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像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
王阳明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王华，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立下治国平天下大志。年轻时，不仅认真研讨儒家经典，还对军事有浓厚兴趣。他特别爱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即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良好的军事素养为他后来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进士，时年28岁。明弘治十七年（1504），任兵部主事。明正德元年（1506）二月，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驿驿丞。龙场在贵州西北修文县的万山之中，王阳明在此有了读书时间，有了龙场悟道，开始了他终生的心学传播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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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集宋明心学大成，精通儒、释、道三教，且能统军征战，为宋明以来罕见的全能鸿儒，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称“真三不朽”，功绩突出。
在立功方面，王阳明多次平叛镇乱，从无败绩，为明代杰出军事家。尤其是平定宁王，对明王朝的安邦立国贡献巨大。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兵变，王阳明闻讯，立即返回吉安，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积极备战，发出讨贼檄文，发动义军勤王，仅用35天的时间就平定了叛乱，因此获得“大明军神”之称。
据资料显示，依靠农业专家的帮助，在茨淮新河大堤建立怀远石榴母本园、采穂圃、育苗基地。研发新品种、引进新的种植技术进行相关试验。并且国内研制出了石榴果剥皮榨汁机为制作石榴汁提供了可能性，并提高了石榴的附加值，提高怀远石榴的品牌含金量。这也为延长怀远县的石榴产业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立德方面，王阳明龙场悟道，初步奠定了其理论基础，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超越前人，开示后者，德被天下，桃李亦满天下。
立言方面，王阳明意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创立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成为一代儒宗。
左宗棠曾评价：“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王阳明以节义、文章、事功为明朝第一人，是明中后期一切有抱负、希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读书人的楷模。
在道德修养方面，王阳明强调内外兼修——求诸内心和格之外物，两者不可偏执一端。王阳明指出具体的修养途径，如立志、诚意、除私去弊、循序渐进等等，这对个体做道德修养工夫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王阳明的一生就是道德修养的一生。他早年求学博采众家之长，以倡明圣学为己任；在为政期间，行德政，重视推行教化，所到之地，兴学校、立社学、建书院，讲授圣贤之道以移风易俗。
本文分为如下四个部分：首先对五年规划领域相关的研究与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其次介绍数据库收集及计算方法，再次对实证结果描述与分析，最后对研究结果与发现进行讨论与展望。
首先，明清时期出现“家孔孟而人阳明”的局面，产生了大批著名理学家，文化思想建设达到空前昌盛。这些理学家们最具实践精神，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的作用，非常重社地方风化，对地方社会风气的建设，他们身体力行，从朝廷高官致仕归里，在家乡或办馆授徒，或伏案著述；亲躬下田地劳作，不到县府干涉地方行政；以身作则，立朝端正，归里为本分乡民。士大夫们奉阳明心学为圭臬，同志相勉，各成大家。
竹子作为建筑材料、二氧化碳封存器和社会助推器的国际接受度正在迅速提高[1-4]。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充分实现其全部潜力。中国是竹子利用较为先进的国家，并通过大量的国际培训、技术转移和投资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竹产业[5]。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完全完成竹产业集群的国家，但仍然需要填补中国乡村旅游国际化的空缺，以缓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快速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人口迁移现象[6-7]。以竹建筑创新为核心的新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旅游的关键因素[8]。
一、出任庐陵知县
明正德五年（1510）春，王阳明从贵州龙场驿升为庐陵（今吉安县）知县，在位时间七个多月。庐陵是他做地方官的第一站，他的行政思想、地方行政管理观念和心学传播，都开始于庐陵。从此王阳明与庐陵结下了不解之缘。主政庐陵后，王阳明踌躇满志，决定对地方管理进行有效治理。
第一，设立诉讼接待制度。《王阳明全集·年谱二》记载：“先生三月至庐陵。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莅任初，首询里役，察各乡贫富奸良之实而低昂之……”王阳明到庐陵不到一个月，不曾想到庐陵地方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告状、上访人多，不时有人到县衙前击鼓鸣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庐陵地处富庶之地，读书人多、在朝为官人员较多有直接关系。王阳明很快被各种上访、诉讼所困扰。对此，王阳明一方面深入民间调查研究，找出吉安“好讼”之风形成的根源，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另一方面在耐心接待各种上访和诉讼的同时，决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首先从地方士绅入手，做好民众的各种纠纷的调解工作，使社会矛盾消灭于萌芽之际；再者是提高对簿公堂的门槛，规定诉状必须简明扼要，严禁繁杂冗长，违者严惩不贷。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吉安民间好讼之风很快被抑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第二，推行里甲制度。里甲制度是明初时建立的一种乡村自治制度，目的是强化基层治安功能。县城内十户为一甲，乡村以村为单位。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制度给百姓的治安能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使百姓受益。王阳明要求县内里老担当教化责任，以里老德高望重的身份进行民事纠纷的排解，教育乡民和睦相处，负责民事纠纷调解工作。这种教化与制度建设并举的行政手段，使得庐陵乡风民俗不断得到改善，诉讼减少，人心思齐，社会逐渐稳定，民众与官府的抵触情绪日益减少。
第三，恢复建立“两亭”制度。两亭即申明亭和旌善亭，均为明初时创建的基层治理制度设施（类似于今天的公示栏），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有人做了坏事，要在申明亭中公布其名字和劣迹，使之羞于见人，其家庭名誉也将受损。而做了善事的人，则在旌善亭公布其人及事迹，让社会见善思齐。两亭制度使庐陵的民风得到改善，对后代的影响极大。这一制度的推行，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也是获得吉安士绅和民众拥戴的主要原因。
第四，建立街道建筑防火模式。吉安城（庐陵县治所在地）房屋多为木架结构，明正德五年（1510）时因大旱发生火灾。王阳明到现场勘察后，发现城中民众房屋多连接一起，发生火灾极易殃及邻里，遂要求城中店铺民居均砌成防火墙。从此，吉安城街巷店铺出现了隔火墙。此后吉安街巷皆以防火墙为建筑模式，减轻灾害。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离不开敢闯敢干，勇于试错的精神。但前提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假如不顾客观规律，不经科学论证，急功近利，盲目瞎干；或是一味追求所谓的政绩，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那么，结果必然事与愿违，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可能出现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财政空耗等副作用。
第五，实施讲学。王阳明初到庐陵，地方的社会风气不好，人事纷杂，加上杂税、巫赛、讼案等社会怪象，困扰着官吏治理。王阳明“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倡致良知之学，在青原山净居寺讲学。庐陵成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实验田，他将学术思想与道德实践相结合，青原讲学奠定了王学在吉安的历史地位。王阳明在青原讲学，除传播理学之外，还与净居寺禅宗共同创造了青原山“荆杏并修”的人文历史，为明代以后世人仰慕的祖关圣域。后来王阳明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仍以吉安为重要讲学之地，直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前后在吉安活动达十七年之久，吉安是阳明学的传播中心。
王阳明讲学场所——阳明书院
青原山阳明书院历史展
二、王阳明心学的宗旨与内容
王阳明的心学主要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重要内容。
1.“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学术贡献
在程、朱哲学中，所谓“天理”具有至上性，“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朱熹《读大纪》），个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从理论形式上看，天理是客观的，人则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体认。这样的修养方式较为具体，但禁忌颇多，南宋陆九渊就已指出其过于“支离”，久而久之，容易滋生虚伪学风。王阳明通过“龙场悟道”，认定“天理原来是人心自足的产物”，从而提出“心即理”和“心外无理”的思想。“吾心良知”成为了王阳明心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取“天理”而代之，从此打破了“天理”的一统局面，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这是王阳明在哲学思想上作出的最大贡献。
其次，由于士大夫们共同维护地方文化建设，在他们精心的组织和推动下，对于乡村家族的管理，表现得十分突出。修族祠、续族谱，订乡约，制家规，修桥铺路，建义仓，办义学等，一切皆以阳明“知行合一”要求进行规范。王阳明在庐陵任职时期推行的两亭制度和里甲制度在吉安得到放大。阳明的思想在家族管理和发展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吉安族谱中把家训族规摆放在首要位置，而祠堂则是检验和落实族谱要求的场所。家族自治，力量无穷。《庐陵马塘西溪刘氏族谱》中“族诫”载：“一、正心术。阳明先生云：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如为慈、为惠、为仁厚、为坦直、为忠信廉节，念念只循天理，都是心术好的。如为忍、为忿、为刻薄、为险竣、为贪嗔妬唆，念念只徇私欲，都是心术恶的。”这种直接将阳明学的思想放入族谱中的做法，在吉安乡村的家族管理教化中比比皆是。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四句教
2.“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及影响
可以说，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要达到深入地影响一个区域若干世代，一方面离不开领袖人物的提倡，更重要的方面便是全社会的教化。“致良知”之学，在经历几代之后，根植于吉安民间，妇孺皆知，幼叟共识。它给予社会极大的正能量。具体表现在家族、民众积极自觉地建祠堂、书院、义仓、桥梁、寺塔等，这些建筑或公共活动场所，成为基层社会的精神支柱，社会得以健康发展。
结合两个标准的分析，确定本文研究的用蔬菜提取液制备洗发液的最佳实验方案是：B2C2D4E3，按照此方案生产的蔬菜洗发液洗涤效果最佳，其黏度和pH值均符合要求.
“致良知”思想有四个特点：具有创世功能、是道德评判标准、永存、人人皆有。这些特点为人们做修养工夫提供了前提。
4.人人可为圣贤的道德思想
“致良知”的修养方法，即注重个人修养，每日自省检查，淡薄名利，从身边的事物开始。
“致良知”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优点在于“天然率性之妙”，人们只要循此良知自然而为，就是圣贤功夫。
利用柴油机烟气干燥生活垃圾，关键在于烟气能否提供垃圾水分干燥所需热量。下面对烟气—垃圾干燥过程进行能量衡算。柴油机烟气干燥生活垃圾过程中进入和排出干燥器的各项热量及物质，以1 d为基准，如图3所示。
3.“知行合一”的核心思想
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第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阳明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从道德教育上看，王阳明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第二，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阳明主张求理于吾心。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
用堆放好的砂土就地人工整理，形成梯形堤防，河堤顶宽1.0～2.0m，迎水面坡比 1∶0.6～1∶1，背水面 1∶1，堤高不超过 2 m。在顶冲段或凹岸，在迎水面用清理出的大石块进行干砌护坡，以防冲刷。
在王阳明心学中，将“吾心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哲理，“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元静书》），于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取消了人的等级划分，人的主体作用得到普遍的激发。“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便又必然需要“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就强调了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危亡加剧的情况下，显然导向着维护封建纲常与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
三、阳明学对吉安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文章节义之邦”的再次推动
“文章节义之邦”是对吉安两宋时期所产生的五忠一节人物的地域文化的高度称誉。代表人物首推欧阳修与文天祥。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吉安迎来了历史上第二次人文鼎盛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成化弘治之际，社会风气有所变异。王阳明之学适时在吉安得到传播，“文章节义之邦”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庐陵文化全面进入鼎盛时期。
浙江省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孤儿和困境儿童福利事业的意见》中规定：孤儿们长大后，可优先安排到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就业。若自谋职业，能享受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免费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对有劳动能力且处于失业状态的，要将其列入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和农村低保家庭劳动力就业扶持范围。
“心即理”，实质上是自我价值观的肯定，古代哲人把认识自己作为哲学的最高智慧。
2.“致良知”之学根植于吉安民间
彭诚信先生认为史尚宽先生对善意取得性质之说较为暧昧，[13]究其原因乃史尚宽先生没能区分在善意取得关系中，受让人继受的是占有还是权利。在善意取得的外部构造中善意受让人确有从无权处分人处继受了某种东西，是标的物的权利还是占有？
3.2.3 决策。智慧与判断和决策能力密不可分，智慧农业的重要特色就是决策水平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常常因为农户认知水平有限、信息闭塞不流通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出现诸多问题。有了大数据之后，海量数据能够立体反映客观事物，发掘隐藏的规律和关联，通过预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帮助数据使用者提前做好相应决策，避免出现扎堆种植养殖，滞销难卖的情况，真正实现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为导向的转变。
从固定资产投入角度来看，冗余率超过10%的为机构15、机构19、机构16、机构18。其中机构15、机构19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达30%以上。这进一步说明，这些机构的资源配置利用技术水平较差，同时也说明，这2个机构目前只重视了投入规模，而没有重视资源利用技术的提高，难以实现综合效率有效。
阳明心学，自王阳明于正德年间在吉安讲学后，吉安的追随者接踵不断，一代又一代，在嘉靖、万历时期达到跟风程度。明清交替，战乱、灾害、贫穷等社会不利因素并没有阻止吉安士子对阳明学的弘扬与传播。康熙年间，经过施闰章、张贞生的推波助澜，王阳明心学继续在吉安发展。直至清代中后期，吉安的士绅依然试图以阳明精神指导地方社会文化建设。民国时期，吉安社会仍有明清遗风。
（二）消极影响
一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偏于保守，长期按传统思想做人做事，形成泥古不化的僵硬教条，逐渐陷入保守、固步自封的状态。
二是读书人不求功名。吉安境内，自明代正德年后，致力于阳明心学之人趋之若过江之鲫，许多学子放弃功名，潜心王学。明万历年以后，吉安少见名人，人文衰败不振，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中了秀才的不愿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的不愿参加礼部试。他们干什么呢？大都专注于到讨论阳明学了。到了万历年间，邹元标发现了吉安人考上进士的人少多了，于是在庐陵县学（今吉安一中校内）前建文塔，试图让吉安文风得到重振。邹元标没有看到，清代270余年中吉安的进士才280多人。
四、传承阳明学的意义
1.“心即理也”的理论意义
王阳明挑战传统，以陆九渊心学为基础，经过研读经典，结合时代形势，提出“心即理”学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的理论是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的根本分歧。
心学认为，心没有什么私心与道心，心即理。心是天地万物的本体，超越时空的宇宙本源。王阳明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心是天人合一的，不分古今，天下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人格完善与自我实现不在外，就在自己心中，就看你敢不敢面对，如何面对。
王阳明的思想对现实教育有重要意义，生活中常见的浮躁、攀比、要面子、自私、冷漠、贪婪等等，其实都是心在作怪。心是一面镜子，心蒙上太多的灰尘，好坏照不出，该想的没有认真去琢磨，不该想的耗去大量精力去胡思乱想；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昧着良心去干，没有从内心良知来涵养人格，肯定实现不了生活目标。
2.“知行合一”的教育意义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
在当今，知行合一对道德教育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知行合一不是空洞虚幻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适用于各行各业。它博大精深，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解读。它有利于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义利观与政绩观；有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有利于促进“人文化成”。
3.“致良知”的修养意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致良知”学说即是王阳明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认为，良知具有创世和道德评判之功能。这为个体认识并提高道德修养提供了强有力的修养依据，并且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这不但提高了人在修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强调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愿意做致良知的工夫，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推行的道德教化措施，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极具启示意义。一是王阳明通过创建书院来弥补官学之不足，通过书院讲学来倡明圣贤之道。为政期间，王阳明行德政、重教化，爱民如子；量情法重悔改，促贼逆去恶从善。这种推行道德教化的措施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必将给予积极的启示。二是王阳明一生求学和为政的历史，其实就是“致良知”说的修养实践的历史，这对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又称根瘤病，是分布很广的一种病害。主要症状表现在根部，发生大小不同的癌肿物。通常为球形，小如豌豆或更小，大如拳头或更大。褐色或深褐色，表面粕糙或凹凸不平。得病后树势衰弱，易遭霜害，直至死亡。
另外，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王阳明一生多次平叛。他认为平叛容易，但是要消除产生叛乱的社会根源很难。将“心中贼”向更高一层的引申，就是指出人不可过度地向外索求自己的欲望，要安顿好自己的欲望之心，破除“心中贼”的过程，实际就是指对自己人格的修炼，提高自己人格的魅力。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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