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阿伦特基于人造物存在的长久程度，认为人类具有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基本活动形式。“劳动”是一种体现生物功能的活动，其本质属性确认了它所面临的、所产生的是自然界；“工作”内含技能、技艺等大量多样化活动，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意义的过程和要素系统的技艺性世界；“行动”不借他物中介而直接与他人进行交往活动，形成了一个属人的政治性世界，表达了人的真正意义。
关键词：：阿伦特；劳动；工作；行动
汉娜·阿伦特基于人造物存在的长久程度划分人类活动类型，认为人类具有劳动、工作和行动的活动形式。这三种活动形式的明确划分，不仅是阿伦特理论的创新之处，也是阿伦特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理解和厘清“人的条件”中这三种活动的内涵演绎，是掌握阿伦特理论体系的钥匙。
高职项目式教学中的项目模块(技术或技能单元)，是指按照工作岗位对职业能力、知识结构的要求，通过工作任务的分析，将一项工作划分成若干个实际工作程序，每一工作程序又细化成若干工作步骤，量化每一工种或岗位所要求的职业能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与传统的学科教学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劳动”的内涵演绎
劳动是相对于消费活动、消遣活动而言的，容易给人造成衣衫褴褛、无知无识等错觉，从而产生蔑视的态度。追根溯源，劳动受蔑视的缘由在于：其一，劳动是懦弱的表征，“拿起生产工具从事操作，是有损于壮健男儿的体面的。于是劳动变成了惹人厌恶的业务。”[1]其二，劳动是贫困的证明，“将无可避免地带上不光荣的色彩。”[2]正因为这样，早期人类对劳动的蔑视既是对勇敢的追求，又是为了摆脱生活必需品的束缚，实现自由和闲暇。
周泽赡霍地一下睁开了眼，门外小鸡叫声已没先前那么大了。周泽赡把被子掀开，猛地坐起，衣服也不穿就跑了出去。
西方哲学传统论及的政治伦理活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物质能量交换的劳动是完全不同的。古希腊时期，人们把劳动看为苦力和负担，认为它不能到公共场所，只能拘囿于室内。城邦公民主要活动于公共场所中，从事政治活动，处理城邦一切事务。他们拥有公民权利，绝不涉足劳动，也极其鄙视从事劳动的劳力、妇女和奴隶。可见，如果有人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妇女或地位低下的劳力，是无法和从事脑力劳动的思想家、政治家、作家等相提并论的。
犹太教的出现，尤其是基督教的兴起，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教会逐渐扭转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劳动的偏见，对劳动有赞有弹：一方面，劳动被认为是人类征服土地的有力手段，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人类获得解放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劳动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模式，为人们所不齿。教会思想中的希伯莱人文主义思想，明确反对奴隶制，并与古希腊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极端排斥不同，教会认为人类个体必须借助劳动，才能维持个体生存和立足现实生活，才能通向永恒的未来。基于此，教会对现实生活给予充分肯定，对劳动，包括体力劳动给予更高的赞扬，强调所有人都必须劳动，不同身份的人参与其中，即使是教徒，也要把诵读圣经与从事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对于劳动的肯定，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奥古斯丁。他从三个方面肯定和提倡劳动，其一，劳动帮助战胜懒惰；其二，劳动能促使牧师履行对穷人实施善行的职责；其三，劳动对心灵纷扰不多，有利于沉思。教会对于劳动的肯定和赞扬虽然不能改变当时社会主流关于劳动(包括手工劳动)是艰难苦工和沉重负担的观点，但提升了劳动的地位，也促使劳动内涵产生积极变化。
中世纪末期和近现代初期，合作商业组织和贸易行会等社会实体逐渐产生，公民在开展职业劳动的时候，将争取劳动权利与市政事务的发言权联系起来，从而开始了劳动的正面意义。随着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日趋活跃，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劳动的积极作用。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劳动被赋予了具有现代性内涵，并拥有正面涵义，成为一种有明确意识的活动，能实现人生价值；这被广泛认可和接受。重商主义侧重流通领域，从外贸部门的劳动和生产金银的角度来定位生产劳动；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主义从生产领域来考察财富的源泉。这一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有“纯产品”的产生，才算是真正的生产劳动，试图把土地的“价值”归结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这种理解予以高度评价：“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3]不同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从较为整体的层面强调劳动，洛克厘清劳动所有权与劳动者之间的归属关系，强调劳动创造出财产，空前提升了人类劳动地位。卢梭显然认可洛克的观点，也把私有财产的起源归结于劳动。亚当·斯密一方面摆脱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完善了洛克、卢梭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将劳动提升到最彻底抽象层次，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财富。然而，亚当·斯密研究劳动目的只是寻求如何增加国民的物质财富，鉴于此，“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4]在斯密看来，尽管劳动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劳动始终背离自由，仍旧是痛苦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以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自己省免并转嫁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5]在劳动概念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政治伦理活动却被严重地忽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是黑格尔。他首次将“劳动”作为哲学术语，引入到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当中。“劳动”串联着主体与客体，能使作为主体的人在面对客体时显示出自身的能动性。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观点并非科学，看成是精神性活动，但他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哲学体系中，打破了原先传统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为马克思科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准备和基础。马克思扬弃了前人的“劳动”概念，将“劳动”置身于自己的理论学说当中，引起了世界本体论、认识论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变革，同时致使人类主体的提升：一方面实现了人类从动物中的提升，“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物质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交换，形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机制，促使人逐渐摆脱自然界和社会的奴役，实现人类自由的提升；最终达到同传统哲学有着质的区别的哲学转向。
古希腊城邦公民在产业层面重视手工制作，是由当时主客观条件所导致。在客观层面，古希腊自然环境的原因。古希腊是一个半岛，周围三面受地中海包围；半岛内地少山多，纵横交错的山丘将这一半岛分割为林立的城邦，平原稀少，可耕地面积狭小，而且土壤也不肥沃。不适合种植的自然环境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致使农业很不发达。这对于仅依靠农业的民众来说，生活极为艰辛：一年到头要不断劳作，不能停顿，否则将会陷于贫困之中。正基于这种现实条件的限制，部分人转向了对外贸易的商业活动；而部分人提升生产技术，改良农耕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尽可能增加农业收成。除农业种植之外，希腊民众还从事诸如手工业或其他行业等其他方面活动，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这一现实客观条件促使手工业、商业与农业逐渐分离出来，最终形成手工技术的成熟发展与商业活动的兴起。在主观层面，古希腊人关注关于技术的神话，将神话中的各种传说的神当作是技艺的理想状态，即“能工巧匠”赫费斯特、发明治疗技术阿波罗、科学和技艺女神雅典娜等。这些具有技术的神的出现，旨在阐释人类生活中的技艺水平和技艺生活，也说明了当时对于古希腊城邦许多公民来讲，手工制作不仅不是一个卑微低贱的行业，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行业，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值得肯定和提倡。
二、“工作”的内涵演绎
阿伦特所指的人类条件之一的“工作”，更为准确应该是“制作”，指拥有技艺性的工匠，带着明确的目的进行创造，制作出具体物品的活动。她对“工作”的认定和阐述，来源于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对“制作”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大分工后，手工制作逐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无论是人类本身的成长，还是社会的发展与变更，都得益于手工制作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然而，手工制作虽然从农业中脱胎出来，但并不能摆脱受到自然界的诸多限制和束缚。正因为这样，在古希腊时期，城邦公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手工制作有着极为对立的两种不同态度：“从产业角度，亦即手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古希腊人是十分重视手工业及其发展的，但从职业角度，亦即从自由民以从事什么职业为宜的角度看，古希腊人又是鄙视手工技艺的。”[9]
综上所述，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劳动”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阿伦特强调劳动只是一种生物功能，而并非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模式。人类与动物相同，必须依赖自然环境，才能保障个体生命的存续；尽管劳动必不可少，但也只是来源于人类动物属性的活动而已，“我们也许不仅仅是劳动的动物，但我们也是劳动的动物。”。[7]实际上，人类所进行的劳动非常接近动物本能的活动，旨在获取生命所需物品，满足和维持人类生理需要。阿伦特还进一步从词义诠释“劳动”，指出“labor”一词有着“travail”(“travail”在法语中指“劳动”，在英语中则指“痛苦”)、“痛苦和努力”等含义，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劳动的动物都希冀能从备受束缚、艰辛困苦的劳动中摆脱出来，追求自由、安逸的模式和状态。由此可见，劳动并非人类的唯一价值。阿伦特对劳动这样的界定，实质上是重弹古希腊时期的老调：古希腊时期，“劳动”被定位于与个体生存、生活必需品的范畴，是女人、奴隶、地位卑微的劳力的事情，这些劳力的劳动不具备人性。对此，阿伦特也有相似的理念，“满足身体所需的身体的劳动都是奴役性的”。[8]
亚里士多德承继柏拉图的技艺制作理论，并修改了柏拉图的制作图式。亚里士多德不同意具体物品外化于理念的观点，认为具体物品同理念紧密结合，统一于“质料”与“形式”中：“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像，那完全的整体。”[11]显然，不同于柏拉图主张外在摹仿的制作，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是内在摹仿的制作。这种摹仿在立足于自然的基础上超脱于自然：一方面，技艺制作虽然脱胎于自然，但与自然这一“事物的本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要尽量遵循事物的性质，模仿自然；另一方面，自然存在不可能自觉主动地适合人类的需求，“于是当我们必须逆着自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有难度而陷入麻烦，因而我们需要技艺。我们帮助我们处理这种麻烦的一门技艺叫做力学。”[12]正基于此，技术制作活动“完成自然所不能实现的东西”。[1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活动包含理论、实践和制作三种类型，尽管将这三者并列放在一起，但又将它们截然分开，并赋予了价值排序，地位不等，具体表现为真实的、合乎逻各斯的、技艺活动的三种特征。理论活动接近神性，是最高贵的活动；实践活动是与本质的“善”相关的活动，具有求真的特征，处于中间地位；而技艺制作活动是最低贱的活动。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同柏拉图一样，明显流露出对技艺制作的轻蔑与不屑。
当然，古希腊人尽管认可和肯定手工制作，但工匠在进行手工制作的时候没有闲暇思考理论；剥削阶级虽有闲暇，但不需要也不屑于进行制作活动，这既是理论与技术的断层，又使古希腊城邦产生抬高哲学思辨、重视实践伦理和政治活动、贬低生产制作活动的惯性思维。虽然在现存的希腊哲学文献中没有专门探讨“制作”的篇章，但我们仍旧能够从思想家们散布在其他理论的相关学说中看出端倪。柏拉图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手工技艺似乎又全都是有点低贱的”[10]，还认为这些从事手工技艺者的灵魂因此而受损。柏拉图的“制作”思想具有明显的等级层次区别，一是原型理念的存在，作为本质性、普遍性、真实性的理念存在，在于神灵的创造；一是神灵创造出各种理念之后，从事技艺制作的工匠根据存在的理念原型，外在地摹仿出各种人造物。
实际上，阿伦特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涵义中提出“行动”的，强调行动“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20]属于人的“得体的”生活，表达了人的真正意义，从而形成其政治哲学理论的核心。阿伦特提出的三种人类活动类型中，行动处于最优越的地位；与其他两种活动形式相对比，行动具有鲜明的内涵，这在行动的定义中也得到了说明。就联系对象而言，劳动与工作面向自然界、生产工具、制度等，行动则是以他人的在场为前提，在不同活动主体之间通过语言表达、信息交流等，以此来确证人的独特性。这种语言表达的言说与行动相伴相随，彰显政治实践；人类凭借自身特有的语言与行动进入属人的世界，创建辉煌业绩和动人故事，争取在人世间留下一个赢得“不朽”名声。“只要人们以言行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展现的空间就形成了”，[21]形成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平等对话的空间。这一“展现的空间”不仅是言说与行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言说与行动自由展开的具体条件。在这里，行动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寻到自己的恰当空间”，[22]寻觅到恰当的位置。在这种空间中的人们“短暂的生命与即逝的崇高伟大受到关注，受到倾听”，[23]生命终结后仍成为后来者的回忆，不仅能在同胞面前表现自己，而且能向没有亲临其境的人展现自身的形象。对希腊人来说，城邦汇聚着人们言说与行动，并非纯粹拘囿于地域的国家形式，而是突破时空局限的组织形式和展现空间。这样的空间不是劳动那样强加于人们，也不像工作那样功利地支配着人们去创造出来的，它是由自觉自愿地进行平等的互动和交往中产生出来的。阿伦特也正因为强调行动的价值内涵，从而将其与被演变为行为——以工具—目的为衡量标准——的“行动”区别开来。
行动与制作互不包括。亚里士多德在提出工匠和艺人的技艺制作活动(Poises)时，就提出了与之相对，并比制作活动更高层次的公民政治实践活动(Praxis)。所谓公民政治实践活动，是指公民运用语言表达和交流、形成公民意识等无形的、自由的活动；公民正是通过这些和其他人的活动中获取知识的。古希腊城邦生活作为一种共同的生活，在公民的生活中形成了行动和言谈(speech)的机制，是“言语和行为的分享”，行动和言谈作为人的两种能力，是统一在一起的。[18]在当时看来，行动就是政治实践活动，指的是人们在群体中的交往活动，是一种相互沟通的政治活动。行动是人本身自愿的选择，缘起于人自身；人类必须在行动生活中才能显现出真实状态。行动和语言密切结合在一起，行动者通过言行来“展现和演示”政治实践的内涵，语言表达出行动者的意识和行动的内涵。在希腊人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就只有两种活动是属于政治的，即言谈和行动。因为言谈和行动不仅是突破自然循环的自主、自由活动，而且是开启了让其他公民参与和共享的空间的活动，一切政治事件都由公民们共同解决。公民们在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除了依据权势和财富，还包括自由平等的语言，“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方式。”[19]这些言谈既不是执政者的律令，也不是神谕，而是指公民对城邦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等的讨论和论辩，并将最后的争辩结果作为处理城邦事务的政令或法律。城邦开展各项政治活动时，公民们齐聚广场；言谈者面对在场公民展开论辩，最终由听众以表决的方式对论点作出抉择；从而使希腊逐渐形成了一种富具特色政治生活模式。值得一提的是，言谈必须和行动结合，才能表达出它自身目的；如果言谈脱离行动，既将行动降格为无声的暴力，蜕化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也使言谈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从而失去了言谈本来拥有的力量。
三、“行动”的内涵演绎
再次，会计信息造假成本低廉。如果做一件事的收益远大于成本，那人们很可能铤而走险。从会计故意性信息失真的产生看，伪造一套完整的交易事项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其制作的成本很低，由于失真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使用人的非专业性。被发现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即使被发现，虚假信息制造者受处罚的成本微乎其微。
行动彻底摆脱手段——目的模式，完全不同于劳动和工作；古希腊思想家们已经对其明确诠释。面对着希腊诸神的不朽性，古希腊人也渴望自身能像诸神一样长存，而不愿意回到自然生命的循环不息当中。劳动的劳力不具有人性，根本不在希腊人的视野当中；技艺制作虽然能短时间摆脱自然的束缚，但无法得到闲暇，更不可能实现不朽。这致使古希腊追求一种不同于前两种类型的活动——行动。古希腊人喜欢积极自由地参加各种活动，争取在表演、辩论、体育、战争等活动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伟大和卓越。
界定了“劳动”范围之后，阿伦特根据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制作的分野来定位“工作”的理论范畴。一方面，她同海德格尔一样，看到亚里士多德实践与制作之间模糊之处，“他(指亚里士多德——笔者注)是根据制造来思考行动的，是根据一件完成的‘作品’来思考行动的结果，即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尽管他企图明确地对行动和制造、praxis与poiesi，作出区分”，[17]阿伦特从政治角度、采用工具性思维方式等多方面进行限定，以此来克服亚氏理论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她更多的是廓清“工作”的范围，从而能与“劳动”明确区分。工作和自然环境也有密切关联，有着与劳动相类似的境况，但它借助人类多种技能活动，制作出物品，展现出人类活动的创造属性；工作使人摆脱了必需品负担的限制，借助工具、器械等，减轻重负，获取产品；工作制作出来的东西不会瞬间消失或被消费完，持存性较长，与劳动产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可见，“工作”这一人类活动，既与“劳动” 有密切关联，也接近于“行动”，承上启下地连接着人类的其他两种活动。
亚里士多德将“技艺”作为参照，融入德性、实践、理论等问题的探索中，从而致使技艺本身的层次区分不清(技艺实际上可以分为工艺制作与艺术创作两种原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诗学》探讨艺术创作，但是在其大部分著作中是以工艺制作为原型)，同时也模糊了实践与技艺之间的界限。对此，海德格尔给技艺赋予了价值，改变了原先技艺的中立性，从而对技艺做出了新的论述，强调“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14]能让世界与存在着得以显现。“技术在其本质中乃是沦于被遗忘状态的存在之真理的一种存在历史性的天命”，[15]人们没有全面理解技术本质，偏执于追求现代技术世界中当下在场的功利化存在，从而逐渐丧失人类存在的基础。因此，海德格尔主张人们要超越当下在场的东西而挖掘其背后深藏的东西时诉诸于艺术，并从技术的本质去寻找艺术的理论支撑。实质上，海德格尔一再强调的这个领域就是艺术领域，“艺术乃是一种唯一的、多样的解蔽”。[16]在“Techne”即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中，海德格尔做了明确的区分，从而重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与技艺之间的界限，为后来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维度。
以前如果想买私募基金或者信托产品，只要满足100万元到30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资金门槛就行，所谓的合格投资者审查基本上是一个形式。而资管新规实施后，无论是银行、券商还是信托、私募基金，发行的资管产品将被严格分为公募和私募两类。公募产品谁都能买，而私募产品仅供合格投资者。这里说的合格投资者不但必须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并且需要家庭金融资产至少在300万元到500万元以上，或者是投资者本人三年的年均收入在40万元以上。要求显然比以前提高不少。换句话说，目前的很多高净值客户以后只够格购买公募产品了。想买定制化、投资非标或者非上市股权的私募产品，需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要求。
人类行动的活动性质实现了人是目的的愿景，但也具有明显的不足，导致了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从而对自由的破坏。首先，行动具有内在的无限性；其次，行动过程的不可逆性；最后，行动结果具有不可预见性。行动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致使类似柏拉图等思想家试图以理性的方式予以解决。对此，阿伦特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并给出了自己救赎的方法：对于行动的无限性，阿伦特认为一方面在人类活动中制订一些限制性和保护性的制度或者规则，另一方面，强调在行动中的节制、不逾矩等政治美德，以对付“限制性规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攻击行动”。[24]
需要说明的是，终端信息地图和终端档案表的建立和更新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工作，所以要把这项工作纳入考核体系。如：前期对业务员的考核是建立一家终端客户档案表奖励多少钱；随着终端客户档案家数的健全，后期对业务员的考核是终端客户档案表信息填写正确无误并及时更新的一家奖励多少钱，这样才能保证建立健全正确无误的终端信息题图和终端档案表。
阿伦特意识到行动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主张运用宽恕来救赎。行动不同于劳动和工作一样能将自身活动物化为人类用品，而是瞬间消逝的；同时，行动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在采取行动过程中，无法完全对行动的发生和进程进行预料，又是无法逆转的。这就需要人们要以宽恕的态度来补救不能逆转的困境。对于行动结果的不可预见性，阿伦特主张用承诺来解决问题。“行动是人创造奇迹的一种本能”，[25]不仅创造出“新人”，还产生了“新事物”，最终会出现令人无法预料的后果；为使人类在行动中降低危险性、减少不可预见性，人们可以借助对未来的承诺并通过信守承诺，以维护人类在无法确定的将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阿伦特认为只有在人类行动中使用宽恕和承诺，公共意识才能得以显现。这虽然在现实中显得非常抽象，难以真正实施，但也是对行动所产生的困境提出了补救性措施，为人类公共事务的开展增添信心。
“劳动”是为满足生理需要以及种的延续而采取的人类必要活动，世世代代，永不休止，体现出一种无始无终的活动过程。“工作”内含着技能、技艺等，生产出具有持存性的物质产品，具体物品的制作有一个明确的开端和终结，从而使工作体现出一种有始有终的活动过程。“行动”保证人类显现自我、自由交流、创造业绩、实现永恒，当人类进入公共领域时，标志着人类行动的开始，行动确保人类的永生和不朽，并不存在着终结的期限，因而致使行动体现出一种有始无终的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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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notationanddeductionofhumanactivitiesonArendt
ZENG Xiang-geng
(Guangzhou Civil Aviation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03)
Abstract：Arendt think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ree basic forms of activity, labor, work and action, which are based on the existence of man-made objects for a long time. Labor is a kind of activity which reflects the biological function.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labor requires that labor access to the natural world and produces the natural world. Work involves a large variety of skills and skills. The object of work is a technology world of meaningless processes and elements system. Action engages directly in exchanges with others and it does not need to use an intermediary object. Such activities form the political world of a personal way, and it expresses the true meaning of human beings.
Keywords：Arendt; Labor; Work; Action
中图分类号：B7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38(2019)05-0043-04
收稿日期：2019-03-18
作者简介：曾祥耿(1979- )，男，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基金项目：2017年度广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职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研究(2017GXSZ074)
(责任编辑 李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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