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约翰·斯梅尔教授主要研究英国近代史，所著《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以17－18世纪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为研究个案，再现了该教区的中等阶层在经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之后，如何具备中产阶级意识，形成独特的中产阶级文化。在斯梅尔的中产阶级研究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还重视阶级研究的地方性视角、阶级的社会关系本质、性别关系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等。斯梅尔的研究或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对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
关键词：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E.P汤普森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斯梅尔是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英国近代史，尤其关注18世纪英国社会史。斯梅尔教授的专著《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由武汉大学的陈勇教授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至今已经十余年。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方面的译著，它以17－18世纪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为研究个案，再现了该教区的中等阶层在经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之后，如何具备中产阶级意识，形成独特的中产阶级文化。本文将从“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阶级研究的地方性视角、阶级的社会关系本质、性别关系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斯梅尔教授的阶级形成理论，希望有助于推动我们对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
一、“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
斯梅尔有关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中，着力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阶级问题上的矛盾，借鉴了皮埃尔·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马歇尔·萨林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理论，提出了富有见地的“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该理论解决了这样一对矛盾，即“阶级是社会经济实际的反映”与“阶级是社会建构”。[1]7斯梅尔认为，阶级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既是社会经济实践的反映，也不断地被社会经济实践所重建，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即“文化既建构实践同时又被实践所建构”[1]53。斯梅尔在工场主－工人关系方面的论述是这一理论的极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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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哈利法克斯的毛纺织业发展很快，一方面表现为家内制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即出现了工场制造业，出现了工场主或商人－工场主。17世纪晚期，已经有工场出现，但当时工场主很少。到18世纪中叶，工场主的数量和经营规模都已十分庞大。由于工场主既是生产者也是销售者，他们与市场联系紧密，比家内制的工匠更能洞悉市场需求信息，由此也更注重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的把控，还可以进行大胆创新以满足新时尚。
斯梅尔认为，与上述经济转型相并列的是文化转型，它改变了这个集团对自己经济实践的认识。18世纪上半叶，哈利法克斯的商业精英在对待他们的事业方面形成了一种更富于企业家精神的观念，在对待他们雇用的工人方面形成了一种比较冷漠和客观的关系。这些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双向互动联系。
斯梅尔研究了乔纳森·鲍姆福斯，他是1700年前后的富裕工场主，曾留下两份遗嘱。他的经济实践与18世纪中叶的工场主相似，虽然鲍姆福斯已经是富裕的工场主，但依然认为自己是约曼农，尊重手下工人和贫困乡邻，说明新的经济实践可以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发展。但鲍姆福斯及早期工场主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文化。他们把工商业活动视为一种投资，采用精确的簿记方法来计算成本与利润，发展出新的谋利观，勇于竞争等等。在市场竞争和压力之下，工场主与制造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制造者的独立性逐渐丧失，“他被异化为获取利润的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个要素”[1]87，“转化为必须受控制和管理的劳动供给者”。[1]89所以，工场主和制造者之间关系的个人色彩越来越淡薄，取而代之的是父权制的管理，原来的独立工匠成为依附工人。
1.2.2 消化系统感染 ①恶心呕吐或腹痛腹泻症状加重；②有下列任意两项：a.发热；b.周围血白细胞升高；c.大便中可见红细胞、白细胞或脓细胞；d.大便连续两次培养出相同的病原菌。
二、阶级研究的地方性视角
那么，地方性中产阶级文化如何成长为全国性的中产阶级文化？斯梅尔认为这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工业革命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成长互相推进，互为因果。哈利法克斯的商业和专业精英们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发展出新的价值观念，这些新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最终，地方性的中产阶级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获得认同，抽象为全国性的中产阶级文化。斯梅尔认为，到18世纪末，英国才出现高度一致的中产阶级文化。
从上可以看出，斯梅尔的“阶级形成的文化理论”强调“共时性”，社会经济实践既有助于新的阶级文化的产生，又被新的阶级文化所推动，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在书中，斯梅尔指出自己与E·P·汤普森观念的差异。汤普森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形成问题时，不像过去的史家那样过于强调经济因素，也没有把工人阶级看成是机器和工厂制度的产物，而是认为阶级的形成既要有共同的经历，又要形成主观意识上的阶级认同。斯梅尔分别用“长时段”、“短时段”对应于汤普森的“阶级经历”、“阶级意识”，并引用汤普森的经典论述：“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2]（前言1-2）也就是说，阶级经历是长时段里慢慢积累的，或继承自前辈，或体验于自身，而阶级意识则是短时段里表达出来的。斯梅尔没有强调两者的先后关系，正如上文提到的工场主－工人关系问题，这种个人经济关系向非个人经济关系的转变、工人的生产要素化并非社会经济实践的一个最终结果，而是在经济实践过程中，应对市场需求、竞争压力的自然转变，这种转变又反过来强化经济发展趋向。阶级既包括经历也包括意识，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过程的结果，一个集团在此过程中理解自身的世界……即造就其成员看待和理解自身和他人行为的意义网络。”在这种互动中，集团成员逐渐固定了自己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产生了阶级认同。所以，斯梅尔并不否认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具有不同的时间框架，但他认为不应该“强调一种时间框架的时候忽视了另一种时间框架”[1]10。
与中产阶级对土地贵族态度矛盾、界限不清的情况相反，中产阶级与下层工人阶级则容易区分得多，斯梅尔以“文雅”一词概括两者的区别。18世纪中叶，虽然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还不明确，但逐渐形成的私人领域仍极大地帮助哈利法克斯的中产阶级同他们之下的群体区分开来。这些商业精英、专业人士的家庭，妻子退出劳动领域，专事家庭、子女教育及社交活动，她们可以成为某个组织或社团的成员，如斯梅尔提到哈利法克斯的流通图书馆。要成为流通图书馆的会员必须捐助1基尼并交纳每年5先令会员费，这一限制就将教区大多数人口排斥在外[1]168。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文化水平、闲暇时间，这些都使他们与普通工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明确阶级间界限的同时，也深化了他们内部的阶级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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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梅尔在其著作的“理论与方法”部分非常明确地指出，“我认为，中产阶级文化起源于地方而非全国性的情境之中。”[1]16他选择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教区作为地方史个案，其著作的全称非常能体现这一研究视角，即《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1660－1780年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该著作的完整英文标题是：The Origins of Middle-Class Culture:Halifax，Yorkshire，1660-1780），只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隐去了副标题。这个教区从自然地理条件上来说不适于农耕，从畜牧业所得收入也不丰裕，到17世纪后期，纺织业成为哈利法克斯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地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该教区的社会结构中缺少占支配地位的地主或地主集团，以约曼农、手工工匠为主的中等阶层居于突出地位。这时的哈利法克斯约有居民1.9万 [1]24，斯梅尔潜心收集了当时人留下的日记、信件、遗嘱、财产清单、法庭档案、教区登记薄、账册、壁炉税及其它税收记录等，在这些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非常细致地研究了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该教区中等阶层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在斯梅尔研究的起始阶段，中等阶层仍以等级制的观点看待他们的世界，对地方乡绅有顺从的一面。但是，纺织业使中等阶层在经济上较为独立，他们也能够对乡绅的权威提出挑战，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意识。另外，“中等阶层是一个包容性广泛的集团，其内部的社会关系是相对平等主义的关系。”[1]32斯梅尔正是在深入分析哈利法克斯教区这一地方特色的基础上，探讨该地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阶级意识的形成。
三、阶级的社会关系本质
从目前情况看，公司主要依靠技术熟练、忠诚可靠的员工建立和维持这样良好的声誉。当行业内许多小公司选择技术导向的竞争战略时，公司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公司现在的管理政策侧重于劳动密集战略，主要依靠拥有的劳动力，而不是最新的技术。公司过去5年的销售和利润，见表1所示。行业内销售收入和利润的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5%和10%。很显然，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的环比增长率低于行业水平，这始终困扰着管理层。
在斯梅尔看来，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对待土地贵族的态度比较复杂。在批判土地贵族方面，中产阶级“挪用”了“品德良好的乡绅对腐败的宫廷贵族的批判”，然后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实践加以利用，最终“将自己对于政府政策的批判建立在商人美德的基础之上”[1]233－235。他们认为自己的勤奋、节欲、节俭、审慎，与贵族的懒散、纵欲、挥霍、轻率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即自己高尚的生活方式相比于富人游手好闲等恶习所具有的优势。斯梅尔在总结中产阶级区别于贵族的特征时用“节俭”一词加以概括。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滑动”，界限有时模糊不清，比如哈利法克斯商界精英和专业人士购买庄园、采用乡绅分配地产的长子继承制、与土地所有者通婚等，这说明新兴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素。
阶级是一个异常复杂、难以定义的概念，阶级的形成过程也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著名的E.P汤普森用75万字的篇幅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我们仔细阅读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工人的日常生活、家庭教育、协会组织、闲暇、人际关系、政治运动等等。所以，阶级应放在与其它阶级的关系网中进行认识。“阶级是一种关系”[2]（前言3）。“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定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2]（前言1）在方便研究与操作的三分社会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处于底层，其外部关系都是“下对上”的问题，而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层，向上，要区别于贵族，向下，要区别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认同感的产生必然与工人阶级的情况不同，它不仅仅与一个集团有关，而是与两个集团——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有关系。”[1]（前言XIII）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斯梅尔更兼顾了两组重要关系，并分别用简明的“节俭”和“文雅”来概括其特征。
第二，哈利法克斯中产阶级文化起源的模式不能简单地放大到全国范围，如斯梅尔所说，“地方史并不能作为一种分析的样本，而应该作为一种分析模式”[1]16。哈利法克斯与利兹、布拉德福德、兰开夏、谢菲尔德、伯明翰、伦敦的经济文化发展存在很大差异，各地的中等阶层都与自身的经历产生共鸣，碰撞出各具特色的中产阶级文化。所以，“在18世纪，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中产阶级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方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当地情境的特殊回应，特别是当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方式的特殊回应。”[1]18
在斯梅尔的研究中，我们必须牢记他的两点提醒：第一，虽然哈利法克斯的中产阶级文化起源于地方，但不能忽视全国性文化对哈利法克斯中产阶级文化形成的影响。例如斯梅尔在分析该教区货币市场的发展时提到，17世纪后期信贷对于哈利法克斯教区经济的日常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但大量交易都是依靠教区内的私人借贷网络，汇票的使用并不普遍。18世纪，随着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空间跨度越来越遥远，哈利法克斯商人和工场主对汇票的依赖度增加，到18世纪30年代，汇票已广泛应用于商人和工场主的各类交易中，甚至还扩大到其它领域。哈利法克斯货币市场的发展既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对逐步完善的全国性金融网络系统的积极回应。
四、性别关系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
斯梅尔在阐述其理论基础时写道：“私人领域里中产阶级的认同感产生的核心问题是性别，因为就中产阶级形成所必需的社会分化过程而言，一系列新的性别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0可见确立一套新的性别关系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18世纪中叶哈利法克斯的商人、工场主和专业精英世界已经出现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离，男人们逐渐主场商业、政治事务，女性则退出劳动力领域，其活动集中在比较确定的私人领域。这样一套新的性别关系首先彰显了成长中的哈利法克斯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他们内部的阶级认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把他们与之下的集团区分开来。
在这套新的性别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妇女的“有闲”成为重要的条件和标志。原来的中等阶层家庭中，劳动和生活无法明确区分，劳动场地和生活住所合二为一，妇女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而成功的哈利法克斯商业精英和专业人士，有实力让妻子们过一种有闲生活，以享受闲暇这种奢侈品来标志自己的社会地位。斯梅尔以17世纪末的苏珊娜·赖利和1760年的苏珊娜·利斯为例进行对比，前者作为寡妇从丈夫那里继承产业并潜心经营，而后者成为寡妇时，其丈夫在遗嘱中强调，她不能参与丈夫塞缪尔制造业的任何继承事宜，她每年将获得40英镑的年金，只要她不再嫁他人，就可以住在原来的宅邸。斯梅尔提出，涉及这两名妇女的遗产处理上的变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变迁”，即利斯及其丈夫认同妇女不参与生产劳动。到18世纪中期，这种认同已经遍及哈利法克斯的精英集团。该集团的妇女们的主要职责在于营造温馨的家庭、教育子女、参与各种非政治性聚会、家庭间互访等等，她们从“生意妇女”变成了“全职母亲”、社交能手。雅致的客厅、精美的茶具、有会员资格限制的社团、互赠礼品的拜访，这种无工作的生活方式展示了等级，[3]86拉大了与下层集团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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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国内学界非常熟悉的历史学家当数E.P汤普森，他半个世纪前的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被誉为研究近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同为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兴阶级，两位学者的研究必有相通之处，如他们都非常重视文化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关注阶级的社会关系本质。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作为工业革命中逐渐富裕、政治成熟、价值自信的阶级，斯梅尔从地方性视角研究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可以说，中产阶级是自带思想家和组织者的，他们在地方性范围内就联系密切，易于形成区域性的中产阶级文化，经过时间的积累，进而抽象为全国统一的中产阶级文化。而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再者，丰厚的经济基础也使中产阶级的女性摆脱了体力劳动，她们的职责就是“代理消费”，通过她们的各类消费、会员身份等来彰显本阶级的地位。因此，他们研究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更深入地探究两位学者阶级研究的异同，虽然对于推进阶级问题研究大有裨益，但非笔者能力所及，希望本文有抛砖引玉之用，也正契合我们学术界近些年来的中产阶级研究热。①
注 释：
①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日趋火热。登陆中国知网，以“中产阶级”为“关键词”检索，1999年有35篇相关论文，以后逐年增加，到2004年超过100篇，达到112篇，2010年更是达到206篇。这还不包括与“中产阶级”相近的检索词，如“中间阶级”、“中等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M].陈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英]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M].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Family Fortunes: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1780-185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业化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社会生活研究”（15LSB002）
作者简介：胡玲（1977－ ），女，历史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英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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