火行为产生了大批冤假错案，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害。美国学者约翰·拜伦和罗伯特·帕克所著的《康生传》中认为，康生在整风运动中采用残酷手段迫害所谓的“敌特”，并使人们相信这种现象比比皆是。[12]王珺认为，延安时期，康生对即使是已经作出“无罪释放”结论的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也仍旧不予释放。[13]“抢救运动”发生后，毛泽东及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中央书记处随即下发了《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关于反对奸细斗争左的错误》的指示，让各单位引以为戒。经过党中央的及时干预，整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最终得以迅速平息。
三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教训问题。诸多学者主要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分析。朱云平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组织和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并且其领导人员必须列席同级政府的重要会议，而他们的任务或命令却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和制约，形成了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的特殊系统。[10]这种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组织架构在苏区肃反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谢一彪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的政治保卫系统，同级党委和政权不能监督和制约，致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主持苏区肃反工作中，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7]路海江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独特的组织体制，在肃反中起了其他部门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它的存在是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4]罗瑞卿在总结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中的错误时沉痛地指出，政治保卫局实行“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完全相反的逼供信的方法。这就是只根据一些片面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材料，草率捕人。捕人以后，又往往轻信犯人口供，甚至用肉刑和变相肉刑逼供，相信逼出来的口供，再去捕人。这是主观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结果必然会把敌人的力量夸大化”。[11](P1281)
(二)对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保卫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新中国建立后，维护政权和人民生活的安全稳定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重要任务。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对于安全保卫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公安思想是新中国公安工作的指导思想。虽然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比如，关于毛泽东公安反腐思想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的公安工作是否受到苏联安全保卫思想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开放，其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入。另外，学界除对邓发、李克农、罗瑞卿等人物的研究比较充分外，对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如罗青长、周兴等人以及打入国民党内部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物与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三)新民主主义时期安全保卫工作对当代公安工作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还需要更充分的阐释。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例，目前学界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肃反扩大化教训方面的研究相对深入，但除去国家政治保卫局带给中国共产党无数的思考和教训外，其体制对当代政法工作也有某些借鉴意义。宋磊等认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政治保卫职能逐渐演变为反间谍专项工作，维护苏维埃的法令与红军纪律逐渐演变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5]除此之外，学界很少关注或涉及新民主主义时期安全保卫工作对当代公安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比如中央特科时期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当代人民警察的工作方式具有怎样的借鉴价值？在当代反腐运动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垂直领导、独立系统更加有利于减少相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扰和阻碍，虽然其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监督是错误的，但在当代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我们所用，从而为新时代的反腐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综上所述，胃癌组织中miR-320a和CYLD低表达与患者病情发展有关，检测miR-320a和CYLD表达量有助于早期诊断及预测患者预后，同时基于miR-320a和CYLD在肿瘤中发挥重要作用，二者可能成为肿瘤治疗的新靶点。但miR-320a和CYLD在胃癌中的作用机制，miR-320a和CYLD在胃癌中是否存在相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三、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安全保卫工作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拓宽研究视角。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不是单向的，它面临的最大对手是国民党以中统、军统为代表的特务情报部门。马振犊等人对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及军统、中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显现了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历程，为我们研究中共的安全保卫工作提供了不同视角。因此，国共两党安全保卫制度的比较研究更能凸显中共安全保卫工作的历史特点。
(二)地域性的安全保卫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丰富。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在不同地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以东北为例，一些学者长期关注中共在东北地区隐蔽战线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王惠宇认为，满洲特科的工作主要是开展针对东北军政当局和日本方面的情报活动，组织营救被捕人员，以及协助满洲省委进行士兵工作。[25]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派出大批党员到东北地区从事抗日斗争。中共在东北的情报工作既有收集日伪情报进行抗战，也有到抗战后期为苏联出兵做准备的目的。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公安部在保卫东北经济建设，打击国民党特务破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6]但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得如何，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还比较薄弱甚至空白，需要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卫工作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随着更多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开放，对相关研究必将越来越深入，也必将为新时代的公安工作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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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ResearchesonSecurityWorkofCPCinNewDemocracyPeriod
XIE Wei
(TeachingandResearchDepart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TheoryCourse，CriminalInvestigationPoliceUniversityofChina，Shenyang110854，China)
Abstract：The security work of the CPC in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has went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changes in the Central Special Department，the National Political Security Bureau，the Central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t tasks and missions of the CPC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Some scholars have studied and discussed the CPC’s security work in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and have achieved a series of gratifying results，which has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security research.With the disclosure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the security research of the CPC still has tremendous room for expansion，and its results also have important guid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public security work.
Keywords：New Democracy；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ecurity system；review of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19)08-0036-05
收稿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2018年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保卫制度的发展及对当代公安工作的启示(1927—1959)”阶段成果(项目编号：L18DDJ001)。
作者简介：谢伟(1980—)，男，辽宁沈阳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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