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年谱考补
王 泽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学界对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年多有争议。关于生卒年，经考证可知董仲舒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关于对策年的材料颇多龃龉，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系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与公孙弘同为公羊家代表人物，关系密切，在景帝、武帝时期的诸多学术、政治事件中均有交集，故附公孙弘年表。
关键词 ：董仲舒；公孙弘；年谱；《春秋繁露》
董仲舒是汉儒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其交接者尽属景、武两朝精英，他的生平，可作为同时代学者相交接的坐标。理清董仲舒的生平，对于理解董仲舒学脉的嬗变及实践历程，甚至为董仲舒作品系年，有很大帮助。
论及董仲舒生平的著作为数不少① 专著类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版）中的《董子年表》；韦政通《董仲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表》；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谱考略》；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的《董仲舒年谱及生卒考》等。论文类有：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东方杂志》1945年第41 期）；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2 期）；岳庆平《董仲舒生年考》（《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 期）；冯树勋《董仲舒生卒年与对策考》（《书目季刊》2008年第3 期）等。此外，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威熊的《董仲舒与西汉学术》（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桂思卓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鲁惟一的《董仲舒儒家遗产与〈春秋繁露〉》（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版）等书，对董仲舒生平事迹也有论及。 ，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对策年三事，前人已有大量讨论。此三事材料繁复，或有龃龉，学者用力于此，难有定论。董仲舒的求学、仕途，他与公孙弘等人的接触，他的作品的阶段性等问题，学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一些年谱类论著在涉及上述几点时，或有疏漏。故不揣冒昧，试成此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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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诸家，下文引用但注人名；本文所引《春秋繁露》，用钟肇鹏校释本；前四史用中华书局旧标点本，不另注。取事多从《史记》《汉书》，轶事不录。各项事迹，分志于各年之内，附史料说明事迹，事有模糊者再加考证，若有可述者，再加按语。
高祖六年（前201年）庚子，董仲舒一岁。
董仲舒生。
材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举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
《新论·本造》：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1]24。
《汉书·董仲舒传》：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汉书·叙传》：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考证：章权才认为，董仲舒在武帝即位（前140年）前已经“年至六十余”，故生于前200年之前，亲见四世为高、惠、文、景四世；周桂钿认为董仲舒在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前“年至六十余”并且六十岁后“三年不窥园”，由此推测董仲舒生于前200年至前196年，取其中数为前198年。亲见惠、文、景、武四世。并以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为例，来说明10 岁以后才能“亲见世事”。
以董仲舒的退休时间也可以推测其生年。“悬车致仕”为70 岁至79 岁。岳庆平认为董仲舒在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后即辞官，由此知其生于前204年至前195年。周桂钿则推测董仲舒在元狩元年（前122年）、元狩二年致仕。
《匈奴传》此条上文论说和战取决于时，从“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到“孝惠、高后时”，再到“文帝中年”，则此四世，为高、惠、文、景四世，仲舒当生于高帝初年。本文认为董仲舒于元朔六年致仕，考证见“武帝元朔六年”条。由此推其生年可上至前201年，高祖时已为童，能知高、惠、文、景四世之事。
高祖七年（前200年）辛丑，董仲舒二岁。公孙弘一岁。
(5)沉降过滤式离心机。由表3可知，压滤机入料量为107.44 t/h，此处系统能力按入料量计算，原设备的负荷能力是18 t/h×5=90 t/h，所需设备数量为1.15×107.44/18=6.86(台)，即应在原来基础上再加2台沉降离心机才能满足现有生产需求。
公孙弘生。
按：陈苏镇指出，《史》《汉》所载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以“过免”“病免”是“欲加之罪”，实际上出于当权者更换宰相的需要[3]215-221。建元二年窦婴、田蚡免亦然，触及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派的利益。窦太后崩，她安排在三公位置上的许昌、庄青翟也被撤下。
由图5可知，打磨机器人在[0，237π/1570]与[6669π/7850，2π]区间内摩擦力的值为负，即摩擦力与打磨机器人运动方向相同；而在[237π/1570，6669π/7850]区间内摩擦力的值为正，即摩擦力与打磨机器人运动方向相反[12]。
董仲舒始治《春秋》；公孙弘后为薛狱吏，因罪免，海边牧豕。
按：建元元年十月，武帝即位之时，公孙弘六十岁。秦汉时民间“岁初增年”“秦统一至汉初这段时期，以十月为岁首，但没有改变正月”[2]。建元元年正月后，增至六十一岁。故元狩二年三月卒，为八十岁。
吕后元年（前187年）甲寅，董仲舒十五岁，公孙弘十四岁。
为了验证控制算法的有效性，下面将分别针对系统所受扰动信号为低频扰动信号和高频扰动信号两种情况下对本文所设计自抗扰控制器进行仿真研究.
《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年八十，终丞相位。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丞相公孙弘者……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
考证：《汉书·食货志》：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汉书·景十三王传》：去年十四五，事师受《易》；《史记·吴王濞传》：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汉书·高帝纪》如淳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从文教、军赋各角度来看，十五岁是由“童”至“少”的节点。
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升温速率的增加，DTG曲线峰值向较高温度区域移动，并且挥发分析出的温度范围(失重第二阶段)也呈现增加趋势，这可以促进污泥内部有机物质的热分解反应的进行。同时，升温速率的增加可以明显提高污泥热解的最大失重速率。这主要是由于升温速率的增加缩短了热解反应时间，从而影响了污泥热解过程中化学转化反应的发生。同时，在较高的升温速率下，由于传热与传质扩散的影响，污泥样品与热重仪反应室中的温差也会变大，样品内部颗粒的温度和外部颗粒的温差增大，挥发分的析出释放峰滞后，从而使污泥的转化率降低。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提高污泥热解的升温速率达到提高污泥整体处理效率的目的。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壬戌，董仲舒二十三岁，公孙弘二十二岁。
董仲舒与夏无且游。
材料：《史记·刺客列传》：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史记·太史公自序》：（答壶遂问《春秋》之作）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服虔曰：“仲舒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考证：两处互见，可知董生为董仲舒。岳庆平认为，夏无且为秦医官，其生年至少在前250年左右，与董仲舒游，仲舒壮年当在文帝时期。
方案一：在干式变绕组高、低压侧下方安装2组冷却风机，将冷空气吹向干式变压器的线圈内。安装时应调整冷却风机变压绕组距离及风机的出风角度（与水平夹角约为135°），出风口位置选择合理可保证95%冷却风量进入高、低绕组自然通风道；风机的进风口应加装滤网防止杂物通过通风系统进入绕组。
按：太史公引董生语，与《春秋繁露·玉杯》之义略同：“《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钟肇鹏指出“王道备，人事浃”乃公羊家通说。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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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治学不问世务，弟子众多；与胡毋生同为博士，著书称颂胡毋生。胡毋生归齐后，公孙弘从之受《春秋》。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仲舒）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辕固亦征，论公孙弘。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弘）年四十余，学春秋杂说。
《史记·儒林列传》：胡毋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汉书·儒林列传》：（胡母生）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考证：“三年不窥园”说明董仲舒勤学不辍、不问世务。《新论》“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说明董仲舒年高而不废学。此条可以解释董仲舒早年活动史料稀少。刘汝霖指出：“弘是年已四十五岁，是其受学子都，至迟不过景帝五年，而又在子都辞博士之后，故知子都之初为博士在景帝初年也。”
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癸巳，董仲舒五十四岁，公孙弘五十三岁。
十月，献王以《孝经》问董仲舒，仲舒以五行义对之。
材料：《春秋繁露·五行对》：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王曰：“善哉！”
考证：刘汝霖将此条定于景帝中二年。刘氏认为，武帝时献王于元光五年朝，是时仲舒为江都相，不得见，故系之于景帝初年献王来朝之时。刘跃进从其说。钟肇鹏《年表》悬疑不决，景帝中二年与武帝元光五年都记了献王问董仲舒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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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路面以其良好的行车舒适性、平整度、噪声小等特点成为主要路面结构类型，随着道路交通量增加迅速，车辆超载、重载现象严重，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已难以满足现有使用要求，因此有必要研究提高沥青路面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大量研究和实践表明，SBS改性沥青能够明显提高基质沥青高低温性能以及水稳定性，相较于普通基质沥青，在相同路面设计厚度下，SBS改性沥青能够显著提高路面承载力，而在相同的路面设计寿命年限下，SBS改性沥青路面铺设厚度较低[1]，明显减小施工用料，降低工程造价。本文结合工程实践，探讨工程用SBS改性沥青制备方法，深入探讨SBS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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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刘说。江都王刘非上书请击匈奴，引起武帝忌讳，导致时任江都相董仲舒“废为中大夫”，此事在元光五年。若系献王问对于元光五年十月，假使刘非于同年十月上书，武帝旨意迅速下达，董仲舒也难以在同一月内由江都回到京师。
辕固生与黄生辩，答窦太后问。次年辕固生任清河王太傅。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齐人也，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居顷之，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
考证：《史记·五宗世家》：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诸侯王年表》言景帝中二年置清河国，故置之于中二年。
按：《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即辕固生与黄生争论语。苏舆注：“此篇非董子文。”钟肇鹏注：“疑后人混入。”桂思卓认为：“《春秋繁露》对黄生和辕固生之争的两次记载，可能说明董仲舒亲眼目睹了这场论辩。”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辛丑，董仲舒六十二岁，公孙弘六十一岁。
十月，诏举贤良，公孙弘六十岁，首次参加对策。
根据单因素实验结果,选择每个因素最优的3水平进行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见表5,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见表6,方差分析见表7。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
《史记·儒林列传》：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乙酉，董仲舒四十六岁，公孙弘四十五岁。
武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
材料：《汉书·严助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
《史记·东越列传》：（建元三年）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
公孙弘为博士，旋以病归。
4）沿填筑好的砾石外侧坡面填筑一层粗砂反滤层，粗砂反滤层高度与砾石反滤层齐平，顶宽0.5 m，外侧边坡为1∶2，要求粗砂粒径d=2～8 mm。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丞相绾请罢贤良文学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
材料：《汉书·武帝纪》：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六月，窦婴为相，田蚡为太尉，“俱好儒术”，赵绾、王臧得用。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孝武建元元年六月，丞相绾免。丙寅，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赵绾、王臧都曾受学于申公。而据《史记·儒林列传》，王臧曾“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王臧曾为武帝老师。
七月，征申公，议立明堂，不得用。
材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史记·封禅书》：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
考证：《汉书·武帝纪》系此条于七月至十月之间。刘跃进、陈苏镇系之于七月，从之。
按：申公师徒改制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势力的阻挠；另一方面，徐复观认为，赵绾、王臧所欲实现的明堂，需要在庙制之外再创造一套建筑与仪式，本身难以实行[4]；陈苏镇提出，申公“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的态度也使武帝失去了兴趣[3]221。
董仲舒与韩婴辩。
嗜水气单胞菌、鲁氏不动杆菌、温和气单胞菌等均可导致腐皮病的发生，外伤、营养不良和水质恶化是该病发生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蛙池内无饲料或投喂量不足时，会出现大蛙残食小蛙现象，造成小蛙挣扎逃脱后头背部位皮肤受损，诱发腐皮病。该病流行于夏、秋两季，8-10月份是发病的高峰期。该病具有发病快、病期长、致死率高等特点，幼蛙死亡率高达90%，且常与红腿病并发。
材料：《汉书·儒林传》：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
考证：董仲舒景帝朝博士，居于京师；韩婴为文帝时博士，年长于董仲舒。系于武帝即位之初。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壬寅，董仲舒六十三岁，公孙弘六十二岁。
十月，赵绾、王臧下狱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
材料：《汉书·匈奴传》：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
按：《史记·封禅书》文略同，但无“毁日至窦太后”等文字，突出了儒道之争这一学术背景。排斥儒术是窦太后打击申公师徒的主要动机。
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乙巳，董仲舒六十六岁，公孙弘六十五岁。
春，置五经博士。
材料：《汉书·武帝纪》：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
按：刘汝霖认为，文景时，“使诸博士共讲此书，非以诸书各立博士也”，至武帝时，“博士各掌其经，不复相乱，自是始有专责矣”。仲舒在景帝时为博士，五经皆通，因而与江公辩论时“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丙午，董仲舒六十七岁，公孙弘六十六岁。
二月，辽东高庙灾。
四月，长陵高园便殿火。董仲舒推说灾异，屮稿未上。
材料：《汉书·武帝纪》：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汉书·董仲舒传》：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
《汉书·五行志》：董仲舒对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燔甚罪当重，燔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
按：《五行志》载辽东高庙灾为六月丁酉，《武帝纪》载之于二月乙未，从《纪》。董仲舒之对，“罪在外者”，当指建元年间淮南王“愈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
五月，窦太后崩。
材料：《汉书·武帝纪》：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复用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儒术起。
材料：《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丁未，董仲舒六十八岁，公孙弘六十七岁。
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二月，董仲舒与鲍敞论阴阳。
材料：《西京杂记》：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气而生之？[5]
《古文苑》：元光元年七月，京师雨雹[6]。
考证：《古文苑》名之为《雨雹对》。周天游注《西京杂记》，系之于七月，言《古文苑》系之于二月；刘汝霖引《西京杂记》，反系之于二月。不知两者所据何本。钟肇鹏亦系之于七月。笔者所见四部丛刊影宋本《古文苑》、影明本《西京杂记》皆系之于七月。
惟思仲舒五月对策，策文中亦有“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盩而妖孽生”之语，与《雨雹对》意略同，《雨雹对》当成之于前。且“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合七月仍滞留京师。故从二月说。
按：《雨雹对》中言：“圣人之在上，则阴阳和，风雨时也。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从阴阳关系的角度说明政治与气象的关系，和《春秋繁露·王道》中的“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接近。此两篇成书时间或相近。
五月，董仲舒对策。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即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
考证：天人三策上于何时，聚讼垂千年不休。以各家说法产生时间排序，有建元元年说① 司马光《通鉴考异》首倡，沈钦韩《汉书疏证》，沈家本《诸史琐言》，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等皆从之。这一说依据《史记》文本，主要论据有：董仲舒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十一月举孝廉之前，在建元六年灾之前，“史公学于董生，记事必确”等。 ，元光元年五月说② 洪迈《容斋随笔》根据第二策“亲耕藉田”“黎民未济”等立论，认为即位初不能有如此之辞。王先谦《汉书补注》又提出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反驳建元元年说，王氏认为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今人多持此说。 ，元光元年二月说③ 王益之《西汉年纪》首倡，王氏举出第一策“七十余年”反驳建元元年说，对于司马光提出的“对策应在元光元年十一月举孝廉之前”，王氏认为时间矛盾是由于改历后史官追改。举孝廉之十一月，实为当时之八月；对策之五月，实为当时二月。此说支持者寥寥。 ，建元五年说④ 齐召南《汉书考证》首倡，认为“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即传所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传所谓州郡举茂才孝廉也。” ，元朔五年说⑤ 苏诚鉴的《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 期）持此说，主要依据是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苏氏认为，康居之通，至早为元朔三年张骞通西域归。王葆玹的《天人三策与西汉中叶的官方学术——再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间问题》（《哲学研究》1990年第6 期）附此说。 ，建元元年、元光元年两对策说⑥ 岳庆平的《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 期）；陈苏镇的《董仲舒对策年代考》（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桂思卓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持此说。 ，元光五年说⑦ 刘国民的《董仲舒对策之年辨兼考公孙弘对策之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3 期）。此说根据《史记》《汉书》互有冲突的材料否定占主流的建元、元光元年说；论据方面，作者认为先有元光五年武帝征召，后有董仲舒以“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策二）评论元光五年的征召，并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策二），再发生了元朔元年诏“阖郡而不荐一人”（《汉书·武帝纪》）的情况。此说的问题是：忽视了策文以外其他材料，不能解释《春秋繁露·止雨》的“二十一年”等元光元年至元光五年董仲舒的活动。 等。
从策文文意来看，第二策发于前，第一策、第三策发于后。桂思卓提出：“审慎的推论似乎是，董仲舒参加了公元前140年和公元前134年的两场策问，而他在这两场策问中的议论则同时成了《汉书》卷五十六所保存之资料的来源。”而第二策武帝所问“亲耕藉田”“阴阳错缪”，仲舒答“夜郎、康居”三处，与建元元年说冲突。本文仅能取与史料矛盾最少的一说，将三策系之于元光元年。以下对前人未深入讨论的材料略作说明。
亲耕籍田事。《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二年正月诏：“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文帝十二年举贤诏后，又有亲耕诏：“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系于十三年春二月。《封禅书》又有文帝十三年增设诸神祠之诏。《史记·孝景本纪》有“（景帝后二年）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汉书·景帝纪》同年载夏四月诏“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武帝即位初亲耕，仅见于天人三策。征和四年亲耕山东钜定，《汉书·武帝纪》载：“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
本文推测，亲耕活动一方面与“岁不登”有着直接、明晰的联系；另一方面与祭祀活动、人才选拔有着潜在的联系。《春秋繁露·立元神》立“三本说”：“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皇帝躬耕是奉地本，与郊祀致敬之奉天本，修孝悌敬让之奉人本并列。那么，根据《汉书·武帝纪》“（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记载，能否做出推测：武帝首次亲耕，很可能是在建元年间这场大饥荒之后？反之，由公孙弘首次对策年龄可知，建元元年对策在武帝即位之冬。而亲耕籍田往往在正月到四月，建元元年对策不可能讨论亲耕籍田。
按：其余材料，前人讨论极多，不赘述。天人三策起于何时，实质是尊儒的发生时间与主要发起者的问题，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究竟起于武帝即位时还是即位后一段时间，是否由董仲舒率先提出的问题。
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戊申，董仲舒六十九岁，公孙弘六十八岁。
八月，董仲舒在江都相任内，作《止雨》篇。
材料：《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董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
考证：苏舆认为此二十一年为武帝二十一年，并说：“武帝二十一年，从建元元年起数之，则元狩四年。时仲舒免归家居。元鼎以前纪元并追称，故此不列年号耳。”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景帝前四年）初置江都。六月乙亥，汝南王非为江都王元年。是为易王。”《武帝纪》：“元朔元年，江都易王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有罪，自杀。”《年表》：“（元狩二年）反，自杀，国除为广陵郡。”
可见，元朔元年易王刘非薨，元狩二年江都王建反，国除为广陵郡，元狩四年何来江都国？此处的“二十一年”是江都易王二十一年，为元光二年① 《春秋繁露·止雨》所载年月日系于何时，仍有武帝建元六年、元光元年等意见，陈侃理《〈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史原》复刊第4 期，2013年，第257-261页）主张系于元光元年，可参。 。
按：《续汉书·礼仪志·请雨条》刘昭注：“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毋大小皆相聚于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此事可系于此年。钟肇鹏认为，仲舒奏江都王之文，为本传所谓“上疏条教”之类，非《求雨》篇脱文。
董仲舒与江都王相善，答“越大夫不得为仁”。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语略同）
考证：凌曙、苏舆、钟肇鹏等人注本，题目皆作“胶西王”，但注“合作江都王”，从注。以“久之，王问”，系于次年。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己酉，董仲舒七十岁，公孙弘六十九岁。
主父偃见卫青，久不得用。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
《汉书·主父偃传》：元光元年，乃西入关见卫将军。
考证：《汉书》当脱“中”字，从《史记》，暂系之于元光三年。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辛亥，董仲舒七十二岁，公孙弘七十一岁。
十月，河间献王献乐，答问于武帝。
材料：《汉书·景十三王传》：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汉书·武帝纪》：五年春正月，河间王德薨。
考证：诸侯皆以十月朝贺，春正月献王薨，故系献王来朝于十月。献王早逝，《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汉名臣奏》谓武帝有忌于献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
公孙弘对策，武帝擢其为第一，拜为博士。谏上无用事西南夷。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江都王刘非请击匈奴，武帝忌之，国相董仲舒废为中大夫。
材料：《史记·五宗世家》：（刘非）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
公孙弘、董仲舒赞献王所献乐。
材料：《汉书·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习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
《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
考证：钟肇鹏系此事于元光五年十月，献王来朝之际。此时董仲舒尚在江都，公孙弘亦尚未以对策为博士。《汉书·礼乐志》既云：“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则公孙弘、董仲舒未必同时在此年赞献王之乐。暂系于此。
董仲舒以《春秋》授吾丘寿王。
材料：《汉书·吾丘寿王传》：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
按：董仲舒为中大夫，当在主父偃窃书前，故系于此。
公孙弘迁左内史，与汲黯有隙。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上大悦之，二岁中，至左内史。
《汉书·公孙弘传》：一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光五年）博士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
《汉书·汲黯传》：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为功。
考证：从《汉》表，系之于元光五年年末。公孙弘此年迁左内史，然后服丧三年，元朔二年再迁御史大夫。
按：汲黯与公孙弘、张汤有隙，固然因为汲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而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黄老与儒、法之间的斗争，在此体现。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壬子，董仲舒七十三岁，公孙弘七十二岁。
董仲舒居舍，著《灾异之记》，参阅建元六年书稿。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
考证：《史记》此处下文云：“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辽东高庙、高园便殿灾在建元六年，是时主父偃尚未发迹。故《汉书》本传此处为“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屮稿未上”，如此方通。董仲舒元光六年在京师，写作《灾异之记》，如非参阅建元六年书稿，主父偃安能见此六年前之旧稿？
主父偃上书，高升，数献策于武帝。
材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又从其计。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
考证：据《孝武本纪》，尊卫后在元朔元年春，故系主父偃发迹于前一年。燕王定国事，史料有出入：据《史》表，燕王定国在位二十四年，身死于元朔元年；《史》传同。《汉》表同《史》表；而《汉》传又言其元朔中自杀，在位四十二年。《汉》传与其他三处不同。
主父偃窃稿，董仲舒下狱，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汉书·刘向传》：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
按：武帝此举，意在立威，以灾异论为不可取。故“当死，诏赦之”，仲舒亦知其意，“不敢复言灾异”。以该年为限，可推断董仲舒著作的形成时间。
公孙弘服后母丧。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按：此处从《汉书》说。《史记》本传置“服丧三年”于“二岁中，至左内史”之前，如此，元朔二年丧服未满，而史载公孙弘已迁御史大夫。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癸丑，董仲舒七十四岁，公孙弘七十三岁。
十一月，武帝再下求贤诏。
按：见于《汉书·武帝纪》，文繁不录。诏中提出“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学者认为董仲舒对策于元朔五年，就引用了这条材料，认为第二策中“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同元朔元年诏“阖郡而不荐一人”描述的是同一事件[7]。某个郡国没有察举孝廉，并非极罕见之事，不能以此断定第二策上于元朔元年之后。董仲舒对策引五年前一件小事立论的可能性也不大。
十二月，董仲舒故主江都易王刘非薨。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二月，江都王非薨。
三月，卫后立，主父偃有功。
按：《汉书·主父偃传》言，卫后之立，主父偃有功焉。元光五年七月乙巳陈皇后以巫蛊废，张汤是时为侍御史。陈皇后之废，外家窦氏衰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甲寅，董仲舒七十五岁，公孙弘七十四岁。
江都王建立，淫虐残杀，无人匡正。
按：事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学者认为董仲舒于此年再相江都。考证见“元朔五年条”。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乙卯，董仲舒七十六岁，公孙弘七十五岁。
公孙弘代张欧为御史大夫；张汤由中大夫迁廷尉。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朔三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
主父偃说武帝筑朔方，下公卿议，公孙弘与朱买臣辩。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汉书·主父偃传》：偃盛言朔方地肥饶，……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曰：“秦时尝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朱买臣难诎弘，遂置朔方，本偃计也。
按：据《武帝纪》，元朔元年秋，东置苍海郡，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地理志》：元朔二年开朔方郡。《公孙弘传》已言（弘）“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因此将这场辩论系于元朔三年初。辩论后，“罢苍海郡”“城朔方”。《地理志》言元朔二年开朔方郡，为元朔二年春置郡，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之事。
公孙弘说武帝诛主父偃。
材料：《汉书·主父偃传》：及齐王以自杀闻，上大怒，以为偃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偃服受诸侯之金，实不劫齐王令自杀。上欲勿诛，公孙弘争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丁巳，董仲舒七十八岁，公孙弘七十七岁。
十一月，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为相，封侯。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十一月乙丑，丞相泽免。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
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公孙弘为相，辑其议论，用董仲舒议。
材料：《汉书·儒林传》：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
董仲舒上《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公孙弘使之相胶西。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考证：《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抬头为“江都相董仲舒”，说“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质，擢升三公。……郡国翕然望风，更思改新。”可知此书上于公孙弘初为相时。抬头自称“江都相董仲舒”，应当是以自身所担任的最高职位自称，取孔子“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之意。钟肇鹏、周桂钿认为董仲舒在元朔二年，江都王建时再任江都相，以附会《诣丞相书》中“江都相”的抬头。愚以为董仲舒没有再次出任江都相。原因有二：其一，《景十三王传》载，易王丧时，建与父姬、女弟奸，淫虐残杀。仲舒若为相，必力图匡正；其二，《诣丞相书》是仲舒转任胶西的契机，此书上于公孙弘为丞相、董仲舒尚未任胶西相之时，当为元朔五年无疑，若此前仲舒江都为相，何时何地与瑕丘江公辩？
公孙弘与吾丘寿王辩，寿王承仲舒师说，弘诎。
材料：《汉书·吾丘寿王传》：后（寿王）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
按：吾丘寿王所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乃承董仲舒师说。
六月，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员，学者益广。
材料：《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
雷被至长安，告淮南王阴事，罚以削地。
材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戊午，董仲舒七十九岁，公孙弘七十八岁。
淮南王庶孙刘建上书告，审食其之孙求淮南阴事构之于弘。公孙弘深探淮南狱。
材料：《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
董仲舒与胶西王相善，仲舒为胶西王拟议淮南书，不久辞官。
材料：《史记·儒林列传》：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有司请逮捕衡山王，武帝下其议，胶西王端引《春秋》之义论之。
《汉书·叙传》：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
考证：钱穆认为，“胶西之议出于其相董仲舒。仲舒固深疾汉廷兄弟亲戚骨肉之骄扬奢僭，而主为忍而诛者”[8]。今从之。元朔六年后，武帝使吕步舒穷治淮南事，仲舒一惧武帝，二惧胶西王，当于此前后辞官。合于“悬车致仕”之数。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己未，董仲舒八十岁，公孙弘七十九岁。
十一月，淮南衡山事发，吕步舒大治狱。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汉书·五行志》：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
按：武帝对诸侯王的态度复杂。武帝有削夺诸侯王权力的需要，尤其针对河间王德、淮南王安等有名望的诸侯王；考虑到舆论的态度，这种需要又不能过度表现出来，如齐王次昌事。
公孙弘以大臣奉职不称致使诸侯畔逆为由，上书请辞以避祸，不许。
材料：《汉书·公孙弘传》：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
董仲舒居家著书，张汤问事。
材料：《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恐久获罪，病免。……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
《春秋繁露·郊事对》：廷尉臣汤昧死言：臣汤承制，以郊事问故胶西相董仲舒。
按：张汤自元朔三年至元狩三年为廷尉，董仲舒元朔六年居家著书。系于淮南狱次年。
四月，戾太子刘据立。太子少壮，学《公羊》家说，私淑《谷梁》。
材料：《汉书·武五子传》：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
按：戾太子初学《公羊》，当在元鼎中。武昭宣之际《公》《谷》之争，始于两家对戾太子的“争夺”① 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 期）。辛德勇认为，戾太子对《谷梁》的喜好，是因为《谷梁》对隐公和桓公的身份地位的解释更加契合戾太子自身的政治处境。《公羊》认为“桓幼而贵，隐长而卑”，主幼弟之立；《谷梁》则认为隐、桓俱非嫡子，宜从长幼之序。在卫后失宠的情况下，戾太子身为长子，更偏好《谷梁》的解释。 。戾太子“守文”倾向的形成，受到了窦太后选定的石氏家族的影响，也有瑕丘江公为代表的儒家的影响，“守文”是黄老政治遗风和儒家思想兴起的混合物[9]。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庚申，董仲舒八十一岁，公孙弘八十岁，卒。
三月，公孙弘薨；李蔡代相，张汤代李蔡为御史大夫。
材料：《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元朔三年）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元狩二年）三月戊寅，丞相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考证：《百官表》言张汤元狩三年为御史大夫，与“五年迁”不合，御史大夫之职空缺一年。张汤为御史大夫为三月壬辰，李蔡代相为同一日，难以巧合解释。本传叙张汤升迁于江都狱之后，按《诸侯王表》江都事发于元狩二年，故系张汤升迁于次年，不从《百官表》。
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辛酉，董仲舒八十二岁。
秋，武帝用董仲舒议，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
材料：《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
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壬戌，董仲舒八十三岁。
行盐铁官营。
材料：《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
《汉书·食货志》：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
考证：《食货志》前文言“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东郭咸阳、孔仅领盐铁事当在元狩四年徙关东贫民后。
董仲舒建议，“盐铁皆归于民”。
材料：《汉书·食货志》：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甲子，董仲舒八十五岁。
六月，董仲舒弟子褚大循行天下。
材料：《汉书·武帝纪》：诏曰：日者有司以币轻多奸，农伤而末众，又禁兼并之涂，故改币以约之。……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
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乙丑，董仲舒八十六岁。
六月，吾丘寿王说汉鼎。
材料：《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六月中，河东汾阴得宝鼎。
《汉书·吾丘寿王传》：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臧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
按：寿王所言“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汉自高祖继周”“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等语，以鼎出为祥瑞，与董仲舒黜秦、以汉继周的观点相合。
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乙丑，董仲舒八十七岁。
十一月，张汤自杀。
材料：《汉书·武帝纪》：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丁卯，董仲舒八十八岁，卒。
董仲舒年老，以寿终于家。
材料：《汉书·食货志》：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夏四月，雨雹，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汉书·匈奴传》：（仲舒）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
《汉书·匈奴传》：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考证：董仲舒卒年争议颇多。苏舆认为，“仲舒著书，皆未改正朔以前事，则其卒于太初前可知”；武帝朝“人相食”见于建元三年与元鼎三年，施之勉、李威熊据“人相食”认为董仲舒死于元鼎三年以前；周桂钿则认为《匈奴传》中董仲舒议论是根据现实政治而发，由此将董仲舒的卒年推迟到元封四年。
然而，《匈奴传》引董生之言，是承文帝对匈奴的政策改变而来，指责董氏“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厚利、盟约、质子，是董仲舒对外政策的一贯态度，并非因杨信事而发。本文从元鼎三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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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alist-Style Record of Dong Zhongshu’s Life:Textual Research and Supplement
WANG Z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Dong Zhongshu’s life, especially about the years of his birth and death,and the year of his countermeasures for political problems.As a result of textual research,Dong Zhongshu was born in the sixth year of Emperor Gaozu of the Han Dynasty (201B.C.) and died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ding(114B.C.); as for the year of his countermeasures for political problems,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av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and the first year of Yuanguang(134B.C.)is an advisable choice for its least contradictions.Since Dong Zhongshu and Gongsun Hong,who were bo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ngyang School an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intermingled in many important academic and political events during the periods of Emperor Jingdi and Emperor Wudi,the chronicle of Gongsun Hong’s life is also appended.
Key words : Dong Zhongshu;Gongsun Hong;chronicle of life;Chun Qiu Fan Lu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9.03.004
作者简介 ：王 泽（1996－），男，浙江诸暨人，在读硕士。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3-0027-13
收稿日期： 2018-03-23
（责任编校 ：曹迎春英文校对 ：吴秀兰）
标签：董仲舒论文; 公孙弘论文; 年谱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