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社科领域的人才评价，如果简单地破除所谓“四唯”“五唯”之后，不建立相应的科学的评价体制和机制，必然出现新的更大的问题。对于项目、论文、著作、获奖等方面的要求，不能一刀切地全盘否定。量化考核并非毫无可取之处。适度的量化考核与严格的同行评议相结合，才有利于人文学科建设和人才成长。而当下，建立健全同行评价制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人才评价制度；“四唯”；“五唯”；量化考核；同行评议
2018年元月8日，我在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推出短文《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①，一时间点击数千，转发者众，评议者也不少。其实，这篇文章早已写就，是老朋友、《江汉论坛》杂志社陈金清社长在《社会科学动态》上及时发表后，才在网络推送的。因为知道问题敏感，触及学界痛点和热点，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议，故而在文章开头就把讨论范围严格限定在人文学科领域。限于篇幅，有些话题还没有展开。看了网友留言中特别关心的问题，我觉得仍有必要将意犹未尽处再加申发。因此这里提出类似“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再与朋友们进一步讨论。
一、简单化、一刀切似地废除“四唯”“五唯”必定出现新的更大麻烦
所谓“唯论文”、“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教育部后来加了一个“唯帽子”）等这“唯”那“唯”破除之后，是否就意味着乾坤陡转、一片天清气朗呢？问题显然不会那么简单。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国外学者的著作，其中有个观点是“问题出在革命后”。大意是，人们在革命处于高潮时总是一腔热血、满怀梦想，带着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大无畏气概，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因为人们坚信，一旦革命成功，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像老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领袖所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事实往往是，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过去的重重困难、种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迅速解决，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关键是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和何时解决的希望。“牛奶”照旧没有，“面包”无处寻觅，其他的“一切”也跑得无影无踪了。就像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里的娜拉，横下一条心勇敢走出去，“出走”容易，但“出走以后”怎么办呢？
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在测绘工程中的应用……………………………………………… 赵玉江，王岳（10-277）
正因此故，有朋友担心废除了所谓以“四唯”“五唯”为代表的量化考核与评价办法以后，会出现新的更多的乱象。到时候，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新毛病不断产生且更加严重。我的同事王君庆卫教授的网上评论不算杞人忧天：
一味反“四唯”又拿不出更合理的办法，比“四唯”更坏，会增加一些人篡改标准、自由心证的底气。不“四唯”，“唯”什么？唯觉悟？唯境界？唯“我看可以”？用不能量化的指标代替能量化的指标，用可操作的成果取代不可操作的成果，这是一些人期待已久的事了。
在学术出版领域，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采取严格的同行评议，也有成功的案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哈佛燕京学社联手推出“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其遴选也采用学者推荐，学术丛书委员会负责来稿评审，甚至把学者的推荐意见印在书上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和时间检验。丛书运作了20多年，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类似这样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和推广。
我真正担心的是，把量化考核废除了，而所谓同行评议又形同虚设，或者有些所谓同行根本不认真评议（在博士论文盲评、课题验收、项目评估等等中间，同行评议不靠谱的事情实在太多）。“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在欧美国家长期通行且行之有效的同行评议，在我们这里是否会变味确实还未可料也。为避免忽左忽右导致的自食苦果，我们有必要积极而稳妥地建立量化和质化有机结合的考评机制。适度的、合理的量化考核切切不可早早地一概废除。
二、变“四唯”“五唯”为“N维”的建议
简单的量化考核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怎么解决呢？王庆卫教授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微信留言说：
我们反对“唯项目”，反对的是把项目作为定于一尊的“必修课”，而且是“唯一”的。需要反对的是不对项目产出的成果如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进行严肃认真评判，而简单地把项目（只要立项了就算）等同于成果、等同于学问、等同于实力、等同于影响等不合理现象。但是，也必须指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设置项目开展攻关是十分必要的，也有重要价值的。即便是人文学科中，有些也是需要项目支持的。排开极端的个例、极少数特殊人才，就大概率来说，积极申报项目、主动承担项目者，其学术水平、学术实力、学术成就总体上明显高于那些从来不申报项目和不承担项目的人。其他几“唯”，如“唯论文”也当作如是观。
我们知道，老辈学者大多格外重视论文写作与发表。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黄曼君教授在世时多次告诫自己的弟子和年轻教师，一定要认真写好论文，写厚重的有创见的“大论文”。陈平原教授认为，人文社科领域不像自然科学靠一两篇文章就可以奠定学术地位，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成果才可真正形成在某个或某些领域的影响力。笔者所在学校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12卷本的《邢福义文集》。文集中除了少数几本专著、教材，绝大多数是论文合集。作为现代汉语研究大家的邢福义老师曾经创造了先后4届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奇迹”，其中的《语法问题发掘集》和《语法问题献疑集》都是由专题论文汇编而成，是作者几十年治学生涯中数百篇论文中的精华。著名民间故事学家刘守华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读大学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了有关故事学的文章400多篇，成为国内该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
正像范军教授所说：没有严格的同行评议，破“四唯”之后更麻烦。反“四唯”，应该变“四”为“N”，变“唯”为“维”。采样标准合理的前提下，样本越多，建模越准。目的是优化评价机制，而不是帮一唯都不唯者翻身求解放。现在有种倾向，只顾把“四唯”批倒批臭，有成绩反而显得是罪过，颇有越穷越光荣的意思了。对学界一些反“四唯”的人来说，这不过是“反白专道路”的原始意象重现而已。他们的所有想法，都能从特定年代找到原型。
记得陈平原老师讲过，某些刊物被认为是国内人文社科的顶级刊物，整体学术水平很高，学者们无不以能在上面发文章为荣耀、为奋斗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类刊物在理论的创新、思想的锋芒、学术的原创方面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好、那样有巨大影响。改革开放40年来，有多少最富理论创新的成果出自这里？又有多少里程碑似的学术论文在此首发？有没有几篇、十几篇乃至几十篇能代表中国人文社科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什么话语权的？好像都还不好说，至少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值得研究。有些名不见经传的刊物，也完全可能推出很有分量、很有价值的好文章。前几天和武汉大学中国戏曲史专家郑传寅教授闲聊，他说当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后来商务印书馆出书时更名为《宋元戏曲史》）作为论文，最初是发在一个他自己办的类似于今天的内部刊物上的，那个刊物在期刊史、出版史上完全不为人知，我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郑老师说，王国维这篇论文是一座戏曲史研究的丰碑，至今难以超越。陈平原教授则指出，人文学的一些真正好东西往往是发表在那些学术辑刊（不是严格意义的期刊）上的，而学术辑刊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认定成果时都是被低看一等的。因此，对于学术成果的认定、对专家学者的评判，在适当量化基础上，一定要加上严格规范的同行评议。看来，代表作制度的推行势在必行。同行评议代表作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维度。
反对“唯论文”，是反对简单地、绝对地只看论文数量，只看论文发表的刊物及所谓级别（包括是不是核心期刊或C刊），只看是不是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等等。如果简单地以数量为标尺，就可能出现显失公平的现象。如有的单位要求申报教授必须有9篇C刊论文，那么有11篇的可以上，而只有7篇的自然被淘汰，很可能那个只有7篇论文的老师无论科研的实力水平、还是教学态度与能力实际上都强得多。再说，发在C刊、北大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无疑不乏精品，总体水平一般较高，但这些期刊中水平不怎么高的也不少见，而那些普刊上、学术辑刊上常有很高质量的成果。
三、在人文社科领域论文撰写和发表极为重要
在谈“唯项目”那篇短文中，我指出了现行人文学科人才评价的不合理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分看重了项目或课题。我所熟悉的一个哲学教授，几乎每年都能在《哲学研究》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一两篇有分量的论文，但因为一直没有承担过什么重要课题，在各种评价中总是吃亏，极少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江湖”地位始终不高。而某些会跑课题、组团队、弄经费的所谓专家名流，基本没有像样的论文，但“江湖”地位出奇的高，风调雨顺，占尽风光。这种情况在大学、在专业科研机构里应该不是个别的。
事实上，专著尤其是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被忽视了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反对某种形式的“唯论文”，与高度重视论文写作和发表并不矛盾。能代表一个专家学者有无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是高是低、学术贡献是大是小，论文远比项目更能说明问题，有时候论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专著。1957年，《华中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当时的青年学者章开沅（1926年出生）的两篇长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 （第1期）、《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 （第3期），前者约2.5万字，后者更长达4万多字。正是这两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让年轻的章开沅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老人家至今对其念念不忘。就在前不久，章先生还回忆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老校长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写大著作”的寄托，吴老当年就是看过青年章开沅的长篇文章后发现并极力扶持这个人才的。
其实，无论是过去以定性考核、质化评价为主，还是现在的主要依靠量化考核与评价，都会有些长袖善舞者左右逢源，获取超值的利益。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出：“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严格科学的同行评议机制；把适度的量化考核和规范的同行评议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制度势在必行。而在现行大环境大背景下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并不容易，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但不一步步去做，不试着去破局，不在破中有立，则永远无法进步，永远没有希望。”我们担心的是，有些人趁着废除“四唯”“五唯”之机，把一些非学术的东西塞进学术评价中来。如有的科研管理人员就提出，要把领导批示、社会服务等等作为重要维度纳入对学术成果的考核评价体系，那实在是更加糟糕的替代品，外行的建议千万用不得。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导者，而是课堂的引导者，让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学生的学习方法由原先的“被动接受、模仿再现、封闭式阅读”转变为“积极参与、探究发现、合作与交流”。因此，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生物课上分为学习小组。在学习任务的推动下，团队成员协作收集信息，交流思想，讨论总结和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可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在设计多媒体课件时必须合理设疑，留下供学生思考的空间，在教学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学生必须具备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获得有效的认知。
可见，大学者、大专家往往都是高度重视论文写作，持之以恒地坚持发表论文的。倒是那些只做项目、很少发论文者，其学术实力与水准让人怀疑。至于有些所谓专家教授，多少年都没有自己独立撰写的论文问世，虽然成果不少，但几乎全部是和青年教师或硕士生博士生“合作”的，谁知道这些人还有没有撰写论文的基本能力？所谓课题，有的是有学术含量的，有的含量较小甚至根本就没有，因此做课题不能简单等同于做学问。仔细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大学人文社科专业的教师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1） 既做课题也做学问的；（2） 只做课题不做学问的；（3） 只做学问不做课题的；（4）既不做课题也不做学问的。第一类理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耀，第四类需要有一种淘汰机制让其出局，至于二三两类，现在是只做课题者大占便宜，只做学问者老是吃亏，这就很不合理。
四、切实推进同行评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当然，除了政府的政策调整、宏观引导，学术界、高等教育界建立和发挥好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学术共同体正在积极探索，按照国际学术界通行规则展开学术评价，推出优秀成果，引导学术发展。评奖方面，逻辑学界的“金岳霖学术奖”（金岳霖学术基金会设立），人文学科研究方面的“思勉原创奖”（华东师范大学设立），还有更加综合一些的“吴玉章奖”（中国人民大学设立）都是由大学或民间的力量、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在主导和推进，其评选出的成果得到的认可明显高于某些官方半官方的评奖，受到学界的一致推崇。2017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第四届思勉原创奖公告”，内容包括推荐专家30名、评审专家21名的名单，获奖成果（以得票多少为序）前5项的作者、著作名、出版机构及年份。开诚布公，信息公开，接受学界和社会监督。2018年12月11日下午，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举行。这届终身成就奖分别授予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这个终身荣誉奖的评选，也是采用学术共同体推荐、评审的办法，无须个人申请填表，无须单位推荐。
显而易见，破除“四唯”“五唯”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位在高校从事科研管理的朋友微信留言说：“问题是各种评价导向，职称晋升，各种人才工程，岗位待遇等的指挥棒。核心问题是各高校如同地方政府追求GDP一样追求这些指标。冰冻三尺呀！”“桂子先导”微信公众号转载我那篇文章后，也有网友留言说：“没有更好的评价体系之前，四唯是无法消灭的。强烈建议建立学界公开评议制度。”小破应有小立，大破则必须有大立。而要建立健全新的人文社科人才评价机制，光靠少数学者、几所大学和部分科研院所一厢情愿来推动是很困难的。因为量化评价体系及其影响是全国性的、全局性的；哪个专家学者和某些单位若谁不按照通行的量化游戏规则办事，谁就会在大学排位、学科评估、人才竞争中上当吃亏。只有自上而下推动改革，政府主导，学校和研究机构参与，学术共同体努力，学者们积极响应，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营造氛围，破除“四唯”“五唯”之后重铸新规范、展现新气象才有可能变成现实。
在作品当中，女性形象是将特殊的文化意义、审美价值、爱、拯救等结合为一体的。女性不仅是生命得以延续的载体，也是生命获得成长的摇篮，因此其本身的特质将会让其具有一种伟大的包容、奉献与牺牲精神。面对六位生命气息浓重，美貌性感的处女，江口老人曾经也有过不洁的念头，凸显出了老人强烈的道德与人性的挣扎——“灵与肉”的冲突。托斯托洛夫斯基认为“美拯救世界”，而这种美在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女性外在的感官、躯体及行为上。女性的美来自少女们灵动呼吸的生命，这种救赎令两次动了邪念的江口心态都发生了改变。
庆卫教授的担忧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其实，过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职称评审、成果鉴定、人才评价等主要还是一种定性的“质化”考核，后来逐步加进了量化考核的成分，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量化考核。这也是过去若干年经济领域唯GDP是崇在学术界、高教界的反映。毫无疑问，过犹不及，量化考核一旦极端化、唯一化，必定弊端丛生，祸乱不断。而我们往往喜欢矫枉过正，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泼脏水连同孩子也一起泼掉。现在，若完全采取搞运动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废除人文社科人才的量化考核标准与评价体系，又没有随之建立健全新的、更好的评价体制与机制，乱象丛生之不可避免也是可以预见的。
最后，我们回到主标题上，破除“四唯”“五唯”等等之后，如何“立”。其实国际上主要也就是靠的全同行评价机制，特别是在人文学科领域。美国德堡大学古典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刘津瑜在《美国的人文学科怎样做学术评议？》②一文中说：“作为学者和教师，自己一直都处在评议同行和被同行评议之中。”这个评议的链条对个人成长以及学术界生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所有评审绝大部分是双向盲评，专家学者无不珍惜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权力。在中国，人文社科人才评价在加强政策导向，合理利用量化考核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同行评价制度，需要学界持久的、共同的探索和努力。
注释：
李光北得的是早期股骨头坏死，虽然治好，但再不能干重活，只好辞了职。青瓷想了几天，决定开个水果店，进货什么的她负责，李光北只要看店就好。
① 范军：《比“四唯”危害更大的是“唯项目”》，《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12期。
研究中纳入对象为我院2007年1月-20110年12月接收的足月妊娠临产胎儿窘迫孕妇80例,纳入孕妇病情均经临床病理学证实,排除了合并重大疾病及过敏体质、凝血障碍与经产妇,将其根据入院单双顺序均分组为:对照组中孕妇年龄为23-38岁、均值为(28.59±2.18)岁,妊娠时间为38-42周、均值为(40.17±0.52)周;观察组中孕妇年龄为24-40岁、均值为(28.70±2.03)岁,妊娠时间为38-41周、均值为(40.04±0.17)周。两组孕妇各项基础数据比较不存在差异,P>0.05。本次研究内容均经,孕妇及其家属均对本次研究内容知晓,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② 刘津瑜：《美国的人文学科怎样做学术评议？》，《南方周末》2017年3月23日。
口服升白细胞药物依从性差已成为阻碍肿瘤病人升白细胞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地保证治疗效果，护士应根据病人及其家属认知水平、理解能力，进行个体化用药指导，还应加强健康教育、简化用药方案、建立家庭社会支持系统等。但针对出院病人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健康指导，开展延续性护理服务，提高病人生活质量，还需要护理人员进一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9）07-0024-04
作者简介：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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