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突尼斯复兴运动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变化，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主义组织逐渐转变为温和伊斯兰政党，最终转型为政教分离的公民政党。复兴运动的转型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创始人的温和改良思想与压制暴力激进派确立了复兴运动的温和立场，为政教分离转型奠定了基础。执政失败的教训、萨拉菲派的威胁以及其他伊斯兰政党的成败经验促使该党决定进行政教分离改革。转型后的复兴运动获得了来自突尼斯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但在党内稳定、与世俗政党关系和振兴经济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对其未来发展构成挑战。
关键词：突尼斯；复兴运动；政治伊斯兰；民主转型
中东剧变后，突尼斯复兴运动党①目前国内学界对该党的称呼存在细微差别，总体有“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伊斯兰复兴党”。本文将其称为“复兴运动”，与其阿文名称“”（harakat alnahda）相对应。（The Ennahda Movement）以温和伊斯兰政党的身份重新崛起，参与和推动突尼斯的民主政治发展。2011年，复兴运动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但短短两年就遭遇失败下台。此后，复兴运动重塑政教关系，将政治活动与宗教活动分离，并宣布“脱离政治伊斯兰”，转型现代公民政党，将促进国家团结和民主建设作为奋斗目标。前身为宗教组织的复兴运动为何能够重新定位自身身份和发展方向，提出政教分离主张，值得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专门研究复兴运动的成果还不多见，大多将其置于政治伊斯兰的框架下，与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进行比较研究，无法反映复兴运动的新变化，对其转型原因的分析和研究也尚处于空白状态〔1〕。因此，本文拟在梳理复兴运动发展变化历程的基础上，研究促使其转型变化的主客观因素，并对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复兴运动的发展变化历程
（一）从宗教团体到政治组织（1972-1991年）
1972年拉希德·格努西（Rashid Ghannushi）、阿卜杜勒法塔赫·莫罗（Abdelfattah Mourou）和艾哈米达·安内法（Ahmida Ennaifer）三人创立了复兴运动的最初组织形态——“伊斯兰协会”。他们希望通过宣教让已被严重边缘化的伊斯兰教回归突尼斯人的生活。该组织创建初期受到达瓦（Da’wa）传教组织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The Muslim Brotherhood，以下简称“穆兄会”）的影响。1979年该宗教组织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开始转向政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让突尼斯从西化世俗国家转变为伊斯兰国家。1981年6月，格努西等人在“伊斯兰协会”的基础上组建了“伊斯兰倾向运动”（Mouvement de la Tendance Islamique,MTI），向时任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提出建党申请。但申请被拒，组织领导人及大量成员被逮捕〔2〕。1984年初，为缓和国内矛盾，政府释放了格努西等人，双方关系一度趋于缓和。1989年，突尼斯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MTI组织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与布尔吉巴政府的关系严重恶化，格努西等领导人再次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本·阿里政变上台后，MTI与政府关系一度出现重大改善。本·阿里为增强政权合法性，对MIT采取怀柔政策，释放了其大部分在押成员。格努西、莫罗等温和派主张与政府和解，以获得合法政党身份，参与突尼斯政治进程。1989年，MTI改名“复兴运动”，希望减轻自身的宗教色彩，参与议会选举。然而，本·阿里政府的舞弊行为让复兴运动在议会选举中没有获得任何席位，参与多党政治的愿望再次化为泡影。一些复兴运动成员因此开始使用暴力手段对抗政府，莫罗等温和派被迫离开。1991年，复兴运动内部极端成员暗杀本·阿里的计划泄露，复兴运动遭到全面镇压，大批组织成员被捕入狱。1992年，突尼斯军事法庭宣布取缔复兴运动，判处256名成员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格努西等领导人流亡海外〔3〕。
（二）海外流亡时期（1991-2010年）
格努西等人在欧洲流亡期间对复兴运动的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讨论，复兴运动逐渐趋向温和务实。1995年，复兴运动正式确立“非暴力”原则，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暴力实现政治目的。复兴运动与世俗反对派的关系也出现好转。2003年复兴运动与世俗反对党派共和大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签署了《突尼斯呼声协议》（The Call of Tunis Agreement），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
但是，复兴运动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逐渐减弱，组织规模严重萎缩。在政府的不断打压下，复兴运动在突尼斯国内的影响力几乎消失殆尽，很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复兴运动的存在。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成员数量也不断下降。自2000年起，本·阿里开始对复兴运动采取怀柔政策，希望利用其温和伊斯兰主义思想遏制极端萨拉菲主义的威胁。受此影响，不断有复兴运动成员以个人名义与政府达成和解，结束流亡返回国内。到2007年，流亡海外的复兴运动成员数量下降到不足千人，仅靠格努西的个人声望勉强聚集在一起。格努西等复兴运动高级领导对本·阿里政府的立场也开始软化，考虑与其和解〔4〕。
（三）重返突尼斯与主导执政（2011-2013年）
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与本·阿里政权的崩溃，为复兴运动重返突尼斯提供了契机。2011年初，格努西等人返回突尼斯，重建复兴运动并正式参与突尼斯民主政治建设。2011年10月，复兴运动赢得突尼斯制宪会议选举的胜利，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另外两党组成联合过渡政府上台执政。但是，复兴运动主导的执政之路充满坎坷。制宪和大选筹备工作陷入僵局，经济上的持续衰退与两名反对党派领导人的遇刺，让民众对复兴运动的主政失望至极。2013年7月，突尼斯爆发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示威者要求联合政府集体辞职。最终，在第三方的斡旋下，复兴运动主导的政府于2014年1月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由无党派技术官员组成的临时政府，以妥协退让的方式化解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四）与世俗党派联合执政（2014-2018年）
下台后的复兴运动将“国家团结”和“民主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全面加强与世俗政党的合作。2014年10月，由左派、世俗派和前政权官员组成的政党联盟“呼声运动”（Nidaa Tounes）赢得突尼斯立法议会大选，获得217席中的85席，取代复兴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复兴运动则获217个席位中的69席，位列第二。①2015年11月，32名呼声运动议员从议会辞职，复兴运动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接下来的总统大选中，复兴运动宣布保持中立，不推荐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随后，呼声运动党魁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突尼斯总统。复兴运动主动选择与呼声运动组建联合政府，全力配合呼声运动主导政府的执政。
（一）针对弱项，有效指导。首先带领学生理解文章，让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由自身内部的感受来引导他们的朗读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文章的意境。其次就是带领学生去锻炼朗读的方法，多练习，多思考，多领悟，帮助学生积累朗读经验，形成正确的朗读习惯。朗读的成功与否在于读者是否理解作者的心情与意境。对于小学生而言，由于自身阅历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让他们能够身临其境，所以理解作者的思想就需要老师进行有效的讲解。如果学生无法理解作者的意思，那么也需要学生能够在朗读时注意朗读的技巧，如停顿、重音、语速、句调、语气、用声等等技巧。
二、复兴运动转型的主客观因素
复兴运动能够放弃原教旨主义思想和激进路线，转向温和务实，进而实现政教分离，主要受以下五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创始人的温和改良思想
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放弃原教旨主义，与暴力划清界限，与三位创始人——格努西、莫罗和安内法的温和伊斯兰思想有很大关系。格努西是后伊斯兰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民主、人权、国家职能、多党竞选和宪法规章都是新伊斯兰思想的一部分，这种新伊斯兰思想可以从对伊斯兰原典的新诠释和重新诠释中找到它的根基和合法性……建立民主制度是伊斯兰国家全面改革的开端，武断地认为民主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6〕格努西还对伊斯兰教法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伊斯兰教法代表了“一套需要理解并转化为社会共识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应包括正义、自由、仁慈和友爱〔7〕。虽然有学者指出，格努西在早期对暴力的态度是暧昧和模糊的〔8〕。但他后来不断对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进行新的诠释和阐述，是复兴运动在主观上能够不断实现自我变革的不可或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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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认为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者应该尊重突尼斯传统，走符合突尼斯国情的发展道路。上大学时，莫罗是全国唯一一个每天穿着传统服饰上课的学生。莫罗曾深受哈桑·班纳等“穆兄会”思想家的影响，但他反对暴力圣战，认为暴力既不是伊斯兰传统，也不符合突尼斯的国情。1991年，复兴运动被激进派掌控，并公开支持萨达姆入侵科威特，莫罗因此宣布脱离复兴运动。2011年莫罗重新回归复兴运动，担任副主席职务。他温和务实的思想为复兴运动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父亲把弟弟抓回来，边用藤条抽打边骂：“你想吃猪肉想疯了，居然去给人家卖体力。你说，咱家祖宗的面子，是不是都让你丢光了？”
安内法是一位拥有改良思想的伊斯兰主义者，既反对激进世俗化，也反对原教旨主义。安内法早年赴法国留学期间发现了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从而坚信激进世俗化无法给突尼斯带来美好的未来。但同时他也反对“穆兄会”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他主张以渐进式的温和改良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理想，而不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然而，安内法的温和思想遭到复兴运动内部激进派的反对，他因此于1979年离开复兴运动另建新党。但是，安内法的改良思想一直影响着复兴运动内部的温和派，并在2011年复兴运动回归突尼斯后得到践行。
情况 3.2.4 C1中3个都不是Y中顶点色集合,由{4,5,6}是Y中某顶点vj0的色集合,设f(vj0)=6,可得每个C(ui)包含4或5,则{1,2,6},{1,3,6},{2,3,6}不是X中顶点色集合,但是{1,2,6},{1,3,6},{2,3,6}是Y中顶点色集合,可得1,2,C(ui), i=1,2,…,10，从而每个C(ui)只能是以下集合之一:{1,2,3,4},{1,2,3,5},{1,2,3,4,5},{1,2,3,4,6},{1,2,3,5,6},{1,2,3,4,5,6},得出矛盾。
三位创始人都反对原教旨主义，认为其根本无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伊斯兰思想才能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可以说，三人的温和改良思想赋予了复兴运动不断反思的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做出正确的调整和改变，而不是陷入保守和封闭。
（二）成功压制内部暴力激进派
首先，格努西等人决定带领复兴运动进行政教分离改革，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我保护，以避免复兴运动重蹈埃及“穆兄会”的失败。2011年埃及“一·二五革命”后，“穆兄会”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参与埃及政治重建，并宣称该党不是伊斯兰政党，没有宗教属性，而是公民政党。党主席穆尔西等高层领导还脱离“穆兄会”，以彰显其独立性。此后，自由与正义党赢得议会大选，穆尔西也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但仅执政一年后就被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自由与正义党遭到取缔，“穆兄会”也被列为恐怖组织。
与总体回归结果相同，RTA签订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大于RTA数量的作用，且法定承诺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略大于条款覆盖率的经济增长效应，即RTA的质量比数量更有效，越严格执行协议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越大。这其中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签订高质量的RTA更能有效推进经济增长。
时代的改变让每个时代人们的审美习惯也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陶瓷绘画在千年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与发展才能至今仍不衰竭，陶瓷工笔花鸟画作为其中的一项绘画方式，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这些独具特色的手法就是陶瓷工笔花鸟画的重要规律，也是我们现代赖以学习的重要基础。
以“正发党”执政为核心的“土耳其模式”的成功，不仅说明伊斯兰教与民主制度相容，也证明了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的矛盾可以调和。突尼斯与土耳其的国情有相似之处，两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都很高，也都有深厚的伊斯兰传统。因此，学习“土耳其模式”的成功经验是突尼斯的现实选择。阿拉伯之春后，格努西多次表示土耳其是“突尼斯的榜样”、“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典范”〔19〕。而效仿“土耳其模式”，复兴运动就必须向“正发党”学习，进行政教分离改革。
2016年5月，复兴运动召开第十届全党大会，决定实行政教分离改革，从此专心政治工作，不再从事宣教和慈善事业。转型后的复兴运动将自身定位为以伊斯兰价值观为参考的公民政党，优先发展经济、推进民主建设和打击恐怖主义〔5〕。在2018年举行的市镇选举中，来自复兴运动的候选人赢得了全国6440个市镇职位中的2135个，领先执政党“呼声运动”和其他党派。
总之，非暴力原则的确立与压制激进派的成功，明确了复兴运动的温和属性，使其不可能再重回激进暴力的老路，在很大程度上为未来的政教分离转型奠定了基础。
（三）执政失败的教训
2013年复兴运动执政失败被迫下台，全党内部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客观上，突尼斯动荡的社会环境，积重难返的经济问题，以及人民过高的变革期望都是导致复兴运动执政失败的原因。但从复兴运动自身来看，政教关系不明确所导致的三个问题，致使其执政水平和能力大打折扣，最终造成执政的失败。这三个问题是：
第一，工作重心不明确。复兴运动的一些领导人除担任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等政治职务外，还在清真寺和宗教机构内担任宗教职务。既要参加议会辩论等政治活动，又要主持慈善工作，还要在清真寺内进行传教宣教工作。这种情况分散了整个党在政治活动上的精力和注意力，甚至出现“宗教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优先权之争”〔10〕。第二，与世俗政党关系紧张。很多世俗政党拒绝与复兴运动合作，认为复兴运动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慈善机构或宗教组织。此外，很多世俗政党的高层领导人是前政权官员，对以伊斯兰主义为纲领的复兴运动充满敌意。第三，招贤纳士受到阻碍。复兴运动的高层领导要么流亡海外多年，要么被长期关押在监狱，缺乏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因此，复兴运动需要广纳人才，帮助领导层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但是，由于政治与宗教关系不明确，一些颇有治理能力的世俗人士对加入复兴运动心存顾虑，担心自己加入的是一个宗教组织而不是政党。
因此，复兴运动进行政教分离改革，转型公民政党，旨在一举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将政治工作与慈善和宗教活动分离，意味着“复兴运动的领导干部不可以在清真寺传教，也不能在任何宗教或慈善组织等民间社团中担任领导职务”〔11〕，这让复兴运动能够将精力全部集中在政治领域，探索带领突尼斯走出困境的发展道路。其次，脱离政治伊斯兰，转向穆斯林民主，标志着复兴运动不再是一个宗教性的政党，有利于加强党的专业化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减少与世俗政党合作的阻力。第三，转型公民政党，有利于各领域人才的加入。复兴运动宣布政教分离的决定后，入党的门槛和限制也有所降低，申请人不再需要两名党员的推荐，道德审查也从入党条件中被删除〔12〕。从此，无论申请人的宗教信仰为何，只要认同复兴运动的基本纲领与奋斗目标，就有资格加入复兴运动，甚至担任领导职务。
（四）萨拉菲派的挑战与威胁
萨拉菲主义发源于中世纪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潮，倡导回归《古兰经》和“圣训”，将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的言行奉为效仿典范。随着时代的发展，萨拉菲派内部呈现出高度异质化的趋势。有的萨拉菲派别不问政治，只专注于传教和道德训诫；有的派别积极融入现代政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取权力，实现政治目的；还有的派别走暴力极端路线，“呼吁采用武装暴力手段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其实质是一股宣扬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潮”〔13〕。
总体来说，复兴运动与萨拉菲派存在很大的差别。首先，在对伊斯兰教法的认识上，复兴运动不寻求在突尼斯实行伊斯兰教法，只是希望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制定宪法的重要参考。格努西就反对在一个“许多人都不理解”的社会中实施伊斯兰教法〔14〕。萨拉菲派则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伊斯兰化，甚至渴求建立伊斯兰政权，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其次，在是否可以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复兴运动反对暴力，主张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实现政治参与。萨拉菲派中虽然也有反对使用暴力的派别，但暴力圣战派却坚持使用武力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第三，在立足本土还是伊斯兰世界的方面，复兴运动坚持从突尼斯本国国情出发，将自身视为突尼斯政党，以重塑突尼斯的阿拉伯-伊斯兰身份为主要奋斗目标。萨拉菲派则追求伊斯兰世界的大一统，以建立伊斯兰乌玛为最终目标。
刘清建船是为了亦失哈下奴儿干所用，责任重大，工期有限。古人崇拜司水的龙王，因而刘清就在船厂附近修建起一座龙王庙，以便就近供奉，祈请风调雨顺，按期完成造船任务。
在谈及复兴运动的政教分离转型时，格努西表示“希望在伊斯兰世界引发更多关于伊斯兰与民主相容问题的讨论，即如何成为一个包容的政党，以及如何建立促进多元主义和尊重他者权力的民主制度。”他还希望复兴运动在突尼斯的尝试能够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模式〔20〕。但是，到目前为止，复兴运动的改革和转型尝试尚未在阿拉伯国家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而且，复兴运动是否完全做到了政教分离，其转型模式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是否提供了一种伊斯兰与民主相融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人们对此普遍存在分歧和质疑。总的来看，转型后的复兴运动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因此，复兴运动进行政教分离转型，一方面可以明确自身身份与属性，既与保守萨拉菲政党区别开来，也与极端萨拉菲派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则是可以更好地与极端主义思想做斗争。格努西表示，在复兴运动离开突尼斯的二十年时间里，许多年轻人无法了解温和伊斯兰思想，很容易被网上对伊斯兰教的错误解释和极端思想所吸引和蛊惑，造成暴力极端活动在突尼斯的肆虐。复兴运动将政治工作与宗教工作分离，可以更好地传播温和伊斯兰思想，对抗极端主义〔16〕。
（五）“穆兄会”的前车之鉴与“正发党”的成功经验
虽然复兴运动的创始人都持温和立场，但很多成员由于受到赛义德·库特卜等“穆兄会”思想家的影响，对暴力圣战持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复兴运动内部形成了以莫罗为代表的支持民主和多党政治的温和派，和以萨拉赫·卡尔克（Salah Karker）为首的激进派，后者支持原教旨主义，反对民主和男女平等〔9〕。两派之间不断发生斗争。1989年激进派压倒温和派掌握权力后，复兴运动开始走上暴力路线，最终招致政府的大规模镇压，给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1995年，流亡欧洲的复兴运动党员在瑞士召开全党大会，就“是否使用暴力”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大会明确了非暴力的立场，复兴运动就此彻底与暴力激进划清了界限。而萨拉赫·卡尔克则因为不放弃暴力政策，被驱逐出复兴运动。
导致“穆兄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政教不分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埃及“穆兄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后，其政治立场已经趋向温和，开始接受民主政治。但是，“穆兄会”始终拒绝政教分离，坚持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作为终极目标。这造成“穆兄会”既是一个政治组织，又是宗教组织，还是慈善机构。模糊的身份属性让“穆兄会”无法明确政治和宗教的边界，政治活动往往受到宗教的影响和束缚。2011年“穆兄会”赢得议会大选，获得修改宪法的主导权。但“穆兄会”却希望借此机会提高伊斯兰教法在埃及的地位，提议在新宪法草案中加入定义伊斯兰教法原则的条款〔17〕，这引发了世俗力量的激烈反对和抵制，导致宪法公投一再延迟。穆尔西当选总统后，为清除执政障碍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夺取权力，并强行推动新宪法公投。这引起了世俗派和军方的强烈担忧与恐惧，穆尔西和自由与正义党被认定是“穆兄会”的代理人，最终导致军方发动政变。
因此，复兴运动提出政教分离主张，一方面是吸取了“穆兄会”失败的教训，明确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界限，确保政治活动不受宗教保守派的干扰和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穆兄会”撇清关系，避免被指为恐怖组织。虽然格努西一再强调复兴运动与“穆兄会”不存在任何联系，但由于早期思想和发展模式都曾受到“穆兄会”的影响，再加上与“穆兄会”同属政治伊斯兰范畴，且组织形态和功能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导致复兴运动一直被认为是“穆兄会”在突尼斯的分支。政教分离改革后，复兴运动不再属于政治伊斯兰范畴，有助于与“穆兄会”进一步划清界限，保护自身安全。
其次，复兴运动转型公民政党，将政治活动与宗教活动分离，也是学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以下简称“正发党”）的成功经验，以主动变革谋求更好的发展。“正发党”自2002年上台执政以来，连续赢得5届大选，成为土耳其历史上执政年限最长的执政党。“正发党”的成功与其政教分离转型有很大关系。“正发党”的前身繁荣党和美德党都因为宗教色彩过浓而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打压和取缔。“正发党”成立后，淡化宗教色彩，划清政党与宗教的边界，接受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原则，倡导人权、民主和信仰自由，努力建立包容多元的公民社会，由此团结了土耳其社会的不同群体，改变了被镇压取缔的命运〔18〕。此外，“正发党”成功进行了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复苏和经济高速增长，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n（%）]、（±s）分别表示计数资料与计量资料，进行 χ2检验、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除了主观上的自我反思，客观形势也迫使复兴运动与暴力划清界限。首先，本·阿里为了凸显镇压伊斯兰主义者的合法性，极力将复兴运动描绘为暴力激进组织，并向欧洲各国宣传复兴运动的危害性，企图让他们放弃对复兴运动流亡党员的庇护。其次，阿尔及利亚圣战分子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使得欧洲各国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担忧和恐惧与日俱增。因此，复兴运动必须与暴力划清界限，压制组织内部的激进派，才能继续得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庇护。
三、未来发展与挑战
在2018年7月的市镇选举中，复兴运动的女候选人苏阿黛·阿卜杜拉希姆成功当选突尼斯市市长，成为首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市长。与此同时，复兴运动还赢得了全国三分之一市镇的一把手职位，超过呼声运动等其他党派。市镇选举是突尼斯民主转型深入基层的标志，复兴运动的胜利证明其转型后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广大基层选民的认可和支持。
但是，世俗派一直将复兴运动与萨拉菲派画上等号，认为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将突尼斯彻底伊斯兰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复兴运动与萨拉菲派在历史上存在一定的联系。复兴运动与萨拉菲派都属于伊斯兰主义，二者之间并非完全隔离。历史上，很多复兴运动成员因不满格努西、莫罗等人的温和主张转投萨拉菲派，甚至组建暴力圣战组织。此外，1991年后，本·阿里故意将复兴运动与崇尚暴力的极端萨拉菲派混为一谈，宣称二者合谋危害国家安全，也误导了一些世俗人士；第二，复兴运动对萨拉菲派的错误政策。重返突尼斯之初，复兴运动不加区分地对所有萨拉菲派都采取团结和包容的政策。除了在议会大选中与一些萨拉菲派政党结盟外，复兴运动还对一些崇尚暴力的萨拉菲派青年多有包容，希望通过接触、对话和教育的方式争取他们回归温和伊斯兰的怀抱〔15〕。复兴运动上台执政后，为继续取得萨拉菲派的支持，在文化和社会领域实行了一些相对保守的政策。但是，这些举措了让世俗派对复兴运动产生了误解和不信任。第三，极端萨拉菲派的暴力活动。本·阿里政权崩溃后，很多崇尚暴力圣战的极端萨拉菲派被释放。他们利用革命后的权力真空期组建了一系列政教合一的圣战组织，大肆宣扬暴力圣战思想，不仅多次以诋毁伊斯兰教为由攻击外国使馆和艺术展览，还涉嫌暗杀了两名世俗反对党的领导人。世俗派将这一切都归罪于复兴运动，指责其纵容和包庇极端萨拉菲派，助长暴力活动。
1.内部分歧。复兴运动内部长期存在分歧和派系斗争。起初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斗争，后来又有流亡派与留守派的权力纷争。目前，复兴运动的内部派系分为改革派与保守派，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是伊斯兰教法地位问题。复兴运动的改革派认为，突尼斯的国情不适合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宪法和立法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复兴运动的官方立场。但保守派却坚持伊斯兰教法应该成为国家立法的主要甚至唯一来源。保守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哈比卜·艾鲁兹（Habib Ellouz）就曾在制宪会议上反对本党的官方立场，投票赞成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来源〔21〕。二是与“穆兄会”关系。尽管复兴运动的高层领导不认可“穆兄会”的理念和做法，一直强调与“穆兄会”不存在联系。但一些保守派仍对“穆兄会”怀有复杂深厚的感情，承认受到“穆兄会”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在复兴运动宣布“脱离政治伊斯兰”，与“穆兄会”划清界限后，马上有保守派成员表示，对复兴运动和“穆兄会”之间存在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联系”感到自豪〔22〕。三是与世俗政党关系。对于改革派选择与世俗政党合作，保守派始终持保留意见，还有一些则坚决反对与呼声运动联合组阁执政。他们认为格努西等人对呼声运动的妥协和让步损害了复兴运动的利益和伊斯兰事业。
对于党内分歧，格努西可以凭借个人威望说服甚至力压保守派做出妥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问题，统一党内立场，对外保持一致。但这种依靠领袖个人威望解决分歧的方式影响了党内民主。复兴运动民主选举委员会主席曾以辞职的方式抗议格努西干涉党内选举，另一位高层领导人则公开批评格努西独断专行，称党内“民主制度不够完善”〔23〕。目前格努西已年近八旬，一旦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担任主席，复兴运动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有可能就此爆发，影响党的发展和稳定。
2.呼声运动的挑战和威胁。2014年议会大选失败后，复兴运动宣布配合呼声运动组建联合政府执政，两党关系相对缓和平稳。但是，当2017年复兴运动选择支持与埃塞卜西有矛盾的总理优素福·沙赫德后，两党关系逐渐走向紧张对立。2018年9月，埃塞卜西表示由于复兴运动的不合作态度，两党之间长达4年的联合执政关系已经终结。11月，一个左派组织“两烈士委员会”称有证据表明复兴运动是暗杀两名左翼反对党领袖的幕后黑手，甚至称复兴运动下属的激进组织还曾计划暗杀埃塞卜西和法国前总统奥朗德〔24〕。埃塞卜西对此强烈谴责，称“受到来自复兴运动的威胁”，并专门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此事〔25〕。复兴运动坚决反对这一指控，称这是埃塞卜西为赢得2019年总统大选所玩弄的政治把戏。而在此之前，曾有复兴运动党员指出制造暗杀事件的极端萨拉菲组织得到了前政权官员的暗中支持，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复兴运动〔26〕。呼声运动是突尼斯议会第二大党，党员大多是前政权官员和世俗精英。这些人掌握着丰富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能给复兴运动制造不小的麻烦和困难。在斗争日趋白热化的未来，如何处理与呼声运动和左翼世俗政党的关系，是摆在复兴运动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荷瘤鼠体质量、抑瘤率、AI以及HE染色结果等计量数据采用 表示，多组数据组间分析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每两组间数据分析应用SNK-q法，组内数据正态性检验采用W检验。检验水准α=0.05(双侧)。
3.实现突尼斯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如果复兴运动未来能够赢得大选再次上台执政，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突尼斯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复兴运动所积极效仿的“土耳其模式”的成功，是建立在“正发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行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改革后的土耳其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进而提高了正发党的执政合法性。但反观突尼斯，自2011年以来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依然是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外汇储备短缺，只能依靠IMF的援助贷款解燃眉之急。经济问题无法解决，造成突尼斯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内陆地区频繁发生游行示威和罢工等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难以实现。未来，复兴运动必须探索深化经济改革的方法和途径，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解决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青年人口失业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得到各阶层人民的长期认可和支持。
4.遏制极端主义与保持影响力。复兴运动将全部精力投入政治后，如何保障其温和伊斯兰思想的传播？极端思想是否会趁机卷土重来，重新占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如果要对抗极端思想的肆虐，复兴运动就需要组建独立于党的宣教机构或支持其他温和伊斯兰宗教组织，但这样又如何理顺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确保宗教不会干涉政治？这些都是转型后的复兴运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复兴运动的政教分离决定遭到了很多伊斯兰学者的质疑和反对。有的认为复兴运动退出宣教和慈善事业，会逐渐失去其在底层人民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的则批评复兴运动误入歧途，将西方世俗主义理念引入伊斯兰政治思想，是“西方思想入侵伊斯兰世界的又一次胜利”〔27〕。因此，如何继续保持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是复兴运动领导层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而有西方学者认为，复兴运动的转型并不代表其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复兴运动仍需要宗教为其提供政治合法性，不可能彻底实现政治与宗教的分离〔28〕。
四、结语
从纯粹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到对抗威权统治的政治伊斯兰反对派，再到融入民主政治的公民政党，复兴运动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变化。复兴运动的政教分离转型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突破自身身份的主动变革，也是寻求自我保护的务实选择。复兴运动的转型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政党的民主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政教分离等问题的讨论。但是，复兴运动的转型是自身特点与突尼斯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该模式在短时间内难以推广到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转型后的复兴运动面临严峻的内外部挑战，未来能否克服重重阻碍，带领突尼斯走出困境，仍需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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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and Prospe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nisia’s Ennahda Movement
WANG Guangyuan ZHANG Hongjian
（School of Middle East Studies,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Ennahda Movement of Tunisia has been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changes and development,turning from an Islamic organization with a fus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to a moderate Islamist party,and finally became a civil party separating politics from relig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Ennahda is caused by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The founders’idea of mild improvement 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violent radicals defined the moderate nature of Ennahda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from religion.The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 in assuming power,the threats from the Salafist,and the experience from other Islamic political parties made the party decide to undertak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s and the religion.The transformed Ennahda got support from all the classes in the Tunisian society.On the other hand,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ernal stability,the relationship with secular parties,and the economic policy,which are making challenges to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Tunisia;Ennahda;political Islam;democratic transition
中图分类号：K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9）05-0165-09
收稿日期：2018-12-08
作者简介：
王光远，男，北京人。亚非语言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阿拉伯研究中心及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阿拉伯语及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公司必须明确本公司签约主体的范围，一般为公司名义或授权部门签订，对担保合同等合同的签订应有更严格的限制。
张洪舰，男，辽宁本溪人。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8YJ020003）。
【责任编辑 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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