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摘 要]走出历史周期律是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历史周期律包含着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周期律；其二是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周期律。因此，走出历史周期律就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就中国自身的发展来说，必须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其次，就世界历史发展来说，则需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如此，当代中国的发展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同时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变革。
[关键词]历史周期律；社会主义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走出历史周期律是中国共产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历史周期律，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当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149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负起责任来”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必须结合新民主主义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何谓历史周期律？
所谓历史周期律，黄炎培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无论是一个人、一家、一团体，还是一地方，乃至一国家，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很少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或许是因为开始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才能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是随着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也许是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逐渐由少数变为多数，等到风气养成，无法扭转，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1]148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从中国历史发展来说，历史周期律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同期性的治-乱和王朝的更替。这种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认知的事实，而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确实是一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马克思在谈到东方社会的时候明确指出，东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正是这一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性现象。一方面，表现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结构——农村公社和土地公有——不变，变化的仅仅是上层建筑层面，因而呈现出周期性。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说，专制国家仅仅控制着社会的上层，其对地方的控制主要的目的是保障税收；而社会的底层是由地方士绅为主体的宗族势力控制，并协助国家征税。通过科举制度，地方士绅子弟科举及第，进入国家官僚集团，而国家官僚集团成员告老还乡，又成为地方士绅，从而使二者之间保持良好的流动，以维护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官僚集团对地方的控制仅仅停留在表层，并不能真正深入社会的底层，因而当中央国家集权强大时，能够有效地抑制地方势力的发展，维护土地公有，保障国家税收，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而当中央国家集权衰落时，则必然伴随着地方势力的坐大，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国家税收减少，并进一步侵蚀中央国家集权，出现地方势力的割据，从而社会由治变乱，直至新的王朝兴起。黄炎培先生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律，为国家、民族带来长久的稳定与繁荣。
第二，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展开的，而且也只有融入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真正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从而真正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对此，马克思有过明确的论述。
一方面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在世界历史思想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其一“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86。因为随着生产的普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87。其二是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由于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往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了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26。但这“不过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时期从两个方面为新世界创造了物质基础：其一是资产阶级创造了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交往方式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其二是通过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但是，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控了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物质成果，并使无产阶级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之后，资产阶级时代创造的物质成果才会展现出其积极力量。也就是说，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的吸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的。而对于广大的东方社会来说，不论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还是保护原有的土地公有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都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东方国家要想在原有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必须有社会主义革命，其二是必须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但是，无论是东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力图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进入世界历史都是其必备的前提。因为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的侵蚀，东方社会才可能面临资本主义同样的矛盾和问题，才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经济活动呈现依赖、集聚和扩散的空间属性，导致环境效应也具有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等空间属性。从研究方法来看，已开展研究的主要手段是经验模型，未将环境效应的空间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考虑在内，从而导致实证结果的偏差。从研究尺度来看，以往文献研究产业集聚环境效应以区域同质性为假设前提，却忽视了环境污染物在地理空间上的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环境污染物在风力、水流、人力搬运等作用下会扩散到临近区域，但是分析产业集聚环境效应时候未有效考虑环境污染物的空间依赖性、集聚性和扩散性。在区域污染治理时，强调联防联控，更说明考虑环境效应空间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展开的，因此，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造成的社会逐渐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同时在革命的过程中又始终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始终能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为革命的力量，发挥着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功能。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上何种制度都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只有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才会成为可能。因此，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真正走出中国传统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因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为重要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4]16。因此，只有不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才能避免懒政、怠政，“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4]16。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确保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不断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当代中国自身的发展，进而带来世界历史性的变革。
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打破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
综上所述，关于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已有研究涉及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社会性金融，但由于2016年国家才全面推行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因此研究金融助推特色小镇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且没有形成规模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广西由于地处西南边陲，针对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建设的研究就更少。建设特色小镇是我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研究金融助推广西特色小镇发展，将有助于广西加快贯彻国家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小城镇带动大发展的目标。鉴于此，本文拟在研究特色小镇战略推进所带来的巨大投融资需求和当前广西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推动广西特色小镇持续健康发展。
当今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已经汇入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与世界历史的进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自1840年以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传统的封闭状态，特别是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完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并深刻影响着、改变着世界历史格局。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说，我们不仅面临着自身发展的问题，同样面临着资本全球化造成的人类共通性问题。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世界性人类问题的解决，而世界性人类问题的解决同样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前提。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前提下，如何破解资本逻辑的强制性，走出世界历史周期律，同样是当代中国发展必然面临的课题。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即计划经济时代的单纯的公有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再到市场经济时代混合所有制。中国早期的所有制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是作为并立的实体存在。新的混合所有制则要打破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分离与并存的局面，通过企业收购、兼并，以公司制使公有制与私有制相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形式。在不同的社会生产领域，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分配比例是有所不同的。在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公有制应占主导地位，即实现国有控股；而在其他领域，则应鼓励私营资本控股或独资经营。其目的是：1.消解资本逻辑自律性对社会生产的操控，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2.通过混合所有制、税收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的再分配，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3.通过引进私人资本，提高国有资产运行活力，提高经济效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4.通过开放社会生活服务市场等国民经济非主导的领域，完善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全面搞活经济，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
对于破解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的回答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负起责任来”。那么应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主”呢?对此，我们必须明确，民主这一概念是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为中国人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主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它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的民主，其实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方面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使人成为社会的主人、获得相应的尊严。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原则和制度。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另一方面只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东方社会才能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从而最终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运动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就是弱肉强食，这是根源于资本本性的强权逻辑。纵观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世界霸主依次由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美国担任的历史。伴随这一过程的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及其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始终认为，兴起的中国必然会称霸世界。因此，如何在借助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摆脱资本逻辑的强制，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其逢强必霸的逻辑，从而开创新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当代中国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
第三，是指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同样是建立在自由、独立、理性的“现代人”基础之上的，但这与西方的民主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在西方的民主中，理性的“经济人”是前提，即每一个个体是作为私人进行活动的，维护的是私人利益。社会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私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则要求超越个体的私人立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以社会共同的利益为其活动的前提。在民主集中制这一原则之中，一方面使基于个体的人的立场和看待问题的视角在讨论中得到充分表达，从而形成对所要决定的事物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要在最终决定中超越个体的私人立场，以社会共同体的目标价值为取向。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提供双重的保障：一是制度保障。建立起明确的党内、党外的管理制度，一方面确保每个参与者都能够获得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对于集中而产生的后果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另一方面，必须以制度规范集中，即要求负责集中的领导能够具备相应能力的同时，并为集中产生的后果终生承担责任。二是道德保障。即要求每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参与者必须超越个体的私利，真能以社会或共同体的立场参与相关决策，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使民主集中制真正落到实处。
因此，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走出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要走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是走出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周期律，从而为未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全新的开始。
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周期律
第一，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人民民主。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中逐步明确并最终确立的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同时通过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方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消解了传统中国社会周期性循环的社会历史基础。
首先，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并借助世界市场来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性成果，当然也就必然面临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那就是资本逻辑的强制。如何能够驯服资本、保证市场规律的运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成为当前需要面对的直接问题。就目前我国采取的主要方式来说，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表现出来的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民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始终是与民族国家的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仁人志士奔走呼号，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进行了种各样尝试，作出了巨大牺牲。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但始终是推动中国革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汇集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其根本的历史使命，从而才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事实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结果。
皮山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皮山县的经济发展与新疆的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皮山县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宗教思想影响了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皮山县是暴恐事件发生的重灾区。由于皮山县特殊的地缘政治，探索这个地区的扶贫攻坚途径，不仅具有非常典型的示范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综合起来说，经济是基础，皮山县不脱贫，南疆的扶贫攻坚目标就不能如期实现，南疆乃至新疆的稳定就没有坚实的基础。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并不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只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企业所有制改革，因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必须以遵循市场规则为前提。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不能以行政命令，甚至是政治手段推进这一进程，否则必将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严重打击民营资本和外资的信心与活力。要将这一过程作为市场的自然过程，由企业按自由市场的运行机制根据自身经营及产业发展的需要自主进行，并在对私营资本的收购、兼并过程中切实保护私营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和积极性。在对私营资本兼并的同时，要将那些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出售给私营资本，或者实现以公私合营资本为主导的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方向是双向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国家所有制与私人资本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比例和结构分配。同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一方面要进一步下放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权，给企业以更多的自由经营权；另一方面要将宏观调控由政府直接的政策调控转向政策调控与国有企业对经济的引导相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权力对资本的控制，而不是资本驯服权力，如此才有可能打破资本逻辑的强制，为走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奠定基础。
类似的细节遍布于文学史。6月8日，百岁刘以鬯在香港去世。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他去世后，众多媒体围绕着他和王家卫、和《花样年华》才能做起文章，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之于现代文学、香港文学的重要性。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是他从上海到重庆编辑《扫荡报》副刊时，专门约稿、编发的。包括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姚雪垠，创作起步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在上海开办怀正文化社的刘以鬯。
其次，从世界历史的层面来说，世界历史周期律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运行中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对此，当代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放弃霸权逻辑和对立思维，“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4]58。
再次，从理论角度来说，当前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导致的资本逻辑强制性的世界化结果，当代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问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无不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及霸权逻辑密切相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开创了世界历史，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越来越密切地联系为统一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相互联系，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问题也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越来越结合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特别是核时代，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都将带来世界性的灾难或人类的毁灭。在这种世界历史状况下，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4]58-59也就是说，只有放弃霸权逻辑，人类才能拥有未来。
最后，从实践的领域来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是破解资本所主导的霸权逻辑的手段和方式。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理念，将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中国及相关国家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着力加强和改善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以期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政治的相互信任、文化的相互包容，在全方位的发展与融合过程中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可预期的将来，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必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即彻底破解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周期律。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面临着走出中国传统历史发展的周期律问题，同样面临着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周期律问题。只有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才能解决好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从而走出中国传统历史的周期律。而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即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当代中国自身发展基础上展开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同样可以为破解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周期律提供可能，从而不仅解决当代中国自身的问题，同样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一点就当前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是可以预期的。
由于a>λ1,那么存在ε>0使得a-ε>0,因此有令ε→0,则即证明了半平凡解(θa,0)是全局吸引的。同理可证(ⅱ)成立。定理4得证。
③不经改良直接使用底泥是不可取的。首先，由于底泥营养成分如氮、磷等元素匮乏，并且底泥颗粒细小、物理结构不良、极易板结，从而造成植物生长困难；其次，选矿底泥中微生物很少，缺乏碳、氮、磷等元素循环相关的活性微生物，不能持久地改善土壤。因此，需要通过添加其他一些材料对其进行改良，改善其物理结构；添加有机质增加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引入有益功能微生物之后，才能将其用于生态恢复。
[参 考 文 献]
[1] 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收稿日期]2018-10-1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15KS15)
[作者简介]隽鸿飞(1970-)，男，黑龙江兰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从事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6-0056-07
〔责任编辑：杜 娟 陈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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