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哈维是晚期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将西方的列斐伏尔等人的空间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构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研究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参考，也为我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哈维；城市空间；理论来源；理论解读；启示
“空间”问题是上世纪后半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论题之一。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开启了空间问题研究的先河，他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进行了批判，对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空间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哈维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空间批判理论，他摈弃了地理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中立”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地理学问题，把地理学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构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用该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批判。哈维力图通过空间批判捍卫空间正义，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在学界引起了关注，对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研究也日渐丰富起来。
十多年前，第一次在老宅荒颓的门楼上看见瓦松，就被其嶙峋之态所慑。灰色的，瘦枯的，又有一种倔强，仿佛不是草本植物，而是几百年光阴留下的一把骨头。
一、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来源的考察
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其多学科的知识内涵，涵盖了地理、政治、社会等多领域，但是，哈维学术研究的独特之处是他超越了地理学研究视域去研究空间问题，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空间哲学理论。把空间与现代性的城市相结合，从一个新视角来阐释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发展，是哈维的重要理论贡献。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来源进行梳理，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哈维城市空间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关于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来源，首先予以公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内外关于哈维的空间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多。美国地理学教授Richard Morrill 认为《社会正义与城市》是哈维转向以激进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城市的一部著作，在该书中哈维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地租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及其城市中的阶级斗争。[1] 美国爱丁堡大学的R.G.Morris 把哈维视为一个具有哲学知识又具有历史地理学知识的学者，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城市问题。[2]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Kent Mathewson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哈维进行空间研究的分析工具，他指出哈维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地方-全球”“时间-空间”“自然-社会”等一系列范畴和矛盾，坚持资本和矛盾对立、阶级斗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3]关于把马克思作为自己重要理论来源这一点，哈维本人也不予以否认，他曾回忆说，“马克思是我籍以依赖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4]国内学者也一致认为哈维从《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寻找自己理论的生长点。强乃社认为哈维的《资本的局限》就是其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后形成的学术成果，在这部著作中哈维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释。[5]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并没有停留在文本的阅读和解读上，而是注重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运用。哈维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问题进行分析和批判，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和理解，使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解读。他坦言在《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创作中深受马克思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感慨的那样：“学习马克思的方法，也开启了通往各种其他知识和政治批判的大道。”[6]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是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重要来源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即为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这一观点在国内的研究文献中比较常见。例如唐旭昌的《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张佳的《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等对此都有论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指出物质空间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含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理论是对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再现，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也必然会带来新空间的诞生。[7]与列斐伏尔一样，哈维也十分肯定空间生产对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把城市空间作为商品来生产和经营。哈维曾经评价到：“虽然列斐伏尔也许有点夸张，但我认为还是值得回顾一下他的某个评论，即资本主义通过唯一的方式——‘通过占据空间，通过生产空间’——而在20世纪得以幸存。”[8]哈维坦诚他的空间同质化思想来源于列斐伏尔，1973年出版的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成为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哈维在分析和解读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时，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来理解，这显然是受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思想”的启发。哈维把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当作商品来分析和批判，也与列斐伏尔的“抽象的空间”思想一致，在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时，也显然继承了列斐伏尔的“矛盾空间”的思想。但是，哈维对列斐伏尔不仅有继承更有发展，哈维认为列斐伏尔把空间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有用“空间批判”来替代马克思的“资本关系批判”的嫌疑，因此，哈维要求从资本主义关系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空间进行批判，[9]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实现了对列斐伏尔的超越。
对于哈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都予以首肯。这种对哈维学术身份的认可，主要是因为哈维在空间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运用。如英国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R.E.Pahl 在《社会正义和城市》书评中写道，哈维把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有机融合，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理论。“城市和城市化是哈维关注的重点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则是哈维探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法论。”[1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ohn Walton认为哈维的目的是把当代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进行解释。[14]英国爱丁堡大学的David McCrone认为哈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把空间作为与时间和金钱一样的范畴来揭示资本社会。[15]他们对哈维不同时期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做了评述，都认为哈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并试图从城市和空间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发展。
（三）福柯权力空间思想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不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而是“空间的生产”。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也发生了变化。哈维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资本主义批判角度对其城市空间理论的研究和解读是非常必要的。
在哈维的学术著作中，特别是其学术路径从地理学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空间理论和城市空间理论是其学术研究的一大亮点。从1973年出版的《社会正义和城市》、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1985年出版的《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和城市经历》、1996年出版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议》到2010年出版的《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城市空间思想是其主线，而贯穿与其中的内核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和方法，以及用《资本论》的概念框架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城市空间问题。因此，对于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解读也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两个方面进行。
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制约世界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突出问题。而太阳能具有分布广泛、储量丰富、清洁无污染等优势，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和重点发展的对象。太阳能光伏发电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能源结构，而且对有效缓解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更是功不可没。而作为开发利用太阳能重要途径的光伏产业，则理所当然成了各国研究的重点领域。发展光伏产业既是未来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也是最有创造就业和财富能力的经济支柱。围绕“区域性新能源产业发展”这一主题探究光伏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对推动新能源产业良性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不同维度的解读
对于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来源的考察，主要围绕以上三位人物展开，但是，哈维作为一名“跨界”学者，其思想的转变由地理学转向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方法由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这与哈维所处的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文化传统，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转向，由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现代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继而对政治经济学批评回归的现实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以西方社会历史条件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转向为切入点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进行分析和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而且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CRSwNP呈现高度异质性特征，临床表型通常无法洞察疾病本质，而内在型是建立在细胞、分子和免疫机制基础上的分型，也就是CRSwNP的发病机制。然而，内在型非常复杂，目前研究尚不透彻，通过CRS内在型的探索，可能找到特异性个体病情发展的关键因素，即某些特定的生物学分子标识物，以这些标志物为靶标可实现临床上对于CRSwNP个性化的精准治疗[15，17]。
对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进行不同维度的解读，一方面有利于把握和理解哈维城市空间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我国城市化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反思和积极的规避。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既要关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空间问题，又要关注新帝国主义的霸权问题。虽然，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对以上问题做出根本性的解决，但是至少提供了以上问题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歪题正做”的第二要义就是善于迁移。如果我们在教研过程中，不慎选了“歪题”，那也要认真“正做”，要学会迁移，但这种迁移一定要有理有据。教学理念中有“为迁移而教”的共识，语文教研理念中也应该有“为迁移而研”一席之地。如“车马炮”“桥牌”“大鹏效应”等与语文教学似乎没有关系，但只要你用心想一想，是不是就会有新的看法呢？教研中不能缺少迁移，尤其是要记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训，进行跨学科思考，不仅可以开拓自己的视野，更可以借源头活水，让语文教研达到“清如许”之境。这类“歪题正做”虽然有时常常会走很多弯路，但却能让语文教师在深受其“累”的过程中激活思维，收获更多的教研成果。
（二）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解读
除了马克思和列斐伏尔之外，后现代主义结构大师福柯的空间思想也对哈维产生了重要影响。福柯是最早对社会理论中空间缺失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之一，形成了空间——权力关系思想，他率先指出现代是空间的纪元，是空间崛起的时代，解释了权力在具体空间中的运作的机制，继而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唐昌旭认为福柯“空间时代崛起”的思想使哈维重视空间的重要意义，把空间视为与时间一样重要的哲学范畴。[10]福柯与哈维都对人的异化和空间正义进行了深切的关注，哈维把福柯的空间与权力的思想引入到自己的城市空间理论当中，2012年哈维的《反叛城市：从城市权到城市革命》出版，在该书中哈维对城市权概念做了深入的探讨，并专门撰写论文《论城市权》，可见福柯对哈维的影响，正如哈维自己所说的那样：“自从福柯教导我们知识、权力、机构在特定治理模式里纠缠在一起，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却很少有人想将这盏探照灯转向地理学本身。”[11]国内也有对哈维和福柯的空间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把空间生产理论的渊源和发展做了梳理，如何雪松的《后现代框架下的空间思考：从哈维、福柯、詹明信到索加》，王丰龙、刘云刚的《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等文章。王丰龙等认为虽然福柯和哈维都强调空间生产背后的不平衡逻辑并追求主体性的解放，但是福柯和哈维的空间理论使用了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福柯注重微观研究强调权力的重要性，而哈维从宏观入手更强调资本的力量。[12]
首先，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处理危机、实现再生产的新特征的分析和解读，提出了空间修复理论。哈维认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经历大规模经济危机而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是出现了新的生长迹象。那么资本主义是如何克服危机的呢？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实现资本积累，打破了现有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并根据资本逻辑进行重建。资本通过长期投资项目以减缓资本进入流通流域，实现时间转移；通过在其他地区开发市场以增加商品的销售，实现空间转移，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转移就是所谓的空间修复。“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21]赵海月认为时空修复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苍白无力”，但同时又认为哈维对“非经济层面阐释不足，忽视了价值理论的重要性。”[22]其次，哈维对城市空间不平等的分析和批判，提出城市权理论。城市作为现代人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在资本的支配下，给人们增加了各种机会，但同时也促成了新的不平等现象。哈维认为这种空间上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剥夺和空间异化，并指出空间的剥夺与异化是资本主义为了转移过度积累危机，把资本投资转向“次级循环”，因此，哈维认为“空间不平等与资本具有内在关联性。”[23]虽然空间不平等的现象很普遍，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空间权力问题。哈维认为在城市生活和生产是一种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往往被忽视，哈维强调城市权是一个重要的权力，他认为建造城市的自由是人权中重要的一种，但是，却是被忽视的一种。[24]强乃社认为城市权理论是哈维空间哲学的一个较新的观点，这一观点蕴含了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律哲学等。[5]再次，哈维从城市空间角度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霸权主义，提出了新帝国理论。哈维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空间转移和修复波及到世界各个国家，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军事优势进行时空压缩和资本转移，为了确保其在全球的资本利益，帝国主义进行空间扩张已成不争事实。但是，哈维认为今天的帝国主义与古典帝国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学中帝国主义概念的形成问题。”[25]董慧认为哈维的新帝国理论“从空间入手打开禁锢已久的思想道路，建立起政治生态学的辩证法，从而在不同空间尺度中穿梭，以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式建构后现代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当今帝国主义的实质及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做出后现代的实践追寻。”[26]张凤超、于尚艳在分析了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权力和利益，国家霸权在时间和空间上去进行掠夺性积累就不足为奇了。[27]
国内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就更为常见，而且角度也更为丰富。其中观点之一，认为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主义。董慧认为哈维一贯努力的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历史和城市进行解释，只不过他把马克思的历史角度转向了地理历史角度，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从而成功地把城市化问题从地理研究域转向了资本批判和阶级批判的历史研究域。袁久红认为哈维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地理学之维看作是“历史”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嫁接”，并认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升级。[16]崔丽华总结了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四重原则和理论意义。[17]观点之二，认为哈维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坚持和运用。强乃社认为哈维的空间是以人的活动为根本的，特别是人的政治经济活动，从而他认为对于哈维来说，空间问题反而退居于政治和经济之后，成为第二位的。[5]杨有庆认为哈维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改造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恢复了其应有的地位。[18]观点之三，是哈维对《资本论》概念框架的采用和突破。哈维对《资本论》的偏爱一方面体现在他持续几十年研究和讲解《资本论》，另一方面体现在其著作和理论中《资本论》概念框架的运用和突破。唐昌旭认为哈维的多部著作都受《资本论》的影响，《资本论》的核心概念“商品”也成为哈维分析和解读城市空间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入口”。[10]胡大平则认为哈维的《资本的界限》一书从空间角度重构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这本书在解释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把空间和空间构型生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勾勒了一副适用于当代社会人工环境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论框架。[19]观点之四，把哈维定义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区别传统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阎嘉认为哈维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并对哈维的理论创新历程进行了评析。[20]这一定义的原因是要把哈维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区别开来，强调其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三、哈维城市空间理论对我国城市空间问题研究的启示
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创新的优秀典范，不仅为现代城市空间理论添砖加瓦，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时代的应用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哈维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际运用，能够把时代问题把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不仅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为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了启示。
（一）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为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现代转向提供借鉴
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立足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把城市空间与现代性问题相结合，实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现代转向，这为我国城市空间研究的现代转向提供了思想来源和借鉴。唐晓峰认为我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虽然从事了数十年，自以为比较发达，但是，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王朝时代，一旦脱离了王朝时代仿佛就不知该如何研究。[28]当然，我国城市空间问题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城市化进程较晚，且仍在进行中；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大都没有跨学科背景，对于地理历史问题的研究还局限于学科内。虽然，随着国外现代历史地理思想的引入，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是，像哈维这样跨学科的学者还是难得一见。国内一些学者，如叶超等把哈维的思想作为地理学研究方法创新的表现，认为大卫哈维的学术转型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29]但是，城市空间问题不仅是单纯的地理学问题，胡大平认为如果仅仅单纯地从地理学角度研究空间问题，失去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的支撑，就必然导致价值判断和理论分析之间的错位。[30]因此，哈维研究路径的转向不仅具有地理学意义，也向我国学者展示了跨学科研究路向的可能性和优势。
（二）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思路
哈维首先是个地理学家，他在地理学领域的贡献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1973年《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实现了其学术路径的转向，而引起其学术路径转变的原因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虽然，城市空间理论首先是作为地理空间问题出现的，但是其本质问题是干涉到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层次、多角度的复杂问题，哈维认识到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地理学，而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方法论基础。哈维指出“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肤浅外表。”[31]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刘翠霞认为“哈维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激活了以马克思为中轴的整个辩证法传统的积极意义。”“在马克思、社会学、地理学、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为把脉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论据。”[32]阎嘉把哈维从地理学家转变为马克思旗手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哈维的学术转向和成就是哈维多年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断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己的研究和理论创新相结合的结果。[33]杨有庆认为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改造使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中获得了真实的地位，关于空间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对当下的文化研究影响巨大。”[18]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启示国内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学者，即我国的学术研究如何更好地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解决现时代提出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脚步，同时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而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研究为我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其通过重新解释辩证法，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的沟通，并提供了一个以城市为落点的普遍方案。[34]国内学者试图通过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的研究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突破。王金岩、吴殿廷以全球化为背景对哈维的城市空间理论进行了解读，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注意和避免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城市建设应该摆脱一元价值取向的“乌托邦”，而应该力求建立一个以多元要素为基础的“辩证乌托邦”。[35]杨振宇回顾了中国从1908年到2008年城市化权力资本和空间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哈维的资本城市化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城市化处在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复杂关联之中，这种关联决定着中国的未来状况，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将继续导致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权力必须面对这种不平衡，并积极应对以使其尽可能的“公平”。他认为影响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36]袁久红认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资本提供了“危机转移的地理空间”，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本积累和流动、政府力量调控和社会力量抗争的矛盾”集中于城市空间，因此，如何以社会主义的力量驾驭与控制资本，规范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16]
存在多重共线性时，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为消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岭回归方法进行回归数据有偏估计。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模型岭迹见图4。由图4可得，京津冀城市群模型岭回归中，当参数k=0.2时，模型回归系数趋于稳定;长三角城市群模型岭回归中，参数k=0.12时，回归系数趋于稳定;珠三角城市群模型岭回归中，参数k=0.08时，回归系数趋于稳定。
目前国内对哈维城市空间理论对我国城市空间理论启示的研究主要以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为主，从对科学的理论创新到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示，更多的是从理论意义上做了解读和前景的预想，缺少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实现城市空间理论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现实路径探索和对策性分析，以及对中国理论创新困境的自我反思。如何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解决中国现时代问题，这是中国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问题。哈维着眼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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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9）06-0061-07
[收稿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魏寒冰（1979-），女，满族，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陈建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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