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里奥·邦格在此篇论文中阐述了他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邦格以其精确的实证性要求任何政治哲学都需审慎地接受被设计条件的实证检验，借以区分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概念上的混淆。对臆想性论断的宽容将会使得“公地悲剧”不断在政治生活中上演，遮蔽政治哲学中理性的判断。从政治哲学的检验角度而言，已经发生的政治运动会证实或者证伪某些政治论断，从而可以评价某一政治哲学称述的真理性。在文章中，邦格以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群主义为例，从激进和温和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指出政治哲学理论应该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融合，接纳那些经受住实证检验的政治哲学理论，搁置未通过实证检验的政治哲学理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检验；公地悲剧
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当选前一年曾宣布：“墨西哥人是强奸犯。”然而，没有人要求他公开此消息的来源。学术界也常常有类似的武断：政治学有时与政治哲学相混淆，政治哲学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难以区分。所有自由主义理论家都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Popper 1974 II：28)，但他们并不打算解释这是如何可能的。大概他们没有听说过哈定(Garrett Hardin 1968)在其著名论文中对“公地悲剧”这一类似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不受约束的自由产生了不平等，反过来也限制了自由(Stiglitz 2012)。
“公地悲剧”的问题是：由所有成员拥有和管理的公共空间如何进行协作，这种悖论的民主解决方案在于调节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 1990)。但是除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48年)之外的自由主义者，都无视合作与希望并天真地认为国家将会作出一个公正的裁决，且还能确保自由在不平等的缝隙中生存。因此，自由主义可以导致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又是集权主义的核心(参见Hacohen于2000年和Bunge 2009年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而言之，政治学作品充满了臆想性的假设，尤其是预言，还缺乏相应的经验证据。这种做法已经让群众运动受到启发，导致一些人被诅咒，一些人的话被奉圣典，而另一些人则因社会解体而受迫害。政治哲学几乎被迫做任何事情，除了鼓励学者们去通过事实来检验这些理论。
天真的学生会要求提供支持的证据，但持观望态度的观察者不想费事而选择了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它们，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信仰和口号不需要接受选举以外的检验。因此，他们默认了费耶阿本德名声不好的口号：“怎么都行”。
这种对臆想性论断的宽容是错误的，因为一些更糟糕的政治悲剧是在无知甚至是大谎言的保护下发生的。我只想回忆下列案件:尽管马克斯·韦伯担心波兰的外籍劳工大量涌入东德注定要使得东德人和地的比例发生变化，但他未能预测德国“向东进军”战争计划所带来的德国军工复合体会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韦伯也没有意识到，由于他通过批评少数学术同仁关于探索阻止大屠杀的可能性的建议，导致在凡尔登可怕的战争中有将近一百万士兵死亡，显然韦伯背叛了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的人文信条。没有人教他任何成为权力精英的学者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韦伯确实警告我们，政治弄不好会招致魔鬼，但他并没有帮助我们学会与魔鬼打交道。
“当下，公立医院新的、理性的就医秩序正在建立。”今年9月15日，由《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医院领导者论坛——北方峰会”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大医二院”）院长赵作伟表示，几年间，大医二院深耕辽南，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搭建起了以信息化为支撑，纵向贯穿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横向覆盖疑难重症诊疗、急诊急救、居民健康管理的多维度、三级联动的区域医联体。大医二院以信息化为技术基础，“守正创新”，在患者至上，以智慧化服务模式优化就诊流程；“行稳致远”，意在效率与安全，完善和改造医疗服务模式。
译文： Some officials are not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properly. They sidestep difficult problems and 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 argue and pass the buck, and tackl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in a perfunctory manner…[2]467
几乎在同一时间，莫斯科命令布尔什维克集中精力消灭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派在很多国家都很单薄，因此毫无势力可言。当纳粹准备他们的攻击时，世界上的共产党人正按第三国际指令卷入斯大林发起的运动。当德国武装部队在1941年6月突然袭击苏联时，这种局部的盲目性使得苏联没有及时作出反应。苏联军队只有在德国人已经摧毁了整个空军并渗透到莫斯科领土之后才作出反应，这对当时的政治家和政治专家来说都太不可思议了。
在后备牛不同年龄阶段，生长速度可能会影响乳房发育，但是在断奶之后有影响，并不是断奶前。图1可以看出，3月龄前，体重生长曲线和乳腺增长曲线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在3月龄前，不管怎么饲养，提供的营养物质是高或是低，牛长得快或慢，都不会对乳腺组织发育产生影响，即不会对后期产奶产生影响。
CNN的输入是定长矩阵，而实际输入的语句长短不一，因此需要设置句子的长度。当输入句子长度超过设置长度时，则去除句子超过设置长度的部分；当输入句子长度不够时，则进行补零操作，以达到所需长度。
1993年转业的贾银成，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拮据的生活，三次婚变，儿子年幼患病，每月至少需要1500多元的治疗费用，雪上加霜的境遇，让已年近六旬、面临退休的他，曾经有过轻生念头。王业发得知情况后，经常找他促膝交谈，主动协调各方帮他解决难题，打消了贾银成轻生的念头，
1.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自由放任主义。假设两家牧民都以牧羊为生，这些羊需要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前期对草地饲养羊的数量都不加限制，两家牧民的羊都可以茁壮成长，直到有一天，有一家增加了羊的数量，从而对公共用地的开发利用超过了他应有的共同利益。简而言之，不受约束的自由会产生不平等，并最终导致其中一个最初的参与者破产。这就是 “公地悲剧”，生态学家哈定(Garrett Hardin 1968)在论文中首次提到这一点并使他一夜成名。
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以哈定的发现为基础，并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她乐观地认为应该由有关各方组成的公正法院，自行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因此，奥斯特罗姆不是诉诸亚当·斯密幽灵般的“看不见的手”，而是提出揭露所有相关的“手”，并让它们支配这一过程。
这种共享资源的自治并不是乌托邦式的，它可以追溯到公元960年以来，至今一直在瓦伦西亚(Valencia)省的实践(Giner Boira 1969)。该法院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法院，每周都会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开会，并成功解决了它所处理的所有争议。其成功的秘诀在于，瓦伦西亚沃特斯法院不仅没有采用自由企业式方法，而是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视为平等的，无论其初始捐赠如何。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由只能在平等者之间发挥作用(Bunge 2009)。换句话说，瓦伦西亚法院一直在检验的是形式化的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团结并不必强加于个体，而是参与者与生俱来地愿意遵守他们的规则。
虽然没有要求任何政治哲学都审慎地接受被设计的实证检验，但是一些社会运动无意中支持某些政治哲学论点，而其他社会运动则破坏了某些政治哲学的论断。也就是说，一些政治假设和政治口号已经过自然或偶然的实证检验。我们进一步认为，将政治哲学提到的哲学与事实进行对比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从而可以评价某一政治哲学的真理主张。例如，最近关于寿命的统计趋势有利于免费医疗保健政策，然而实际又损害私人医疗保健。同样，静态经济学可以使关于自由贸易有利于所有实践它的国家这种口号得到有效或失效的验证。
自由主义的其他明显例子是外贸中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保罗·费耶阿本德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宣扬的“怎么都行”的科学哲学。显然，自由贸易或取消关税，有利于出口国。因此，当中国政府试图以消除鸦片成瘾为目的禁止鸦片业务时，英国政府就此在一个世纪内发动了两次战争。这一事件表明，自由贸易远非自然的，而是可以通过武力人为强加的(Polanyi 1944)。
那么，获得的教训就是：如果自由贸易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那么政府应该采取保护主义吗？经济学家兼国际官员劳尔·普雷比什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这种替代方案(Dosman 2008)，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己生产成本低廉的东西，进口那些自己生产起来成本高昂的东西。任何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都会赞成这种非意识形态的策略。
最后，此论文不仅在科学中而且在艺术中都没有规则，被称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怎么都行”的口号只吸引一些边缘的知识分子。科学研究人员都知道做科学是非常苛刻的，因为它涉及原理和程序规则以及某些哲学预设，如合理性、可检验性以及与大部分科学背景的兼容性(Bunge 2017a)，以至于忽视这些限制的人很可能被称为伪科学家、业余爱好者、甚至是骗子。总而言之，科学工作需要方法论的学科与想象的自由相结合。换句话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只有遵守科学方法的文本才会出版。
3.社群主义。无论对自由和平等的担忧如何，这种政治哲学和运动都可以概括地描述为支持团结(兄弟会加姐妹会)。换句话说，当且仅当他们参与者都将自己的资源的一部分交给另一个参与者或承担另一方的一些负担时，才可以说两个行为人是团结的(Bunge 2017：74 ff)。
我们将以著名的“自由、平等、博爱”三个词作为引导，从最小限度的干涉到最大限度的干涉或极度的集权，即从无政府主义到国家主义进行说明。在每种情况下，我们区分为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种态度。
这种自由不可能在不平等之中实现。因此，自由和平等应该同时被迫切追求，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观点并未被自由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承认 ——这只表明这两种立场都不现实(对于这些基本概念，参见Hacohen 2000和Bunge 2009b)。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波普尔(1945)和其他人嘲笑历史的阴谋论时，大国的权力精英们正在秘密策划发动世界大战所需的大肆动员和人力资源。军事、工业、金融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阴谋解释了为什么像希特勒这样的边缘政治冒险家，突然获得最富有的德国工业家的信任和资金，他们于1933年2月20日在赫尔曼·戈林办公室举行会议，以拯救纳粹党(Shirer 1959，Turner 1985，Jeffreys 2008)。一个人不是只凭心血来潮就开始旨在征服世界的历程。
2.2 血清HIF-1α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HIF-1α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且阳性例数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正如卢梭所主张的那样，平等主义认为，由于最大的社会悲哀根本上是源于不平等，我们应该首先让人们平等，更准确的说，是在生物、经济、文化和政治——这些相关方面平等。
所以，在中西比较研究中，不仅需要理解和借鉴，更需要介入和反思。中国古典诗歌除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性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质，单纯依靠西方的各种理论很难作出贴切入微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更有成效地建设自己的理论体系。《翻译诗学》一书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书中将中西方的范畴和理论并举，比如“活法”论与互文性、距离论与零度写作等等，不满足于在中西诗学间寻求简单的“对应”，而是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丰富和加强中国诗学的批评力量。
团结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平的。由于分享是为了接受某种类型的资源，这种交易的参与者是基于对自己公平性的最佳判断。棚户区的居民之所以能进行公平交易，只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进行这种非市场交换而得以生存——例如，4公斤玉米饼换2小时保姆，或2小时辅导换3小时骑自行车。这就是墨西哥棚户区数百万居民的生存方式(Adler Lomnitz 1976)。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和评估他们交换的商品，他们平等对待，并且不会要求第三方进行调解。因此，这种平行市场在自治、自我维持和免于寄生虫的基础上是公平的。这对被大企业主导以及被中间商和腐败政客剥削的普通市场是多么深刻的教训！
以波尔布特(Polpot)为首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妄图用“红色恐怖”的方式来达到所有柬埔寨人的所谓“平等”。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割掉所有高于落后农民人均水平的人头来实现柬埔寨人的“平等”。众所周知，在没有对柬埔寨人民有任何明显有利的情况下，数百万人人头落地。人们只记住：这种以武力强加“平等”的企图带来一种可怕的种族灭绝，是被一种原始的残暴意识形态所误导。简而言之，柬埔寨“没有自由的平等”的检验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哲学是不可行的。①
最后，请记住间接的团结，即由第三方斡旋而成的团结，而第三方可以是官方的或一组非政府组织。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强制的税收而团结在一起；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收集和分发自愿捐款，国家通过将这种捐赠视为免税来筹集资金。
尽管官方将这些志愿者组织称为“慈善机构”，但他们并不从事慈善活动。因为，此类交易的接收者并未告知捐赠者是谁。简而言之，通过税收达到的团结是非自愿的，而通过捐赠可以是自愿的。利己主义者不支持志愿者组织并反对税收，声称他们是国家的窃贼，以防止没有价值的反抗。他们忘记了国家保护所有私人交易以及赚取这么多钱的个人，才使得他们能有一些闲暇时间抱怨他们的政府。
社区组织中的一些志愿者是出于信念而这样做的；其他人则是被一种掩盖特殊利益的意识形态所吸引，并承诺以高税收交换社会和平。在任何情况下，团结或互助对我们的市民来说，都只是任何建设性、慷慨和理性态度的一个方面，也是保护每个人生存的法律框架。当然，团结不能取代有限的自由或平等的自由机会。
简而言之，自由、平等和团结就像三角形的两侧一样。甚至这对文明的共存来说也是不够的，因为它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创造医疗和教育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将自由——平等——政治团结三角关系置于就业——健康教育广场之上。仅这一点就表明，最流行的政治哲学都不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也许融合的时候到了。然而，这种融合应该只涉及有兴趣将他们的猜想和口号进行检验的政治哲学家，那些未通过检验的政治哲学家应该被搁置一边。
例如，我们相信修昔底德的描述，但对希罗多德存疑，就因为前者与后者描述不同，然而所有描述并没有增加如同大批波斯铁骑浇灌阿提卡河流的新事实。同样，我们不应该相信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作品，因为在他保留下来的一部遗著中，记录了他在加利波利的无能角色。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越南并不值得信赖，因为他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如何瓦解越南村庄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们可能相信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96)美国对越战争的描述，因为这是他的战争，他打算用管理科学赢得这场战争。最后，没有关于古巴的马坦萨斯省直接统治实验的学术描述：其中一个是参考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讲，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出色的公众演说家，虽然没有学历。
总之，当我们使用某一政治哲学作为解释源的时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评判这一理论。毫无疑问，使用政治口号只是提倡一种信条或教义。这些大字眼，例如“自由”和“平等”的传播都是基于他们的直觉或者前分析的理解，这些都涉及到理性的屈服。
[注释]
①波尔布特(Polpot)的“红色恐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名声的败坏者，与本来意义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参考文献]
[1]Adler Lomnitz，Larissa.Cómo Sobreviven Los Marginados[M].México，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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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eber，Max.Agrarstatistische und Sozial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Zur[M].Fideikomissfrage in Preussen，1904.
TestingthePhilosophyofPolitics
MarioBUNGE1(Writer),GAOWei2(Translator),GUIQi-quan3(Collator)
(1.DepartmentofPhilosophy,McGillUniversity,Montreal,QuebecH3A0G4,Canada; 2.SchoolofMarxism,NorthMinzuUniversity,Yinchuan,Ningxia750021,China; 3.SchoolofPhilosophy,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Mario Bunge interprets his basic concepts concerning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With precise empirical evidences, he asks any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politics to prudently accept the empirical test within the designed conditions aiming to distinguish the confusion in definitions between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 and political ideology.The tolerance to imaginative conclusions must result in the consistent performance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n politic lives which may cover the rational judgment in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sting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 the happened politic movements can verify or falsify some politic claims, thus evaluating the truthfulness of certain allega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Bunge investigates it from radical and gentle perspectives taking liberalism, egalitari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s examples, and points out the views about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 should be dialectically merged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tests, accepting the empirically tested views and shelving the unempirical ones.
Keywords:philosophy of politics; test; 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9)06-0032-04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19.06.002
收稿日期：2019-10-17
作者简介：马里奥·邦格(1919-)，男，加拿大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主要从事物理学、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研究；高炜(1982-)，男，陕西榆林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认识论研究；桂起权(1940-)，男，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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