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六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兆征作为当时党的领导人之一，对中共六大的筹备、召开和路线贯彻执行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和意见，提出党应该担当起在中国革命中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要更好地争取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教育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方式方法，正确认识革命形势下暴动和盲动的关系，所有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遵守党的纪律，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等，这些思考和意见对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然有启发。
[关键词]中共六大；苏兆征；重要贡献
苏兆征在其革命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曾两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和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其中，苏兆征对中共六大有着重要的贡献。试分析如下。
一、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
苏兆征于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担任的主要职务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文书部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所以，八七会议后，苏兆征便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要负责中央财务小组和全国总工会。1928年1月后，周恩来担负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直接参与领导六大的准备工作，苏兆征也参与其中。
1月1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八次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主持会议，任弼时、罗亦农、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顾顺章等出席。会议讨论了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认为召开党的六大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如党内左、右派的问题，“机会主义”“军事投机”问题，党的组织上的发展问题，政策上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如对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农民问题，过去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问题，现在是否对农民甚至游民领导下去呢？还有党的中央问题、共产党政纲的问题。虽然笔者没有见到苏兆征在会上发表的具体意见，但他肯定是重要的参与者，参与了会议筹备过程。
到6月5日、6日，各省代表到达莫斯科者已近60人，接近会议全部代表142人的一半。6月7日，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召集了已到莫斯科的六大代表的谈话会。参加者有向忠发、李立三、邓颖超等。会议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并开始工作。[1]P141苏兆征参加了这次会，并在确定成立的政治等委员会中，参加了6个。这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便是讨论和起草相关的决议案。
6月9日，苏兆征和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受到斯大林接见。斯大林在和中共领导人的这次见面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形势等问题，回答了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是“高涨”还是“低落”等问题。[2]P71斯大林认为：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如果能够把参加农民运动的人们争取过来，并且集中部队打下几个城市，那么，这将对今后的局势有更大的意义。并强调说，在任何时期，农民都是不能领导工人和革命的。革命必须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斯大林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也定下了中共六大的基调，这就是在革命低潮时期，要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争取农民参加红军，以便积蓄力量攻打城市；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绩大小要取决于它在领导这场战争中能够组织多少听它指挥的武装力量；必须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苏兆征和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黄平、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何资琛、王灼、甘卓棠、关向应、夏曦、章松寿、徐锡根、唐宏经、张昆弟、王仲一等中共领导人和部分六大代表共21人出席。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小范围的中共六大预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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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布哈林提出了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两天的谈话会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发了言，围绕上述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其教训；对于八七会议后党的路线、政策的评价和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与估量；党的组织改造与建设问题；职工运动等等都发表了意见。
7月10日，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在汪泽楷发言后，苏兆征和刘伯坚、瞿秋白等人也发表了意见。苏兆征认为：汪泽楷说他是为了党的利益，实际不是！[3]P839他和瞿秋白等人在肯定陈独秀工作成绩的同时，对其错误进行了批评。
关于机会主义的根源问题，苏兆征认为：“机会主义的根源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或者一个固定的事实上找到。它的根子就在领导同志身上，在党的生活中，党的领导高层孤陋寡闻，忽视工农的意愿，所以有意无意地埋下了机会主义的根子。”苏兆征认为：“上海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决心夺取领导权。”对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苏兆征认为：“这理论在领导机关里有影响。但是基层同志那里更多的是大众化的意识。”对那种认为陈独秀要对武汉时期党的工作负全责的观点，苏兆征是不同意的。他还明确表示，“八七会议有共产国际的坚强领导，总的策略方针是对的，但是对待国民党、对待土地问题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对于这个问题，苏兆征同意陈独秀的看法。
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等问题上，苏兆征也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着重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勇于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他指出：“把南昌起义说成纯军事行动，这是不对的，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我们有政治口号。虽然我们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但是我们应当对此承担政治责任”。他还认为，“广州起义，总体上没有政治错误。起义并非为时过早，也不是盲动，只是组织方面有错误。失败的主客观原因，我同意陈独秀的看法”[2]P73-74。苏兆征在预备会上十分坦诚的发言，和他在大会讨论中的发言的主要精神是一致的。
总之，理性的产生、分裂到异化具有有限的历史必然性，其有限性只有在消除资本统治逻辑的自由王国中才能最终被打破，西方学者对理性的审视和批判，对于扬弃历史进程中理性的异化状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参加大会主席团并主持代表资格审查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党章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是大会主席团，负责大会召开期间重要事务和决策。1928年6月17日，在中共六大开幕的头一天晚上，专门召开了大会预备会议，各省代表、中央委员、特约到会人员、团中央委员和指定参加人共60人出席。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问题，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人选问题，大会议程问题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问题。[2]P117苏兆征和斯大林、布哈林等21人为主席团成员，实际上斯大林没有参加具体工作，但布哈林一直在会上。苏兆征还被确定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并参加起草决议的若干个委员会工作。
关于1949年之后宗教工作问题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①但多为对当时宗教工作的整体研究，而以某一省、某一地区为主的区域性研究却不多见，本文拟在河南省档案馆及多个市级档案馆所收集的馆藏档案的基础上，对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宗教工作进行梳理、分析与评价。
选取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我院收治的40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时期80例普通型前置胎盘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通过产前超声检查以及产后胎盘检查确诊为前置胎盘;其中前置胎盘诊断标准为:妊娠28周以上,胎盘处于子宫下段部位,下缘达到甚至覆盖宫颈内口;通过既往剖宫产史以及患者妊娠晚期影像诊断确诊胸线下前置胎盘。
当天晚上，中共六大的大会主席团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会场规则、议事细则、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分工、各委员会名单等问题。会议决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五个组，每天上、下午各由一个组主持会议。分组如下：
除了筹备会议之外，苏兆征在中共六大上有5次发言：一是6月18日在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致辞；二是6月26日在讨论政治报告时发言；三是7月6日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发言；四是7月10日为汪泽楷、陈独秀问题发言；五是7月11日在六大闭幕式上的发言。
素质教育和新课改中的先进教学理念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也就是说，目前小学数学的教育目标已经不是单纯的学生成绩与理论知识的累积，而是学生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小学数学情境教学就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目的的创设或者构建具有情感色彩和身心体验的场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探究意识，实现知识的由繁变简，由抽象变具体的完美转化，进而提升“教”与“学”的效果。
第二组：向忠发、关向应、杨殷、周秀珠。
古人读文章，读到“空翠湿衣，月明生渚”两句，不禁叹美道：“真有天趣!”把叹美的四个字批在文章的眉角。后来又有人读到这文句及眉批，觉得天趣有点玄，就去问明代的小品文大家王思任“怎样才能辨识‘天趣’呢?”王回答道：“如果能辨识萧何是如何奇赏出韩信的，就懂得‘天趣’要怎样辨识了!”
第三组：周恩来、王灼、余茂怀、胡福田。
自1960年代起，美国对这道意大利主食的热爱带动意式起司商机。美国餐厅协会旗下的披萨业理事会共同主席玛拉·塔普利夫说，披萨变得更加畅销，尤其是主打快速休闲的披萨连锁店开始提供质量稳定又快速的餐点之际，美国制造的意式起司也逐渐吃掉美式起司的市场。
第四组：瞿秋白、李立三、王藻文、毛简青。
第五组：邓中夏、曾文甫、蔡和森、徐锡根。[2]P166
6月18日，中共六大隆重开幕。大家先是唱国际歌、通过大会主席团、审查委员会等名单和追悼牺牲了的同志，然后由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意大利共产党、联共、少共国际、中国少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分别致词。苏兆征“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向中共六大“致极诚恳的敬礼！”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过去英勇斗争的历史，曾经摇动了统治者——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地主的基础。现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几次失败，但是工人阶级还在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团聚自己的力量，准备对敌人作最后的战斗。中国共产党——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领导，将要在新的高潮里，尽他的指导的作用，领导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过去有许多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必定能够扫除这一切过去的错误，确定正确的方针，来领导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作最后的斗争！”[2]P146
从这个分组名单，可以看到会议期间为保密而以25号为代号的苏兆征，分到和斯大林、布哈林、项英、王凤飞5人组成的第一组。
同时，中共六大期间成立的各种委员会达到14个，包括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宣传、青年、妇女运动、财政审查；湖南、湖北、南昌暴动问题、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注]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是6月27日大会主席团第七次会议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成立的一个小委员会。，基本上涵盖了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和关注的重要问题。苏兆征参加了政治、职工、苏维埃、青年、妇女、财政审查、广州暴动问题等7个委员会，并担任由57人组成的苏维埃问题和由41人组成的广州暴动问题委员会的主席(书记)。[2]P173-174担任苏维埃委员会的召集人，比起委员会的一般成员，责任自然更重。
6月19日，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当晚，中共六大主席团召开第二次会议，首先听取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苏兆征关于出席代表情况的报告。苏兆征指出：出席大会的代表分为4种：(1)各省选出的正式代表，(2)中央指定参加的代表，(3)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特约代表。苏兆征还报告了表决权问题，大致情况为以下两种：(1)各省正式代表有表决权有发言权；(2)中央委员、参加者、有发言权无表决权。[2]P169指定及旁听代表开始是既没有表决权也没有发言权的。因为李立三在会上提议：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都给以发言权。会上多数代表赞成并通过了这一提议。
一旦预警机构发出警报，并将预警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地质灾害警报专家组的意见采取相应的措施。经分析，地质灾害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比较高，对人们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那么相关部门应当适时采取应急避让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撤离周边居民，并将其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区，最大程度地保护周边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会上讨论时，周恩来提议将广东有表决权的15名减为10名；邓中夏则提议维持审查委员会原规定的15名，向忠发提议所有的正式代表都有表决权。讨论的结果是：3人赞成减到10名；8名赞成原定的15名。可见苏兆征的上述说明是产生了一定效果的。
根据GB/T 27404-2008《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食品理化检测》，用阴性样品连续测定24次后，计算出24次测定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SD）。再根据检测限（LOD）=平均值+2×SD，计算检测限；定量限（LOQ）=平均值+10×SD，计算定量限。
7月6日，苏兆征在讨论职工运动问题时发言，着重讲到党如何领导职工运动问题。
第一组：斯大林、布哈林、苏兆征、项英、王凤飞。
6月26日，中共六大召开大会讨论政治报告。这天共有14名正式代表和参加代表发言。其中，湖北的法荣廷是书面发言，江苏的王若飞、关向应、项英3人是发表申明。苏兆征、王仲一、向忠发、华少峰、罗章龙、王子清、阮啸仙、邓颖超、曹更生是大会发言。苏兆征在发言中就机会主义的来源和责任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能力，老师除了在课堂中带领学生学习，还要在课后对课堂中所学数学知识进行巩固，所以引导学生把数学知识用到生活实践中去犹为重要。例如，在某学校，老师为了让学生在课后能够进一步巩固数学知识，在课后作业的布置中比较注重联系实际问题。引导学生计算出生活中常见的超市购物中的金额计算、散步锻炼的路程、速度，家中房子的面积等，在不断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的同时，也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创新的平台，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发展。
6月21日下午，苏兆征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当天下午不开大会，各省代表团或代表应利用这个空隙，作本省工作与组织状况的报告。会上还讨论了国内5月26日来信，其中报告了国内情形和对国际的要求。会议决定将关于政治事项交墙报发表[注]这里所说的墙报，是指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由大会秘书处负责编写兼发印的、供代表们学习参考的壁报。。会上还讨论派一人来莫斯科学习特别业务，现已规定即来；上海的特务费需同共产国际交涉；派人来莫斯科学习军事问题，早已交涉好，电招来莫斯科。会上还听取了关于大会各委员会组织人数和各省参加者的报告。可见苏兆征在他主持的会议上，并不限于大会本身，如派人到莫斯科学习军事等，对中国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会很有意义。
苏兆征在会上两次发言，谈到他的个人意见。他强调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该领导职工运动，并应该有关于职工运动的统一策略”，但遗憾的是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也许是认为“中国工人文化水平太低，职工运动还不需要扩大”。直到1925年发生海员职工运动的高涨，才意识到这个错误。但仍然存在问题，这就是“在职工运动组织问题上犯了错误”，即仅仅是掌握工会组织机构，而不是教育工人群众。关于机会主义的问题，苏兆征认为，“工人自己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及时领到工资，但党没有为工人提出任何口号，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吗？”苏兆征还很不满意有的人发言认为陈独秀和谭平山是共产国际的牺牲品。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后“已经在前进，而不是以前那样一直在退让。所以若是没有八月会议，若是党不走上斗争之路，那它就会被消灭了”[2]P71。
1928年7月11日，中共六大举行闭幕式。苏兆征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闭幕式上致词：“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今天闭幕了。我们在无产阶级的祖国，在世界革命指导者的指导下，得到了新的正确的路线。我们相信以后一定能够走着这条路线得到胜利。现在我们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上，我们需要的是苏维埃政权。我们一定要武装起来，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制胜敌人。我们一定要夺取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在我们的周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革命的最后胜利！”“过去的错误，大会把他收集起来埋葬了。现在新的路线和策略是大会在国际指导下给我们的，我们要努力去实现他”。苏兆征还指出：“民主集中制，我们是要遵守的。中共是国际的支部。我们只有站在国际指导下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同时，我们中国党也只有本着这种精神，才能集中群众力量打倒敌人，建设苏维埃，完成革命”[2]P156。代表们对苏兆征的致词多次给予掌声。
当然，野村谷名贵树木不止于银杏。万亩山林，珍稀树种应有尽有。白龙山乃大别山一支，绿色基因库资源一脉相承。
根据大会原来的安排，苏兆征还应有一个关于苏维埃问题的报告。但目前除了大会通过的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以外，尚没见到这个报告。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与表决权问题关系密切的代表名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到：“中央的通告各省的选举以500人中选举出席大会代表一人，须在接到中央通告后再行出发，结果有几省还未接着通告他就到中央去了”，“广东、上海要求多派人参加，我们中央是许可了的”。苏兆征在发言中则指出：“500人中一个代表是指大的地方党员多的地方，同时我们是以工作重要以党员的多少来规定的”[2]P169。广东代表团是中共六大代表团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团。按苏兆征的说法，首先是工作的重要，其次才是党员数量。广东的工作重要，党员也多，所以选出来的代表也多，而不仅仅是因为党员数量多的缘故。中央对此也是同意的。
三、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和意见
苏兆征在中共六大筹备会上的发言，以及在开幕和闭幕式上的致辞，在讨论政治报告和职工运动报告及选举后的讨论中的发言，都包括他对中国革命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些思考和意见相当深刻，在今天也仍然给人以启发。
(一)中国共产党应该担当起在中国革命中的责任
苏兆征在关于政治报告的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人说机会主义是因为中共党未有党纲，阶级不明”，“我反对这种说法”[3]P597。苏兆征反对那种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阶级不明的说法。他指出：“我们知道，共产党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他有他独立的阶级性的，若他不要阶级斗争，他成了一个模糊的党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通过革命的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所以，“我们应该在斗争中去夺取政权，这是应有的责任”。
式中IA是一个指示函数,如果A为真,则IA为1,如果A为假,则IA为0。与(3)相比,(4)有望能更好地估计w0。为了计算(4),可以采用随机梯度迭代,通过递推的方法获得估计值
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却没有夺取领导权的决心，所以放弃了责任。苏兆征指出：在1926年出现了蒋介石包围省港罢工工人、已经向我们进攻之时，还在对工人解释误会，“并取退让了事”[3]P597-598。虽然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但共产党仍应担当一定的责任。苏兆征实际上是批评当时的党中央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因而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苏兆征认为：“我们的党把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当作一种民众的平常的作用，因此未有阶级显〔鲜〕明的表现。”他认为，中共三大时“说中国是民族革命”“联合战线不应有无产阶级的工会独立”，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在和其他民主力量建立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中，应当允许无产阶级的工会拥有独立性。不能把工人运动当成一般的民众运动。
当时，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存在着党组织代替工会的情况，在工会组织中没有工人群众，全由党组织代替。苏兆征谈到：“我有一次问项英，上海工会办事六十个中有没有非同志工作，他说没有。我们知道，党决不是工会，在当时党与工会，简直弄不清，工作中也是这几位同志。”[3]P598实际上，“我们的党过去没有好的去注意职工运动”。苏兆征对此提出批评。在他看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否则，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运动，更不能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效果来看，苏兆征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中肯的。
(三)中国共产党要更好地争取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苏兆征重视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党组织如何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有深入的思考。他指出：“党的组织问题，有许多地方工会、农民协会，与党混合，闹得分不清楚。我们反对派人占领机关，以为占住了机关下命令，就可以调动群众，这样就是我们取得了群众，把党与工会弄不清。工会中负责人，没有一个非党群众做常委。”[3]P598这样的处理对党的群众工作是不利的。
苏兆征认为，党组织和其他的群众组织应该有所区别。“工厂委员会是唯一的下层的广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夺取群众的最好方法。”可有的地方却把工厂委员会和赤色工会等同起来，甚至将其和党的组织等同起来，只吸收党员参加。这看起来只是组织形式上的问题，实际在动员群众的效果上大相径庭。以为下个命令就可以调动群众、解决问题，实在是一种简单和幼稚的想法。动员和组织群众，必须采取深入细致的方式方法。把党和工会混合起来，强迫工人加入工会，否则即反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作法。在苏兆征看来：党包办一切“实是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力量”[3]P737。所以，党组织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四)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方式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怎么做？方法是什么？问题在哪里？苏兆征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照顾到社会群众的需要，这是过去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他检查和批评说：“宣传教育工作，我们过去派一个〈人〉去工作，就算了，也不告诉他弄〔怎〕样工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去宣传，他哪能宣传及向群众起作用？在香港罢工时，我们印了许多的宣传品，后来放在那里一大堆不去发，因为工人看不懂。《上海工人报》每月几万份，均是有名无实。我们今后绝对反对那些只顾个人谈理论非社会群众所需要的宣传作品。”[3]P598可见，苏兆征不仅批评了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宣传教育工作的宗旨及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满足社会群众的需要。社会群众的需要也就是人民的需要，以满足人民的要求为目标，就会尽可能采取更科学、大众化的宣传教育方式和方法。
(五)正确认识革命形势下暴动和盲动的关系
苏兆征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上升而不是低落，这个判断并非完全准确。因为当时革命确实是处于低潮。但低落和低潮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苏兆征对革命低潮形势下暴动和盲动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指出：暴动是需要的，但也要防止盲目行动；在反对盲动主义时，也要防止借口不动。这里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苏兆征分析道：有人“说革命是低落的。我的意见觉往上升，暴动政策，在这种环境之下，是很需要的。我们城市暴动与乡村暴动不分的清楚，常发生误会，盲动是有的。有许多人派他去工作，不管群众，他就暴动，这是有的事。但是来源与机会主义大有关系，反对盲动主义，亦应该防止机会主义籍〔借〕口不动”。苏兆征不赞成那种不管群众只管暴动的盲动主义，但也反对以各种理由取消革命行动。他在发言中指出：“国焘同志说，南昌的暴动，可否留到广东的暴动一同发生？我们知道南昌暴动是在广州暴动四个月以前，我们是不是南昌暴动等到广州暴动呢？是否在国民党反动之下广东能等我们回去一齐暴动呢？可说这个是拉拢将军之军事投机幻想罢了。”[3]P598可见他是支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支持在动员组织群众的基础上举行暴动的。同时坚决反对“不管群众，他就暴动”[3]P598的盲目行动。
(六)所有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都应遵守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兆征针对党内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陈独秀存在家长制作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在“武汉当东征北伐问题争论时，有许多人主张东征，有的主张北伐，在我们政治局还没有决定，我们的独秀同志，他个人的意见拿去，通过了北伐，可谓家长的铁证”[3]P597-598。在苏兆征看来，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至少在东征和北伐的问题上，以个人意见代表了集体决策，没有很好地发扬党内民主，听取集体的意见。
同时，“独秀他自己破坏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国际屡次要他来，六次大会也要他来，他破坏了党的纪律”，没有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当有人在大会发言称陈独秀有政治经验时，苏兆征指出：“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没有接受他错误的批评。”[3]P839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可以推动工作、改正错误。苏兆征认为：八七会议的告同志书，没有给同志们讨论过，也是有问题的。总之，苏兆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党内的错误，表明了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民主建设的重视和关注。
(七)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
苏兆征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有人说，“国际代表都是混〔浑〕蛋东西，好像机会主义是第三国际代表毛子负责的，我反对这种说法”[3]P597。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内产生的机会主义错误都归咎于共产国际代表，认为中国同志是牺牲品。苏兆征主张中国共产党多检查、反省自己的工作，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把责任全推到共产国际代表身上。
(八)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
苏兆征对革命充满信心。正如他在大会闭幕式上所说：我们得到了正确路线，我们能够沿着这条路线得到胜利。
四、参加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保证大会任务顺利完成
从保留下来的中共六大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兆征至少参加了6个文件或决议的起草。一是参加章程即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起草，除了苏兆征、向忠发，还有瓦西里耶夫、诺林、沃尔克、贝尔曼、米夫等共产国际方面的人员参加。二是参加土地纲领的起草。除了苏兆征、向忠发外，还有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马季亚尔、休卡里、米夫等共产国际方面的人员参加。三是农民运动决议的起草，除了苏兆征、向忠发以外，还有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米夫等人。四是参加军事决议起草。五是参与完成军事工作的训令。六是参加职工运动决议案的起草，开始有两个草案，一个是苏兆征起草，另一个是斯卡洛夫。然后，由洛佐夫斯基、格列尔、斯莫良斯基、奥尔加参加起草了一个新的草案。
从上述情况来看，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的文件制定方面，曾派出不少专家参与、帮助，同时也比较注意吸收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共同志参加。苏兆征和向忠发因为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早于1927年下半年便到了苏联。他们比其他的六大代表和党的领导人更早到达莫斯科，加上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成为共产国际吸收中国同志参加文件起草的理想人选。
1928年7月8日下午6时，六大主席团召开第14次会议，在王凤飞主持下，听取了选举委员会对51人预选名单的介绍。苏兆征被列入预选的51人名单。7月10日，中共六大正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苏兆征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了政治局各委员分工、中央工作机构的设置及其领导成员。苏兆征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中共六大结束后，苏兆征和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张国焘、项英、周恩来被指定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代表团之主席团，同时办理党的六次大会各项未了事宜。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后，苏兆征和项英、周恩来、杨殷等第二批回国。苏兆征的革命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可惜苏兆征英年早逝，但苏兆征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为党和人民所铭记。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就有苏兆征在内。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TheImportantContributionMadebySuZhaozhengtotheSixthNationalCongressoftheCPC
LI Rong
(AcademyofPartyHistoryandLiterature，CPCCentralCommittee，Beijing100080，China)
Abstract：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was an important event of the Par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Being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Party at that time，Su Zhaozheng made much effort in an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reparation and convening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eline.In the congress，he presented his thinking and opinions about some important issues regar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For example，he argued that the Party should assume it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play well the fun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better mobilize the mass people，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way and methods of publicity and education，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rising and blind motion under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have all party members including leaders abide by the Party’s discipline，correctly recognize the help and support from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for the CPC，and be confiden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PC.All these arguments and idea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nowadays.
Keywords：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Su Zhaozheng；important con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1-0076-07
[收稿日期]2018-11-16
[作者简介]李蓉(1954—)，女，四川成都人，博士，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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