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雄
（西藏民族学院哲学系，陕西咸阳712082）
摘要：先秦儒家对“学”与“教”十分重视，孔子认为我们之中的大部分都应该靠“学”方能“知之”，荀子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向善，孟子更是把教育抬高到比政治还要重要的地位。勤奋而又方法得当的“学”加上良好的“教”，学者就能通达“智”，进而可以或成仁、成圣，或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关键词：学；教；先秦儒家诸子；礼记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6-0000-01
一、“学”与“教”的重要性
《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什么是“学”？学就是“格物”、“致知”，这是一个“学”与“思”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易事，但却是整个“大学之道”的基础。我们知道，“大学之道”就在于“明明德”，还要“亲民”，最后“止于至善”；何谓“至善”呢？简而言之就是“明明德于天下”，通俗地讲就是“平天下”。而这个过程是以“格物”、“致知”为基础，并通过“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其中，“格物”、“致知”虽是基础,而“修身”却是根本。而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孔子告诉我们即使有一些诸如“智”“仁”“勇”等一些好的品德，不好学也是不行的，他对子路说有“六言六弊”：“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学”的重要性。
何谓“教”，“教”就是教育、训诲，荀子和孟子对于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都非常的深刻，但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同。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荀子•荣辱》）；因此，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如果顺人的本性发展而不加以限制，那么社会定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求，这就必然会引起争夺、战争等恶劣事件并最终陷入混乱。所以要教育，通过圣人制定的礼义、师法等对人们的本性加以限制、引导，方能使人向善，从而使社会安定。就算是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刑罚，也少不了教育的引导，正如荀子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荀子•富国》）。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孟子把它放在了高于“政治”的地位，他说：“信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而一个国家是不能以“得民财”为务的，《礼记•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只有获得民心，国家才能上下一心，长治久安；因此，教育的地位应该受到足够的、长久的重视。
“学”与“教”是不可分的，有“学”就得有“教”，《礼记•学记》说：“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所以，“教”与“学”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教学相长”。孟子认识到这一点并认为是人生的三乐之一，他说：“君子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中国古代师生关系的建立是非常慎重的，一旦建立便是一辈子的责任，一个好的老师，学生对他的感情可谓“不是父母，胜似父母”；这一点，在颜渊回答孔子时说“子在，回何敢死”（史记•孔子世家）这句话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二、成功的“学”与“教”所达到的效果
《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改，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而这些实际上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于天下”。在这之前，我们首先要通达“智”，通达“智”的过程要修身，修身是“明明德于天下”的核心和根本，《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通过“明明德于天下”，最后“止于至善”，这也就是“学”、“教”的终极目的，也可以说是先秦儒家整个人生的价值取向；在追求这个终极目的的过程中，或成仁、成圣，或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们以孔子为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的这个过程就是从“志于学”开始的，“生而知之”少得可怜，那是圣人，现实生活中的例子相当于无，所以孔子和我们一样，要靠“志于学”，也就是“学而知之”；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需要说明的是，“学而知之”这四个字并不简单，他有两方面的不简单：一者，不可小看了它，不是说学习了杠杆原理就可以撬石头了，更不是有了军火就可以打胜仗了，要看大、看宽；再者，“学而知之”所获得的“知”未必是“真知”，只有通过“慎思”再加上实践才能够对其“明辨之”，界定了这种相对知识的应用范围，才可以“笃行之”。通过这两个不简单，笔者认为“学而知之”就是为了达到孔子的那种“四十而不惑”的水平。
一个人，当他不惑于万物之时，就可以考校历史的变迁、社会的现实并由此明了“天命”。明了了“天命”也就明了了天地万物的运行之理，纵然有悖逆的言行不期而至也足以能够将其顺势导而化之，从而“耳顺”。不惑于万物、通晓了天命，再加上耳顺于善与不善，久而久之就会“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一种“诚”、“明”的境界，这正是一种“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是圣人的境界。《礼记•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所以，不论资质的高低，只要朝着“学而知之”甚至“困而学之”的方向锲而不舍的去努力，终归会有一份收获的！
参考文献：
[1][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清]刘宝楠.论语正义[M].香港:中华书局.1978.
[4][清]程树德.论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作者简介：陈雄，1988年生，男，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在读硕士，西藏民族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先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