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林:戴镣铐长征的朱光论文

郭松林:戴镣铐长征的朱光论文

在我军历史上,有一位传奇将领朱光,早年参加广州起义,在川陕苏区被张国焘关押,带着镣铐长征到陕北。他,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主席的文友,抗战初期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解放战争时期是林彪的下属,建国初成为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助手。

参加广州起义

朱光,原名朱光琛,出生于1906年11月,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朱熹后裔。从小师从于语言学家王力,自幼聪颖好学,喜爱书画,技艺日臻成熟,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学校展出。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进步师生开展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同学们第一次看到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

1926年,朱光考入广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在时任校长、中共地下党员朱锡昂的培养下,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并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初,朱光考入广州国民大学,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参加了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军脖颈上佩戴的那条鲜红的领带,就是朱光设计并组织制作的。

第二,心理矫治体系的客观因素。一是测评内容单一,简单的自评量表并不能全面反映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二是系统跟进尚无,对需要心理干预的社区服刑人员没有进一步跟踪、随访、回访;三是专业程度不够,缺少专业化测评系统,专业化人才匮乏,根据测评结果未能提供专业有效的建议;四是相关制度缺失,心理咨询室管理制度、心理测评制度等并不完备,没有形成有效的心理矫治工作机制。

广州起义失败后,朱光辗转香港。1928年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做地下交通员工作。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朱光在上海应邀完成了中央苏区货币的雕版设计。

1931年,时任中共淞浦特委秘书长的朱光,受中共中央派遣,秘密进入鄂豫皖苏区,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

酒店业属于服务性行业,中国有传统认为被认为是伺候人的工作,饭店服务员在古代被社会称为“店小二”,其中就包含了对这一行业的轻视。社会和传统观念对现在学生与年轻人的求职观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习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愿长期从事酒店服务工作,往往是工作一两年就转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最终导致旅游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转变的,饭店企业要加强员工培训与宣传,并营造良好的企业氛围,从思想上影响让转变员工从业观。

在“小河口会议”上

当年的川陕苏区,犹如标语的海洋。通过标语这个最直观的形式,将红军的政治理念、革命理想传播出去。这些红军标语话语直白、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朱光和廖承志,当时就负责红军标语的书写工作。川陕苏区被保留下来的珍贵红军标语,不少都是由他们书写的。

综上所述,各处理烤后烟叶主要化学成分指标均无显著差异,烟碱含量均较高,D2处理略低,化学成分协调性定量评分结果显示,3个处理化学整体协调性较好,各指标分值间无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D2>D1>D3。由此可知,各处理中部烟叶化学成分协调性较好,上部烟叶烟碱含量均偏高酒糟肥,D2处理烤后烟叶化学成分协调性相对较好。

见面的地点定在律师事务所。6 3岁的谢修平比实际年龄更显老,这是乡下人共同的特征。身体还壮实,看不出有什么不便的地方。苏楠握了握他的手,说她代表委托人,谢谢他出来作证。

12月9日,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南麓的陕西省城固县小河口镇,得到中共陕南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忱欢迎,疲惫至极的红军将士得以吃个饱饭、睡个好觉。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镇举行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光和其他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盲目西进及家长制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家湾建造竹桥的竹材来自当地丰富的竹资源。竹桥是村里的第一个竹子项目,不仅示范了竹子可以用于建造桥梁,更重要的是为当地建造一个竹材储存库和保护中心,以储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高质量竹材。一旦竹材储存库建成,就可以加工制作其他竹制品,也可以将竹材销往其他不产竹子的地区,比如另一个项目的所在地——山东。山东缺少竹资源,刘家湾通过销售竹子缓解了贫困。是竹建筑将竹材的生产地与消费地连接起来,实现了双赢。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开展了声东击西的陕南战役,在调动了蒋介石精锐部队回防汉中之际,迅速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挺进川西北,开始长征。

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总指挥分析了川北的特点:地势更险要,回旋余地大,物产更丰富,人民受苦深,敌人防守空虚。会议决定立即挺进川北,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再积极向外发展,将川北、陕南连成一块。随即,红四方面军在冰天雪地中翻越巴山天险,击溃了盘踞川北的军阀田颂尧,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剧场里变得静悄悄的,没有人理睬我,我恐惧地发现,有几个人已经悄悄地拿起了匕首,不知是谁先踏出第一步,这些人已经慢慢地向坐在座位上的人围了起来。

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

川陕苏区的红色“囚徒”

心胸狭窄的张国焘,一直对“小河口会议”耿耿于怀。

朱光为何免遭杀害?据他回忆分析,是因为自己从事政工宣传,没有在军事主官位置上,一介书生对张国焘不构成威胁。除此之外,朱光是上海党中央派至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张国焘投鼠忌器,所以不敢下毒手;还因为朱光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会设计苏(维埃)币和撰写文章,是宣传工作的得力人才,这些才能可以为张国焘所用,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西进途中,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的朱光、刘杞、王振华等私下串联,要去上海找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问题。时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感到事关重大,即和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商议,并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建议,召开会议解决意见分歧。

朱光也被打成“罗章龙分子”关进监狱,由川陕省保卫局严刑逼供,强令交代“小河口会议”的“错误”。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逼供,朱光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继续关押。

1933年春夏时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稳固发展后,张国焘认为时机已到,便借“肃反”之名,开始打击那些曾经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过他的同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刘杞、王振华等一批红四方面军杰出将领,被冠以“托陈派”“改组派”“通敌分子”“右倾首领”等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对于张琴秋,张国焘碍于她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的夫人和她在红军中的威望,未敢贸然加害,但也把她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贬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以示惩戒。

1933年6月,朱光在关押审查中,亲手创办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军区机关报《红军》,四开土纸,手工油印,单页正反两面印刷,每期约3600字。报头《红军》两字是双钩美术体,有的消息还配有插图,皆出自朱光之手;7月,朱光协助创办少共国际师机关报《少年先锋》;11月,朱光协助川陕省委创办机关报《共产党》,后改名为《川北穷人》《苏维埃》等刊名。张琴秋调往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还邀请朱光为总医院编辑院报《血花》。

朱光在关押期间,认识了从上海来到苏区,也遭张国焘怀疑关押的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廖承志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与朱光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遂成为狱中好友。解放后朱光在广州市工作,廖承志每次去广东,都要和老战友朱光见面,还点名要吃朱光夫人余修亲手做的“萝卜糕”。这是后话。

1933年11月18日,川陕苏区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苏区财经工作的负责人郑义斋,经请示张国焘同意,让廖承志、朱光设计多套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货币。他俩为货币设计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都暗藏印记,以防假冒。每张货币上还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另外,为了防止货币被伪造,还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如今,这些苏区货币,已成为珍贵的红色历史文物,是川陕苏区红色政权的象征,也是那段红色岁月的历史见证。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张国焘的错误指挥,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一路上遭敌军围追堵截,部队疲于奔命,减员严重。不明不白地向西转移,何去何从?引起了部分红军将领的质疑和不满。

1938年,朱光和余修在延安结婚,证婚人毛泽东。

戴着镣铐长征

城固“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被军史评价为历史转折点。军史认为:在红四方面军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会议形成落脚川陕的基本方略,战略上赢得主动权;曾中生、张琴秋等人的任用,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维护了党的团结;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张国焘飞扬跋扈的家长制作风得到遏制收敛;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前进方向,全军上下重新振奋精神,红军的凝聚力明显提高。

长征到延安后,由于其宣传方面的天赋,朱光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毛泽东亲自拍板让朱光负责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央马列学院。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兼任院长;5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兼任院长。朱光担任这两个学院的秘书长。

朱光以“囚徒”身份跟随部队移动。白天,他戴着手铐、背着笔墨纸张和油印工具行军;晚上,打开手铐,换上脚镣,刻写蜡板,编写并油印战报。到了宿营地,顾不得休息,还要上街书写标语。朱光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部队走到哪里,他书写的标语就贴到哪里,把革命主张宣传到哪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首次会师时,“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朱光和廖承志两位“囚犯”带着手铐,被押着去负责搞新闻工作,红一方面军官兵见此情形都非常惊讶。

长征中,朱光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着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他硬是拖着一副病弱的身躯不掉队,戴着镣铐去战斗,凭着顽强意志到达陕北,实属不易。

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西北局宣布撤销对朱光的错误处分,恢复党籍。张国焘也被迫公开承认关押廖承志、朱光等人的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毛主席的挚友

歌曲《北京一夜》《新贵妃醉酒》和人音版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所讲的京腔京韵在主题和演唱技巧上类似,通过聆听和演唱,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京剧。周杰伦创作的《夜曲》,与肖邦的《B大调夜曲第3号》相融合,但他并不是将古典乐及歌曲旋律融合,而是与背景音乐融合,细细聆听,就会发现除了歌声和吉他声外,还有古典钢琴乐在跳动。这样的编曲创作,不仅让音乐作品拥有如诗般的浪漫画面,也让学生们更了解肖邦和他的作品。

对于汽车摄影来说,使用广角镜头往往比较好。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车身和大部分背景容纳进来,呈现一种宏大感。James使用全画幅相机搭配24—105mm镜头和28毫米焦段进行拍摄。

朱光还负责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工作。戏剧组曾公演话剧《炭矿夫》,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反映广大矿工遭受资本家压榨的凄惨遭遇,演出十分成功。接着又演出了由朱光参加编剧的《广州暴动》《秘密》等红色剧目。尤其是在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之时,朱光自编自导了话剧《血祭上海》,演出后获得好评,毛泽东看后也大加赞扬,称朱光是“江南才子”;朱德评价朱光“博学善谋”。

朱光书画俱佳,吟诗撰文,编剧和演剧,样样在行。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是朱光。”也正是因为如此,识才爱才的毛泽东和朱光成为了好朋友。

第一,公路桥梁的下部结构养护。公路桥梁地基对整体桥梁的稳定性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公路桥梁的下部结构养护不仅可以延长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还可以提高车辆通行的舒适性与安全性。第二,公路桥梁的桥面养护。公路桥梁的桥面是承重负荷的主要接触面,其面临多样的受损因素。若不对公路桥梁的桥面进行及时养护与维修很容易造成桥梁的变形性损坏。第三,公路桥梁的上部结构养护。大部分的公路桥梁养护工作都是对其进行简单维修,工作人员很少会进行深层次的养护,导致公路桥梁的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1]。

朱光与毛泽东的谈话向来无拘无束,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毛泽东对周围的人常说:“我和朱光可是相尚以道、文气相投啊!”

1938年,朱光和从香港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余修在延安结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出席婚礼,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担任证婚人,这也是朱光一生的荣耀。

1938年5月,新婚不久的朱光,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推荐去太行山抗日前线,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一年后,朱光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期间,朱光在连队调研发现,虽然“古田会议”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可是近十年过去,连队指导员工作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面条例,也没有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于是他亲自起草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党支部工作暂行条例》。这两个条例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经毛泽东主席签发颁布实施。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已是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朱光,奉命率部北出山海关,到东北的齐齐哈尔任嫩江军区政委,在林彪麾下工作。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一任市长,从此离开部队。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在即,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成为叶剑英主政广东的助手。他在转道北京时,看望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朱光请毛主席为他写幅字,毛泽东当即为朱光草书一幅《七律·长征》,并题:“附赠征人”,以缅怀那段难忘征程。

临别时,毛泽东主席再次提笔为他写下:“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朱德也将1939年冬的抗战诗作《赠友人》,重新书写后相赠朱光。

朱光(二排右一)陪同毛泽东主席(一排左一)视察广州棠下村

次日,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着毛泽东和朱朱德赠他的墨宝,率领200名广东、广西籍干部渡黄河,过长江,来到了广州。历任广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副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广州市政协前身)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期望,为广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给广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之后又调任安徽省常委、安徽省副省长,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3月,朱光在合肥去世,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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