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古以来，“孝”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到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推崇和颂扬。本文拟通过文献研究与文本分析法，对汉代时已传入西域的《论语》和成书于宋朝时的《福乐智慧》中孝观念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出自不同地域、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的两部著作在孝观念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共性具体体现为，二者都认为：（一）父母在世，应赡养孝敬父母；父母离世，应礼葬祭祀父母；（二）儿女都应以恭敬之心孝养父母，坦诚之心劝谏父母；（三）出门在外，友爱兄弟，博爱大众，以仁德待人；（四）以孝劝忠，孝治天下。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两部作品中孝观念存在共性的文化背景，并概括为：《福乐智慧》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吸纳，孝观念在西域深入人心及《论语》在西域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孝观念；《论语》；《福乐智慧》；中华文化
儒家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伦理文化和家庭道德观念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源头。孝是中国文化向人际与社会历史横向延伸的根据和出发点，是中国文化逻辑之网的纽结和核心。[1]自汉代以来，“孝”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孝子、以孝劝忠、孝治天下等观念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所弘扬的和而不同、仁政德治、孝悌之道及中庸之道等处世哲学，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其中，对孝文化的精髓进行了凝练且深刻的阐释。《福乐智慧》创作于十一世纪，由我国学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写成。全书通过人物间的对话，阐述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宗教学、史学、文献学、教育学、民俗学、医学、农学、美学、历法、天文学、军事、星占、解梦、数算等多方面的内容。[2]
感恩和怜才构成了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的主线，尽管由于徐渭“贱而懒且直，故惮贵交似傲，与众处不浼袒裼似玩”[1]638，而张元忭则是一种介耿不苟的性格，因此，徐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但这仅仅是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主线中的一种变奏，反而丰富了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的内涵。400多年后，当我们回顾徐渭与张岱家族间的这一段风雅往事，无疑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道风景。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论语》比《福乐智慧》早近一千五百年，再加上《论语》自汉代起便传入西域，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宋朝的广泛传播，受到了当地人的传颂，因而对《福乐智慧》的思想文化产生影响也在预料之中。九世纪中叶，漠北回鹘被攻破后，迁入西域。迁入地后长期以来受中原王朝管辖，并与原本就在此居住着的大量汉民相融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浸濡。历史上两次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顺利收复失地。所以“唐朝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原王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3]同时，唐朝于天宝年间，还赐予协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回鹘太子叶护为“忠义王”，并称赞回鹘为：“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回纥叶护，特禀英姿，挺生奇略，言必忠信，行表温良，才为万人之敌，位列诸蕃之长。”[4]唐朝时期，共有十一位回鹘地方统治者接受了中央王朝的册封，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及忠孝等思想在封号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宋朝时，西州回鹘主动与宋朝保持联系，并以朝贡的形式，使双方的关系达到密切。可见，《福乐智慧》产生的文化土壤里早已有儒家文化的因素。
《福乐智慧》不仅是西域的珍贵文化遗产，同样也是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文中关于“孝”的观念既包含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同时又体现出了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共性。自古以来，各自的伦理道德思想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本文拟从文化的视角，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研究论述《论语》对《福乐智慧》中孝观念的影响。
2010年，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复的水功能区划基础上，长江委按照水利部要求，组织流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技术单位，进一步复核了水功能区划的基本信息，并对部分不合理的区划进行调整，其成果纳入了2011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2]。
一、《论语》和《福乐智慧》中孝的内涵
无论是《论语》还是《福乐智慧》，关于“孝悌”和“忠君”的思想，都不约而同地有所反映，并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以孝治天下。在《论语·为政》篇中：“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论语·学而》又提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同时，《论语·学而》中还有“事君，能致其身。”此外，《论语·子罕》篇中:“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在《论语·为政》篇中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所谓孝，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同时应把这种行为影响到政治上。这就是参与政治，而不一定要做官才可以。可见，这些都将“事亲”与“忠君”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阐述。在《福乐智慧》中，也存在到异曲同工之处。“难道你的父母没对你讲过，切莫和君王分庭抗礼！”可见，作者笔下当时的社会现状是,在家庭教育中，为臣者应忠于君王而不能反其道而行。当贤明第一次谒见日出王时，日出王便问道：“父亲死后，岁月待你如何，他给了你欢乐，还是痛苦？”“他（贤明）做了国王忠实的盾牌，他掌管国库，条理井然。”从以上表述中可看出，日出王初次见到自己的大臣（贤明）便问及其亡父，可知孝道思想在当时，无论是在王公贵族还是在普通民众之中，已深入人心。“贤明说：幸福的国君，我（贤明）愿做你忠实的仆民。”“忠诚的臣仆为国君谋利，这样的人衷心爱戴国君。”“不管外界有什么问题，有我这一位忠实的奴仆。”“人心是君主，人身是臣仆，君主向哪里，臣仆也向哪里。”通过摘取的片段可以看出，作者在福乐智慧中塑造的人物，大臣（贤明）是一个大孝子，在父亲去世之后，按照父亲的遗愿，继续为日出王效劳，始终忠诚于日出王。
在《论语·学而》篇中，“事父母，能竭尽其力”。可知，父母活着时，作为儿女理应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全身心地侍奉父母。在《论语·八佾》篇里，孔子曰: “吾不与祭，如不祭。”父母离世，儿女祭祀父母，需亲身躬行，送父母最后一程。《论语·为政》中“有酒食，先生馔”，说明，有酒有肉时，应当先让父母先品尝。作为儿女，应让他们衣食无忧，尽到儿女的孝心。《论语·为政》篇里提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若把孝顺仅仅理解为养活父母就够了的话，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异呢？若要孝顺，孝敬应是重中之重，对待父母应当怀有尊敬的心态。再如《论语·为政》篇中，孟懿子问孝。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更确切地说明，儿女在父母有生之年，应尽到赡养孝敬父母的责任；父母离世之时，儿女更应该以礼祭祀父母。
关于孝观念的一致性方面，《论语》和《福乐智慧》对于在父母有生之年，赡养孝敬父母；父母离世，礼葬祭祀父母的方面的思想大致是一致的，存在共性。同时，在父母有生之年，对于他们的言行不当或者思想方面存在瑕疵时，儿女给予适当的劝谏方面，也存在共性。《论语·里仁篇》中提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侍奉父母时，如果父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儿女应婉转地劝谏，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能被接纳，仍要恭敬地对待父母，不能对他们失礼。虽然忧愁，但是不抱怨。在《福乐智慧》中，作者笔下的贤明对病痛中的父亲进行了劝谏，“你何必忧愁，何必悲泣。你若为带不走的财富哭泣，莫要哭了，哭也无用。你若为带不走的天禄而哭泣，莫要哭了，不值得悲恸。多少人在你之前享尽了天禄，留下财富，告别了人生。”作为儿子，在父亲最痛心之时，给予劝谏，劝父亲敞开心扉，接受死亡即将来临的现实，释放心中的苦闷，宽慰父亲的心怀。
二、《论语》传入西域对《福乐智慧》中孝观念影响的具体体现
（一）父母在世，赡养孝敬父母；父母离世，礼葬祭祀父母
《论语》[6]中，孔子对孝的含义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的阐释。一方面，作为儿女应当做到孝养父母、孝敬父母并孝顺父母。《论语·学而》篇中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侍奉父母应当竭尽全力。《论语·里仁》篇中孔子指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的年龄，应当时刻记挂在心。一方面是我们以他们健康长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因他们的年岁逐渐增大，身体衰老而担心。此外，在《论语·为政》篇中写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想说明，侍奉父母时，若遇到事情，子女应当担待，操劳；若有好酒好肉，应当让父母享用；对待父母应和颜悦色，这才能被称之为孝顺。可见，孔子所说的孝，应当是物质和精神方面兼有。另一方面，在《论语》中，孔子对孝进行了拓展性的解释。孝不仅仅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前提建立的、对父母发自内心的孝敬，同时还应当对亲朋好友及君王国家的友善与忠诚。在《学而》篇中，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儿女在父母面前，应当孝顺父母；离开家外出，便需敬爱兄长；谨言慎行，对大众要有博爱之心；这样仍有余力，再去学习文献。除此之外，在《学而》篇中,子夏提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与其老师有着一致的观念，能够竭尽全力侍奉父母的人，必然能够以其所能尽忠奉君，对待朋友亦能开诚布公。总之，孔子对孝解读由浅及深，由家庭道德延伸到了社会伦理，进而突出了孝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在《福乐智慧》[7]中，同样也有类似的观点。“父亲的遗训要牢牢记住，你将吉星高照，万事如意。你为父母效力，使他们愉快，对你的报偿是无尽的利益。”这里所说的“效力”即对父母生前生后的孝顺，对此应以让父母欢心愉悦为出发点。“贤明回答说：唉，父亲，我为你受煎熬，身如火焚。你若死了，我怎能活着，我怎能看着你忍受苦痛。”当贤明看着病重的父亲被病痛折磨之时，情愿以身代之，竭尽全力地尽到自己的孝心。“对长者幼者要笑脸相迎。”月圆对儿子的教诲中，再次体现出，孝顺父母的同时应当尊敬父母，以开怀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父母。“贤明为亡父做了祭祀，给穷人施舍了金银财物。他以此对亡父深表悼念，结交了好人作为知己。他遵照父训，正道直行。福运日增，吉祥如意。”可见，作为儿子的贤明，在父亲去世之后，以礼祭祀父亲，尽到了自己的孝心。
（二）恭敬之心孝养父母，坦诚之心劝谏父母
《福乐智慧》中对孝观念的阐述与《论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对孝观念的论述更多的是以作品中主人公对话的形式，穿插在字里行间。作者通过日出、月圆、贤明、觉醒等四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对于孝敬父母，结交天下良友及如何使得国家民众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忠君报国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下文将对此进行具体的论述。
（三）出门在外，友爱兄弟，博爱大众，以仁德待人
要想使产品外观设计更富有民族特色，就必须发挥想象，不拘一格，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不断打破传统。目前，很多传统图案已成为产品外观设计中的常用元素，例如：京剧脸谱、国画、山水画、水墨画等，这些传统元素大多都是直接应用于产品外观设计中，没有加入任何的现代流行元素。在产品外观设计的过程中，若能在应用传统元素的基础上适当的发挥想象，就会创造出不同风格的产品。同时，由于人们更加倾心传统元素所代表的寓意，因此，在产品外观设计的过程中应充分掌握民族元素的内在含意，以满足人们对产品使用的文化需求。
在家，作为儿女要侍奉好父母，出门在外则应友爱兄弟。《论语·学而》篇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正说明了这一点。年轻人应该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认真诚信，广施爱心，亲近仁人志士。《论语·子路》篇提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朋友之间，应当愉快相处；而兄弟之间，应和睦共处。此外，《论语· 颜渊》中提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同样，在《福乐智慧》中也有类似孝观念的表达。在月圆离开家门，独自前往京城时，作者写到：“为人四方都应有知交，有了知交，事事如意。”可见，当出门在外时，应结交品行优良的好友。“对亲朋好友要多多亲近，对长者幼者要笑脸相迎。”“世人都应有兄弟相佑，没有兄弟就应结交朋友。有兄弟的人才有声望，有朋友的人名声远扬。你倘无兄弟，就去交友。朋友善良就情同手足。”“与亲友交往大有好处，这好处能使人得到乐趣。你应该和你的亲人见面，还应该回到朋友们中间。”“结交好友，肝胆相照，好友会对你做出好报。”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亲人，亲兄弟为自豪，与他们友爱相处。若没有兄弟，则应结识善良忠厚之人，与其结交好友。
（四）以孝劝忠，孝治天下
根据《说文解字》卷八中所记载的关于“孝”在文字学上的解释“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5]从“孝”字字形上看，“子”在下，“老”在上，即所谓的“子承老也”。
三、《论语》和《福乐智慧》中孝观念存在共性的文化背景
(一)《福乐智慧》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吸纳
《福乐智慧》以中华文化为土壤而孕育和产生，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著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8]“秦”指的是中国，“秦人”则指的是汉族人。这表明，秦地哲士的箴言与诗篇对《福乐智慧》这本书基本思想的确立起了支撑性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作者在撰写《福乐智慧》之前阅读、引用过中原汉族哲人和学者们的思想、著作或者诗歌，并将其兼容并蓄地吸纳到了自己的作品中。[9]陈恒富在其文章“《〈福乐智慧〉与祖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福乐智慧》与中国古代文献的相似性方面，从中国箴言书类：《敦煌变文》、《太公家教》、《百行章》；治国理政类：《帝范臣轨》、《治道集》、《九谏书》及王梵志的劝谕诗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且全面地论证性的研究。[10]诚然，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影响并哺育着西域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与思想观念。历史上，祖国大地与西域之间的来往从不曾断绝，作者了然于心，对此在文中也有相关的描写：“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续罗绸段又从何而来？”。[11]此外，作者对其生活年代所发生问题的深刻且犀利的认识与表述，显示出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渗透，反映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投影。《福乐智慧》所弘扬的以善为本，出仕为官，忠君利民，依法治国的思想，在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都可以找到原形。可见，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不断地吸收优秀文化成果，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过程。
对照组：2009—2010级全日制护理本科生，共110人。采用传统课堂讲授教学模式，即教师备课—教师课堂讲授24学时—布置课后思考题—考试。
（二）孝观念在西域深入人心
孝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文化中孝观念在西域的传播根据考古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目前，在吐鲁番出土的《孝经》经文或注文公诸于世的共有九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解释《孝经》的写本。[12]由于《孝经》篇幅短小、内容通畅典雅、简明透彻，在以孝治天下的文化氛围中，在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目标下，《孝经》得到了极大地推崇，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在西域也不例外。公元六世纪，《孝经》已传入高昌，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麴嘉曾向北魏孝明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13]。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14]此外，唐西州时期，吐鲁番当地的居民不仅生前习读《孝经》，崇尚中原孝道思想，在死后也会选择以《孝经》陪葬。根据王素先生的整理研究，吐鲁番出土的《孝经》写本可分为五类，具体包括白文《孝经》、郑注《孝经》、《孝经解》、《御注孝经》以及《孝经义》。[15]这些出土文献的挖掘再次证明，吐鲁番地区的人们沿袭并保留了中原地区随葬衣物疏的习俗，多种《孝经》版本的出土更说明了当地百姓对中原孝观念的重视与践行。
（三）《论语》在西域的广泛传播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对历史研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曾指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的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背景。历史事实和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16]可见，地理环境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论语》在西域的传播历史悠久，与《福乐智慧》恰在同一地理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至少有31件吐鲁番出土《论语》经文或注文写本公诸于世。[17]解放后，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典籍中，以《论语》的数量为最多[18]考古学家在楼兰土垠出土的汉代木简中，发现了《论语》残文。土垠为汉代的烽燧亭，位于孔雀河末端，罗布淖尔北岸，同时也是汉代重要的仓储和西域道上的邮置，具有交通枢纽的地位，而且存在大量汉代屯田。残文内容为：“□□亦欲毋加诸人，子曰: 赐，非。”(简59)当为《论语·公冶长》一章中: “子贡曰: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之残文。[19]这一方面说明，自汉代起，此处已有汉王朝屯戍的移民，实施着与中央王朝一样的行政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说明，在新的移民点，一家老小在完成务农戍边的同时，将《论语》之类的儒家典籍作为文化学习和童蒙学习的重要内容。此外，西域地区出土的《论语》注本主要是郑玄注，数量上远远多于何晏《论语集解》，这与中古时期整个北方的经学传播特色相吻合。王素先生在他的著作《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指出，吐鲁番出土的《论语》主要包括：白文《论语》、郑《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20]由此可见，《论语》及其注本在西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对当地的居住者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福乐智慧》和《论语》在孝观念上的共性，反映了西域传统文化与祖国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福乐智慧》中孝观念的产生与完善，必然受自身群体的影响，如生产生活方式，家庭教育，自然天性及信仰等。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该作品也吸纳并继承了中原文化的孝道思想，成为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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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 flue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nfucius Analect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on the Filial Conception in The Wisdom of Royal Glory
Zhou YingHui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 filial piety" is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f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has been highly praised by many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deep study of the in fluence of Confucius Analects,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 Han Dynasty term for the area west of Yumenguan，including what is now Xinjiang and parts of Central Asia) in the Han Dynasty, o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Wisdom of Royal Glory, which was completed in the Song Dynasty, by the way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text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wo works from different areas, writers and times reveal more consistency i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1) when parents are alive, as sons and daughters, they should take their duty to support and respect their parents; when parents die, they should bury your parents with etiquette; (2) children should support their parents with respect and filial piety, and sincerely give parents suggestions frankly ; (3) when children go out, they should love their brothers,love the public and treat people with kindness; (4) govern the people with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onness of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two work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bsorp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Wisdom of Royal Glory, the deep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wide spread of Confucius Anale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the Filial Conception; Confucius Analects; the wisdom of royal glory;chinese culture
中图分类号：G2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9）01-0165-006
*【作者简介】周英惠（1988.1-）,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文献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责任编辑：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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