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与社区共建机制，可厘清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使国家公园建设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提升当地社区发展和公众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知和责任感。社区共建须从构建共享体系、新型城镇化、绿色发展模式、社会事业发展、社会参与体系、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着手，可通过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培育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加强科技保障等，统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园区内外社区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关键词：三江源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社区共建
国家公园是自然生态资本保育的制度保障，集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为一体，具有促进当地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功能。社区是国家公园内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社区发展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主要内容，而国家公园与社区共建是解决好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关系，处理好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关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模式的有效途径。三江源国家公园“全民共享，世代传承”是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社区发展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当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生态保护与社区关系的正确处理成为影响国家公园建设进展的最大问题。国家公园和社区的协调发展，将改善国家公园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公园与当地社区的共赢发展。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社区共建
国家公园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先行先试区、生态文明八项基础制度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区”。2016年3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目标是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建成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建成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是我国首次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2017年8月1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为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路。三江源国家公园由黄河源园区、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澜沧江源园区组成，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地区面积的31.16%。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涉及4县，共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目前共有牧户16621户、6.4万人。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发展的逻辑关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虽然“户均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立以及社会各界对国家公园的高度关注、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配套法律制度的建立等均不同程度地促进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区共建，但尚未真正建立政府、社区居民和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的良好协作和共建关系。加强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社区共建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探索社区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良性发展模式，协助和促进周边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从而形成自然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实现通过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优先，推动三江源区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三江源区居民的高品质生活的目标。
国家公园是为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景观和文化资源而特别划定并管理的国家保护区。自1872年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以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掀起了国家公园运动热潮，作为利益相关方，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共建模式研究也持续推进，20世纪末不少国外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待与阐述自然资源管理与社区发展的关系，认为社区居民是否积极参与是国家公园机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公园建设必须重视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等。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关系，实现保护地与社区的协调发展，在我国也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陆续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地等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截至2018年，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全国自然保护地网络。但一直以来，由于这些自然保护地的封闭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社区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当地居民对资源的利用，减少了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加之，大部分保护区域地处贫困边远地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差，对资源的依赖性强，社区发展的需要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在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和扶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单纯考虑自然资源保护而对社区发展问题置身事外的做法明显行不通，如何有效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周边社区经济的发展协调起来，也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保护地的管理问题会影响社区的建设，同样社区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保护地的资源保护，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研究表明，如同自然生态系统间需要进行的物质交换与能量流动一样，各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和建设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不能与周边社区的发展割裂开来，需要同社区协同发展、共同进步。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一样，其建设和发展绕不开周边社区，其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得到社区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在社会经济关系上，各类自然保护地是社区重要的资源和经济来源，社区是各类自然保护地重要的可借景观和科普宣教、生态旅游的重要载体。不少学者综述了国外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的经验，认为资源问题是造成保护和发展之间矛盾的主要成因，也是保护区周边社区缓解贫困的重要条件，可选择能兼顾发展和保护双重目标的管理模式：一是开展保护区和社区的共同管理，二是完善保护区管理政策，三是公平分享所得利益，四是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这些研究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神经外科作为外科学中专业性较强且复杂的一个分支，特别是神经解剖学、神经定位诊断等仍是神经外科临床规范化培训教学体系的薄弱环节，其临床实践也较其他科室难以掌握[1-3]。传统的LBL教学硬性灌注知识，很难保证优异的教学质量[4-6]。PBL教学强调以互动学习为主[7-8]，能够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9-10]。但单一的PBL教学打破了学科知识的完整性，无法满足神经外科的教学需要[11-13]。
（二）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建现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以山原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山系绵延，地势高耸，地形复杂，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主体资源，在维护三江源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主导服务功能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三江源国家公园共有河湖和湿地及雪山冰川307万公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发源地，多年平均径流量499亿立方米。公园内湖泊众多，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有167个，以淡水湖和微咸水湖居多，雪山冰川总面积833.4平方公里，景观独特并稀有，是水源涵养、净化、调蓄、供水的重要单元。公园内荒漠主要分布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未受到人类活动干扰，仍保留着原始风貌，是极其珍贵的自然遗产。山水林田湖草共同组成三江源的生命共同体，孕育了无数的高原精灵，培育了独一无二的生态文化。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在政府主导与积极支持下，各利益方积极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社区发展有了新发展，对社区共建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3）社区公共服务。随着三江源保护建设工程的推进和国家公园建设，每乡及相对较大的定居点均配备了卫生所，医疗服务能力逐年提高；社会保障成效显著，农村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逐年提高，目前达到80%以上；每乡有一所小学，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全覆盖；文化、体育活动场所逐步建设，配备图书、器材等设施，园内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由于历史欠账多，总体上社区发育程度低，公共服务水平仍有诸多短板。医疗卫生和宣传教育等普遍存在人才短缺、设施设备不足或配备后难以投入使用等问题，特别是幼儿教育存在较大差距；文化体育等仅在乡镇及大型聚居点有所布局，大部分村社尚属空白；社会保障有待进一步提升，贫困和因病致贫等发生率较高，牧民转产转业难度大。
1.社区发展现状。
（1）社区牧民及其分布特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社区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党和政府着力改善广大牧民群众生计，先后实施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的生态移民工程、游牧民定居工程，以及玉树灾后重建安置等，基本实现了游牧民群众的定居，但多数牧民群众仍保持夏季游牧习惯，保持了冬季定居和夏季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此，呈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民的分布特点：一是以行政村为基础沿道路定居的分布形态，聚落和散居户共同组成一个管理单元；二是总体上牧民居住仍较为分散，聚落程度较低、规模较小，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除乡镇政府驻地和个别大型定居点外，其它定居点少则一二户，多则5户；三是定居和游牧相结合，冬季在聚居点居住，夏季多在夏季草场进行游牧生产；四是初步呈现向各级行政中心聚集趋势，80%以上牧民居住在乡镇政府周围50公里（直线距离）范围内。
由于研究对象的古代文献记载一致（只有两处始建记录且时间统一），故主要问题集中在“两比”的第一点。乡土建筑的地域性差异较大，不应拘泥于研究对象与“法式”对比，应充分研究地方建筑特色，参考“法式”，综合分析判断。本文着眼于总结金溪明代牌坊门楣题注惯例，通过比较综合分析研究对象的建造年代。
（2）社区经济社会发展。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范围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四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有牧户16621户、6.4万人，其中2.4万贫困人口，所在四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占比达到37.5%。园区内居民基本为藏族，逐水草而居，主要从事传统的草地畜牧业，就业增收渠道窄。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青海多年努力下，三江源地区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民生不断改善，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底子薄等客观及历史原因，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涉四县产业和收入结构单一，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76元，主要来源为国家补助、畜牧业收入及部分虫草收入，民生改善任务重，精准脱贫难度大。
学界针对国外社会保障经验的研究也有很多，鲁泉指出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公平作为其核心价值主张，揭示了社会保障对于维护德国社会公平的巨大作用,而维系两者关系的核心机制是协商公决的社会政策决策方式，明确政府责任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关键所在。[12]英国在1994—1995年原本19.8倍的初始收入差距经过税收以及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的调节后被缩小到3.7倍；而芬兰也使得原来的15倍的收入差距通过国家养老金、住房津贴等社会保障政策缩小为1.7倍。
汤翠也意外，意外侯大同的反应。南菜这样的棚户区，哪个不盼着能有像北区那样的拆迁机会？如今真的要拆迁了，侯大同竟然反应这么激烈。动迁办公布的政策，南菜这一片的房屋建筑都按1：1.4赔偿，闲置土地按当年度城市拍卖土地的均价补偿。以汤翠对侯大同的了解，她不相信他是在胡搅蛮缠。
（4）社区基础设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二期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稳步提升，管理能力也得到明显改善。但受三江源地区整体发展水平限制，公园面积大，人口分布分散，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环境整治、防灾减灾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欠缺，基础设施建设仍难以满足国家公园保护和当地发展的需求。
2.国家公园与社区共建方式。建立有效的社区发展机制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任务，也是未来国家公园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积极探索，积累了共建的实践经验。一是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通过创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将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为园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按1800元/月标准发放工资；并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制定管理规范，以及进行年终考核，以确保生态管护质量，从而实现生态保护和脱贫的双赢。2018年，园区内17211名生态管护员上岗管护，在生态保护的同时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二是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当地政府通过社区共建共享机制，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到共同致富的工作中，主要是以畜牧业合作社的方式，以户为单位入社，以股份制经营为突破口，促进贫困户增收，减少了对草场的掠夺式放牧，缓解了草畜矛盾，做到了对草场的合理利用。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逐步转向特许经营，提高产品的生态附加值，牧民转变为生态保护者与红利共享者。三是社区治理主体“融合发展”。社区管理对社区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行政村为基础开展了大量管理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一方面理顺基层管理体制，各村（牧委会）普遍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使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层得以落实，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及时反映民意和三农需求。另一方面，制定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村规民约，在生态保护、生产生活、文化传统、集体收入等方面进行规范约束。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自发组建的诸如社区环境保护协会、动物保护小组等群众性志愿者队伍等社会组织作用，积极开展教育培训、灾害救助、产业引导、环境保护等活动，以社区（牧委会）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为主要依托的治理结构逐步丰富。
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社区形态区别性发展社区事业，建设必要的服务设施，吸引公园周边社区牧民自愿聚居，促进转产转业。
3.扩大公众参与度。一是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国家公园的宣传教育。自2006年起，青海省每年通过举办中国（青海）三江源国际摄影节等活动，展示、宣传、推广青海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2017年开始举办“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媒体行”活动，使众多媒体和大众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当地牧民建设国家公园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当地学校注重对中小学生环保理念的培养，将环境教育纳入课堂，课程内容包括当地自然环境介绍、环保达人故事等，倡导践行生态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据统计，几年来玉树州杂多县18所中小学校共捡拾垃圾达5吨。杂多县昂塞乡以雪豹为主题的全域化自然体验基地建成，吸收牧民参与环保体验和教育服务工作，实现订单式管理，已接待了10个体验团，每个团为每户牧民带来2000至8000元的收益。二是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搭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平台，引导自然之友、自然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全球环境研究所（GEI）、阿拉善SEE、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环保组织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让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自觉行动，同时，开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开创性研究与实践，在资金支持、技术指导、推广方案方面帮助当地牧民通过保护三江源而改善生活。三是建立配套的法律制度。新出台并实施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点）》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在公众参与方面，《条例》第六章的“社会参与”对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作了详细的规定，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通过社区共建、协议保护、授权管理和领办生态保护项目等方式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强调对当地居民参与环保的培训和教育，鼓励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社区居民在园区内的生态保护主体作用。四是引入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国家公园建设。首次引入社会力量、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及国家公园建设，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共同启动“诞生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创行”项目，是我国以政府主导合作、WWF贡献国际经验与技术、企业参与的对三江源重要生态系统和国际重要湿地的共同保护，开创了社会参与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之先河。
（三）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社区共建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按照《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挖掘优秀资源，利用生态优势，推进产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建设，有效促进牧民增收，构建与国家公园保护要求相一致的社区绿色产业体系。
1.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推动社区共建阻力大。国家公园以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为基础，基于此，有一些观点认为国家公园是绝对禁区，这忽视了试点区内有大量社区的历史事实，忽视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在长期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已经成为当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合理保护其生活方式也是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及健康的一种措施，需要给予扶持和帮助，从而对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建设理念的理解还不透彻。与此同时，由于三江源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非常薄弱，社区发展基础设施极其滞后，传统与现代、发展与保护、试点与协同均处于探索推进中，社区共建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各方共识。
2.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以来，相关部门在体制试点阶段组织制定了关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科研科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特许经营、预算管理、项目投资、社会捐赠、志愿者管理、访客管理、国际合作交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等10个管理办法，使开展这些工作有章可循。同时，为规范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的持久保育和永续利用，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实际，制定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但针对社区发展，尤其是社区共建共享治理方式的规章制度尚未出台，不利于各方在社区发展方面开展工作。
3.国家公园内社区建设和管理各方参与不足。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家公园处于体制试点阶段，改革纵深推进不足，社区共建模式的建立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以往社区治理动力多来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社区牧民处于被动状态，面对“共建”的角色转化，很多社区牧民无所适从也不积极，其主人翁意识还未觉醒，仍需一定的适应和改变。社区内社会团体、市场等主体多为零散的、不稳定的参与和介入，如何发挥各方最大力量，发掘各自的最大潜力仍需做出许多努力。政府以外的力量参与决策、治理的历史较短，各方参与性不足。另一方面，从精准脱贫具体举措看，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帮助当地牧民发展民族手工业创造收益等方面，生态畜牧业、文化旅游业等产业发展正在起步，生态补偿机制正在建立健全，扶贫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尚未完全协同。目前进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社会组织多为环保组织，探讨的多是关于如何保护三江源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相关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案例较少，如何吸引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社会治理仍是当前较大的难题。同样，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企业也多在国家公园宣传和展览、巡护人员装备、品牌创立等方面开展工作，针对社区发展的也较少。
4.社区共建体系建设任务艰巨。国家公园内的社区共建既需要国家启动资金筹措、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对全社会各层面进行宣传发动、教育培训等配套工作，同时政府和行业部门要制定产业政策、银行贷款、减免税费、技术辅导等优惠政策予以拉动和扶持。总之，需要一个各方共同参与、协同发展的体系，才可能构建这种社区参与共建体系，任务较为艰巨。随着国家公园内生态保护和建设措施的实施，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草原禁牧和限牧面积进一步加大，势必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三江源国家公园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生态经济短期难以形成规模，牧民转产转业制约多，人口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加之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施工期短等因素，更加大了国家公园的建设成本。如何积极探索形成有利于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协调的生态保护管理体制和规范长效机制，是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挑战。
二、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建模式的构建路径
积极探索社区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良性发展模式，协助和促进周边社区居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建的主要目标，由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其体制试点中社区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既要因地制宜，也要突出高原特色。
（一）构建共建共享体系
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建机制的确立，是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牧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意味着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和民间力量在全过程和各环节清晰的角色定位、明确的权责分工和有效的互动参与，其有助于通过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合理定位和必要调整，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效果。
1.政府的职能转变与角色定位。社区共建模式的建立，需要政府更加关注国家公园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沟通，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作机制，始终在国家公园制度建设、维持国家公园稳定、输出相关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主体功能，为经济发展、社会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政府将更多地扮演类似信息传递者、利益协调者等角色和身份，转变“自上而下”式的管理方式，积极为周边社区的发展提供相关帮助，协调各方利益，共同发展。政府在规范多元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关系与明确职能定位的基础上，重视和发挥社会自治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作用，保障牧民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培育和提升基层自治能力。基层应更加注重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健全多元参与合作机制，通过政策扶持、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方式推动社会组织承担更多责任，促使其依法发挥优势，与政府协调互补。同时，分类整合公共服务，拓展和规范社区公共服务准入渠道，使各主体都能均等发挥自己的作用，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合理化。
2.社区居民的全过程参与。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为中心，是社区共建的核心要义。作为国家公园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直接承载者，国家公园周边居民是社区真正的主人，是社区发展的具体实践主体和发展内动力，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最大受益者，享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应积极引导牧民群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全过程，从单一的牧民转变为公园的建设者、保护者和管理者，提高公园建设成效，协同维护公园优良的生态环境。一是通过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和工程建设劳务岗位参与共建，充分挖掘和运用千百年来牧民与大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的民俗文化知识进行保护、建设和管理。二是通过社会服务公益岗位参与社区的自我建设和管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鼓励社区牧民参与社区环境、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社区产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三是鼓励牧民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参与生态产业、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等方面的运营管理。四是建立社区沟通机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重大事项公示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社区居民意见采纳和反馈机制，建立社区扩大会议制度，对于公园生态保护、工程建设、产业发展等，积极征求社区的意见，引导社区参与重大事项决策。
1.协调推进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建设。引导地方政府加强与国家公园的衔接，在重要入园处建设入口社区，为国家公园提供必要支撑服务的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有序引导访客入园，提高访客管理效率，依托已有基础设施条件和乡镇发展基础，在长江源园区109省道入园处、长江源园区308省道入园处、黄河源园区214国道入园处以及澜沧江源园区309省道入园处分别建设标志性门禁的入口社区，即玉珠峰社区、加吉博洛社区、玛查里社区和多那社区。入口社区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紧密衔接、同步规划建设，优先承接国家公园内自愿向此转移的牧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适度授予特色小镇和入口社区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关品牌的使用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便利。合理发展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服务业和小型商贸业，将入口社区打造成国家公园的支撑服务区域，不断完善和延伸入口社区的服务和功能，将入口社区打造成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色小镇，将特色小镇培育成重要的绿色产品加工和流通基地。
4.社会组织的协同推动。社会组织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依托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以“明确责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的界定，充分发挥其政社互动、民主协商、利益聚合、公共服务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依托其协商民主的属性，为社区提供平台和渠道，使社区的自治活动有序开展，积极宣传并着力培育理性参与文化，帮助社区居民个体冲破个人功利主义的藩篱，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参与积极性，激励各类主体目标一致、协同行动，共同促进国家公园福祉的最大化。
（二）开创绿色发展新模式
社区共建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近年来优化国家治理的重要举措，而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是改革的重点领域，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与社区共建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
一是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改变传统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生态畜牧业，推广舍饲、半舍饲，以及移动式和组装式棚圈，逐步降低牧业活动对草场的压力，达到草地、野生动物和家畜的平衡状态。二是积极创办牧业合作社。以草畜平衡为切入点，以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和股份制改造为重点，推广天峻梅陇、泽库拉格日模式，引导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联合社，整合牧民草场，以股份制经营为突破口，引导牧民以草场和牲畜入股，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用工按劳取酬、利润按股分红的分配模式，促进贫困户增收。先期开展合作社试点，对效益带动明显的合作社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支持民族手工业等非牧业生产，解决一部分由于改变放牧方式所释放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转产转业。发展产业联盟，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社+互联网”等新业态。三是鼓励参与特许经营。同等条件下当地牧民具有特许经营的优先参与权，鼓励牧民以个人或合作社的名义参与公园内有机畜产品及其加工产业、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服务业、文化产业、中藏药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特许经营。四是推进牧区流通现代化。打造社区生态产品和服务销售公共服务平台，支持供销、邮政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健全畜牧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有序推进农村电子商务。五是发展社区服务业。依托各社区的建设基础，为生态体验、科学研究等访客提供服务，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支撑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引导扶持小型商贸业，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对于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服务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六是推进绿色有机品牌认证。注册三江源国家公园系列品牌，推动相关产品的绿色有机认证，申请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探索生态新型城镇化
建设三江源生态新型城镇体系，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建设入口社区和特色小镇。提升各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产业发展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底柱光凭声响，就知道对面鬼子撅起屁股要拉什么屎。比如刚才那发炮弹，就一点也不可怕。炮击最可怕的是每次大战前打的几发校验弹，校验弹一响，不出喘气的功夫，后面准会跟来比蝗虫还多的弹雨。
3.企业的特许经营。在三江源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企业可通过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建设、绿色产业发展、生态体验等参与到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中来，通过政府准入的方式获取特许经营权后，为促进国家公园的绿色发展，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方面提供支持。同时，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强各类利益主体间的协同性，形成一种动态的、包容的社会稳定机制，促进全民共建共享目标的达成。
目前基于大豆油脂的微生物发酵方法可实现大规模发酵产品技术优化，其主要发酵流程包含了对菌种的选育、对培育基的配制、对培养及接种产品分离的有效提纯等技术过程，提取大豆中的大豆油脂和大豆蛋白两种主要成分。所以可采用产酶菌种配合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豆中种类丰富的酶，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分离其中的大豆油脂与大豆蛋白，最后利用微生物发酵方法提取大豆油。该方法成本低廉、工艺简单、条件温和且营养价值损失偏小，在具体的发酵过程中，主要结合菌种生长与产酶实现同步操作，专门制取大豆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亚油酸等有益成分，同时确保发酵后的食用油品质符合国家标准[2]。
清单计价的基础也是定额，不过这个定额不是定额计价中的定额，而是企业定额［2］。虽然国家在力推清单计价模式，但如果没有企业定额作为支撑，工程量清单的综合单价还只是由若干个地方定额子目组成，这样做出来的清单报价，也只是穿了马甲的定额而已，不能真正体现企业自主报价。
2.打造不同形态的聚居点社区。为便于管理公园内牧民，为转产转业和提供社区服务奠定基础，并有效控制、规范国家公园内工程建设，与现行管理制度相衔接，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充分利用现有设施，根据居民聚居形态、基础设施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发展方向等因素，分类打造三种形态的公园社区：“一级社区”包括基础条件较好的各乡镇政府驻地和现有大规模集中定居点，如野牛沟集中定居点等，重点打造为乡镇级医疗、教育和商贸中心，对于自愿转产转业的牧民进行合理安置，解决后续产业问题。“二级社区”包括公园内区位较好、交通便利、有一定聚居基础的行政村，以及列入青海省高原美丽乡村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发展体制机制示范村的行政村，围绕村委会打造中心聚居点和村级服务中心，提供必要的社区服务。中心聚居点提供统一的医疗、卫生、用电、饮水、文体等服务；对分散居住的牧民，统一配备户用移动式、便携式服务设施。“三级社区”以分散居住为主、聚居程度更低、设施更落后的行政村为主，医疗、教育、文化等社区服务就近依托所在乡的一、二级社区获取，配备户用移动式、便携式服务设施设备，开展巡回式社区服务。
桥梁施工是一个系统过程，受各个影响因素众多，为了全面的整个施工过程的风险进行识别，我们从施工管理的五大要素：人、机、料、法、环[13]，五方面对施工安全风险进行考虑，其中“法”指施工方法，不涉及安全风险，在这不做考虑，最终形成风险分解树如图3所示.
3.加强社区引导和调控。通过社区引导，促进牧民聚居和转产转业，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对于自愿聚居的牧民，每户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逐步建立三级社区——二级社区/一级社区——县城的社区体系。一是完善一级和二级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吸引分散牧民自愿聚居。二是支持完善城镇和入口社区功能，吸引牧民向园区外转移就业，对自愿向园区外转移的牧民，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如继续享有和公园内牧民相同的各类补助等。三是核心保育区实行更加严格的保护，优先引导核心保育区牧民向区外或园外转移。四是对冬季居住夏季放牧的现有聚居点，参照三级社区标准，给予必要支撑保障。五是加强县城和乡镇配套设施建设，引导老人和孩子向城镇集中，更多享受国家公园建设的实惠。
（四）关注社会事业发展
从操控布局来看，尼康D500完美继承了全画幅旗舰机型D5的结构，拥有众多的实体按键/拨盘，包括白平衡、图片质量、测光模式等众多功能都有其专用按键，只需配合前拨盘就可以进行相应设置，熟练后可进行盲操。对于注重连拍性能的机型来说，连拍模式转盘是必不可少的，在D500上自然没有缺失。在机身背部，能够将激活对焦功能和快门释放区分开，对于体育题材摄影师十分重要的AF-On键以及方便移动对焦点的摇杆也都在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上。
1.逐步增强公共服务供给。一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能力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牧民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一级社区打造成设备完备、功能健全的中心社区；二级社区中心聚居点建设综合服务中心，为宣传宣讲活动、各类培训、党员活动、文体活动等提供场所，配套建设医疗、幼儿教育等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三级社区依托所在乡的一、二级社区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为牧民统一配备户用光伏、净水设备等生活必需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巡回服务。二是完善医疗卫生体系。着力补短板，完善社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一、二级社区全部配备医疗室和相应医疗设备，加强医务人员配备，推广远程医疗，促进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加强对当地从医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发挥“赤脚医生”服务网络作用，与移动式医疗服务相结合，解决牧民群众看病难、就医远的困难。加强地方病、传染病防治，改善妇女医疗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三是强化教育培训水平。按照国家建设标准和青海省办学标准对一级社区小学进行改造提升，配置相应教学设施设备和教师，全面提升教学能力，配备专业互联网设施和教学设备，推进远程教育；二、三级社区，依托所在乡一级社区开展小学教育服务。加强学前教育，确保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相衔接。积极引入专业教育培训机构，以社区为单位，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对牧民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活动，提高牧民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四是丰富社区文体建设。一级社区建设图书室、党员活动室、文化中心，以及户外活动场所，配置相应设施设备，满足社区学习阅览、基层党建、文化活动、体育健身等的需求；二级社区中心聚居点打造综合服务中心和户外活动场所，为宣传宣讲活动、各类培训、党员活动、文体活动等提供场所；三级社区就近依托所在乡一、二级社区开展文体活动。五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新农合等逐步实现全覆盖，继续落实草原补奖、教育、培训、燃料补助、困难补助等补偿政策，保障牧民基本生活，并适度提高补助标准。探索高原牧区居家养老新模式，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在一级社区建设养老服务站，吸引集中养老。进一步保障牧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分散居住的牧民配套建设防熊围栏，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补偿基金，对因野生动物伤害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六是提供就业岗位及服务。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扶持发展多元化的社区产业，鼓励牧民就地创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为牧民提供种类丰富的技能培训，有效提高牧民的就业能力。
2.培育新时代社区文化。在厚重的传统文化土壤中，根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国家公园特点的社区文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制定社规民约，普及生态文化，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引导社区群众树立生态第一的观念，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促进从牧民向“园民”的转变，培养生态公民。共同创造并遵守正确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社区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公众制度、文化环境等精神财富，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民风淳朴的良好社区环境。鼓励培养文化传承人，开展丰富多彩、特色浓郁的文化活动，加强文化宣传，使社区文化成为国家公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本模型中混凝土板与钢梁采用栓钉连接，栓钉直径为Φ22，每个钢翼板横向设置8个栓钉，栓钉纵向间隔约为300 mm。
（五）构筑全社会参与体系
坚持国家所有、全民共享原则，建立社会广泛参与保护管理、科研监测、特许经营、志愿者服务、社会监督等方面的机制，构建完备的社会参与体系。一是建立健全社会投资与捐赠制度。以园区作为平台和载体，制定社会投资与捐赠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广泛吸收企业、公益组织和个人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园区建设与发展，给投资捐赠方以荣誉和信誉保障，鼓励支持社会资本领办生态恢复治理区块和项目，开展特许经营。二是推行志愿者服务机制。建立志愿者招募、管理、培训、参与、保障、奖励制度，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志愿者，特别是青少年志愿者参与国家公园志愿服务工作，通过志愿参与活动提升社会各界的生态环保意识，扩大国家公园影响力。三是建立社会参与合作机制。秉持开放、合作、包容、共建共享的理念，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推动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社区共建、特许经营、授权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等合作领域。四是建立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参与机制。搭建合作发展平台，鼓励支持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国家公园的规划设计、生态保护、科研监测、社区共建等，为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五是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国家公园信息公开制度，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建立举报制度和权利保障机制，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不断扩大影响力和受众面，提升国家公园的社会化管理水平。
（六）积极创新体制机制
1.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探索研究和建立与社区项目有关的、支持性的法律、政策，明确不同利益群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当地居民）的权利和责任，制定项目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法律依据，使当地居民参与管理和保护合法化和规范化。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确定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各自的产权结构，合理分割并保护所有权、管理权、特许经营权等。
在进行葡萄促成栽培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棚内情况进行适当的灌溉。在这个过程中应用节水滴灌技术，不单可以解决干旱问题，同时还可以随水施肥，更好的均匀灌水和施肥，从而为果农节约时间和成本。在葡萄坐果之后，果农还需要通过结合膨大肥进行充分的灌溉，更好的保证幼果的生长和发育，采收前的15d左右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水分补充，从而防止出现果实开裂的现象。
将切好的牛肉丁放入油炸锅中进行脱水干制，油炸锅温度控制在130～160 ℃，通过反复试验得出最佳的油炸方式和油炸时间。
2.多元融资筹措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资金。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应逐步纳入中央财政支出范围，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资金筹措保障机制。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鼓励其在业务范围内，对符合条件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项目提供信贷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在确保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积极引导使用特许经营模式。积极落实现有对牧民的各项补偿制度，结合新的社区发展要求，有效整合各项补偿，提出综合型补偿，并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3.支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以基层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管理为基础，支持相关社会组织为社区发展提供志愿服务。一是对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教育和生态保护宣传，增强牧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主动参与保护。二是积极引导培育环保小组、扫盲小组、妇女互助小组等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区自治。三是开展法治、医疗卫生、就业、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宣传活动。四是提供产业发展指导，开展牧民技能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等，将公园核心理念与牧民技能培训相结合，培训内容要切合实际需要，使参与培训的农牧民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将技能培训与观念转变结合起来，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从而发挥社区牧民参与社区发展的主导作用和积极性。五是根据社区发展需求不定期招募优秀志愿者，社区志愿服务以“自愿、自费、短期”为主，政府根据相关规定给予一定的生活费补贴、社会保险、交通补贴、体检等费用，在开展社区服务过程中形成志愿服务报告，为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4.建立社区发展长效机制。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让保护生态环境者不吃亏并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牧民成为江河源头、绿色空间的守护人。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贡献大、谁得益多”的原则应进一步合理确定生态补偿的内容、对象和标准。明确补偿区域、补偿标准以及资金拨付、使用与监管。通过合作社、特色产业、社会保障体系及生态补偿机制全方位对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予以支持，形成牧业合作社+特色产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共同构成的社区发展的长效机制，确保牧民脱贫致富、社区面貌得以改善。
三、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共建的相关建议
（一）设立社区发展基金
按照社区发展情况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基金来源可采取多方筹措的方式，如已取得收益的合作社、各类国内外公益组织、企业、政府配套等，牧民可从基金中贷款购买生产物资、解决生活急需用款、做小生意等，或者集体兴办公益事业时垫支。基金的筹措由国家公园各分区管理处负责，下设不同规模的基金小组，由牧民自己组建小组，自己制定章程管理、确定还贷时限和贷款利率。所产生的利息可用于社区的小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将当地群众的利益与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增加国家公园和牧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促使当地群众对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积极发表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二）培育社区自我管理能力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类项目增强居民的自我发展的信心和能力，为居民之间互助合作提供机会，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由此增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确立社区群众在国家公园中的地位，即由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改变国家公园管理的思路和方法，社区居民是国家公园的伙伴，管理工作的重点不在于防备他们做违背保护原则的事情，而在于真心实意把社区居民看做自己人，满腔热情积极帮助他们广开生产门路，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将社区牧民吸引到保护区管理工作中。
（三）加强科技人员的支持
发挥科技人员支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积极作用，根据科技部、中组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由青海省科技部门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在人员选派、任务安排、经费落实、组织实施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科技人才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支持。
（四）统筹园区内外社区发展
发挥国家公园的影响力和示范带动作用，统筹园区内外社区共同发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鼓励周边社区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等形式，保护国家公园周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周边社区的发展，可以为公园提供必要的外围支撑，同时，可以作为公园内人口转移的有效承接区域。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对协议保护社区进行考核评估，经考核通过的社区，授予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品牌的使用权，提高有关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牧民经济收入。
（五）国家公园与社区发展的研究需进一步探索
随着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国家公园和社区的关系也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发展不可能分隔开来，以牺牲国家公园内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有悖于国家公园建立的初衷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国家公园和社区关系的协调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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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9)03-0109-10
作者简介：苏海红，女，西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员；李婧梅，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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