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社区视角，借鉴国内外灾害社会工作发展经验，分析“5.12”汶川地震以来中国本土灾害社会工作的路径与模式，以期未来危机发生时，能够充分发挥灾害社区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效能，宏微观有机结合，在灾害社区这一场域中积极开展一种综合性的、本土化的地区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灾害社会工作价值和目标。
关键词：灾害社会工作；社区营造；本土化
一、研究背景
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拉开了我国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专业化道路的帷幕，冯燕(2011)、林万亿(2002，2010)、郑丽珍(2010)、周月清(2001)等大陆学者从微观的灾害个案工作和宏观的灾害动态周期管理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但相关研究大多围绕个人或群体展开，忽视了社会因素，尤其是缺乏对中观的、承载着有机性联结的共同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单元——社区的聚焦。
社区集中反映了灾害对于特定区域内个体和群体的交互影响，灾害对于当地社区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整体的破坏，国内外长期实践也不难发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工作方法不仅很难真正满足社区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而且当地潜在的经济资源和发展能力也往往会被人们忽略。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管理模式(community-based disaster mitigation，简称为CBDM)由此开始出现。
二、境外社区层面的灾害社会工作发展经验
上世纪60-70年代，“参与式规划”开始在美国萌芽并发展，并逐渐在美国学术界传播，影响在美留学的台湾人。1999年，台湾“九二一”特大地震相继发生，“社区营造”正式成为地震灾后社区重建中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一方面，作为一个地震频发的亚洲国度，日本的抗震经验也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第35天，有记者采访了日本规划师小林郁雄关于人口密集地区灾后重建、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地域经济的问题和经验，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Machi-tsukuri”，翻译成中文是即“社区营造”；并指出面向21世纪的市民自律与互动的社区营造，四川的灾后复兴将成为中国城乡规划理念变革的元年，同时也是社区营造理念变革的元年。
眼皮沉得要命，头也沉得要命，我努力了好几次都没睁开眼。不过，想不睁也不行，有种声音太大了，啪，啪，啪啪，就响在我耳边，震耳欲聋。
此外，日本还积极推行“防灾福利社区事业计划”，通过其与市民、社工(包括相关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其他政府部门合作，结合当地的社会福利服务活动和社区活动，发挥日本社区既有的防灾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和社区人际关系网络，提升社区组织日常运作管理效率，增强社区的自主防灾管理能力。在执行灾后都市恢复社区重建工作方面，日本政府主要采用“两阶段都市计划审定”和当地居民“协调式社区营造”的两种方式运用来组织执行灾后社区恢复重建相关工作。由此可见，日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借鉴并引入了“灾害复原力”这一概念，由社区居民组织或社工组织来强化自身重建能力并掌握当地社区资源与需求，与居民维持沟通和信赖的关系，让社区“复原力”在灾害和重建工作中得以最大的发挥，最终促进社区营造式重建目标的实现。
不难看出，一些灾害应对机制健全、成效显著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美国和台湾非常注重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发展阶段，不同学者提出了社区为本(community based)、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社会资本与灾后重建(social capital and disaster rebuilding)等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强调了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
社会工作介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灾区重建的全过程是当代我国灾害工作体系形成并系统化的重要历史标志。在这次灾难中，专家和社工们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借鉴多方实际经验的做法，尽管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但是在理论范式、服务内容和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不成熟、不全面的问题。
三、汶川地震灾后社区重建路径
(一)社区视角的实践经验与应用
The world’s longest sea bridge opened on October 23, snaking 34 miles across China’s Pearl River estuary［河口，江口］ to form a pillar［柱子］of Beijing’s plan to merge［合并，融合］11 cities in its southern region［地区，范围］ into one megalopolis［特大都市］.
从社区营造的角度来说：理论视角较为单一，实践架构也并不系统，社会工作专业对现实问题的解构能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从而导致灾害社工实务中的服务架构呈现碎片化的形式；忽略受灾对象自身和受灾社区的“复原力”，致使社会工作服务无法充分赋能、“习得性无助”，社会工作者也因此“服务过度”、“范围过大”。而且，彼时在中国大陆，社区营造理论尚未成熟，本土抗震救灾重建工作仍然十分注重自上而下的家长式供给，呈现“结果导向”的模式，不仅容易使人忽略自然灾害情境的特殊性，也可能使得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松散、应急、缺乏可持续性。
(二)不足之处与改善途径
在实际操作中，他却并没有这样做。2016年以来，三都县在建的千万元以上项目有127个，但与脱贫攻坚有关的只有41个。他把精力和资金都集中到与脱贫攻坚工作无直接关系的“养生谷”“千神广场”等“高大上”的综合开发项目上了。都江镇曾是梁嘉庚对口帮扶的乡镇，但他却很少进村，就算去了也只是带着商人看项目，在村委会开个会就走了。
如果说“社区为本”是整合服务方案的起点，那么整合服务内容的核心任务就是“社区关系重建”。以中观服务层面上的“社区关系”作为开展整合服务的切入点，在整合服务主体形态上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单项综合服务向新型综合服务的转变，受益者在人群和服务方面也由此得以逐步扩展。在汶川大地震中，社区层面的灾害社会工作实践作出了一系列尝试：从“寻解导向”的剑南社会工作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建立的专业关系和多元化服务，到社区为本的“生计发展模式”的青红社会工作服务站三方配合开发社区资源，再到都江堰清江村的灾后重建在政府制定的“相容性、发展性、多样性以及前瞻性”社区营造目标下的安置工作，都体现了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的逐步成型，收获了翔实的实证资料。
这些尝试都在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和援助工作中收到了较好的反馈效果或经验教训，并作为案例和经验用于学术研究和后续实践参考。
“嵌入性”推动机制机制是促进社会工作等舶来理论和方法本土化的重要方法，以社区层面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例，将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嵌入政府政策体系——当地管委会、居委会和居民是社区重建的主体，嵌入本土文化——对机构、家庭和个人保持充分沟通，嵌入本地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动员本地志愿服务资源，促进灾害社工与原有的服务设施和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向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聚集。
四、社区视角下灾害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展望
灾害过程和过程的重建修复是存在于不同类型群体和不同服务层面的危机事件，需要整合服务，即通过这一特定的不同地域空间，将微观的个人或家庭和宏观的客观社会环境连接起来，使得一线灾害社工们处理不同层面的灾害影响、服务不同类型的受灾群体成为可能。从社区层面上来看，灾害社会工作并不是单一方法或问题导向的社区工作，而是开发并链接社区资源、促进受灾居民的自主能力建设，从而进而推动社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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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于“人在情境中”这一基于生活模型假设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笔者认为社区为本的灾害社会工作可以以此为理论视角。因为这一假设揭示了人与环境的互相依赖的特质，这指导灾害社会工作在社区中的应用一方面是内部个体在环境中的适应，另一方面是通过调度资源等方式对于外部环境的营造。尤其在具有亲地缘的中国文化中，“社区”不仅是人类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互动最为直接的基础社会载体，也是社会个体最初的“生活模型”。所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切入灾民需求、调动社区复原力的最好平台。灾害对于特定区域内任何个人、家庭、邻里、群体、组织所产生造成影响的多重性和空间的交互性，使得在受灾社区这一特定场域中组织开展各种综合性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能够更高效和全面地恢复社会支持网络，实现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与价值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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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9)30-0243-02
作者简介：张叶晔(1998-)，女，湖南长沙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16级本科，学术专长为性别社会学。
标签：社会工作论文; 灾害论文; 社区论文; 汶川论文; 社工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法制博览》2019年第30期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