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一再延期的中共“七大”
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意义非同寻常。华中党政军有113人参加“七大”，其中包括正式代表91人，候补代表22人。候补代表可以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可出席大会，但无表决权。华中代表团团长陈毅曾专门赋诗《七大召开》，其中云：“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清凉山”即是清凉山下、延水河畔延安的代称。“万众瞩目”则表达了“七大”之广泛关注度和影响力。对于这次大会，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如是评价：“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议，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而这个“团结”和“胜利”实在是来之不易。
从“六大”到“七大”，其间长达17年，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间相隔最长的。筹备召开“七大”，仅中央正式决定就达8次之多。早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全会决议就委托政治局着手“七大”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年9月，王明离开了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莫斯科。不久，驻上海的临时中央因环境险恶迁到江西中央苏区。接下来就是长征。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并成立了一个25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1938年2月至3月，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同时，专门讨论了关于召开“七大”的问题。决定发表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一个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并且决定成立“七大”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的同志来起草大会的报告和提纲。但是，在此过程中，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否定了党中央从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路线和方针，在军事上坚持错误的右倾主张。直到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解决了王明的问题。在这次会议做出的政治决议案中，确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的错误，统一了全党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六届六中全会为“七大”召开奠定了基础。会议再次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做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还就有关问题向共产国际做了报告。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务必在当年9月1日前选出代表。此次会议还向各地分配了代表名额。但是，这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伪“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年“五一节”召开“七大”。这次会议确定“七大”的主要议程为毛泽东做政治报告、朱德做军事报告和周恩来做组织报告等3大报告。并决定成立“七大”秘书处，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然而不久，中央又因故决定推迟召开“七大”。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予以同意，随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又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推后。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使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党更加坚强团结，召开“七大”的条件已日趋成熟。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5月10日的会议上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中央书记处又决定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与“七大”有关的重大问题。这次书记处会议对举行党的“七大”做最后敲定。至此，一再推迟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认真而细致的充分准备，中共“七大”如期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隆重开幕。
代表产生历经前所未有的时间跨度
召开“七大”，涉及到全国代表的产生和从各抗日根据地前往延安的问题。当时，华中及新四军“七大”代表的选举产生所经过的时间跨度较长，从1939年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会召开前。其中新四军方面产生的代表则比较特殊，一些由新四军所属建制单位选出的代表，到延安后调到了其他部门，但仍作为新四军代表出席大会；一些曾在新四军工作，但后来调出新四军并在新单位当选“七大”代表；有的新四军代表选出后尚未来得及出发便在战斗中牺牲了，又重新选举了新代表。根据现有资料考证，新四军方面参加“七大”的代表为49人，其中军直4人：即代军长陈毅、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吴振英、军直教导队政治教员罗琼、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左英；一师11人：有二旅政委刘培善、副旅长段焕竞、三旅副政委钟民、七团政委汪克明等；二师11人：有五支队政委郭述申、师参谋长周骏鸣、师供给部部长杨建新、四旅十二团团长杜国平、六旅政委徐光华、十七团政委陈祥等；三师8人：有七旅政委朱涤新、副旅长田维扬、二十团政委冯志祥、八旅供给部部长伍瑞卿、政治部主任张池明等；四师5人：有六支队三总队司令员兼政委谭友林、师供给部部长邱会作、师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十旅军医处处长李永春等；五师5人：有豫鄂挺进纵队政委朱理治、政治部代主任雍文涛、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指挥长陶铸等；六师2人：有十六旅参谋长张开荆、十八旅旅长温玉成；七师3人：有师长张鼎丞、副师长傅秋涛、政治部主任何伟。1939年6月2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分配给新四军50名参加“七大”代表名额，后来新四军选举与参会代表人数与当年分配名额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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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的张鼎丞接到中央通知：即赴延安汇报工作，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张鼎丞等随即乘汽车到湖南衡阳，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汇报了新四军工作。次日，随周恩来经桂林抵重庆，在“周公馆”住了一个多月后，于6月乘飞机到西安，换乘汽车抵达延安。张鼎丞是最早作为“七大”代表从华中赴延安的。
华中及新四军方面的代表前往延安则异常复杂和艰难。当年，刘少奇调回延安工作，就是为了筹备和参加“七大”。而他从华中到延安，路途曲折，穿越若干封锁线，历时一年。陈毅赴延安参加“七大”，亦走了近半年时间。他曾有词云：“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充分体现了路途之险、之难。当时，华中及新四军参加“七大”代表几乎都面临着这样的道路崎岖和险象环生，甚至有生命危险。
1939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地区选出了钟明等5名代表前往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他们首先进入东江游击区，再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广东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古大存等人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一行经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稍做休整，便统一着八路军军装继续出发。他们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不久，就被转移到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地区代表会合，共42人。根据东南局指示，这42人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绕道敌后根据地去延安。这就更增加了困难和危险的程度。
中共“七大”会场
“又经历了一次小长征”
2.4.1 轻度与中重度BPD两组间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 比较轻度及中重度BPD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显示，小于胎龄儿、NRDS、呼吸机相关性肺炎、NEC、机械通气使用率及使用时间、吸氧时间在轻度BPD组和中重度BPD组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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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等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随即决定代表们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1月20日，在新四军一个连的护送下，“服务团”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继之，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其时，中原局亦驻此地。书记刘少奇专门接见了“服务团”成员，向他们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在“服务团”留驻半塔集期间，刘少奇还多次看望他们，并为他们做过一次专项报告，鼓励他们加强党的理论学习，坚定斗争信念。“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陇海路、经台儿庄，抵达鲁南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再几经周折，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越过平汉路封锁线，到达八路军总部。终于在1940年12月底胜利到达延安，无一减员。南方9省的代表历时一年多，跨越了11个省，行程万余里。他们自称“又经历了一次小长征”。他们可以说是较早一批作为选举出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的。而其后赴延安的代表则陆续产生，先后出发，用时不一。如郭述申、戴季英、谭友林等一行10余人，于1940年9月从五支队驻地半塔集出发，历时7个月，直到次年3月才抵达延安。1942年12月，杨建新率何士德、王兴钢、张百川等10多人从苏北出发，在近一年后的1943年11月始达延安。1942年底，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与左英等赴延安，历时10个月，于1943年9月底抵达延安。段焕竞、李珊夫妇历时一年抵达延安。周骏鸣一行跨越7省，行进7500多公里，历时10个月，于1943年底抵达延安。以上仅是撷取几例，足以说明当时从华中赴延安道路的漫长与艰难。
开幕式由何士德指挥唱《国际歌》
由于“七大”会期的延宕，华中及新四军方面的代表到延安后，全部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有的代表在延安根据组织安排参加相关工作。如陈毅奉命参加“七大”军事报告准备委员会工作，撰写了《建军报告》。张鼎丞、郭述申分别担任了中央党校二部、三部主任，刘晓担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罗琼在中央妇委任《中国妇女》编辑部主任，左英在中央医院任内科医生等。陈毅和张鼎丞被选为华中代表团正、副主任。陈毅、张鼎丞和刘晓还被指定为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非常严格。1945年3月，也就是在大会召开的一个月前，陈毅在延安致电华中局，请华中局最后决定一位同志参加“七大”的资格。原因是该同志在“抢救运动”中受到牵连，经甄别不合事实，并提名为“七大”候补代表。但华中代表团有代表提出异议，并反映到团长陈毅那里。为慎重起见，陈毅专门致电请华中局最后定夺。这说明地方党组织在代表选举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得到保证和尊重，也说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资格十分慎重。后经华中局同意，这位代表最终出席了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在开幕式宣布唱《国际歌》之前，陈毅即向毛泽东提议：“我们这里有一位新四军的代表、音乐家何士德，建议请他上来指挥唱《国际歌》。”何士德是《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音乐系教授，1942年冬，奉调延安“鲁艺”任教，当选为“七大”候补代表。毛泽东听了陈毅介绍后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请何士德同志在开幕式上指挥到会代表唱《国际歌》吧。”于是，在“七大”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由何士德指挥唱《国际歌》。华中参会的110多名代表分成7个组，组长分别为陶铸、潘汉年、喻屏、邵式平、郭述申、刘培善、刘晓。陈毅是“七大”预备会选出的15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会上，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的发言。5月1日，陈毅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发言，全面、辩证地分析了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发展及其基本经验，对抗战初期的错误和教训做了深刻而中肯的分析。陈毅说，通过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深深感到“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们从党的历史来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大会还印发了陈毅的书面发言《新四军抗战始末》。5月9日，作为“七大”主席团成员的陈毅，担任了大会第9次会议的主席，主持了大会。5月23日，大会召开第15次会议，张鼎丞做了关于整风的发言。整风中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很多人受到了伤害，但在张鼎丞担任主任的中央党校二部，较好地掌握了审干政策，没有一个学员受到打击伤害，所以张鼎丞介绍了中央党校二部开展整风的做法。他说，整风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只有实事求是、消除顾虑、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开展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提高思想认识、整顿思想作风的目的。6月9日至10日，大会分别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华中的中央委员有：饶漱石、张云逸、陈毅、郑位三、曾山、邓子恢、张鼎丞、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有：黄克诚、陈少敏、刘晓、刘长胜、粟裕、曾镜冰、刘子久。6月11日，“七大”胜利闭幕。此后，华中及新四军代表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回到华中，有的则北上东北，虽然身处不同战场，但他们同样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夺取抗战胜利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杨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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