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质上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逻辑，并主要依循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四重维度而展开。具体而言，在现实维度上，表现为深度观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在历史维度上，表现为激活人民群众深层的文化基因；在理论维度上，表现为洞悉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日益走向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近代史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场域内产生联系的初始基点，也是关涉广大人民群众自身命运的重大事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通过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四重维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发展历程，能够更为明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影响因素，进而说明近代以来人民群众了解、认识、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更为直接地揭示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的历史地位、选择过程、情感态度和主体作用等，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历史借鉴。
学术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史料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如姜义华的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石川祯浩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等文均涉及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文本，以文本呈现或线索串联等方式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第二，通史式的历程研究，如田子渝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1918—1922）》、唐宝林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等文均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整体概况，基本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景通路。第三，解剖式的专题研究，如王刚的 《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侧重传播主体，王宪明、杨琥的 《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侧重传播介质，蔺淑英的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创造性运用 （1919—1949）》侧重传播内容等等，这些各有侧重的研究较为立体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多重向度。总体看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已经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早期传播的传播方视角，而理论传播的被动接受者尤其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究竟在何种程度、何种逻辑之下认识、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往的研究很少涉及。故而，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相关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知识分子、政党领袖等，更应该着眼于处在社会下层且需要经过理论教育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绝大部分普通群众。本文正是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展开历史考察，立足于底层人民群众的整体立场，以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四重维度剖析在中国人民群众何以理解、接受和践行早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深层意蕴和人民底色。
一、现实维度：深度观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
马克思主义从面世的那一天，就不是一门隐藏于文本和书斋之中的学问，要促使中国的人民群众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并非传播者的单向活动，理论的接受者能否理解、悦纳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传播过程的核心环节。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进程来看，其传播效果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始终将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作为理论传播的生长点，紧紧把握“人民性”这一 “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1]来观察和认识中国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就建基于关切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形象认知。1899年， 《万国公报》连续刊登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前四章，在第一章 《今世景象》中马克思就被冠以 “百工领袖著名者”[2]的头衔，在第三章 《相争相进之理》中马克思被称为 “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3]的代表人物。同年，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 《大同学》全文单行本之中， “百工领袖”“安民新学”之类的介绍仍被多次提及，文中甚至部分翻译了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贫民联合以制富人，是人之能自别禽兽，而不任人簸弄也。且从今以后，使富家不得不以人类待之也。民之贫者，富家不得再制其死命也”[4]。当时的中国社会，晚清的统治者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 “龙椅”，康有为等保皇派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制的 “适应国体”，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大肆宣扬暴力革命，思想界、理论界之中各类学说看似熙熙攘攘，实际却并未与普通群众的生活产生交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犹如破开沉闷空气的曙光， “安民” “养民”等马克思主义的中文翻译就如其字面意义一般，触及人民群众在混乱时代渴望安定的急切心情。这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以及马克思主义个别观点的节译内容虽然在原本可靠性、概念准确性、译者自觉性、语言解释力和译者目的性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5]，单就其翻译之名而言，遭受多重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直接在学说的名称上就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实际所想的关切，天然的亲切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一开始找到了契合人民群众的切入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条件。
只有了解了革命老区农户的返贫因素，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笔者深入革命老区，对一些农户进行了访谈，分析革命老区农户返贫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主要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职能。水资源由于流动性、外部性、不确定性、自然垄断等原因，水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市场失灵”，单纯依靠自由市场无法导致有效的社会产出。因此，水管理中需要广泛的政府介入和政府干预。
其次，在确立了与人民群众的契合点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揭露当时社会中人民群众生存境遇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的由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的 《社会主义》一书对资产阶级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罪恶行径加以批判，书中将当时 “社会之冲突” “惨毒之祸乱”等问题的产生根源归结于 “贫富二阶级之悬隔”，同情劳动人民 “日困苦于此工厂中，日为资本家生利，而莫或分之” “无主张其权利之力，惟唯迎资本家之意”，而劳动人民一旦反抗，就会陷入 “沉沦饿莩之悲境，其状实奴隶不若也”的穷困生活 [6]。同时，除了上述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民群众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普遍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更关注处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多重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劳苦大众。这一时期，李大钊的 《农民与土地》、瞿秋白的 《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出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逐渐使人民群众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得到人民群众的深切认同。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采取政企合一的形式。1985-1992年，初步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取消统购制度，开始实施“双轨制”，自此，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逐步分开。（2）1992-2001年，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1992年改革统销制度，1994年粮食部门实行“两条线运行”改革，之后国家又实行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国有粮企现实问题的政策。（3）2001年至今，全面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继发布了一系列加快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文件，旨在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宣扬了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李大钊指出： “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8]280针对当时自命为绅士的一部分人所认为的 “智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等言论，李大钊予以深刻地反驳，他认为， “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8]216，而所谓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阶级，真正意义也在于其作为 “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8]221的身份。与传统思维中将 “脑力劳动者”创造精神财富与 “体力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的观点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并主张打破两者之间的区隔。对此，李汉俊强调： “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 ‘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 ‘脑力劳动者’与 ‘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 ‘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20]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为消除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理论形态与本土人民群众之间的心理隔阂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近代以来，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随着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陷入急遽的恶化，苦苦挣扎的人民群众渴望寻找能够改变自身处境的理论形态。恰在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准确切入现实维度，不但深刻揭露了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更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改变途径，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青睐”。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能在扎根于人民现实生活之中逐次展开，并渐入佳境。
二、历史维度：激活人民群众深层的文化基因
恩格斯曾经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9]同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激活中国古代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型塑的文化基因之后，才开启了在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中得以传播的路径。
“中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要标志之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仅在哲学和伦理学上讲究“中和”，而且在美学和艺术上追求“中和”的审美境界和艺术理想。在美学和文艺中，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强调音乐的中和之美。中国传统书法美学思想中的“中锋”范畴，不仅体现了中和之美，而且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伦理型特质。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强调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讲清楚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决定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重要轨迹，其意义在于面向人民群众阐明其肩负的历史重任，进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其自身，提升人民群众自觉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例如瞿秋白曾在演讲中教育工农群众不要将自身的困境归结于所谓的命运，并为人民群众剖析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他强调： “中国的工友们呵！这是我们解放的第一步。不要说我们生活痛苦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不反抗，自己不齐心，自己不结团体提要求，那是没有出头之日的。结团体，提要求，还只算得第一步。有了这个，才能够革命哩！”[21]瞿秋白正是运用这些朴实的话语激起了人民群众对自身决定力量的体悟以及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又如，李大钊在阐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时，也曾指出胜利的原因 “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19]357。这些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是力量源泉的论断，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程中阐释人民主体作用的重要命题，将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推向了马克思主义的 “怀抱”。
2011年福岛核事故使日本核电工业遭受严重打击。时过七年，仍未走出阴影，迄今仅有8台机组重启运行，政府近期确定的核电发展目标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国际核电市场萎缩，并且面临着俄罗斯、韩国等国供应商的激烈竞争，日本企业的海外拓展也成果寥寥。
最后，人民群众反抗强暴的优良传统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持续发酵。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敢于斗争的伟大史诗俯拾即是，并不断延续和熔铸为反抗强暴的民族特性。回溯历史，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以后，历朝历代的人民群众都曾经参与过反抗残酷统治的斗争。尤其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地主、官僚资本主义的合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悲惨境遇，但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前所未有的反抗斗志，也正是在这一不断反抗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反抗强暴的优良传统被点燃，再加之马克思主义天然的 “反抗”特质，促使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等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并被更多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比如，蔡和森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主张： “由一地方一行业的争斗，酿成全国全阶级的争斗，由继续不停的阶级争斗，酿成总解决的社会革命，实行取消阶级，建筑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14]再如，李达认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只有采取直接行动的一法”，即 “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15]。又如，施存统也认为， “惟有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实行无妥协的 ‘阶级斗争’”[16]，才能彻底扭转人民群众的地位。这些论述不但对当时人民群众的奋起抗争起到了思想激励的作用，而且促使一大批群众自觉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与实践中。
我国关于农业机械化立法的相关法律主要有2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年制定）（以下简称《农机促进法》），这部法律共8章35条，就农业机械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个框架制度构建，把农业机械化这一范畴以法律形式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科研开发、农业机械质量保障、农业机械产品的推广使用、社会化服务、国家的扶持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制定，2002年、2009年、2012年修改）中，也在第6条和第20条分别提到了与农业机械化相关规定。
其次，关注 “民心” “民意”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促使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从 《尚书》中的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董仲舒阐释的 “民者，君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天之立王，以为民也”，再到黄宗羲主张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等等。这些从商周时期萌芽且不断发展完善至明清时期的民本之论始终都把 “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但 “君” “民”关系的本质对立并没有生成真正的民本主义，大部分所谓 “重民”之论实际仍出于维护君主统治的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些民本思想中的“存民” “重民” “养民” “安民”等精华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思想 “中介”，促使一大批受民本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如李大钊从 《尚书》中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视角阐述自己的人民观：“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13]又如，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时，注意区分 “民主国家”与 “民奴国家”，他强调： “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11]17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统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被广泛吸收，彻底消解传统意义上的 “君” “民”对立，在扬弃民本思想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7]12，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人民群众对理论的需求程度两者间存在可以铆合的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广泛传播，最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内容。
三、理论维度：洞悉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起源语境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确实在话语内容上能够与中国古代人民群众在长期历史磨砺中生成的文化基因产生某种程度的共振，使处在迷惘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逐渐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肯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在绵亘的中国历史以及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帝王将相似乎是历史中唯一需要着墨的主角，进而导致英雄人物通常被定义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至于人民群众被长期忽略于幕后而不见诸记载，甚至被贬低为只能接受英雄人物领导、统治的 “无知”者。与长期存在的英雄史观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突破了唯心主义的思想藩篱，强调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7]320，高扬起人民群众的旗帜。例如，李大钊敏锐地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时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等各国社会革命党赤旗翻飞的形势中发觉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他指出： “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18]367同样，陈独秀在 《〈新青年〉宣言》中宣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强调 “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19]，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为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后，在分析人民群众实际生存境遇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逐渐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为人民群众指明了摆脱现状、解放自身的途径和方向。1906年6月，在宋教仁翻译并修改完成的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中，他直接指出人民群众 “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的生存境遇，虽然资产阶级 “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者也”，但只要人民群众 “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7]。换言之，宋教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翻译在实质上给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介绍了以阶级斗争改变实际生存境遇的方略，虽然这样的介绍并没有触及具体的实践方案，但无疑给当时的人民群众带来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参考。1920年，李大钊在 《晨报》发表的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中》一文中，同样鼓励人民群众 “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坚信“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现实生活中所谓的 “宗教” “皇统” “军阀”“政阀”等 “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8]262-263。
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沿袭了人民群众千百年以来对 “天下大同”终极理想的追求。 “大同”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他在 《礼记·礼运篇》中就构想了一个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镌刻着浓重原始共产主义印记的理想社会模式。在孔子之后，从孟子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陶渊明 《桃花源记》中的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再到康有为 《大同书》中 “据乱世” “升平世”最终达至 “太平世”的构思，无数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将 “大同”视为修齐治平的最高理想追求，“经过人们世代的承续，形成了一种悠长而深厚的古代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思想”[10]，反映了千百年以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景。尤其是近代以来，洪秀全的 “太平天国”式、孙中山的 “三民主义”式等 “大同”理想的实验，无一不以失败宣告结束，如何以科学的方式实现 “大同”理想成为近代人民群众的热切渴望。譬如，陈独秀在答复陶孟和的书信中，赞同 “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11]376的观点。青年毛泽东也曾明确宣告： “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2]因此，当以主张 “财产公有” “剥夺剥夺者”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基本原则著称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其与人人平等、消除剥削的 “大同”理想的高度相似，引发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热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2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之所以能从同时代汹涌而入的众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坚定秉持以及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坚持实践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可以说，这是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 “人民”底色的感知与信赖。
四、实践维度：日益走向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也认识到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以高度的自觉意识投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逐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日益走向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着力之处。
首先，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面向人民群众的译介和宣传阵地不断扩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提供了思想武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刊物，从而使一批先进群众能够迅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人民群众的头脑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党初期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将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列入其工作计划，在1921年《新青年》中公开宣布要翻译 “马克思主义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共产主义者丛书十一种以及其他的书籍九种”，其目的就在于 “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24]。一年不到，在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人民出版社就 “已经印行了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种，共产主义丛书5种，共12种，各印行3000份”，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翻译与传播之迅速由此可见一斑。这些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被翻译和编辑的各类文本成为人民群众得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以及日后从事具体实践的最好 “教科书”，这也就是诸如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 （即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本现存七本之一的发现地）等小村庄中能够涌现出一批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斗争的原因所在。
其次，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面向人民群众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指导工人、农民、青年等各个社会群体的具体实践。第一，面向工人群体时，强调工人阶级是革命实践的主力军。邓中夏根据自己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在 《论工人运动》中指明：“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25]第二，在面向农民群体时，强调农民是革命实践中的重要力量。在 《中国农民问题》中，陈独秀指出广大农民群众 “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26]第三，在面向青年时，强调青年要争当革命实践的先锋。1922年，蔡和森在起草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中呼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就是青年工人的先锋；所以他的任务特别是为少年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而同时也为壮年工人的利益而牺牲的。”[27]不难发现，在这些不同群体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重点各有侧重，因而能在较为准确的定位中提高早期传播的针对性，并最终将其汇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力。
最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形成了各类教育人民群众的形式，为紧随其后的具体实践创造了群众主体。譬如，创办平民教育组织是人民群众接触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一招。早在1919年，邓中夏等人就在北大发起 “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民众中进行有组织地教育和宣传活动。除此以外，邓中夏等人相继创办 “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 “工人俱乐部”，借助 《工人周报》 《劳动音》等刊物启发下层民众，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促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投入革命斗争之中。再如，开设学校教育课程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渠道。以上海大学为例，在该校的课程安排上，由瞿秋白讲授 “社会哲学” “现代社会学”，李季讲授 “资本论” “马克思主义”，安体诚讲授 “科学社会主义” “现代经济学”，蔡和森讲授 “现代经济学”，施存统讲授 “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等课程，以至于上海大学成为当时培养革命人才的重要基地。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教育能够促使学生 “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28]，进而与人民群众的实践产生联结。
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逐渐明确自身所处的现实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任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具体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中，从少数知识分子走向更大范围的人民群众，也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初步实现了大众化。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逻辑，在基本内涵上呈现出人民群众这一要素在理论传播与转换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发生逻辑来看，人民群众实际生存境遇的客观需求与深层文化基因的内在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融汇现实与历史的发生基础。从矛盾运动来看，对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客观规律性把握与日益走向人民群众具体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勾连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兼顾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30]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要深刻汲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经验和丰富养分，用当代中国的鲜活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更宽广的视野中继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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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83（2019）03-0025-07
收稿日期：2019-02-28
作者简介：俞佳奇 （1995-），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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