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平艳:先秦诸子与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探究论文

石平艳:先秦诸子与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探究论文

摘 要:提出了地理环境与文化对人性格、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观点,以此为出发点认识探究先秦诸子思想、个性形成与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的关系。对儒家的孔子与宋、鲁地域文化,孟子与齐地域文化,道家创始者老子与楚国地域文化,法家思想与晋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探究,感悟中华文明的深厚与多姿,从自然、人文地理这个角度,去感受、认知中国文化。

关键词: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先秦诸子;思想性格

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进行了思考阐述。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将人的血型分为胆汁质、粘液质等,也蕴含了人地关系,及至近代,著名的环境决定论者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将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做了具体的描述,庞大的帝国需要专制,狭小的城邦实行民主,寒冷地区的人年轻英勇,热带地区的人暴躁孱弱。地理环境通过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来塑造人类文明,所以归根结底,人塑造了自己。人们的性格气质与民族风貌却是深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先秦诸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神采飞扬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精神气质为我们所激赏,本文主要从地理环境及相应形成的地域文化出发,去认识先秦诸子性格、气质、思想形成的原因,并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多姿。

孔子开创了儒家,这使他当之无愧地在中国先贤中处于众星拱月的至高地位。清军入关福临称帝,第一个封赏的是孔子的后代,而后才是多尔衮,“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袭封如故,丁已,以睿亲王多尔衮功最高,命礼部建碑纪绩”,由此可见孔子的价值。孔子是鲁国人,父亲是宋国人,作为没落贵族后代的孔子诞生于鲁。宋国、鲁国在诸侯国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宋国是殷太师微子启的封国,地位较高,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对宋的防范。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在诸侯国中享有最高的地位,鲁有成套的周礼并祭祀泰山。诸侯国等级分为公国、侯国、伯国等,鲁国是公国,地位远高于齐国、晋国。宋是殷人的遗民,而殷人是东夷部落,来自东方,《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东夷部落的特点一是丰富的想象力,一是天真纯朴的性格。南方的环境很优越,考古上发现南方文明的起源甚至早于北方。南方的风景很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多次出巡东方看大海。美丽多姿的风景与浩瀚的大海塑造了东夷人丰富的想象力,殷商时的青铜器的纹饰就体现出商人极为发达的想象力。而性格的另一特点是天真纯朴,对东夷部落人民生活条件的描述最典型的是很少富裕的人,但也很少贫穷的人。东部地区地理环境条件很优越,人们只要很少的劳动甚至是不劳动,也能满足生活所需,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东夷部落人民满足、安适的心态,缺少现实的痛苦,心灵自然趋于天真纯洁。孔子曾感叹:“道不行,乘桴桴于海,从我者,其由于?”有学者认为孔子是想去东方传播自己的大道。东夷人单纯质朴,自然适合孔子推行他的主张。为后人嘲笑,实为春秋道德典范的宋襄公,他的所作所为也很符合东夷人的性格。以东夷部落人的性格来对照孔子,自然发现其中的相近之处。孔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天真地要恢复周礼,坚持自己的梦想,这正是殷人天真纯朴之处。鲁文化对孔子的影响就更为明显。鲁国在春秋时期是文化中心,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样的文化环境自然使孔子产生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慨,以复兴周礼为追求。

孟子是邹国人,邹位于山东半岛,受齐鲁文化影响很深。孟子出行弟子车马相从,他自命为大丈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气至大至刚,这一方面自然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孔子是春秋时的人,此时礼乐影响还很大,而到了战国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生于这个时代的孟子自然比孔子激进得多。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地理环境、地域文化来看孟子精神气质的来源。孟子是邹国人,邹紧邻齐国,深受齐国的影响。苏秦描述齐“家给人足,趾高气扬”。齐国紧临渤海、黄海,大海对齐国人影响深远,从渔盐之利到精神气质。大海宽阔无比,人心怀为之一宽,气场也大,当时流传说如果遇见爱吹牛的人,肯定是齐国人。滨海环境让齐国人豪迈而开放、自信,中国古代的神仙方士就主要来源于齐鲁滨海地区。蓬莱、瀛洲、方丈这三座仙山都在齐国的沿海。磅礴的齐风和滨海环境,产生了孟子这样一位天生的斗士。

儒家和道家共同构建了中国人的性格特质。一般认为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史记》记载老子是楚国人,楚国在先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传为祝融的后代。楚被视为南蛮,文化与中原不同。老子思想一个核心是顺应自然,对山水自然的喜爱孕育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从楚国的自然环境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来说明老子对自然的热爱与崇敬。与北方地区人大规模活动不同,楚国尚处于未开发的自然状态,生态环境十分优越,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极为亲近。正因为这一点,屈原写出了《楚辞》中最动人的情歌《山鬼》。老子在《道德经》里对水做了传神的描述。他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无处不到,是世界上最高的道德和最强大的力量。楚国是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纵观楚国,人们对于水最熟悉不过了,生活各方面都与水息息相关,自然水成为楚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的浸染使老子对此进行了哲思并形成了自己对水的特殊感情与认知,水成为老子心中最强大的力量与最高品德的象征,而水本身至柔的性质也形成了老子对柔超越性的看法: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柔能克刚。春秋战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作为华夏民族中心的北方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积极地加入这场变革,展现自己的才能。而南方虽然有吴越相争与吴对楚的侵袭,但总体是平静的,只有楚观兵北方,没有北方侵楚之理(齐桓公征楚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李悝说尽地利之教,否则人们就吃不饱,可以看出北方的生存条件是很艰苦的,这使北方各国充满了战斗意志,而南方不是这样。安适的环境形成南方人与北方人相较缺乏坚定的意志与吃苦精神,他们不必辛勤工作与艰苦奋斗,而南方楚国的独大也不用楚国人担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民族情感。这样环境下的南方人具有贵族气质与独立自由精神,老子道家思想也反映了南方楚地的这种人文精神,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浪漫的人生态度与精神。老子极富想象力,同样他的同胞屈原也如此,这是楚文化给予他们的精神气质,楚国的地理环境是很美的,人们不用整天生产而有兴致观赏风景,任自己的思绪漫天飞舞,触景生情,楚地这样一个千姿百态、变幻莫测的地方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幽思玄想。太阳神、云中君,这些楚文化贡献给我们的不朽盛事,在如此美丽神秘的国度,老子自然有着与北方相异的气质,深邃的玄思,对道的思考,对自然的亲近热爱,这些都是楚文化赋予老子的。

法家对于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影响,想建立高效的国家管理体制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种思想在先秦是很超前的。法家诞生地是晋国,因战国时为韩赵魏所分也称三晋之地,晋的设置有很深的用意。晋封地在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统辖着夏氏族故地,也担负着防御殷商遗民反叛的重任。同时晋东有戎,北有赤狄,西有白狄,南方有其他少数民族,晋国承担着拱卫镐京、抗击少数民族入侵的责任。魏国李悝为法家的创始者,奠定了后世法家思想的基础,而后商鞅将法家思想发扬光大,使秦国一跃而成为诸侯最强者。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法术势相结合提出了完整的法家统治学说。法家思想是很酷烈的,这样一种残忍的心态似乎不属于文风郁郁的中原,秦国倒应该是最适宜法家思想诞生的地方了。秦人远居西陲,受少数游牧民族影响很深而生性酷烈,这与法家的精神是相合的,但法家只是在秦发扬光大而未从秦国产生,这是因为表面酷烈的法家思想需要内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政治智慧,文化浅薄的秦国自然是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说到文化鼎盛,基础雄厚,齐国是当仁不让的了,可是法家思想并未诞生在齐国,因为齐国的思想文化偏于浪漫、自大。法家思想产生于晋国,可以说地理环境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晋的地理位置,东有绵延曲折、不可跨越的太行山,西部、南部被黄河围绕,北边是塞外蛮荒之地。晋周围的国家,西部是秦、狄,北方是赤狄,东部是山越,南方是楚国,可谓四战之地,一方面是受地理环境的巨大限制难以扩张疆土,另一方面是四周都是少数民族,大国随时处于战争的危机之中,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是极富创新精神的晋国。步兵的产生是晋为了在太行山区与山戎作战而诞生的新军钟,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是堪与北魏孝文帝改革齐名的巨大创新,晋国产生了许多才士为诸侯国所重用。到了战国末期,秦国虎视天下无往而不利时能抗击秦国并取得胜利的,只有三晋之国。苏秦在游说东方各国君主联合抗秦时说:“带甲数十万,然天下之疆弓劲弩皆从韩出……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皆陆断牛马……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艰苦恶劣的环境使得晋国奋发向上,善于创新。而地理环境的束缚使晋国采取了内向型的发展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内涵实力,在政治文明上取得巨大成就。

本文的出发点是以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背景来思考先秦诸子思想个性形成的原因,这自然会忽略掉很多因素包括最主要的因素,但周瞻各方面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先秦诸子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梦,一个气象万千的梦,一个富有人情味,富有自由精神、独立思想,与天地相往来的梦。先秦诸子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是极为普通的人,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与生活体验,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透过先秦诸子伟大的思想背后,是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德国极为发达的哲学抽象是我们所不能及的,但先秦诸子思想的美丽与多情也是严谨客观的哲学所不具备的。对于先秦诸子,我们充满了感情,似爱,似敬,似喜。先秦诸子代表的中国文化精神,归根结底,我们深爱着和而不同、神采飞扬的她。写到这里,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先秦诸子以及他们身后的中国文化更增加了深爱之情。这对于整日面对现实而显得心灵日益枯干的我而言是写作本文最大的收获。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去感受先秦诸子,感受中国文化编织的一个个最美丽的梦,也去编织、守望自己最美丽的梦……

当按钮拨至“搅拌”时,消毒箱罐体内的搅拌叶片开始搅拌罐体内的基质,当经过一段时间后,搅拌停止,将挡位调至“卸料”,消毒罐体内的基质开始自动卸料。

从次生根条数来看,西农223次生根8.8条,次生根条数最多,表明地下生长健壮;小偃22、陕农33、武农6号次生根8.0条,并列第二;登峰168次生根7.1条,位居第三;九麦2号次生根7.0条,位居第四;秦农578次生根6.7条,位居第五。中麦895次生根5.0条,位居第六。(见附表2)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卷四《本纪四·世祖本纪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89.

[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世家二·孔子世家第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05.

[3]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三《世家一·鲁周公世家第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15.

[4]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公冶长第五》[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73.

[5]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雍也第六》[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86.

[6]司马迁.《史记》卷十四《传一·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1:2343.

[7]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下》《公孙丑章句下》[M].江苏:凤凰出版社,2008:254,240.

[8]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传一·苏秦列传第九》[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57.

·编辑 郭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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