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民国初年到21世纪初的百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从传统以职官制为基础的典章汇编，到理性化、实证化新科学体系的建立；从对具体制度沿革的关注，到对现象背后治理体系变迁逻辑的思索，学科属性发生了从历史学向政治学的转移。学术演进路径大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西融合”，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停滞断续”“恢复发展”“多元成熟”等四个阶段分期与时代转向。丰富多样的通史类教材，作为不同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的成果转换之一，它不仅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教育教学的“凭借”，也是最能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体现学科发展动态的“依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对百年来通史类教材的考察不难发现，目前我国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应当在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政治学相关理论的应用，侧重对政体运行机制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政治制度史；教材；历史分期；范式转变
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中国政治制度史既是社会学科中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的一项专门史，但就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从属于政治学的。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综合，因此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国体与政体的具体表现形态与抽象发展规律。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看，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政治学、历史学、行政学等学科的基础课程和基本理论之一，既要求学习者树立历史学的通史意识，又要求具备政治学的理论分析能力与相关知识储备。如此教研要求与任务的有效落实与深入贯彻，离不开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导引与辅助。
从民国初年到21世纪当下的百年时间里，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变革影响下、在形形色色的学术思潮裹挟中，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编纂与出版虽然历经或蓬勃或曲折的不同发展时期，但总体上脉络不断，成果斐然。将其进行归纳梳理，不仅有利于透视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知识累进过程以及范式转变逻辑，也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新领域与新方向。
注射用血塞通对MCA粥样硬化性血管狭窄伴MES阳性TIA患者MES和血脂水平的影响 …………… 史 敏等（4）：512
一、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时代进路与学术分期
学术研究是一个累进过程，其观念、理论、方法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演进、扩增，从而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彰显不同的时代特征。“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换言之，现实的政治社会环境，往往直接决定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也深刻影响着学术研究的进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正是如此，百年来在历史环境的革故鼎新中不断发生着阶段性嬗变，其研究方向的时代进路与近现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民主国家转型的历史沿革合辙同轨。具体说来，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等重大时间节点，勾勒了中国政治制度史学术发展的宏观线索逻辑，区分了其内容侧重和观念特征。
实际上，司马迁不仅不“先黄老而后六经”，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至圣”孔子的价值标准还成为司马迁的重要参考，许多时候司马迁甚至直接采用孔子的价值标准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如：
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外部现实环境与社会实践的土壤，另一方面也同时受到学科本身内部发展规律的制约，这就要求在符合时代历史沿革主线的前提下，从学科自身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出发，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分期考察。概括地说，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是在逐渐接受西方学科分类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述特点而言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百官表》《百官志》《职官志》等官修正史，还是《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典章书籍，[注]从唐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开始，到宋、元时期《通志》《文献通考》成书，称“三通”。其后，至清乾隆时期产生的一批官修续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以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合称“十通”，这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史最详实丰富的资料汇编。此外还有官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历代职官表》，以及典章文献辑录如《七国考》《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三国会要》等。以及“会要”“会典”等史料汇编，大多是对政治制度的沿革、损益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述，目的是通过专门化积累的方式为政治现实服务。这一特征决定了历代著录政治制度的专门文献，常常走的是传统治史之路，即以写“信史”为原则，关注点集中于静态的职官制度，以考据和描述方式进行实录，即“将施有政，有乂邦家”[2]，以求达到“陈政刑赏罚之柄，述礼乐制度之统，究治乱兴亡之由”[2]通典序之目的，为政权与官僚体系提供管理佐参。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3]。近代以来的中国，中外要素多歧互渗。中国政治制度史在现代性智识范式转换的洪流中，开始以独立的学科与学术姿态呈现出来，其知识性与专业性在不断的文化反思与中西融合中得以加强，并开始注重对制度内在演进规律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学术创造中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确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同样在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总览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透视中，侧重探知与归纳不同历史朝代政治制度的阶级属性。其后，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感召中，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中国政治制度史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研究范围不断扩宽、研究视角逐步多元、研究手段日益丰富。理性化、实证化的新的科学体系得以创建，学科属性发生了从历史学向政治学的转移。因此，在百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环境的宏观变迁中，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演进大致经历了近现代的中西融合，当代的中断、恢复，以及多元发展这样几个大的历史分期，这不同时期的重大成果转换之一就是各种通史类教材，它不仅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教育教学的“凭借”，也是最能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体现学科发展动态的“依据”。
二、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学术演进路径
(一)肇始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融合成型”期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政治制度史研究暂时停滞之际，中国台湾等地学者的研究却仍在持续，对其学术成果进行简要回顾，或可作为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大体沿袭了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一方面采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方法、原理去探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梳理其流变脉络；另一方面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古今中外纵向、横向的比较，审视中国历代政制的利弊得失。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台湾出版的通史类教材主要有：陶希圣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启业书局1973年版)，张金鉴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曾繁康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汤承业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等。
侧重于具体的文体研究的论文有：江西上饶师范学院王顺贵教授的《宋诗选本<凡例>、<跋>研究》高度重视容易为人们忽略的选本的《凡例》和《跋》这两种文体，在总结了选本的凡例反映编选者个人诗学蕲尚和诗学观这一作用后，特别指出并非所有选本凡例都能比较完整地反映选编者的意图和诗学观；论证选本的跋的作用一是用来叙述选本的编撰、刊行和流传情况，二是对序言和凡例中未能言及的情况的补充。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和专著问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亦如雨后春笋，渐至初具规模，其产生与推进得益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大学教育进行重新规制、合并与整顿[注]比如政治学科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获得全面发展的，1899年底京师大学设立政治讲堂，中国产生现代意义的政治学专业，在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课程中，就有“国朝典章制度沿革大略”等课程。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设政治学系于法科，到1932年，全国已有近三十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4]，中国政治制度史被多所高校纳入到政治系、历史系的修业课程中来[注]民国时期，虽然有些大学，比如北京大学只有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中有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程介绍，但实际上政治系、历史系都开设了该课程。钱穆曾回忆，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在北大历史系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程，系主任陈受颐不允许，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都是君主专制，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应再究，而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认为学生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令政治系全班来选听此课，此后历史系学生遂来旁听。[5]。可以说，现代社会、人文学科体系的创建，以及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诉求，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教材的编写与应用提供了生发与生长的土壤[注]比如常乃惪所著《中国政治制度小史》来自于对其讲义的改编。[6]。建国前“融合成型”期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与著作主要有7部。[注]这7本书分别是：常乃惪著《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上海爱文书局1928年版、上海启智书局1932年版)，吕思勉著《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版)，庄心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制度》(上海卿云书局1931年版)，曾资生著《中国政治制度史》(重庆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重庆文风印书局1944年版)，许崇灏著《中国政制概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杨熙时著《中国政治制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喻亮著《中国政治制度概论》(北平经世学社1947年版)。这些著作大多以借鉴经验、创建学科；检视问题、歧路求踪为旨归，字里行间渗透的是民国学人企望融西学之思与中国之史相合，以文化与学术拯民族于衰微的时代呼声。
总体上看，“融合成型”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内容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在古今学术调试、东西文化碰撞的浪潮中，运用新方法、形成新观念、创造新范式成为可能。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进化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各为导引，另一方面是西方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史方法齐头并进。从这些教材的观念内容看，进化史观依然是主流思想形态，如常乃惪就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更替过程划分为贵族政治之盛衰、君主专制之初起与成熟、民主共和政治之开始及其将来等几个阶段[7]。喻亮则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演变划分为氏族及部落时代、封建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等[8]。进化史观的主要观点，即认为中国历代政体的演化过程，是由低级走向高级，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的。然而这种根据政体特征进行的大致分期，不仅缺乏严格标准，而且也时常混淆国体与政体、国家与社会的概念，稍有不慎又陷入典章制度汇编的窠臼。
第二，在西方逻辑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注]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较为普遍性的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的途径或者思路，是民族文化心理传统的深层结构。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精神旨向，以直觉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西方以天人相分为旨向，以逻辑思维占主导。[9]，学者们采用概念、判断、比较、推理等要素和手段，分析推演中国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因果关系。正如陶希圣所说：“施用透辟的见解去解剖中国的旧材料，这是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任务”[10]。一方面，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主要概念，诸如主权、国家、立法、自治等在中国政治制度史著述中普遍出现，人们甚至开始对政治制度表象下的权力结构与关系进行思考，如常乃惪就认为外戚独裁与宦官专政实则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是贵族权力与皇权的区别；另一方面，新的思考逻辑也带来了写作体例的更新，以符合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的章节体代替了曾经的编年、纪传体。出现了按照中央与地方、监察与司法、军事与财政等制度分门别类、按章节叙述，打破了旧有的根据历史朝代顺序铺陈展开的旧史体裁。
（2）签证工作。重视签证工作，签证前必须现场察看确认工程实施及工程量，联系单和签证单内容应认真审核，严谨出具签证意见。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项事业拨乱反正，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重新得以确认，历史学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版“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注]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17]教科书，在社会求进步、政治求文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编写开始步入到一个“恢复发展”的新时期。具体说来，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年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又开始付梓印刷，相关研究陆续恢复；90年代以后则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求突破、求创新的时代风格，以及禁区冲破后多重理论与跨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学科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学科属性开始有历史学向政治学转移的趋势。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融合成型”期近现代学人的反省、批判与继承中，在中西方知识体系的传承与断裂、交融与整合中，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得以薪火相传，研究思路和方法得以推陈出新，虽然研究框架上的中外结合仍显生硬，学科形态尚不完善，但毕竟标志着一个学科发展的新起点。
(二)中断阶段：20世纪50到70年代“停滞断续”期
由于旧中国的高等教育方式和结构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有计划、分步骤的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1952年教育部草拟了《全国院系调整计划(草案)》。其后，高校的政法类系科大力压缩，政治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被取消了，尚存的相关研究也基本以苏联体系为蓝本，其中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译述为主。“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学研究基本停止[注]经过两年的院系调整，高校工程技术类人才的培养能力翻了几倍，但也出现了专业面过窄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曾经试图恢复政治学的研究和教学，后被国际政治系取代，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14]。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也开始被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成为唯一的历史理论，虽然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史学领域的热点讨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理解，但是往往难以做到从资料入手，重建历史实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编写出版从停滞走向恢复，10年来面世的教材主要有8本。[注]这8本书分别是：王汉昌、林代昭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左言东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邵德门著《中国政治制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罗辉映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韦庆远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惠岩、张创新著《中国政治制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李天庆等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等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姜文奎著《中国历代政制考》(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版)。由于对台湾地区的通史类教材的编纂了解不够全面，此处不做全面综述。这些通史类教材主要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以阶级分析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将古代政治制度认定为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专政和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工具，专制主义的政体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但与六七十年代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开始强调不能把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要做到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具体分析的统一，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探讨专制制度与封建特权，放在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局势中辨析与思考，实事求是的进行总结评价；第二，研究体例大多采用贯通体的旧体例，也就是按照历史序列依次罗列、探讨各项政治制度。很多学者仍将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强调认识真实的历史现象。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比如罗辉映就指出尽量避免写成职官史，注意论及制度内部演变的逻辑关系[18]；第三，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时间跨度进行重新界定，扩大涵盖范围，从先秦时期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如韦庆远就依据这一范围将中国政治制度史划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华民国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三个时期[19]。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著作依然存在着以阶级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手段，以认清封建专制的本质、深入批判封建主义为目的的倾向。
随着西学东渐，近代中国不断经历着知识与制度的转型。一批兼具中学与西学的近代学人，既保有传统中国学术之菁华与根基，又积极引入西方学术观念，尝试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与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和理路。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指导思想下，在以彰得失、以察往来的目的指向中，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开始向现代学术方向转型，呈现出新的样态与模式，可称为“融合成型”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知识与观念陆续按照西方理论系统被重新条理化，围绕国体与政体的形成及发展规律等问题，形成两种研究范式：其一，梁启超等人首倡的采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来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注]1902年4月，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把中国历代政体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大期，十三个小期，这是用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系统考察中国历代政体演化过程的第一篇专题论文。其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具有唯物史观的观照。
从研究方法、内容以及体例上，这些台湾学者所著的通史类教材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共通之处：第一，将历代制度的政治属性进行抽象和剥离，并重新归类与分析，尝试构建新的研究框架与写作体例，探讨其演化的内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比如张金鉴提倡“系统化与确实化”的研究方法，并根据政治制度的性质与法则、组织与运用，将其划分为国体制度、政体制度、宰辅制度、行政制度、地方制度等五种类型[注]比如国体制度在演进过程中表现为初民社会的游动国家、氏族社会的部落国家、封建社会的联合国家、农商社会的统一国家、庄园门阀社会与霸权国家、商业经济社会与集权国家等六种类型。，探讨每种制度的历史演进规律[16]。与之类似，曾繁康则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区分为君主制制度、丞相制度、各部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等几个类别，再分别讨论各项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建制及权力演进；第二，虽然注重史料的运用，但所用史料仍然基本上来自传统的“正史”“通书”“类书”“职官专著”“诏令奏议”[注]正史主要是《汉书》《宋书》《新唐书》等二十四史；通书主要是《通志》《通典》等十通；类书主要是《奏会要》《东汉会要》《贞观政要》《大清会典》等；职官专著主要是《职官分记》《汉官仪》《历代职官表》等；诏令奏议主要是《西汉诏令》《唐大诏令》《明诏制》等。等。而且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民国教材的语言特征，出现大量的原文直接引用与间接转述，半文半白，略显晦涩；第三，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但是基本上还是以史料罗列的方式进行铺陈，侧重静态的阐释与比较，缺少对动态制度运转逻辑的分析，因此也难以揭示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变迁的本质。
综观20年来“恢复发展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演变发展，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可谓中国政治制度史学科体系重新构建的新阶段，虽然依旧存在着网罗典章，排比分类，未脱离会要体裁，以职官史代替政治制度史等现象；存在着对政治学学科本身潜研不足，阶级立场鲜明，架构不新，分析单薄等问题，但是这些现象和问题本身也是学科从中断到再生、从历史学导向向政治学导向、从纯官制史研究向规范政治制度研究转变过程的客观体现[21]。
据统计资料，2016年江西省年径流量2 143.48亿m3，废污水排放量22.11亿t，其中，COD 55.47万t；NH3-N 6.04万t；TP 0.6万t。
(三)再生阶段：改革开放后20年的“恢复发展”期
第三，借鉴他制、以古资政的时代特色鲜明，虽然讨论的是过往之历史制度，但结论与落脚点大多放在对民国政制的瞻望上来。“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11]在近现代外侮频仍、内乱叠作的时代紧迫感中，国人普遍呼吁现实政治应当走上正轨，其方略之一就是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良规现法，吸纳中国政治的传统精神，希望纳“国家之治”于“制度之轨”，一扫乱象，兴建善政。因此有些学者论述的重点不是中国，反而是在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上。比如杨熙时就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论述西方的代议制、选举制、三权分立等制度，以及英、美、法、意等国家的中央地方政制[12]。还有学者把重点放在考察“乱世”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如曾资生就通过详细描述春秋、三国、五代十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等国家分裂时期的政治制度，以及隋唐如何统一以及建制情形，希求以此启发现实政治[13]。
受到院系调整以及学科发展的影响，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缺乏维系动力和支撑平台，教材的编著也进入到了一个“停滞断续”期，导致学术沉寂、建树无多。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二十年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虽然踪迹难觅，间或有探讨断代或者专项政治制度史的相关论述，也常常以中国通史中个别篇章的形式散见于历史学领域，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等。其研究旨趣与目的大多基于“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15]，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视为具有严格规律的过程，即通过革命使社会形态由低级走向高级，从而将旧体例下帝王将相的历史转变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是阶级分析法，将政治视为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思维导向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也深刻影响其后继起而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在科学化、学术化的学科发展潮流的推动下，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政治学一门重要分科、史学的一门重要专门史的定位日趋明确，逐步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格局，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这十年间出版的通史类教材及著作[注]20世纪90年代的教材与著作主要有李明晨编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纲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1991重印)，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陈高华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曾小华著《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储考山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张星久著《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出版社1993年版)，李孔怀著《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仝晰纲著《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探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史远芹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国平等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付永聚等著《中国政治制度论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与八十年代相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转向：一方面，在论述材料上，史料论证的丰富程度大大提升，其范围不再局限于正史与十通，而是在强调引文规范性同时，较为广泛的采用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以及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更多真实详尽的史料大大提高了教材内容的可靠性、说服性。比如张晋藩、王超、史远芹等都先后采用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为吏之道》对秦官僚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比如官吏的忠君标准是“君怀臣忠，政之本也”，德才标准是“审民能，以吏任”。[20]来阐述秦朝官吏的选用、考核、任免等制度。另一方面，在论述主题上，皇权与职官制度不再是唯一的重心，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核心话题开始向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形式、国体和政体的演化规律等内容转向，试图在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学科结合点上，探寻新意。如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以中国历史上政治元首、中央决策与政体运行等体系的各自作用与相互关系为轴心，贯穿考察行政、司法、军事、监察、选任等各项政治制度。
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二十年间，由于政治学学科被取消，历史学领域意识形态色彩严重，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发展速度有限，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编著停滞不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在阶级分析研究范式影响下，明确了历代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统治阶级调整各种政治关系的产物”这一认识，但却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能——管理协调社会公共事务。事实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长久存续是这样两条线索同时存在的，虽然统治性是制度的标识、阶级性是制度背后的本质，但也应当科学全面的揭示统治阶级进行公共管理、维持社会秩序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台湾的研究虽然并未停止，但也只能做些许补充，而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恢复和推进，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
（2）能源动力工程类。能源动力工程类的词汇选取了核电能源、新能源汽车空调两个能源领域焦点专题及发展迅速的冷链物流专题进行了汇总。
(四)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多元成熟”期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境界，一方面是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的劳动分工；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回归，是中国道路的向前延伸。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在本土意识与学术自主不断强化的时代主题中，在广泛吸收各国理论优长的国际视野里，在进一步扩容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知识体系支持下，逐步走向一条拓宽、深化、丰收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借鉴国外成果、深挖本土资源为前提，不断经历着甄别、筛选、吸收、融合的过程，可以称为“多元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出版数量比20世纪90年代显著增长，[注]这一时期的著作与教材主要有朱延惠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陈长琦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007，2016年重印)，王守法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马先彦著《专制权力及其轨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论略》(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张鸣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10第二版)，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创新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2009、2015年版)，黄高晓《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建军编著《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任怀国等著《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济南泰山出版社2009年版)，侯力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荣真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高华主编《简明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庞海云、张辉、沈丽巍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成等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焦培民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此外，还有柏桦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教学参考资料汇编》《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史》、现代史此外在讲义基础上编著了严耕望撰《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写作体例和方法丰富多样，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
第一，中国政治制度史被视作政治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的规范性、研究体系的学理性、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不断提升。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国体政体，不再拘泥于单纯的职官体制，而是转向到历代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决策体制及其动态运转逻辑，倡导构建科学的新体系。比如刘建军指出，要从一种放大、放宽的政治制度观出发，探讨古代国家治理的构成要素、权力结构、运行过程和变迁趋向等，要做“活”的制度史[22]。在研究方法上，推崇采纳和借鉴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与论证，力求使制度史贴近客观的政治历史实际，而不是单纯以西方现代知识判断古代中国的治理体系。张鸣强调要结合制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方法，注意制度现象的内在逻辑关系，厘清因果[23]。
第二，重视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边缘学科特点，研究视域的宽广性、研究内容的交叉性、研究学科的复合性逐步增强。学者开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背景下进行考量，既致力于展现古代中国治理体系的总体框架，又能有力突出具体朝代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形成放大、放宽的政治制度观。比如侯力就认为要从中国政治制度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点出发，把握历史时空，综合社会现象，同时进行历史比较，搭建理论框架，在结构上区分封建社会中枢行政系统、政务与事物执行系统、选官制度、地方行政体系等的不同[24]。
第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叙述方式的创新性、写作体例的多元性、框架结构的选择性日益突出。目前，关于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类教材的编纂体例除了传统的“朝代”分期法，即按照历史朝代的更替顺序，对各项政治制度的演变进行阐述分析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构建其他的论述框架。一种是打破朝代兴亡更替的历史顺序，以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征为标志进行专题划分。比如柏桦就以王权和皇权制度、中枢辅政制度及运行机制、中央政务体制及运行机制、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等将中国政治制度分多条线索一一推进[25]。一种是按照社会的经济或政治形态重新进行历史分期，从而比较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形成规律性认识。比如张创新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为纲，划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制度[26]；焦培民按照政治特征的不同，划分出游群时代、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共和时代五个阶段，归纳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演进趋势[27]。
三、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范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与时代反思
中国政治制度史通史类教材历经近百年的演变与发展，跌宕起伏，方兴未艾。每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范式转变，都离不开所处时代社会思潮与政治认知的深刻影响，体现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
图6为19世纪的潘趣碗，用来盛一种印度引入的潘趣酒。潘趣酒由多种原料混合而成，主料为烈酒和果汁。自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欧洲流行用中国外销瓷盛装酒水或饮料，潘趣碗用鲜艳浓烈的色调表现中国日常生活场景，令西方人着迷，大面积的金色提升了华丽感。
若说新石器时代的“陶制火锅”还颇为简陋的话，那么商代的“火锅”则达到了让人惊叹的精致程度。在商周青铜器中有一种鼎是炊器与盛器的结合体，这种鼎，其实就是商代的“火锅”。1989年在江西出土一只商代兽面纹青铜温鼎，腹部各面饰有上下两层环柱角展体兽面纹，两旁纵向共目夔纹。纹饰线条宽平，图案简明，一侧宽面横 开一口，口前置门，门可上下转动启合，还设置了用来固定闭门的插销。外底之上5.5厘米处的腹腔设有内底，内外底间形成夹层，起着炉灶的作用，在夹层里放上炭火，加热的温度虽不及柴火燃烧之高。也可以保持所盛食物常温不冷。美味飘香。专家称，这是或许是中国的火锅鼻祖。
概言之，在融合成型期，中国政治制度史一改中国传统“治史”所采用的按照朝代沿革，原原本本，悉为记载，以求实用的基本模式，参照西方学术研究体例，建立起现代化的学科新体系。建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虽然经历中断停滞，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再生、多元发展等不同阶段，但是发展脉络背后的逻辑进路却是一以贯之的，就是从单纯的典章罗列，到贴合复杂政治实际的互动因果关系考察；从简单的对制度设置表象的描述，逐步深入到探究政治制度的内部运转执行；从具体的对制度废止、更替与传承的分析，渐次抽象出制度背后蕴含的国家治理体系变迁规律。这样的学术史进路既体现了学科属性从历史学向政治学的转向，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从萌生到发展到成熟的过程。
虽然目前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通史类教材依然存在不少可以进一步扩展的空间：第一，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尚留有大量空间。研究者应侧重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新价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兼收并蓄西方比较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等政治学理论方法，深入分析政治制度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发展动力，及其与社会经济基础、政治突发事件、个体政治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第二，加强对政体运行机制的研究，将制度条例纳入到政策法令的制定与执行的动态过程中考察，无论是皇权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还是监察司法制度，都要用放置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考察，不能做脱离历史实际的单纯抽象，而是要建立浑然一体的科学体系。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学相关理论为研究范式的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支撑[28]；第三，应当通过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亟待突破西方中心论，研究者应当从令人惊叹的中国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新建立适应自身、具有高度解释力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从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和方法论出发，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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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Past 100 Years:Based on the Survey of General History Textbooks
LI Shuo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P.R.China)
Abstract: In the 100 years from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ompi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based on the official syste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ientific system of rationalization and substantialization.The subject attribute has shifted from history to politics,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specific institutions to thinking about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system change behind the phenomenon.The academic evolution path roughly experienced the stage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the West”befor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and four other stage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that is,“intermittent”“development”“mature” and “diversified”. The major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represent those four different periods are the rich variety of history textbooks.They are not only educ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s “basis”,but also th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imes,reflect the “foundation”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on the premise of actively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olitic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extbooks; periodization of history; paradigm shift
收稿日期：2019-03-09
作者简介：李硕，女，湖北荆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9)04-0043-09
(责任编辑 蔡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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