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建立的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坚强组织。他们与国内建党建团活动者遥相呼应，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中国革命开辟出新天地。上海在这种相互影响过程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作出特殊的贡献。
[关键词]上海；留法勤工俭学；建党建团；桥梁纽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留法俭学、旅法华工教育及旅法华人的勤工俭学活动，在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走向高潮。这一高潮从1919年初持续到1920年底，先后约有20批1900人左右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分批抵达法国。①这一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在国内建党建团的推动和影响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是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出发地。他们中的一些先进分子赴法前在上海停留期间，及至在旅欧期间，都与上海的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使上海成为他们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上打上鲜明的上海印记。
一、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赴法前与上海建党建团者建立联系，使他们成为组建旅欧党团组织的核心力量
五四运动前后，勤工俭学运动发展很快。“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年来在国内之发展，几有一日千里之势。”[1]在持续将近两年的赴法热潮中，上海众多团体机构、传播媒体与社会名流参与这一运动，成为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是办理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事务场所，“人来人往，大都是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学生”[2]。上海《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重要报刊登载大量信息，发挥全国传媒中心的作用，起到社会扩大效应。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期间，正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建党建团的酝酿组建的关键时期。1920年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加快建党建团步伐。5月，他组建社会主义研究会，与邵力子、陈望道和聚集在《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施存统等商讨建党问题。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1月，中共发起组出版《共产党》月刊，制定了旗帜鲜明的《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第二年，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制定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这一时期，在中共发起组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上海酝酿筹建。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代行团中央职权。1921年11月，张太雷从苏俄回国后，成立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1922年5月，青年团一大召开，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完成团的创建工作。在国内建党建团同时，陈独秀放眼海外，认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并打算与在法的蔡和森通信，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组织。[3]他还不失时机与即将赴法的赵世炎、陈公培等人联系，并委托张申府到法国后担负创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任。
赵世炎在五四运动和工读活动中已显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李大钊等人的肯定。1920年四五月间，他在上海候船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多次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访问正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关于赵世炎在国内已是党员的问题，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等都曾给以明确肯定。陈公培回忆，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即是党员，这是可以肯定的。赵世炎与在上海酝酿建党的同志见了面，对上海在建党“情形自然略略知道一些”，但因他动身到法国比较早，6月间一次“比较正式的组党筹备座谈会他没有来得及等待”。[4]张申府回忆，1921年2月赵世炎找他并接上了党的关系，“他和我接上党的关系的方式，我记不清了，可能是陈独秀给我来信证明并由他口头作自我介绍，也可能是他持陈独秀寄给他的介绍信来见我。总之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党员，是在国内入党的，这是的的确确的。”[5]刘清扬说：“我可以肯定，世炎同志是在国内和陈独秀联系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而在法国同张申府又取得联系的。”[6]赵世炎旅欧期间，充分发挥他的领导才能，与国内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在创建旅欧党团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1）在调节座内腔装有弹簧，当光杆和盘根垫之间摩擦有了间隙的时候，弹簧自动顶紧，填充光杆和盘根垫之间的间隙，有效防止了盘根盒漏油现象。
将羊绑定采用颈静脉采血，血样采好后用记号笔在一次性采血器塑料管壁上注明对应的耳号，将采血器塑料竖立试管架中静止。送入实验室进行离心后，取上清液分装入离心管待检测；同时以阳、阴性血清作对照，被检血清出现任何程度颗粒状或絮状的凝集现象均判为阳性，完全不凝集的判为阴性，无可疑反应。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建立为旅法先进分子指明发展方向和新希望。陈公培回忆，1921年10月在里昂大学事件后104人被押回国的前一天夜晚，“在被关的军营中由外面的同学转来一份国内正式建党后的第一期机关报——《共产党》”，“既然知道了中国党已正式建立，我们回国的人即有进行工作的希望，而留在法国的同学也可进一步团结和工作。如是，大家同意赵世炎同志留在法国艰苦工作。”[14]在国内建党建团的指导和影响下，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积极进行组建党团工作。在此过程中，上海仍是旅欧先进分子与国内党团组织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桥梁。
近年来针对云计算安全性的研究重点涉及数据安全、内容安全、隐私保护、运行环境安全、虚拟资源安全等几个方面，而针对敏感信息的保护问题，在虚拟化环境下尤为突出。从近年来发生网络信息平台用户信息泄露的事件来看，大多数系统安全隐患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户Web应用系统的后门或泄露，另一方面是用户IT支撑系统安全防护手段的缺失。这些事件都反映出云平台敏感信息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陈独秀与旅法的蔡和森也有通信联系。1921年2月蔡和森从法国给陈独秀写信，8月1日陈独秀有复信，讨论在欧洲建党之事。[12]毛泽东虽然不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但他因留法勤工俭学事几次来到上海。尤其是1920年5月他参加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欢送活动期间，常去渔阳里看望陈独秀，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他一生影响很大。他说到这年夏天“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3]。他在上海的社会活动和思想变化，无疑对湖南早期党组织创建及国内外新民学会会员产生了较大影响。
张申府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多年交往中非常信任的朋友，他与李大钊、张国焘共同创建北京早期党组织，与陈独秀也多次谈论建党问题。1920年11月他在上海赴法前，受陈独秀委托在欧开展建党工作。在法国，1921年初他介绍刘清扬入党，后又通过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入党。“事后，我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写信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回信表示同意。”[9]赵世炎、陈公培也与他建立联系，他们五人在巴黎成立中共留法早期组织。张申府与陈独秀通过信函不断交流思想看法。1921年6月，他寄信给陈独秀说：“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有，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10]7月，陈独秀复信在《新青年》上发表，认为“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想要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并表示“关于欧洲近况，请月赐一信，在本志发表”。[11]
二、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在创建旅欧党团组织期间，上海仍是他们与国内建党建团者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桥梁
陈公培在上海候船赴法期间，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创建。1920年6月25日，他乘船启程赴法时随身携带陈独秀写给在法勤工俭学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信函。他还将中共发起组起草的党纲带至法国，并将国内建党的情形转告赵世炎。1921年4月,他携带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时接上了组织关系。他在留法勤工俭学一年多时间内，与上海建党建团者保持密切联系，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大量诗文，其中包括不少有见解的留法勤工俭学文章。1920年7月24日,在赴法途中写给沈玄庐的第一封信中，就建议“在一种定期刊上辟一个‘某处通信栏’欢迎通信，这种方法是人己两益的”[7]。1921年4月2日写的《留法勤工俭学底过去与未来》,比较深刻地分析了留法勤工俭学情况和各种组织计划，其中包括组织通信社向国内各报纸作义务的宣传和通信，还准备等机会成熟组成各种研究会，希望“国内新出版书籍，望朋友们时常见寄”[8]。7月6日，他发表《留法勤工俭学界底俯瞰图》。这些文章对全面了解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思想情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10月14日，陈公培与其他一起参加“里昂大学斗争”的104人被强行遣散回国。12月，他回到上海后，带领李立三、蔡和森找到陈独秀。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分配李立三到湖南工作，陈公培到海南岛工作。陈公培没有马上到海南，而是留在上海参加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工作。他在上海停留期间，不仅是国内，也是欧洲青年团正式成立的重要时期。他与在法的赵世炎频繁信函联系，讨论建立旅欧青年团事宜，成为两地重要的联络人。
如果只需要实现简单的AI，那么使用局部最优的策略就可以完成，但要进一步提升胜率，就必须考虑通过四叉树来预判多步之后的情况。不过因为游戏中是随机在空格中生成数字，所以简单的四叉树的遍历效果会大打折扣，故需要考虑风险与收益的情况，从而剪去高风险的枝叶。整个过程是依次递进，总体思路较为清晰，实现不算困难。
步行穿越调查法作为一种从顾客视角感知服务的工具，强调以顾客为焦点力求发现待改进领域，最早是由Fitzsimmons和Maurer提出[12]，其以提供全服务餐厅为例，说明如何服务质量提升[13]；Elsa Lai-Ping和Richard在香港利用此方法研究提升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14]；Moon Charn Riew和Ji Yeon Shin在韩国利用此方法研究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15]，截止到目前尚未检索运用该方法的中文公开研究。
旅欧党团的创建与国内组建过程相似，经历了从成立进步团体、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到正式成立这样一个发展过程。[15]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先后发动的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爱国斗争、进占里昂大学这“三大斗争”，对旅欧党团组织的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经过这“三大斗争”，本有思想分歧的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影响较大的团体领导者主动接近，加强团结，积极参与到建党建团工作。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为代表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加入旅欧党团组织。
1921年，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在巴黎成立旅法早期组织。该组织是国内党组织派生的早期组织之一，“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16]。1922年二三月，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由法迁居德国柏林，他们与张伯简、熊雄成立中共留德早期组织。1922年秋冬之际，已加入党组织的旅欧党员，根据中共二大精神，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完成旅欧党团的创建。旅欧建党期间，张申府任中共驻柏林通讯员，赵世炎任驻巴黎通讯员，与国内陈独秀、陈公培等人经常通信联系。仅1922年二三月张申府就与陈独秀多次信函来往，2月9日“仲甫来信（C.P.C纲）”，“2月18日：寄仲甫译稿及修改C.P.C纲”，“3月7日：函复仲甫”。[17]
同一时期，他们开始组建旅欧青年团组织。张申府“曾就这个问题与赵世炎多次通信，和国内党中央也通过信”[18]。赵世炎和周恩来分别在法、德勤工俭学生中进行工作，特别是赵世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2年四五月间不长的时间内，赵世炎接连给在上海的陈公培写了三封信，要他“从速回复”，亟待“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这三封信函中可看出当时在上海临时团中央的陈公培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赵世炎信中写到：一是通信要勤，最重要是设法找安全可靠的通信地址。“你若决定久顿上海，应当告诉一个妥的住址，说不定有人回国来，我才有地址可介绍。”“通信处最是问题，关于此层请从此千万注意，并速设法答复。”二是询问青年团的有关事项，转告青年团总部指示应有的方略，速寄关于青年团一切的书报印件及其他详情等。三是询问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关系等事项，“凡关于C.P.之重要印件，亦请你随时寄我”。四是有关购书费用等问题。五是要陈公培帮忙与其他人联系，第一是与李立三联系，“请把回信速寄给他”；第二是要陈公培与思想正在发生变化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联系，“与之问讯，且探其动静”；第三是转告施存统希望与他通信联系。六是要求绝对保密。“我在欧的行动，你在国内于认识我的朋友面前务暂时绝对的秘密，我们来往的信如无用时最好烧去。”“这信写的太匆忙只许你一人看。”七是答复陈公培来信中所提各问题。[19]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1922年6月，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巴黎郊区召开，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李慰农、肖子暲、汪泽凯、郑超麟、尹宽、肖朴生、傅钟、王凌汉、刘伯坚、任卓宣18名旅法、旅德、旅比代表参加，代表三四十名团员。其后，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李维汉回国，李维汉受少年共产党委托带信给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批准。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立即归属国内本团”[20]，正式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青年团发展很快，周恩来说：“我们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会，有四百多人参加了共青团。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到一百人，另外大约一百人参加了国民党。”[21]1923年起，为适应国内革命斗争需要，根据中央指示，旅欧党团组织先后选送百余人到苏联学习。其后中共中央又从苏联、欧洲调遣大批革命骨干回国，旅欧党团组织规模逐渐缩小。1927年，中共旅欧支部和共青团停止活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一）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一大批勤工俭学生中播下共产主义种子，引导大批旅欧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欧洲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也是工人运动的诞生地，各种社会思潮活跃，为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提供学习选择的有利环境。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旅欧先进分子，“猛看猛译”马列著作，亲身体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真相和工人阶级生活状态，引起深思。在不断深入的革命斗争中，他们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思想，逐渐确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的思想见闻通过书信往来、报刊发文，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引导不少青年成为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三、旅欧党团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产生特殊的影响和贡献
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的创建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提供发展方向和核心力量。同时，旅欧党团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作出重要贡献，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概述如下：
于是，“走出去与请进来”自温秀玲担任院长的第一天就被提上日程并开始密集践行。派出医生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妇产与风湿免疫专科，到中科院肿瘤医院进修肿瘤专科，到阜外医院进修心血管专科，到北医三院骨科与生殖医学专业学习……
（二）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形成丰富的建党理论和建党实践。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在 “三大斗争”中，都经受了严峻考验，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了组织才能，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在研究探索中，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建党理论和实践。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鲜明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原则、条件、方法步骤和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积累丰富的建党理论。一方面，他们创办《少年》月刊等报刊，编印《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社会主义青年团训练部通信集》《共产主义教程》等书籍，在旅法华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在华工中开展工作，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出版《工人旬报》，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结合，在国内是“五四”以后的事，在国外开始于此时。[22]
（三）团结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为党的创建、发展培养和凝聚了各类专业人才。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许多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在中共创建时期以及后来的革命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有大量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入欧洲高等学校，获得专业技能和学位，成为各类技术专业人才，回国后以所学报效国家。[23]另外，旅欧党团组织成立后，正值国内开展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他们根据党中央指示，帮助国民党在法国建立旅欧支部，旅欧党团组织80余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比国内更早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经验。
（四）体现早期共产党人鲜明的国际主义眼光和世界胸怀，以及开放、革新、奋斗的精神风范。旅欧共产主义者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他们受到更广泛、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他们能从世界发展角度观察中国革命，及时了解世界各地革命经验教训，培养了博大的世界胸怀。就像周恩来当时所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24]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改造中国，远赴海外勤工俭学，养成冒险、独立、互助、革新的精神品格，对党的创建事业和个人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留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建立的旅欧党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坚强组织，他们与国内建党建团活动遥相呼应，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为中国革命开辟出新天地。上海在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过程中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释
①关于留法勤工俭学总人数，众说不一，近年经有关专家学者详细梳理，认为当在1900人左右，参见鲜于浩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周永珍著的《留法纪事》等有关内容。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一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220.
[2][2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2-24.
[3][12]张国焘.我的回忆：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94.98.
[4][7][8][22]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曾晓庄.陈公培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89.16-17.43.174.
[5][6][14]中共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缅怀赵世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2.34.63.
[9][16][17][18]张申府.张申府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24—30.
[10]张申府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20.
[11]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1.
[1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588.
[15]刘埜，朱育和，赵原璧.试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J].党史研究，1981（1）.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赵世炎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9-84.
[21]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三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400.
[23]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7-300.
[24]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M]//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377-378.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5-0018-05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 责任编辑：周奕韵
标签：勤工俭学论文; 上海论文; 留法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团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