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高管连带的调节作用
吴晓波1，许宏啟1，杜朕安1，项益鸣2*
（1.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当企业面临较高环境不确定性时，是选择“趁乱”抓住机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获取持续竞争优势，还是“墨守成规”谨慎地维持已有的商业模式以尽可能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本文从高管团队认知视角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出发，探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挖掘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并根据企业高管连带的不同情景，考察上述机制的异质性，意图从更全面的视角了解当环境不确定时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规律。本研究以159家浙江省企业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感知到环境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而高管连带的增强会减弱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
关键词：商业模式创新；环境不确定性；高管认知；高管连带
0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革命，企业的外部环境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企业的竞争环境变得日益激烈[1]。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浮现出一批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得成功的企业，如拼多多利用电商和社交相结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实现社交流量迅速变现；又如淘宝推出的Buy+虚拟现实购物体验的商业模式，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结合，为用户带来全新购物体验，实现获利。另一方面，一些企业仍然坚持原有商业模式进行深耕，也取得了较好发展。如ofo和Mobike继续推行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持续实现了全球扩张；OPPO和VIVO手机坚持原有线下销售的传统销售模式，将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到了我国的乡镇，成为国产手机市场的黑马。那么在面临市场环境不确定时，高管应该如何应对？尽管Casadesus-Masanell、Martins等学者提出环境因素是进行商业模式设计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前提[2,3]，Thompson也提出感受的环境不确定性是解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变量之一[4]，但是对于具体作用机制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部分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市场以及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此时推动企业从众多不确定的商业机会中选择一些进行尝试，将商业模式进行迭代创新，以适应动态的商业环境，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他们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将产生很大积极作用[5-8]。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会导致交易不确定性上升，因此企业需要选择降低交易风险，从而推迟进行商业模式创新[9]。同时因为商业模式具有刚性，使得其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连续性，商业模式本身存在一定不易改变且难易适应环境变化的性质，因此环境不确定性高时，将使得企业无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10-11]。由此可见，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是错综复杂的，无论是实践界还是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一定伴随着企业决策过程，而企业的重大决策过程往往都由企业高层管理团队负责。但已有的研究对高管团队关注较少，未将商业模式创新决策过程的黑箱打开[12]。因此，本研究从高管认知视角出发，结合交易成本理论，探究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解释商业模式创新的在环境方面的驱动力。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感知的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这一构念最早是在信息管理领域针对业务流程以及数据建模的相关研究中提出的[13-14]。随着电子商务产业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一种新的商业模式现象出现，使得对商业模式的研究逐渐兴起。早期的商业模式研究基本都是以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15-16]。自从Amit和Zott率先提出新颖的商业模式设计是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和实业届的重视[17]。Amit和Zott的研究中认为新颖性和效率性是商业模式设计的重要角度[18-20]，他们对190余家新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效率性的商业模式设计，只在部分特定的时间段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积极影响，而关注于新颖性的商业模式设计，几乎在所有时间段都对企业的价值有积极影响。同时，关注于效率性的商业模式设计会逐渐削弱关注于新颖性的商业模式设计对于企业价值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选择新颖型的商业模式设计来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研究。
尽管学术界就商业模式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已经达成共识[18,21-23]，但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及作用机制问题关注较少[12,17]。商业模式是基于交易的视角对企业整体价值创造过程的描述，因而用交易结构、交易内容和交易治理能较好的刻画商业模式的本质[15,18]。对交易结构、交易内容以及交易治理的重构都可以视为商业模式的创新。Martitns等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对认知进行重构的过程，通过组合或者类比的模式，企业可以将商业模式结构以及属性重构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24]，该过程伴随着一系列企业决策。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作为重要的决策单元[25]，在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企业商业模式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对于市场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26-27]。比如企业究竟是维持现状，或者是模仿市场中其他竞争者的商业模式等，最终做出决策的人都是企业的管理者[20]。他们通过对企业内外部信息的分析，识别出有价值的要素，从而进行商业模式创新[23-24]。
无论是战略选择学派还是演化学派，都认为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商业模式设计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元素。亦或是通过充分理性地分析环境以设计商业模式[28]；亦或是不断随着环境的变化迭代改进商业模式直至满足市场需求[29]。Duncan指出环境不确定性是环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30]，那么面对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高管应该如何决策？需要注意到环境不确定性并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存在，不确定的程度对不同的组织，甚至每个个体而言都是不相同的。Miller认为企业管理者所理解的环境比环境本身更加重要[31]。因为只有被认识到的环境因素才会作为影响因子被纳入到决策体系中，其余因素并未对其决策构成任何影响，因此使用这些被感知到的因素来测量环境的不确定性才有意义[30]。因此，参考Lu和Yang 的分类方法，我们把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感知到的商业不确定性两个维度[32]。
接着，鲁迅表明了原因：“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这赏金）。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这赏金）。”
1.1.1 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根据交易成本的理论，经济组织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33]，而商业模式创新往往伴随着交易结构、交易内容以及交易治理的改变[15,18]，与企业的交易过程紧密相连。同时商业模式是企业实现技术商业化的重要工具[34-35]。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帮助企业正确定位并克服资源不足的障碍，实现技术商业化；对于在位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使企业根据新的技术调整企业内部系统结构，改变交易过程以适应新的技术竞争[20,35-36]。
随着技术变革速度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企业选择通过寻求外部研发伙伴开展研发以获得更好的绩效[37-39]。当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高时，会使未来技术发展方向越发不明确，对企业未来技术发展战略产生影响，包括技术的研发以及商业化过程。商业模式作为将技术进行商业化的载体，技术的不确定性势必对商业模式产生影响[34]。当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高的时候，信息的不对称性高，会使得企业技术研发寻找合适伙伴的难度上升。同时，商业化过程的不确定会使得企业交易不确定性上升，从而进一步导致出现交易风险，提升了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是指在和商业伙伴的关系中引入新的交易内容、采用新的连接方式或者交易机制等[19-20]，而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和商业伙伴采用的新交易机制或者新合作连接方式的议价成本上升。因此新商业模式的运用在短时间内也会导致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提高[40]。所以此时对于一些不紧迫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高管会选择暂且延后创新，多收集市场中关于新兴技术的发展状况和应用场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上升。因此企业高管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越强，企业的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就越低。本文提出假设：
H1：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越弱
1.1.2 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本研究的有效样本数为159个，对样本的基本统计描述见表4。整体而言，在产业类型方面，现代服务业占据52.83%，高新制造业占据20.75%，传统制造业占26.42%。从产权性质的角度看，84.23%的样本为民营企业，比较符合浙江地区民营经济较发达的现象。企业年龄方面，45.91%的企业年龄在五年以内，总的来看还是属于初创时期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3-5年，刚建立1-2年的公司也并不多。员工数量方面，79.3%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企业人数少于500人，超过1000人的大型公司只占15.72%。
在课程进行到三分之一左右时开始发放文献阅读任务，此时学生既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又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任务。
总之，当下的家电市场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变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对于企业管理包括经销商管理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广大家电企业能不断提升经销商管理水平，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用来检验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作用。结果显示模型2的 R²显著增加（△R² =0.2572， P<0.01），解释力得到显著提高。且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05，P<0.01），因此假设H1得到了支持。
不规范处方主要包括：①处方超量，如普通处方超过7天量，急诊处方超过3天量，省特约处方超过7天量，无特殊治疗需要处方超过1个月用量等；②临床诊断书写不全、病人信息不全；③医生输入错误；④医师处方未签名（盖章）或与留样不一致；⑤处方上药品品种数量超过规定（5种）；⑥处方修改未签名盖章，也未注明修改日期；⑦处方用笺不规范，如门诊手写处方用的是住院处方或自费药房处方。
H2：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越弱
然而，怎样才能从现实臻达理想，从追梦走向圆梦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既定的目标，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对于我们来说，这目标，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道路，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
1.2 高管商业连带和高管政治连带的调节作用
由于本研究问卷对于被试者有较高的具象性，参考Lu和Yang的分类[32]，将环境不确定氛围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题项也沿用Lu和Yang的问题内容，具体如下：
1.2.1 高管商业连带的调节作用
基于前文假设H1，若感知的技术环境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则商业连带的调节作用机制如下：高管商业连带高时，企业可以和竞争对手之间有良好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同业竞争者们在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前沿信息[49]。较高的高管商业连带有利于减少与技术研发合作伙伴间信息不对称，从而指导企业的技术往已经被验证有效的方向前进。信息不对称的降低也更加有利于企业筛选出合适的研发伙伴[50]。同时，从客户和供应商处则可以更加明确地了解产业上下游对于技术需求的痛点，帮助企业明确技术目标[51-52]。这些由高的商业连带带来的不同可作用于企业技术研发及商业化，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优化交易内容与结构，使企业倾向于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因此高管商业连带越强，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对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负向作用就越弱。
基于前文假设H2，若感知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则商业连带的调节作用机制如下：高管的商业连带高时，可以帮助企业从客户，供应商处更好地了解到最新的市场需求信息。也有助于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形成长期的合作模式[51]，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降低不确定性高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也能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利于交易结构的创新。此外商业连带高时，也可以帮助企业从竞争对手处获得最新的市场动态，了解竞争对手的所作所为，和竞争对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竞争行为，这些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53]，优化交易结构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因此，高管商业连带越强，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对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负向作用就越弱。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一对假设：
H3：商业连带正向调节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关系
圆钢管混凝土柱试件偏心承载力-挠度曲线，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曲线大致可分成3个阶段：① 弹性阶段，在此阶段承载力与挠度为线性关系且成正比。柱子的抗弯刚度大，斜率大，承载力的增长快。② 弹塑性阶段，承载力与挠度成非线性关系。承载力增大缓慢，随着承载力的增大，受压区的塑性变形增大，截面抗弯刚度不断下降，核心混凝土在纵向压力作用下也开始产生裂缝。③ 破坏阶段，随着塑性区继续扩大，承载力开始下降，挠度增加，横向变形逐渐增加，直至柱子破坏。从图3可以看出，柱子接近破坏时，挠度增长很快，说明圆钢管与核心混凝土之间存在相互约束。钢管与混凝土的相互约束提高了柱子的极限承载力和延性，避免发生脆性破坏。
H4：商业连带正向调节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关系
1.2.2 高管政治连带的调节作用
基于前文假设 H1，若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则政治连带的调节作用如下：政府在高新技术支持政策方面的导向是企业技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政治连带可以帮助企业更清晰地把握政府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态度，从而帮助企业调整技术研发和创新往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不仅可以降低由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成本，还能引入新的有效的交易内容。同时，还能使企业优先布局技术合作网络，稳定交易结构，降低交易治理的风险[52，从而积极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因此高管政治连带越强，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对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负向作用就越弱。
基于前文假设 H2，若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负向作用于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则政治连带的调节作用如下：高管政治连带高时，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有助于促进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良好的交流，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真实可靠的产业和政策信息[54]，比如政府目前支持鼓励什么样的产业，打击抵制什么样的企业发展路径等，较高的政治连带甚至可以利用政府的官方“背书”[51]。这些信息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提前优化交易结构，还可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55]，利用高管政治连带优化提升交易治理，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因此高管政治连带越强，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对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负向作用就越弱。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一对假设：
H5：政治连带正向调节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之间的关系；
H6：政治连带正向调节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企业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之间的关系。
2 样本及数据收集
2.1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阅读，形成初步测量量表初稿。在此基础上与对量表开发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进行探讨，修正了一些翻译不准确以及可能造成理解偏差的题项。进一步完善了问卷。完成后将问卷向12位企业界人士发放进行预调研。在听取多为被测试人员意见后，笔者对个别题项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并最终确认了本篇论文正式使用的问卷。本篇论文的问卷发放主要通过下述两个渠道进行，两个渠道的受访者均为对企业战略决策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高管，且企业所处行业和企业的产权性质方面均较为多样化，样本丰富性得到了基本的保证。第一，本研究向EMBA学员们发放问卷。这部分问卷的被试者大多资质良好，符合企业高管的基本要求，且因为问卷采用当面发放，当面回收的方法。因此回收率和完成率均较高。通过这种方法发放问卷208份，回收142份，有效135份。第二，本研究通过浙江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校友交流群进行在线发放问卷。浙江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ITP）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创办的国内大学中第一个培养高科技产业化企业家人才的班集体。目前校友中独立创业人数过百，且有多家上市公司创始人及CEO。通过向校友群内企业高管发放问卷30份，回收30份，其中有效问卷有24份。
隧道施工开挖后，由于卸荷作用，围岩沿着隧道洞壁向内产生挤压位移，在应力场重分布过程中逐渐引起附近地层发生变形。
2.2 变量测量
2.2.1 自变量：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
由于蒸发结晶法和酸沉法生产的七钼酸铵产品杂质含量较高、表面形貌不好，而联合法生产的七钼酸铵产品，纯度较高、杂质较少、表面形貌较好、粒径均匀。因此，本研究采用联合法制备七钼酸铵［4］，确定生产七钼酸铵的工艺及参数，以获得品质较好的七钼酸铵产品。
Granovetter指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43]。而社会网络则是社会行动者的连接方式的集合，社会行动者可以是个人或者组织[44]。因此作为企业决策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管成员也必然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他们在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本可以给企业带来重要的发展资源，也会影响企业的决策，我们用高管连带这一成熟构念来描绘这种企业高管及其与外部实体的社会互动或跨界行为。高管连带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和供应商、客户、同行业竞争者的连带，即商业连带；第二类是和政府官员的连带，即政治连带[45-48]。
表1 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题项
测量指标测量题项 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新产品是通过技术变革实现的 行业内技术变革的速度非常快 本行业核心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很快 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顾客的忠诚度较低，变化很快 市场竞争状况难以提前预测同行之间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
资料来源：整理自（Lu & Yang，2004）
表2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测量题项
测量指标测量题项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不断上升 不断引入大量的，多样化的新客户 不断引入更多的供货商，各类合作伙伴等交易参与者 用新颖的方式将各种合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采用了创新的交易方式 不断在商业模式中引进新的思想和商品 不断在商业模式中引进新的运营规范和习惯 我们是商业模式的开拓者 总体而言，我司的商业模式是新颖的
资料来源：整理自（Zott & Amit，2007）
2.2.2 因变量：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对于商业模式构念的研究，受囿与对商业模式创新性的测度，学术界还没有太多大样的本定量研究。Zott和Amit提出了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效率性，互补性和锁定性，并开发出了对应的量表进行测量[18]。由于新颖性设计和其他三类本质上都是相关的，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来衡量商业模式创新的程度，借鉴Zott和Amit的量表，进行翻译及部分针对性的修改后，得到了如表2所示。
2.2.3 调节变量：高管连带
2.2.4 控制变量
除了铜矿和铅矿外，西周燕国境内亦有锡矿存在。燕山南北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分布着地质上著名的“锡燕辽成矿带”，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锡矿产地。现有的发现已证实该成矿带的锡早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得到开发[6]169。而这便是西周燕国锡矿来源地之一。另据“商及西周疆域内锡矿历史产地表”统计，位于西周燕国境内的锡矿有北京的幽州、河北的迁安、滦州[7]425。可见西周燕国亦有较为丰富的锡矿资源。
表3 高管连带的测量题项
测量指标测量题项 政治连带各级政府官员 产业主管部门的官员 监管，支持部门（比如税务部门，银行，工商局等）的官员 商业连带客户企业高管 供应商企业高管 同行业竞争企业高管
资料来源：整理自（Peng & Luo，2000）
基于Peng和Luo的研究[56]，本文通过企业高管对他个人的商业连带以及政治连带感知的方式来测量高管连带。使用Likert 7级量表对高管连带进行评价，从1到7代表高管对题项描述的认可程度的递进，具体测量题项如表3所示。
本研究选取了企业年龄、企业产权性质、产业类别以及企业规模最为主要的控制变量。企业年龄会使得企业产生组织惯性[57]，而组织惯性会对企业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内部抵制，因此企业年龄越长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应当是越不利。所以本篇论文将企业年龄设置为控制变量，指的是企业从成立至2018年的实际运营年数；以中国企业为样本在目前特有的转型经济背景下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商业活动中可获得的资源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国有背景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而言，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因此本研究将企业产权性质设置为控制变量，并设置为哑变量，以民营和外资为对照组；相比于传统行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制造业由于竞争激烈，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市场需求多样化，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也应当更加强烈。在本篇论文中产业类别作为控制变量被分为三类，分别是：第一，高新制造行业，包括电子信息设备，高科技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行业。第二，现代服务业，包括互联网，金融，咨询等行业；第三，传统制造业，包括化工，纺织，手工艺品等行业。本研究将产业类别设置为哑变量，其中传统行业作为对照组；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一样，也有可能导致组织惯性，从而阻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正如很多大企业难以快速适应时代浪潮而被抛弃一样。但是企业规模如果较大，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规模效益，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人才资源，信息资源，从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因此企业规模对商业模式创新应当具有一定影响，本研究将其设置为控制变量用企业员工数量取对数来代表。
3 数据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同样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当企业高管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比较高时，企业很难准确识别和把握市场中的大众对于产品和服务的需求[41]，也无法确定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从而导致交易不确定性的产生，增加了交易成本。而此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话，在和交易伙伴签订新的交易机制或交易治理的契约时，交易各方都会把环境不确定性加入契约，从而使得交易成本进一步上升。因此当企业高管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往往会采取比较稳健的方式，比如和业内的其他竞争者保持一致的步伐，推迟商业模式创新，以此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42]，企业也更倾向于维持现有交易结构。相反，当企业高管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较低时，企业更有可能愿意牺牲一部分交易成本或者是进行交易结构以及交易治理的变化来进行一些创新活动。企业高管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越强，企业的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就越低。因此对于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新颖性而言：
表4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N = 159）
指标类别样本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产业类型现代服务业金融保险2113.2%13.2% 工商服务63.8%16.98% 社会服务127.5%24.53% 文化及传播1811.32%35.85% 批发零售1911.95%47.8% 交通运输85.03%52.83% 高新制造业信息及技术产业3320.75%73.58% 传统制造业房地产及建筑2113.21%86.79% 农林渔牧74.4%91.19% 其它传统制造业148.8%100% 产权性质国有159.43%9.43% 民营13484.28%93.71% 外资106.29%100% 企业年龄5 年以下7345.91%45.91% 6-10 年3522.01%66.92% 11-20 年4125.79%93.71% 20 年以上106.29%100% 员工数量100 人及以下8553.46%53.46% 100人以上，500人及以下4125.79%79.3% 500人以上，1000人及以下85.03%84.28% 1000 人以上2515.72%100%
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由表7可见，所有题项在所属因子上的载荷都不低于0.611，没有出现跨因子现象。因此，本文问卷中的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工作介绍了一种改进型DIC分析技术.基于室内模型试验,结合改进型DIC分析技术,针对静压沉桩过程中桩-土界面土体位移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表5 KMO和Bartlett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853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2661.754 Df210 Sig..000
由表6可见，本次分析共计提取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5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78.235%。
本文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此来验证量表的单维性。我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来提取因子，并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方式决定具体因子的个数。将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连带，高管商业连带，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五个变量同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此来验证量表的单维性。结果如表5所示，KMO值为0.853，大于常规要求值0.8，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6 解释的总方差
初始特征值提取平方和载入旋转平方和载入 成份合计方差的 %累积 %合计方差的 %累积 %合计方差的 %累积 % 17.91737.69837.6987.91737.69837.6986.07428.92428.924 23.96618.88456.5823.96618.88456.5822.76013.14242.066 32.31311.01267.5942.31311.01267.5942.65812.65954.725 41.1485.46873.0631.1485.46873.0632.56812.22866.954 51.0865.17378.2351.0865.17378.2352.36911.28278.235 6.6713.19781.433 7.6343.02084.453 8.4842.30386.757 9.3791.80588.561 10.3571.69990.260 11.3311.57591.835 12.3021.44093.275 13.2381.13394.408 14.2321.10695.514 15.209.99796.511 16.179.85197.362 17.165.78698.148 18.118.56298.710 19.101.48399.193 20.087.41399.606 21.083.394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表7 旋转成份矩阵
成份 12345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6.898.116.043.124.015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9.864.202.003.042-.045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7.855.082-.040.160-.046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8.847.216.043-.008-.162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5.839.176-.041.016.004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4.784.105-.093.324.056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2.707.020.022.335-.136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3.673.046-.158.319-.073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1.633.126.037.519-.076 政治连带 1.201.902.034.166.018 政治连带 2.194.873.059.258-.037 政治连带 3.178.780.011.374.062 技术不确定性 2.036-.062.899.079.276 技术不确定性 1-.161.135.887.015.191 技术不确定性 3.047.024.873-.076.291 商业连带 2.211.298.002.813.009 商业连带 1.331.348.104.747-.006 商业连带 3.239.389-.062.611.048 市场不确定性 2-.105.029.277.091.870 市场不确定性 1.033.105.234-.250.846 市场不确定性 3-.201-.104.331.166.792
提取方法：主成份。旋转法: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7次迭代后收敛。
3.3 信度效度检验
对于信度而言，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分析项目内部的一致性，结果如表8所示，均大于0.8，通过一致性检验，适合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针对效度而言，本文就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性分析。其中本文所采用的问卷量表均来自国外主流期刊的成熟量表，且在确认具体的测量题项之前均与领域专家以及企业高管进行过严谨的讨论，因此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聚合效度方面，本篇文章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价量表的聚合效度。使用AMOS4.0将变量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模型计算我们获得了各变量的AVE（平均方差抽取值），如表8所示，可见所有变量AVE值均大于常规值0.5，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对于区分效度，本文采用AVE平方根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表8中右侧对角线数据为AVE的平方根。经过比对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变量 AVE 的平方根都大于同一列的其他相关系数，所以所有的变量都通过了区分效度检验。
随后使用CFA来检验模型的拟合度高低，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各个变量之间关联模式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经过 AMOS 4.0 的计算，所得模型拟合指标为：χ2/df =1.70，NFI=0.902，TLI=0.944，CFI=0.957，RMSEA=0.068。模型拟合度均满足合理性要求，该模型可以被接受。
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环境监测是其基本环节，能够及时向社会传递具备法律效应的监测信息。这类数据可以清楚地将环境监测质量数据展现出来，使得环境监测质量成为审核阶段最重要的数据信息。因此，要特别注重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完好性，环境监测质量是环境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要在监测流程中重点突出。
表8 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题项数量Cronbach's αAVEAVE 的平方根和其他变量 Pearson 相关系数 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连带高管商业连带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感知到的技术不确定性30.9170.81370.9021 感知到的市场不确定性30.8680.76580.6107**0.8751 高管政治连带30.9110.83620.10290.10060.9144 高管商业连带30.8480.8292-0.0160.01210.5624*0.9106 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90.9420.7029-0.4684**-0.4721**0.6657*0.7138**0.8384
注：*P<0.05；**P<0.01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查看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第一种方法是采用 Harman单因子分析法。根据Harman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5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在未旋转前的累计解释方差只有 37.698%，并没有解释大多数的变异，且累计方差小于40%的标准，因此我们判定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第二种方法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通过将所有题项指定给一个潜变量来构造一个对比模型，和上文做 CFA的拟合模型进行比较，如果两个模型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则证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对比结果如表9所示，其中模型1为原拟合模型，模型2为对比模型。卡方检验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本篇回收问卷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9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模型
模型χ2df△χ2NFITLICFIRMSEA 模型 1274.774162-0.9020.9440.9570.068 模型 2203.02814171.746**0.9480.9750.9830.053
3.5 回归分析
3.5.1 相关性分析
(三)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对本文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如表10所示，其中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均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可以为后文具体的回归分析做出参考。另外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都小于0.9，且VIF值也都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并不是高度相关的，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5.2 层次回归结果
本文利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模型1为基本模型，包括了5个控制变量，总共解释了5.08%的总体方差（F=1.62）。从回归结果看，企业年龄并没有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产生显著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样本中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建立五年内的，还处在初创阶段的公司，所以数据不够多样化和丰富，因而导致出现不显著的结果。相比于现代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高新制造业的商业模式新颖性更加突出（β=0.481， P<0.05），这也符合之前的预期，高新制造业的技术迭代速度较快，容易出现更加新颖的商业模式。
[91] 葛红亮、鞠海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4期，第29-30页。
表10 变量间相关系数表
企业年龄员工数量国有企业现代服务业高新制造业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高管政治连带高管商业连带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 企业年龄1 员工数量0.327**1 国有企业0.0770.1211 现代服务业-0.147-0.0360.0281 高新制造业-0.083-0.024-0.059-0.383**1 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0.1550.0620.001-0.0450.1141 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0.1520.0940.018-0.0560.0570.6107**1 高管政治连带0.0180.157*-0.033-0.0380.178*0.10290.10061 高管商业连带0.0460.137-0.014-0.0960.185*-0.0160.01210.5624**1
注：*P<0.05；**P<0.01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用来检验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作用。结果显示模型3的 R²显著增加（△R²=0.2452，P<0.01），解释力得到显著提高。且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 -0.407，P<0.01），因此假设H2得到了支持。
模型4中我们将两个自变量都加入了模型，结果显示关于假设H1和H2在模型4中依然得到了支持，说明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11 层次回归分析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 常数项4.28***4.01***4.07***4.02***4.61***4.61***4.49***4.577***4.502***4.51***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0.014-0.004-0.005-0.0040.0050.0060.0020.0010.0070.005 企业规模0.0860.111**0.108**0.111**-0.002-0.0010.0150.0070.0060.006 国有企业-0.236-0.262-0.227-0.25-0.126-0.072-0.182-0.139-0.110-0.144 现代服务业0.0640.1080.0540.090.047-0.0080.1670.1110.0780.105 高新制造业0.481**0.688***0.572**0.652***0.251**0.2160.333**0.217*0.357***0.2964** 自变量 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0.405***-0.270**-0.178**-0.438***-0.382***-0.192** 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0.407***-0.221**-0.255***-0.364***-0.433***-0.243*** 调节变量 高管政治连带0.349***0.605***0.593***0.317*** 高管商业连带0.311***0.616***0.590***0.328*** 交叉项 技术不确定性*政治连带0.0260.151 市场不确定性*政治连带0.051**0.224** 技术不确定性*商业连带0.040*0.158* 市场不确定性*商业连带0.058**0.232** R²0.05080.3080.2960.31330.78800.74660.7410.75250.76040.8036 F1.629.56***9.36***8.44***70.69***60.63***59.91***68.87***60.14***45.89*** △R²0.25720.24520.26250.47470.43860.4450.4440.46440.0156
注：*P<0.05；**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企业高管的政治连带和商业连带对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的调节作用，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连带和商业连带这两个调节变量进行回归。模型6到模型9则是逐步加入每一个调节项，以检验对应的调节效应。模型10则是一次性加入4个调节项（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与政治连带的乘积，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与政治连带的乘积，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与商业连带的乘积，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与商业连带的乘积），以此来检验剩余假设。
结果表明，在模型6中，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与政治连带的乘积的回归系数为0.026，并且在 P=0.1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因此假设 H5 没有得到支持；在模型7中，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与政治连带的乘积的回归系数为0.051，并且显著不为0（P<0.05），因此假设H6得到了支持；在模型8中，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与商业连带的乘积的回归系数为0.04，并且显著不为0（P<0.1），因此假设H3得到了支持；在模型9中，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与商业连带的乘积的回归系数为0.058，并且显著不为0（P<0.05），因此假设H4得到了支持。
模型10的解释力度比模型4和模型5都有所提高，总共解释了 80.36%的总体方差（F=45.89， P <0.01）。就每个交叉项来讲，其检验结果与模型6到模型9的检验结果一致，说明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假设H5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研究样本的局限性。由于主要通过浙江大学EMBA项目进行问卷发放，所以本篇论文所选取的样本绝大多数都是位于浙江的中小型企业，且多数创立时间在五年以内。这些企业的高管的个人社会网络可能处于一个较为低的层次，没有和能够提供优质资源的官员建立良好的联系，因此在面对较为强烈的技术不确定性时，难以依靠政治连带为企业获取资源以提供商业模式创新的良好环境。第二可能是当企业面临较高程度的技术不确定性时，高管和当地政府官员或公共管理部门领导层的关系良好并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企业去解决与技术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和同行业的竞争对手，上下游合作伙伴以及一些技术先进的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更加重要。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高管认知视角以及交易成本理论，关注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Teece认为商业模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于环境高度相关[35]，而Casadesus-Masanell和Ricart以及Thompson等学者认为商业模式创新不是企业个体独自进行的活动，而是企业和它的上下游组织、竞争者、周边环境共同演进的过程。感受的环境不确定性是解释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变量之一[2,4]。但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且研究多为案例研究，究其原因是企业外部环境易变性以及多维性且对商业模式作用机制不明确。本文引入感知的技术不确定性和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描绘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复杂和多变，旨在全面深入地挖掘两者的内在联系，解释商业模式创新的在环境方面的驱动力。研究发现，尽管在环境不确定性高时，企业会主动进行更大范围的机会搜寻，以期取得创新来保证现有市场地位甚至实现超越[58]。但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不确定性高时，企业难以把握用户的真正需求和技术的发展，从而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增加了创新行为的风险。研究支持了企业在此时应该选择稳健战略[59]，多收集技术以及市场相关信息，延迟商业模式创新[9]。
以往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概念划分[60]、要素组成[61]、分类归纳[62]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研究[18,63-64]。近年才有少量研究关注到高管团队在商业模式创新中的作用[12,24,65-66]。它们大多是将高管团队认知认为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且聚焦于高管多样性或者行为来分析。本研究创新性引入高管连带这一跨企业组织边界的网络特征来考察不同情境下的高管团队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高管的商业连带能够有效的削弱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对商业模式设计新颖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明了高管的商业连带是企业获取网络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高管们通过建立商业连带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市场上无法公开获得的信息和知识等稀缺资源，还可以和客户建立连带关系，有助于帮助企业快速学习、获取以及利用先进的技术知识[67]，避免盲目尝试新技术，从而可以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给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支持。同时研究发现高管的政治连带能有效削弱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和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各级地方的政府部门依然具有大量的项目审批以及稀缺资源分配的权利。当面临较为强烈的市场不确定性时，高管的政治连带优势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来自政府部门的内部信息，甚至是政府订单，通过这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敢于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这些发现打开了商业模式创新决策过程的“黑箱”，探索了商业模式创新本身背后的驱动力。将高管感知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及技术不确定性引入商业模式创新领域，提供了高管认知和交易成本理论结合的新视角，填补了过去的研究空白。最后通过引入高管的商业连带与政治连带，将企业经营放在更大的社会经济网络的背景下，整合传统的网络研究，探索了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情景因素，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作用机制。
本文亦对新兴经济体中的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实践启示。在现在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之下，面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时，企业应适当延缓商业模式创新。同时应该认识到商业连带和政治连带的重要性，通过良好的高管连带以全方位了解技术、用户、市场以及政策，才能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以利于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行业的划分精细度较为粗糙。本文从理论研究出发，将行业较为粗放的归纳为现代服务业，传统行业和高新制造业三类。但其实部分细分行业在这三大类分类中存在一定的重合和难以界定的情况。而且行业之间差距较大，部分问卷问题并不适用于其他行业，导致问卷的适用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中应当可以将行业进行进一步细分。第二，部分变量测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本篇论文虽然量表内容均选自现已有的成熟量表，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沟通修正，且通过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但是依然不能避免问卷作为一种主观测量手段所带来的误差。未来的研究中应当尝试通过客观数据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以此提高变量测度的精确性。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权变作用的调节因素。对于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除了企业的高管连带之外，也有不少权变变量从理论角度看是存在调节作用，比如制度冲击，高管领导能力，企业的动态能力等因素。除此之外，受制于篇幅和时间，本文仅分析了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与商业模式设计的新颖性之间的关系，其他类型商业模式设计的影响尚未考虑，未来可对效率性，锁定性和互补性的商业模式设计主题进行一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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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on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ial ties
WU Xiao-bo1, XU Hong-qi1, DU Zhen-an1, XIANG Yi-ming 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Busines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adual slowdown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have ob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us improved firm performa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adv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shows very strong uncertainty, and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double superposition background, should the company keep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unchanged to strive for stability, or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o achieve "Corner overtaking "? There is no consensus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the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dr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analyze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 realistic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perceived by corporate TMT (Top Management Team)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mong them,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is divided into technology uncertainty and market uncertainty, and their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explored separately.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uses TMT’s attributes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executives' political ties and commercial t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paper issues questionnaires to the members of EMBA program and the ITP project of Chu Kochen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main target of the survey is the executiv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 total of 238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15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The research hypothes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test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erceived technology uncertain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2) Perceived market uncertainty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3) Managers' business tie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chnology uncertainty and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4) Managers' business tie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market uncertainty and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5) Managers' political ties don’t ha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technical uncertainty and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6) Managers' political tie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market uncertainty and novelty of business model design.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perceived by TMT, the lower the novelty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increased support of executives will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between the two. These findings open up the “black box”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tself. Introducing market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uncertainty perceived by TMT into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iel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managerial cogni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filling the gaps in the past. Finally, by introducing the commercial ties and political ties of executives, the business operation is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a larger 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network research, and exploring the contingent factors between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 goo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o enterpris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technological changes, companies should appropriately dela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ties and political ties, through which could contribu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echnology, users, markets and policies in an all-round way, we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uncertainty, so as to facilitat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 word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Managerial cognition; Managerial Ties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收稿日期：2019-03-20
修回日期：2019-05-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7183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71472164、71672176）
通讯作者：项益鸣（1978—），男，浙江象山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技术接受、信息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62(2019)04-0216-010
DOI：10.13587/j.cnki.jieem.2019.04.025
标签：商业模式论文; 不确定性论文; 企业论文; 高管论文; 新颖性论文; 《管理工程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7183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71472164; 71672176)论文;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