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欲时君能采其王道仁政之学说以救世。孟子尝言：“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据孟子所说，君子侍奉君主，所重者在于专心致志使其趋于正路，有志于仁。骤眼看来，孟子似乎强调只要目的达成便可，过程如何并不重要。其实不然。孟子一生周游列国，尝至邹、鲁、滕、宋、魏、齐等国，见邹穆公、鲁平公、滕文公、宋君偃、梁惠王、梁襄王、齐威王、齐宣王等诸侯。其中孟子在齐、梁所待时间较长，在齐时任卿，惟在伐燕一事之上，孟子与齐宣王意见相异，最终只能出走离齐，不事不贤之君。本篇之撰，以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为线索，析论其离开故国之抉择。或去或留，孟子展现其光辉人格之特质，最可为现今社会参考，本文亦将一并讨论。
[关键词]孟子；先秦诸子；周游列国；战国时代
一、孟子周游列国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则慕孔子，周游列国，欲得诸侯重用。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游历的诸侯国不算很多，主要只在邹、鲁、滕、宋、魏、齐等国从事政治活动。大约在四十岁以前，孟子在邹鲁小国聚徒讲学，以及为小国之君出谋划策。
有关孟子周游列国之次序，前人多有论述。孟子为邹人，其始仕亦当在邹。周广业云：“孟子之仕，自邹始也。”(1)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孟子四考》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2a页。案：本文尝于“文学批评与人生——第四届两岸四地华文文学讲座”宣读，当时题为《孟子的抉择》。时邹穆公(生卒、在位时间俱不详)在位。《孟子·梁惠王下》尝载孟子与邹穆公之对话，孟子如非已仕，自不可能与穆公对话。因此，孟子在周游列国之前已告出仕。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司马迁：《史记》第七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3页。据司马迁所言，孟子先到齐国，时齐宣王在位；及后游梁，乃梁惠王之世。然而，齐宣王即位之时，梁惠王已逝，孟子实不可能先见齐宣王后见梁惠王，故司马迁所言未是。《孟子·公孙丑下》尝载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4.3节录)(3)本文所用《孟子》原文及其章节编号悉据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下文不另注出。据此，孟子当在离齐后始赴宋国。宋之称王改元，乃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时宋康王在位。周广业云：“孟子书先梁后齐，此篇章之次，非游历之次也。”(4)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孟子四考》卷四，第23b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64页。准此，孟子首次至齐，是在齐威王(前356-前320在位)的早期或中期时。孟子听说即位不久的宋君偃(即宋康王)想要实行仁政，就从齐奔宋。孟子感到宋国对实行仁政缺乏诚意，只能离开宋国，途经薛地(齐之封邑)，又回到邹、鲁一带活动。及后，滕文公邀孟子为上宾，言听计从。孟子约于前322年左右在滕，此后，魏国有招纳贤士之举，孟子遂离滕赴魏。在前321年至前320年前后，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为振兴魏国聚集人才。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孟子，率领门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地到达魏国。前319年，梁惠王去世，襄王继位，孟子离魏赴齐。齐宣王在位，孟子在齐国担任客卿。齐人伐燕失败之后，孟子与齐宣王的政见愈益不合，约于前312年(周赧王三年)离齐回乡。离齐时，孟子已七十余岁，无力周游列国。回乡以后，孟子及其弟子一起整理《诗》《书》等文献，并总结一生游历、思想，成《孟子》一书。约于前300年左右，孟子去世，终年八十余岁。(6)以上孟子周游列国之梗概，主要参考自董洪利：《孟子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37页。
总之，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尝见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其或许或留，如何抉择，实可堪玩味。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15.40)又云：“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11.24)可知与意见不合之君主，孔子不与共谋；又以合乎道之方法侍奉君主，然君主如屡劝不听，则当停止。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3.2节录)对于孔子的或仕或隐，孟子心生景仰。因此，孟子明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视孔子为偶像，访寻圣王贤君以救世。以下即就孟子之或仕或止或久或速，以诸侯为单位，略论孟子在周游列国时之抉择。
二、孟子所见诸侯及其离去
(一)邹穆公
孟子生于邹，故始仕于此。邹穆公乃较受人称颂之诸侯。贾谊《新书·春秋》、刘向《新序·刺奢》尝载邹穆公以粃换粟之事。二书借邹穆公取仓粟移之于民为喻，以见藏富于民之思想。《孟子·梁惠王下》载邹与鲁哄一事，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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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2.12)
邹、鲁两国冲突。邹穆公以为邹国因此牺牲了三十三名官员，老百姓却没有为此等官吏死难。老百姓杀之不尽；如不杀，则百姓皆张目看着长官被杀而不营救，实在可恨。穆公问孟子该如何处理，孟子以为邹之老百姓在凶年时生活不好，而在上位者却库府满盈。当此之时，邹国官吏并不曾上报百姓之苦，甚至残害他们。待人如何，人亦必以此相待。孟子以为百姓乃志在报复，君主不当责备他们。孟子进而指出如果穆公可行仁政，老百姓必然因此爱护上级官吏，甘愿为之牺牲而在所不辞。
规划指标核实计算是对建设工程的各类技术及经济指标的计算，包含：核实建设用地红线、建筑位置、建筑间距、室外地面标高、建筑物退让用地界限、道路红线、绿线、河道蓝线、高压走廊等距离；核实各建筑单体的平面位置、层数及层高、建筑高度等；配套工程中的绿地面积、停车场规模和位置及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否按照规划许可内容进行了建设。核实的主要指标是建筑面积、高度、容积率、绿地率、间距等。
周广业以为孟子“四十始仕”，(7)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孟子四考》卷四，第42b页。指出孟子初仕时为四十岁。杨泽波云：“孟子何时出仕，何时去邹，不得而知。这里权且依据‘四十始仕’之说，定孟子出仕在公元前333年，去邹在公元前330年。”(8)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2页。孟子何以离邹，史无明文，然而邹乃当时小国，在《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与齐宣王之讨论中，尝援引邹国为例，其曰：
(孟子)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齐宣王)曰：“楚人胜。”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症状积分和总有效率，观察组的症状积分为（1.32±0.88）分，总有效率高达91.67%；对照组的症状积分为（2.72±1.03）分，总有效率为79.17%，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为确保“十三五”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中央和省、市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阶段性安排，酒泉市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邹与楚战，谁将取胜。齐王答楚人胜。孟子指出，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胜强。准此，知邹仅为弱小之国而已，故孟子取之以与大国作对比。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如要一展抱负，必要有适当之场所。因此，即使邹穆公乃有德之君，然因国土太少，势孤力弱，不可发挥孟子之才能，更枉论如何救天下，抉择之下只能另觅贤君，离开邹国。
孟子周游列国图
(二)齐威王
历来有关孟子游历之讨论，究竟是先齐后梁，还是先齐、后梁、再齐，学者聚讼不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以为孟子曾先后两次至齐，说较通达，有理可从。(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363-367页。同书之中，钱穆撰有《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列举四项证据以明孟子在齐威王时已游历齐国。钱先生所言大抵有理可从。至于孟子何时至齐，杨泽波云：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辩》据与匡章游，定此年稍前于公元前335年，而本书认为孟子出仕自邹始，故将此年向后推至公元前330年。此时孟子听说齐威王招贤立稷下学宫，就由邹来到了齐国。(10)杨泽波：《孟子评传》，第68页。
此又牵涉孟子是否列于稷下学宫之问题。邹君尚算有德之君，然而孟子怀有抱负，必待一展所能，胡乃离邹赴齐。齐乃当时大国，后人每多执着于稷下大夫乃“不治而议论”(11)司马迁：《史记》第四十六卷，第1895页。“不任职而论国事”，(12)《论儒》，桓宽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因而以为孟子不应任此职。其实，稷下学宫既是纳贤之地，孟子即或至此，初虽未能治民，惟诚如孟子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3.1节录)纵有聪明，仍得依仗形势；纵有锄头，还得等待农时。静待时机，以为所用，实属正常，故不必以孟子尝在稷下学宫与否而论列其是非。
在《孟子》书中，并无孟子与齐威王对话之记载。相较齐宣王而言，《孟子》书出现十三次。大抵孟子初次至齐之时，并未受到重视，因此书中并无关于齐威王与孟子会面或对话之记载。《孟子·滕文公下》云：
(孟子)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1.7节录)
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当是时，阳货先，岂得不见？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观之，则君子所养，可知已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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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是孟门高弟，此处其问孟子不主动谒见诸侯是什么意思。孟子以为不是诸侯之臣属便不主动谒见，并举段干木、泄柳、孔子之不见为例。据此，大抵《孟子》所以不载与齐威王之对话，乃因当时孟子并非齐威王之臣属，故不用主动谒见。因不得重用，孟子只能离齐而赴他国。
杨泽波以为“孟子第一次游齐时间比较长”，时间约在前330年至前324年。战国时代，齐国乃东面大国，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又任用田忌、孙膑为将，齐国遂变得强大。因此，孟子在齐国时间稍长，乃欲威王能加以重用，以其王道仁政管治国家。可是，既然不得重用，孟子也只能黯然离开。
(三)宋康王
孟子离开齐国以后，首先到了宋国，当时宋之诸侯为宋康王(或称宋君偃、宋王偃、宋献王)。《孟子·公孙丑下》云：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4.3)
这里提及孟子游历所至之地，包括齐、宋、薛等。陈臻乃亦孟子弟子，谓孟子在齐之时，齐王尝送上等金一百镒；在宋之时，宋君送七十镒；在薛，薛君送五十镒。此章文字之重点固然在于受与不受之问题，然就考察孟子游历而言，却意义深远。崔述《孟子事实录》云：
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后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后，先至宋、薛，然后至滕矣，故《滕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13)崔述：《孟子事实录》，载《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8-429页。
(5) 区域逗留人数：进出车站周边区域并逗留的人流量，与车站客流量直接相关，也是以上各个因素的直观反映。该指标可以通过手机运营商的信令数据获得。本文拟通过某运营商工作日一天(00:00—24:00)内手机数据推测站点周边区域人员数量。
据崔述所言，孟子是先齐，后宋，然后至薛。崔说有理。孟子书中并不见孟子与宋王之对话，大抵在宋时间不长，但亦有论及宋国之事。《孟子·滕文公下》云：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6.5节录)
结合孟子与戴不胜之讨论(6.6)，知道宋国此时已告称王，此则云宋国将行王道仁政，是其称王未久之时。万章对于宋康王能行王道仁政表示质疑，以其乃小国也，且屡受齐、楚等大国攻伐，故未知该如何应对。孟子对宋国充满信心，以为即使小国，只要能行王政，天下各地人民都会拥护其当君王，齐、楚即使如何强大亦不必惧怕。准此而论，大抵宋康王亦是有道之君，欲行王政以治国。
其实，宋康王是否有道之君，颇有争议。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在宋剔成君四十一年，其弟偃(即宋君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14)司马迁：《史记》第三十八卷，第1632页。虽有谓宋君偃“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铁钩”，(15)参见《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四回“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然而仅出后世小说，未足相信。在《战国策·宋卫策》里，宋康王“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16)刘向集录：《战国策》第三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57页。劈开驼子的背，斩断早晨过河人的小腿，如此诸侯，实不足以行王政。又在《搜神记》中，宋康王因垂涎韩冯妻之美色而致使韩冯家散人亡。(17)详参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第二十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5-416页。宋康王究竟是否暴君，似乎尚待考证。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尝列举纣恶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纣恶“因年代的久远而积迭得更丰富”。(18)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载《古史辨》第二册上编，北京：朴社，1930年，第88页。后朝愈长，有关前朝覆亡之故事便愈多。宋康王之事盖亦类此。毕竟，《孟子》书成战国，《战国策》由西汉刘向集录，《搜神记》更是晋代的作品。后生者何以得知宋康王如此恶行，亦值得怀疑。
《孟子》书虽未有孟子与宋康王之对话，然观其有“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之语，则二人或尝相会。大抵宋之小国，且康王是否贤君亦存疑问，因此孟子离宋，辗转前赴邻近地区。
(四)薛君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之薛。周广业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齐靖郭君田婴封邑，非春秋之薛也。”(19)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孟子四考》卷四，第58a页。薛本为周初小国，姓任，春秋初期仍独立存在。(20)案：《春秋·隐公十一年》：“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春秋公羊传注疏》，载《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夏，四月，薛伯卒。”(《春秋公羊传注疏》第九卷，第213页。)据此可知薛尝独立存在。薛为齐所灭。故城在今山东滕县四十四公里处。后齐威王以故薛之地封田婴，田婴因此号为靖郭君。
《孟子》书并无孟子与薛君讨论之记载，然据上引“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4.3节录)孟子大抵尝见薛君。薛即使未亡以前，已属小国；此时更已亡国，依附于齐，自无可能重用孟子而行王道仁政。因此，孟子亦只是稍作停留，继而转赴他国。
(五)鲁平公
离开宋国以后，孟子回邹，后辗转赴鲁。孟子至鲁，乃因其弟子乐正子为鲁平公所重用。《孟子·告子下》云：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2.14)
As,,,andare independent,and supposing that the PRN code rate fcodeis identical at two signals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where the two DLLs used to track the code phases of the signals yield the identical performance,as do the two PLLs used to track the carrier phase,we obtain: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雾是由近似为球形的雾滴粒子组成，半径通常在1～60 μm之间.由于雾的粒子半径不全部相同，雾的消光特性是粒子群中全部粒子消光效果的叠加.因此在研究雾滴粒子的光散射问题时，特别是针对平流雾和辐射雾这两种雾介质，采用基于Mie散射理论的多粒子散射研究方法，可以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12.13)
鲁国欲使乐正子治政，孟子得知以后，高兴得彻夜难眠。在与另一弟子公孙丑的对话中，可知乐正子并非实力超卓，可是能够听取善言，孟子以为仅此便足以治理天下。进言之，孟子指出好善甚至可以治理天下，此因善言可听，谗言不入，实乃治国之根本。孟子因弟子得重用而赴鲁，实与孔子因冉有受季康子重用而币迎回鲁情况相类。(21)司马迁：《史记》第四十七卷，第1934-1935页。赵岐尝言孔、孟遭际相似，“旨意合同，若此者众”。(22)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注疏》，载《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10页。孔子回鲁以后，“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23)司马迁：《史记》第四十七卷，第1935页。可算是失败告终。孟子亦然。《孟子·梁惠王下》详载孟子不遇于鲁之事：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1990年，我就读的师范学校每个月都安排观看电影。尽管还是胶片电影，可偶尔的烧片与缺失，并没有影响思想火花的燃烧。《焦裕禄》《大决战》《最长的青春》等一大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些农场娃的思想和观念，我们的眼界更宽了、奋斗目标更长远了。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招财被二鸭婆带回了白家湾。第二天，他就被县公安局的人带走了。他不光被撤掉了民兵营长职务，还因流氓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一方面母子公司是否会被牵连制裁在认定标准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按照公司法人身份独立的基本法律原则，除非满足“刺破公司面纱”的特殊条件，子公司的行为不得归结于母公司[11]。但美国最新的制裁政策规定，如果子公司参与了相关活动母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则母公司可能也会受到制裁⑧Section 3(a)(v) and 16(i) of the Executive Order 13846 of August 6, 2018, Federal Register, Vol. 83, No. 152.。对所谓“知道或应当知道”，美国具有非常大的主观判断自由裁量空间。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2.16)
鲁平公本欲出门拜访孟子，却为嬖臣臧仓阻挠。臧仓以为孟子只是一介平民，君主不应该主动往见，臧仓更指出孟子母丧之规格超逾父丧，行为不合礼仪，并非贤德之人。结果，鲁平公便打消往见孟子之念头。乐正子当时在鲁国辅政，遂质询鲁平公何以不拜访孟子，鲁平公更将臧仓所言再说一遍，以为孟子丧母时之棺椁精美超越父丧。乐正子辩说，此乃贫富不同之故。后来，乐正子往见孟子，道出鲁平公因臧仓之言而未有前来拜访之始末，孟子以为自己所以不遇鲁平公全因天命使然，并不是臧仓一己之力。准此，鲁平公大抵亦非贤德之君，徒因一嬖人之言而不见孟子。孟子亦于不久之后离鲁而赴滕。
(六)滕文公
孟子在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孟子》书中所载不少孟子与梁惠王的讨论，主要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和《告子下》。孟子见梁惠王之初，梁惠王心欲称霸而不用王道，《孟子》首章载云：
曰：“其为人也好善。”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覵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5.1)
滕文公当时为世子，在宋国与孟子相见。世子由楚返滕，经宋，再与孟子相会。孟子说以性善之说，行王政而可以致尧舜之世。世子大抵信心不足，以为滕乃小国，未必可行王政。孟子援引成覵、颜渊、公明仪所言，指出不必惧怕任何人，且有所作为者亦可为圣人。孟子以为滕国虽小，惟能推行王政，仍可以是一个好国家，所重者乃在能对症下药。
及后，滕定公薨，对于如何办理丧事，滕文公派遣然友向孟子请教。此时孟子已经离宋归邹，故然友前赴邹国。世子此时仍然信心不足，孟子鼓励之，以为尽力办丧即可，遂听孟子之言，行三年之丧，并不必顾虑鲁国君主从未实行，以及滕国父老官吏之反对。孟子强调，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向哪边，草便向哪边倒。因此，事之执行成功与否，全仗世子本人而已。最后，世子居于丧庐五月，居丧之时不曾颁下任何命令和禁令。滕之官吏同族皆以世子为知礼。丧礼举行之时，四方之人前来，世子容色悲惨，哭泣哀痛，吊者均非常满意。(5.2)准此，滕国虽小，但滕文公真能听从孟子以行事，故孟子可谓得遇于滕。
孟子及后亲至滕，《孟子》书有载滕文公与孟子之讨论。《孟子·梁惠王下》云：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为了保障着陆试验科目的安全实施，飞机着陆后需要加强检查，包括结构、强度和功能的检查。目前，结构和强度均有合适的检查方法，但功能检查更多依赖于定期缓冲器压力测量，并不能满足着陆试验的频繁检查要求。如何根据实测的着陆数据，检查起落架缓冲器功能，提前确认可疑情况，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方法。
众所周知，日语在大量汲取外来词汇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明治维新以前，以汉字词为主的外来词汇大量进入日本，成为了日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全面接触西方诸国的新思维与新理念，承载着各种新概念与新事物的新词也被大量引入日本，以音译词为特点的该类词汇成为了近代以后日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滕为小国，绝长补短才不过五十里，摄乎大国之间，命悬一线。《孟子·梁惠王下》连续载录三段滕文公与孟子之对话，其主题皆围绕以滕之弱小，如何抵抗强敌，并得老百姓之死效。滕文公见齐国准备加强薛之城池，伺机发动战争，因而感到惧怕。孟子援引从前周太王之旧事，指出狄人来犯，太王乃率众避逃岐山之下定居，后来方有武王之得天下。即使现今弱小而要避祸，如能施行仁政，德泽流及子孙，功莫大焉。因此，面对当前困局，孟子以为唯有勉力行仁政而已。当世之时，孟子虽得“迂远而阔于事情”(24)司马迁：《史记》第七十四卷，第2343页。之评价，然观乎孟子并不勉强滕文公与齐作对抗，而选择暂时迁远避祸，亦是其学说里行权之表现。(25)孟子坚持原则，但每有行权，事君之时，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所重在于能志于仁。所谓行权，孟子与淳于髡一段讨论最能反映。《孟子·离娄上》之文如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7.17)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当时确实如此，可是嫂嫂跌入河中，如果见死不救，那便等同禽兽。孟子学说首重人禽之辨，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在特殊情况下，恒常之礼可暂且抛弃，因此当伸手救人。此非肆意改变原则，只是特殊之举措。改变如果没有底线，那便是没有立场原则，孟子的行权仍然以善为原则。能在坚守原则的情况之下行权，此乃孟子学说难能可贵之处。其实，滕之弱小，孟子知之，因此滕文公尝问孟子应该侍奉齐国还是楚国时，孟子以为此非其能力之所及，因此不能回答。孟子以为只要滕文公能推行王政，是保守基业还是另觅土地皆可，最重要是为滕国百姓福祉着想。(2.15)
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滕国推行仁政。然而，滕国实在弱小，居于齐、楚等大国之间，幸免于灭亡已是最好的状况，枉论能够王天下。因此，孟子闻说梁国招贤纳士，便离开滕国而赴梁。
(七)梁惠王
梁惠王即魏惠王，继承父魏武侯之位(前370)。即位后九年(前362)，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梁惠王即位最初二十余年，在战国诸侯中最为强大，并自封为王。有关孟子见梁惠王之年份，学者多有争议。据梁惠王称孟子为“叟”，结合战国天下形势，辅之以晋太康二年发现之魏国国史《竹书纪年》，孟子至梁之时大抵为惠王后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前320或前319)。按照孟子生于前372计算，此时盖53岁，虽然仍比梁惠王之年纪为少，但称之为叟亦算合理。
滕乃小国，然滕文公能重用孟子，此乃孟子生平之中唯一一次君主于己言听计从。当滕文公仍为世子之时，便已多次跟孟子联系。《孟子·滕文公上》云：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1)
孟子见梁惠王，孟子重仁义，梁惠王唯利是图。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可见梁惠王重视驺衍，驺衍至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26)司马迁：《史记》第七十四卷，第2345页。对于孟子，“梁惠王不果所言”。(27)司马迁：《史记》第七十四卷，第2343页。孟子大义凛然，面对梁惠王欲利之心，乃直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力陈重利之弊，指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重利之徒不会满足，最终必将国君之产业夺去。孟子以为梁惠王不应言利，应该重视仁义。此乃孟子初见梁惠王之时，其时梁惠王对孟子之说并不感兴趣。
有一次，孟子谒见梁惠王时，惠王站在池旁顾盼鸟兽，问孟子贤德之人享受如此安逸之快乐与否。孟子以为贤者亦有此乐，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与民同乐，明白老百姓之感受。孟子援引《尚书·汤誓》“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句，谓“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2节录)可见重视老百姓之喜恶非常重要，与民同乐而不独自享乐。又，梁惠王以为自己治国已经尽力，在诸国之中，无有君主用心在其之上。可是，邻国之民不减少，魏国之民亦不增多，因而甚感疑惑。孟子以为当时诸侯不行仁政，只用霸道，取用无时，只懂怪责凶年失收，而不自我检讨。孟子并不讳言，直言梁惠王“好战，请以战喻”(1.3节录)。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二者无异；各国皆行霸政，不体恤百姓，因此“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此时，梁惠王已能虚心设问，而孟子亦因势利导，设身处地为梁惠王解决问题。
接下来，在《寡人愿安承教章》(1.4)，梁惠王之态度已较《王何必曰利章》(1.1)有了极大变化。其文如下：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4节录)
此篇起首，梁惠王已明言“寡人愿安承教”，即乐意细听孟子的指教。孟子即问用木棒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何不同，虽然工具不同，但人还是死了，所以梁惠王以为无别。于是，孟子追问用刀子杀人，跟用政治迫害致死有何不同，梁惠王以为亦无别。孟子谓梁惠王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当时却是在上位者极为富有，老百姓却不得温饱。为政者如此，孟子以为即是“率兽食人”，并非为民父母者应有的举措。因此，当权者应该加以反省，推行善政，嘉惠百姓，才是治国之道。
梁惠王从不愿聆听孟子之王道仁政，发展至“愿安承教”，能够多次召见孟子，理应大有作为。可惜，梁惠王不久之后去世(前319)，未有机会施行孟子之主张。惠王死后，其子梁襄王继位，孟子继续留在魏国。
(八)梁襄王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在惠王死后继位。《孟子》书只有一段梁襄王之记载，然即据此可知孟子何以离开魏国：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1.6)
这里可见孟子无比的勇气。魏国虽已不及惠王在位初期时强大，但仍是一方诸侯，实力不弱。可是，孟子却告诉别人梁襄王“不似人君”，走近之而没有任何威严之感。赵岐注：“望之无俨然之威仪也。”(28)《孟子注疏》，载《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卷一下，第21页。又，《论语·尧曰》有一段文字可参：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20.3节录)
子张问孔子怎样可以治政，孔子谓要尊贵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五种美德里包括了威严而不凶猛。“威而不猛”的具体内容是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严地使人望之而有所畏惧。以此言之，梁襄王大抵是以上诸项皆未具备。可是，如此这般的梁襄王，却居然问及如何可使天下安定。孟子指出天下统一之时便告安定。梁襄王因而追问，谁人可以统一天下。梁惠王固然好战，故前文提及孟子“以战喻”；梁襄王如何则未知，然而孟子游说诸侯时每多因势利导，此处直言“不嗜杀人者”可以统一天下，或因襄王与天下诸侯皆同有此恶习，故言之如是。孟子续说，以为天下君王如果不嗜杀人，老百姓自皆归附之，其势无人能挡。
梁惠王治国之时，魏国势兴盛，然在马陵之役，魏之庞涓、太子申因中齐国田忌、孙膑之计而大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及后，秦又多次击败魏国，迫使魏国割城献地。至惠王后元十一年(前324)，楚使柱国昭阳攻魏，破之于襄阳而得八邑，复使魏国实力受损。梁惠王迎孟子，在孟子教诲之下渐有所得，却不幸病故；襄王继位，望之不似人君，加之以国力大不如前，已无行王道仁政之希望。因此，孟子离开魏国，前往齐国。
(九)齐宣王
齐国是孟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这次孟子到来之时，齐国诸侯是齐宣王。此时齐威王刚死，宣王新君即位，百废待兴，钱穆先生《孟子自梁返齐考》将此年定为公元前319年，(2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15-417页。所论正确无误。齐国是当时大国，实力最强，孟子如要人君行王道仁政，齐国是最重要的舞台。跟周游列国之初相比较，此时孟子队伍已经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6.4节录)。
孟子在齐国时间较长，与齐宣王有过多次讨论，从欲得重用至不得已而去之，实在是因了解而分开。面对齐宣王，孟子仍是一如既往地怀有勇气，在《齐桓晋文之事章》(1.7)里，齐宣王开宗明义希望得知孟子对于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之看法，可是孟子却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纯属搪塞之言，词锋一转，改以王道说之，故曰：“无以，则王乎？”孟子以为齐国之大，行王道仁政实在是易如反掌，齐之不行王政，不过是不为而非不能也。
孟子经常在齐宣王眼前出现，孟子说之以行王道仁政，可是齐王多次藉词推搪。齐宣王爱好音乐，齐臣庄暴以此告诉孟子，因有以下一段对话：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未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2.1节录)
齐宣王知道孟子所崇尚乃是古圣王贤君之制礼作乐，而自己喜欢的不过是世俗之音乐。因此听见孟子如此询问，不由得紧张起来，连面色也变了。“王变乎色”一句，充满戏剧色彩。齐宣王赶快向孟子道出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只是世俗之音。意想不到的是孟子的答案。孟子以为齐王喜欢音乐，齐国便当富强，因为今之世俗音乐与古代音乐本质无异。面对突如其来的答案，不禁引起了齐宣王的兴趣，因而追问当中道理如何。于是，孟子问道齐王，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快乐，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比较快乐。齐王以为与别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同理，齐王以为与多数人一起欣赏更为快乐。此下说词，孟子以为齐王如能将自己的田猎音乐喜好等做到与民同乐，百姓必定愿为效力，如此则可行王道仁政使天下归服。其实，孟子在这里使用了模拟论证的方法，偷换概念，多人一起听音乐，其实不等同就要推行仁政与民同乐。孟子游说诸侯之词多类此。
齐宣王之不愿推行仁政，借口颇多，《孟子·梁惠王下》载有“寡人有疾，寡人好勇”(2.3)，“寡人有疾，寡人好货”(2.5)，以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2.5)之论述。齐宣王以各种理由而不欲行王道仁政，孟子皆在说辞中偷换概念，叫齐王可以扩展“好勇”“好货”“好色”之“缺点”。扩展“好勇”，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扩展“好货”，可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扩展“好色”，可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总之，能够与民同好，孟子以为皆足以王天下，因此齐王之疾并不算是问题。
对战争之态度，是霸政与王政最大之差异，齐宣王与孟子最大的分歧在于此。前316年，燕王哙禅让君位予以宰相子之，进行改革，引致燕国内乱。两年后，燕王哙长子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背叛，数月，死者数万。燕、齐边境相接，齐宣王伺机发动战争，侵略燕国。就此事，《孟子》书多有载录，其文如下：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
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
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
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4.8)
齐臣沈同以个人身份询问孟子燕国可否攻伐。孟子以之为然。此因燕王哙不可私自将燕国让予子之，子之亦不应该接受燕王哙之所赠。如之私相授受，实与自作主张将俸禄官位赠予他人相同。结果，齐国伐燕。因此有人告诉孟子，说孟子支持齐人伐燕。孟子明言没有。此因沈同本以个人身份询问。如果沈同的问题是谁人有权讨伐燕国，孟子便会说只有天吏方可伐之。如今齐之伐燕，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孟子实未曾劝说伐燕。由是观之，孟子所坚持的是唯有天兵天吏可以伐无道之君，如果发动战争只是以暴易暴，孟子并不支持。
在《孟子·梁惠王下》还有两段齐人伐燕之记载。其文如下：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2.10)
齐人伐燕，大获全胜，孟子反对不义之战，与齐宣王意见分歧。齐王问孟子，指出朝廷上下见解相异，有人支持出兵伐燕，有人不然。可是燕、齐旗鼓相当，结果五十日而能攻陷，齐王以为实乃天命使然，否则不可能如此快速。孟子并不明确回答，以为如果攻打敌国而反使对方百姓感到高兴，那便取之无妨。能够取胜只是因为敌国百姓逃避水深火热的情况而已。在2.11，齐王指出伐燕取胜以后，其他诸侯国已在商议该如何救助燕国，并攻打齐国。孟子以为应该在代立燕国新王后尽快撤退。可是，齐宣王并未依照孟子的指引，最终使各国诸侯联合攻齐，致生灵涂炭。
意见不合，孟子只能选择离开。《孟子·公孙丑下》云：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
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4.10节录)
孟子辞去齐国官职，准备离开。齐宣王到孟子家中往见，以为从前希望见之而不可，后来能够同在一起，非常高兴；如今又欲去齐，不知道将来还可否得相见。此时孟子离齐之决心并不算坚定，因谓留齐本是所愿，似接受齐王之挽留。可是，后文载齐王打算在临淄城里给孟子一幢房屋，以万钟之粟供养孟子及其弟子。孟子知之，齐王居然视其为贪图富贵的人，更欲赐万钟之粟。孟子对齐王极为失望。此后尚有四段文字记载孟子去齐之事。择其二如下：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
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4.11)
昼乃齐地名。杨伯峻云：“昼在临淄之西南，为孟子自齐返邹必经之道。”(3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7页。孟子离齐回邹途中，于昼地稍作停留。有人希望为齐王留下孟子，遂恭敬地跟孟子说话，可是孟子不加理会，伏案大睡。那人非常不悦，以为孟子无礼。孟子于是明确地告诉所以无礼相待之原因。孟子援引子思为例，以为应当首先劝说齐王改变态度，而非以空话挽留自己。《孟子》另一段文字，见其去意已决：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
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4.12)
由于齐宣王不重用孟子，孟子决定离齐。齐人尹士以为孟子胡涂，不明白齐王不能够做到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如果孟子明白齐王不行，仍然跑来齐国，那便代表孟子是贪图富贵。远远地跑来，不融洽而走，在昼县停留了三夜才离开，何以动作如此缓慢呢？尹士对此很不高兴。孟子知道尹士所言，以为尹士并不了解自己。孟子指出，老远跑来齐国与齐王相见，是他所愿的；不融洽而走，实非他所希望。至于在昼县停留了三夜，孟子以为在自己心中是太快了。所以停留三天，乃因齐王或许改变态度，前来挽留。可是，孟子在昼，齐王终没前来，因此才决定回乡。即使如此，孟子仍是不忍抛下齐王的。孟子以为齐王虽然不能做商汤、文、武，但如重用自己，不单是齐国可得太平，天下百姓也可得太平。孟子每天都期盼着齐王可改变态度。孟子指出，只有小器的人才会因谏言未听，便大发脾气，满脸不高兴；走的时候，便马不停蹄地赶快离开。后来，尹士听到了孟子的响应，慨叹自己真是一个小人。孟子与齐宣王实在是因为了解而分开，孟子亦年纪已大，离齐回邹以后，即不复游说诸侯。
在别人不再重用自己的情况下，孟子最后选择离开，没有缠绕在齐卿的厚禄，没有对稷下学宫的留恋，虽仍心系齐国，但既然不能一展抱负，也只有黯然而去。孟子离齐，当中既有见其原则；而没有立刻离齐，乃因古者诸侯不出疆，故停在昼县，待齐王或加挽留，此其行权之处。
三、馀论：孟子的抉择与勇气
孟子生于战国之时，其时诸侯以攻伐为尚，征战频仍，民不聊生。孟子虽谓“春秋无义战”(14.2节录)，然而较诸春秋时代而言，战国时代不义之战更比比皆是。孟子周游列国，游说时君行王道仁政以得天下，却未受重视。其实，孟子之说辞，时君听之，往往心惊胆颤。《孟子·梁惠王下》云：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2.6)
孟子问齐宣王，以为大臣如将其妻子托付友人然后前往楚国，及其返齐之时，发现友人未有妥善照顾之，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当与之绝交。孟子追问，如果掌管刑罚之长官不能好好管治下属，又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以为应该将其罢免。最后，孟子问齐王，如果一个国家管治得不好，应当如何处理。齐宣王当然知道责任谁属，只是招架不住，因而顾左右而言他，扯开话题。
又，武王伐纣之事，虽为儒家以有道伐无道之美谈，然终究是以下犯上之举，《孟子·梁惠王下》云：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2.8)
齐宣王问孟子有没有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等事情，孟子回答史籍上有如此记载。齐王问之，谓臣下弒君、以下犯上之事，是否可以。孟子指出，伤仁者谓贼，伤义者谓残，残贼的人我们只称他为“一夫”。因此，孟子说只曾听过武王诛杀“一夫纣”，而没有听过什么弒君。孟子的回答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其实非常先进。君权天授，古代君主均相信有命在天，孟子以为君主如果伤仁贼义，便不配称作君主，而人民可以改易之。武王伐纣虽然仍是贵族革命，但孟子之勇敢大胆却在在可见。
孟子是勇敢的人，观其于朝廷之上，游说诸侯而毫无惧色便可知矣。与告子滔滔不绝地辩说人性，在公都子面前直陈世衰道微，在朝廷上与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针锋相对，孟子的据理力争，使其形象鲜明，如在目前。读《孟子》书，让我们可透过文字感受他伟大的人格。在先秦诸子之中，孟子的人格是最鲜明的，也是最积极入世的。虽然说孔门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亦是至圣先师，最受后世景仰。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孟子的精神无疑更为重要。只要我们看看为何连明太祖亦要删节《孟子》的时候，便知道孟子在言路渐窄的时候更为重要。能够在权贵面前挺直腰板，高声疾呼，任何辩论技巧也不及理直气壮来得关键。只要道理在我，即使面对困难依然前行，毫不退缩。当然，孟子之勇，可以在“舍生取义”见之，甚至连生命也可以牺牲。然而，孟子并不鼓励无谓的牺牲，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8.23节录)在仍然有所选择之情况下，孟子并不鼓吹胡乱牺牲，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孟子周游列国，尝至邹、齐、宋、鲁、滕、魏等诸侯国，游说邹穆公、齐威王、宋康王、薛君、鲁平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诸侯。此中如邹、宋、鲁、滕等国，地小力弱，即使欲行王政，亦不可能及于天下。他如魏、齐，皆属大国，惜梁惠王见孟子不久以后即死，其子襄王则“不似人君”；齐宣王则借口极多，身边权臣亦众，使孟子未能施行其策。滕文公乃唯一对孟子言听计从之君主，可是滕国狭小，能够不为大国吞并已属万幸，根本没有行王政而一天下之可能。总之，孟子每次离开诸侯的抉择，都是认清结局后唯一的选择。孟子并不留恋官位金钱，只要不得重用，便能决意离去，另觅理想。面对高官厚禄，孟子的抉择，实为后世所堪借鉴。
[作者简介]潘铭基(1977-)，男，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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