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26岁的阮啸仙作为正式代表参会。阮啸仙成为“三大”代表的程序是，先由广东区委的负责人谭平山提名，然后再由广东区委参加预备会议的成员举手表决后，阮啸仙才能正式成为广东区委派出的中共“三大”代表。阮啸仙成为“三大”代表的原因是：他是广东较早的一批党员；他不仅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之一，还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人；他领导了广东工人运动，为广东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也是最早关心农民及农民运动的人；他非常适合做“三大”的会务工作。
关键词：阮啸仙；中共“三大”代表；广东区委
1923年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40位代表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出席了大会，40位代表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26岁的阮啸仙也作为正式代表参会。阮啸仙是怎样成为中共“三大”代表的？他是哪个组织推荐的代表？又因何推荐他为代表？
一、阮啸仙成为中共“三大”代表的程序
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委员会，除江浙区外，还有北方区、两湖区和广东区。”[注]徐梅坤：《参加中共“三大”》，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四个区的中共“三大”代表是何种方式产生的？徐梅坤(1893-1997)，浙江萧山人，10岁起就开始做学徒，五四运动时期，徐梅坤发起成立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并积极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初，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后，随后，徐梅坤担任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曾就此问题有过详细地回忆：“大约在‘三大’前半个月左右，中央有人口头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因为我是区委书记，所以被指定为当然代表。当时规定江浙区委可派两名正式代表参加，我便指定负责区委工运的王振一为出席‘三大’的另一名代表。”[注]徐梅坤：《参加中共“三大”》，《中共“三大”资料》，第153-154页。徐梅坤的意思是中央指定各个区的负责人为出席“三大”的代表，然后再由各个区的负责人在本区党员当中指定一名成员为“三大”代表，并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
节奏管理，既是指任何管理工作都有其运行的规律及节奏，主要表现是在每一个部门或者是具体工作人员在其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都必须应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任务完成。如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则将打破整体的管理节奏，不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早在1915年就与毛泽东、蔡和森有着密切交往，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罗章龙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三大”召开前，罗章龙既是当时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也是“三大”代表。对此，罗章龙曾回记说：“一九二三年五月间，中共中央从上海来信，内容是关于召开中共‘三大’会议问题，会议时间初定一个月，要求北方区应按中央的规定，选派代表参加。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作过讨论，并下达一个通知到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支部，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义，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要派代表参加。”[注]《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第171页。关于成为中共“三大”代表的条件，罗章龙在回忆中说得很详细，“中央规定参加‘三大’的条件：第一条主要是产业工人；第二条是各区委书记可以来，但不是都来；第三条是工运负责人。北方区决定派十二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北京、唐山、长辛店派产业工人党员代表，共青团组织亦派出负责同志参加。”[注]《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第171页。所以，俄罗斯档案中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俄文资料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三十多位代表……参加大会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洲和莫斯料的代表。”[注]《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三大”资料》，第96页。这里很显然是按出席代表来自的省份划分的，不是按当时中共中央划分的江浙区、北方区、两湖区和广东区四个区来记载参加会议的人员的。
按罗章龙的回忆，是中共中央给北方局负责人写信，让他们按照中央规定的条件选派代表赴广州参会，条件有三条：参会人员主要是产业工人；各区委书记也可以来，但不是都来；必须是工运负责人。结合徐梅坤、罗章龙二人的回忆，当时广东区委的负责人是谭平山，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在北京大学读书间，与陈独秀、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谭平山应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共“三大”代表，阮啸仙、刘尔崧、冯菊坡3人应该是谭平山指定的“三大”代表。因为会议是在广州开的，“广东区委还派出一些党员到会旁听，并派罗绮园担任大会记录。”[注]《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同时，中共“三大”前的会务工作也是由广东区的代表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崧及大会记录员罗绮园等人负责筹备的。
当初谭平山、陈公博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没有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注：一九二一年)三、四月自行宣布解散。”[注]《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答词》，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后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定恢复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重建广东青年团时，阮啸仙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阮啸仙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主要的重建人。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的15个地方的团组织代表共25人出席了大会，此外2名外国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阮啸仙代表广东地区的团组织，出席参加了这次大会。”[注]元邦建：《阮啸仙》，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后受党中央、陈独秀委托整顿、筹备青年团两广区委会，并担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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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阮啸仙成为中共“三大”代表的原因
2.1 临床表现 5例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3例；年龄45～61岁，平均(53±8)岁。5例患者均因ILD起病，发展为ARDS的病程为3周～7年。其中，4例(80%)患者ILD首诊时明确了DM/PM诊断，1例ILD诊断后96个月明确DM诊断。5例患者肺部表现均为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肺部湿性罗音；肺外表现为发热3例，关节肌肉痛3例，典型性皮疹4例(双手多关节斑疹、丘疹，手指鳞屑样粗糙脱皮，眶周对称性水肿紫红色皮疹，甲周皱襞，前胸V型及肩部红色皮疹)。5例患者均无明显的肌无力表现。
(一)阮啸仙既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主要的创建人。阮啸仙出生于广东河源，1918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位于省会广州的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读书期间，阮啸仙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马克思主义通过日本传入中国，阮啸仙也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进步书刊。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当时的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的高层思想守旧、营私舞弊，而且校务废弛。为此，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在学生会负责人阮啸仙的领导下，上书广东教育委员会，提出撤换校长，并整顿学校教育。而校方竟然勾结警察厅开除了阮啸仙等7名进步学生的学籍。最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陈炯明不得不下令撤掉了高仑的校长职务，阮啸仙等7人的学籍也得到了恢复。
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受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21年1月27日，陈独秀“应邀到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阮啸仙、周其鉴担任记录，并将记录稿整理发表在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的《广东群报》”[注]林水先、刘松林：《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阮啸仙文集》，第373页。上。这期间，陈独秀开始着手创建广州共产党组织，他找到曾经通讯联系在广州建党的北大毕业生陈公博、谭平山。1921年春，“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阮啸仙为该会主要成员。”[注]林水先、刘松林：《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阮啸仙文集》，第373页。随后不久，阮啸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带着《新青年》杂志来到上海。1920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因为陈独秀在北大任职期间，结识了不少全国各地来北大的先进分子，陈独秀就给他们写信，让他们在各自所在的地方成立共产党支部。谭平山、陈公博曾经在北大求学，他们毕业后回到故乡广东工作，陈独秀就给他们写信，让其组建广东“共产党”。于是，谭平山决定“第一步先组织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页。当时的谭平山、陈公博都在广州的大学里做老师，他们先从联系青年学生入手，这其中就包括阮啸仙。此外，他们还联系了互助团的成员，互助团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1920年下半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公开宣告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79页。阮啸仙也就在这时加入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时间应该是1920年“8月”。[注]林水先、刘松林：《阮啸仙同志生平年表》，《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可以说阮啸仙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成员，同时也是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成员之一。
谭平山之所以提名阮啸仙为中共“三大”代表，除了因阮啸仙是1921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和他是广东较早的一批党员外，还有四条非常重要的原因：
再让我们看看中共广东区委2位参会者的回忆，杨章甫是负责筹备“三大”会务工作的会议非正式代表。1967年，杨章甫给“三大”另外一位参加者梁复然写信时说：“广州同志非正式代表也有参加，我也在内。当日党员才四百余人，出席代表有表决权者二十人左右罢了。”[注]杨章甫：《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资料》，第212页。负责筹备“三大”会务工作的列席代表梁复然也曾回忆说，“三大”召开前，举行过一个预备会议，“全场大概有五十人左右参加，谭平山主持会议。预备会内容如下：1.选举参加‘三大’的代表，名单上级早就列好了，我们只是举手通过。”[注]梁复然：《中共“三大”前夕举行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资料》，第214页。梁复然在回忆中提供了中共广东区委选举“三大”代表的过程及程序，就是上级早就列好了参会人员名单，然后让广东区委参加会议的成员举手通过而已，梁复然虽然没有明确说参会名单是谁提前定好的，但应该是广东区委的负责人谭平山提前拟定好的，因为筹备会是谭平山主持的，而且谭平山还是广东区委的负责人。
(二)阮啸仙致力于领导广东的工人运动，为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照搬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一度很长时间里，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开展领导工人运动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案。而同时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两个决议案都认为，因为工人没有文化，才遭到资本家的掠夺与压迫。因此，共产党要唤醒工人，就要派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战斗能力。当时阮啸仙刚刚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党、团组织就派遣他，“马上就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把全部精力都用到革命工作上。”[注]张壬发：《青年时代的阮啸仙》，刘松林编：《阮啸仙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由于空间环境的复杂性，展开机构在展开后除了靠驱动压紧力来保证机构的刚性，一般都会通过拉钢丝绳来增强整体机构的稳定性。对于单元模块对角线杆件之间的位移变化关系可以对钢丝绳设计走线提供参照，图17为基本单元四边形机构分布图。
依据杨章甫、梁复然的回忆，再结合徐梅坤、罗章龙两位“三大”代表的回忆，可以清晰地看出，阮啸仙是由谭平山提名，然后经广东区委开会，由谭平山主持会议，参会人员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阮啸仙正式成为广东区委派出的中共“三大”代表。
1922年5月1日，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了向中国民众系统介绍世界工人阶级及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具体概况，阮啸仙发表了《五一运动略史》一文。在文章中，阮啸仙提到：“‘五一’是我们劳工——无产阶级者，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劳动者的觉悟，资本家的致命丧，都与这‘五一’纪念日，具有莫大之关系。世界和平的前驱，无产阶级的新生命，差不多在‘五一’纪念领着使命，开辟一个新纪元。”[注]《“五一”运动略史》(1922年5月1日)，《阮啸仙文集》，第64页。他认为，“五一”起源于美国芝加哥，随后便盛行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并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正向外拓展，将普及整个世界，并能提高人的觉悟。可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工人对于“五一”这样一个神圣的节日，竟然无动于衷，仿佛中国的工人没有任何劳动问题发生似的。直到1920年，“广州的‘五一’纪念日，颇有可纪的价值。因为‘五一’以前，香港机器工人要求增加工值，减少时间举行罢工，全体工人跑来广州市，得了各职工的赞助，和他们团体的坚决力量，居然得到胜利。”[注]《“五一”运动略史》(1922年5月1日)，《阮啸仙文集》，第69页。阮啸仙把国际工运的经验与广东工人斗争的实际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劳工问题“不是一地方一种族的局部问题，及全国人类的问题；也不是罢工、增薪、减时的问题，乃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问题。”[注]《“五一”运动略史》(1922年5月1日)，《阮啸仙文集》，第70页。这些足见阮啸仙对工人运动认识的深刻性。在对工人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教育时，阮啸仙根据中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动员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团员到工人中去，通过开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并向广大工人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相关问题。阮啸仙还鼓励青年团员到工厂企业中进行调查研究，调研的内容包括工会的状况、男女工人的待遇、工人的住宿问题等关系工人切身利益和生计的问题。阮啸仙还根据青年工人思想活跃的特点，组建青年工人俱乐部，组织广大青年工人到俱乐部中，以俱乐部为阵地，对青年工人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使青年工人成为工人运动的先锋。这期间，阮啸仙还编辑出版了《星期报》，对外宣传和报道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此外，还刻板油印了《阶级斗争》、《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教育。
鸦片战争后，广州成为通商口岸，随后便出现了我国第一批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这些工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效仿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成立了工会组织。到1921年，广州地区已经有了130多个工会组织。此外，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产业工人众多，这为阮啸仙拓展工人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1922年5月，阮啸仙接受整顿广东青年团的任务，但又不忍放弃工人运动，阮啸仙给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写信说，“实庵又要我做S.Y的工夫，他说青年运动未有适合而且努力的人，我本不舍得劳工运动”。[注]《“五一”运动略史》(1922年5月1日)，《阮啸仙文集》，第72页。文中的“实庵”指的是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S.Y”是青年团的英文简写。阮啸仙明确表示整顿广东青年团的任务要做，“而劳工的工作也要兼顾，因为我乐趣所在”[注]《“五一”运动略史》(1922年5月1日)，《阮啸仙文集》，第72页。。为了加强广东工人的联合，阮啸仙搬入广东工人联合会会址——广州仙邻巷44号居住，在处理共青团工作的同时，使自己更方便与下属工会联系。
由正交实验结果选择最佳培养条件，即接种量为2%，培养温度37℃，培养时间72 h。根据该条件将2%种子液接种到麸皮培养基，于37℃恒温培养箱培养72 h，每隔几小时摇匀1次，培养结束后取出烘干粉碎，测酯化力，结果为33.6 U±0.021 U，比其他培养条件下酯化力都要高，进一步验证了正交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三)阮啸仙也是最早关心农民及农民运动的人。阮啸仙出生于农民家庭，十分了解贫苦农民的疾苦，童年的阮啸仙就热爱劳动，同情广大农民，这也为后来他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好的基础。早在1922年阮啸仙就曾经与刘尔崧一起到顺德县创建党团的基层组织，1923年初，阮啸仙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他深入到花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支持农民反抗地主豪绅的正义斗争。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强调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且具有反抗精神，提出发动全国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建议，阮啸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大会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四)阮啸仙非常适合做中共“三大”的会务工作。广州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也是中国国民党活动的中心。由于孙中山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当时全国地方不受反革命军阀干涉之处只有广州”[注]杨章甫：《中共“三大”的预备会议》，《中共“三大”资料》，第212页。，所以共产党人可以在广州公开进行革命活动。鉴于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才提出来将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采纳了马林的建议。随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广州，并委托中共广东区委承担“三大”的具体筹备工作。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指派聪明能干的阮啸仙、刘尔崧协助他进行工作，所以“会议事务性的准备工作是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崧、阮啸仙等人负责”。[注]《罗章龙谈中共“三大”的前后情况》，《中共“三大”资料》，第173页。可以说，阮啸仙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负责会场的选址与租赁、会场的布置、接待外地代表、安排住宿等。由于当时党的经费非常有限，还要考虑到开会时会场的安静及安全问题等，结合诸多因素，阮啸仙遵照广东区委的指示，在广州东山华侨聚居而又僻静的地方，租用了恤孤院后街31号，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作为会场。可以说，阮啸仙把中共“三大”的会场用地、参会代表住宿、参会人员往来交通等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保障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多年后，当年的中共“三大”代表罗章龙回忆中共“三大”召开的过程时，评价阮啸仙等“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注]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基于上述四点，谭平山才提名阮啸仙为“三大”代表。历史证明，谭平山提名阮啸仙为“三大”代表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历史选择。中共“三大”后，阮啸仙积极投身领导农民运动，并成为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阮啸仙被中央派遣到中央苏区工作后，曾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成为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人。红军长征后，阮啸仙继续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牛岭指挥突围的战斗中，38岁的阮啸仙壮烈牺牲。
AHistoricalTextualResearchonRuanXiaoxian'sRepresentativeIdentityintheThirdNationalCongressoftheCPC
MiaoTijun
Abstract: In June 1923,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Guangzhou. The 26-year-old Ruan Xiaoxian attended the meeting as an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The procedure for Ruan Xiaoxian to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was as follows. First, he was nominated by Tan Pingshan, the head of the Guangdong Regional Committee. And then he was vot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Guangdong Regional Committe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After that, Ruan Xiaoxian formally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dispatched by the Guangdong Regional Committee. The reasons why Ruan Xiaoxian beca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were as follows. He was one of the earlier groups of Party members in Guangdong. He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earliest members of the Guangzhou Socialist Youth League, but also the main founder of the Guangdong Socialist Youth League. He has led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Guangdong and made great efforts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ovement. He was also the first to care about the peasants and the peasant movement. He was very suitable for the conference work in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Keywords:Ruan Xiaoxian; representative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Guangdong Regional Committee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3.004
作者简介：苗体君，男，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广东湛江 52408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共‘三大’代表研究”(15YJA770014)
责任编辑：李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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