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了更加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拓展研究。这些研究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和适用性缺乏学理性分析。国外相关研究有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和重建倾向，缺乏在马克思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内补充、细化和发展。鉴于以上问题，在研究马克思阶级理论过程中，应更多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发展和创新，做到民族视野和全球视野相补充，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相统一，坚持和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 细化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学说的重要观点；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处理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然而，马克思所创建的阶级理论从诞生起就遭到各种质疑和责难。尤其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越发招致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马克思身后的追随者们也在不断地辩护、补充、重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形成了丰硕的思想成果。新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行了更加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拓展和延异。对21世纪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最新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思考，可以为马克思主义阶级问题研究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参考。
其次，培育新要素。包括培育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培育专业人才、市场人才和管理人才等新人才；提供和吸收各种新知识；开拓各种新的融资形式和渠道等。
一、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概述
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由“新中间阶级”的壮大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适用性问题。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对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现象进行分析批判。这些新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帝国主义、阶级、剥削、异化、解放主体等。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入，出现了阶级研究的复兴，为激进左翼理论研究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的当代阶层理论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方兴未艾，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纷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全球权力及新帝国问题上。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各国内部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或在原有阶层之间发生流动，或出现一些新的阶层。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学者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跨国性的资本家阶级。
美国左翼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目前全球化的资本主宰了一切，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和结构出现了，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即“新帝国”。在“新帝国”时代，一切都被商品化了，剥削无所不在，人类的不平等加剧了。但是资本主义进入“新帝国”时期，也为人们超越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新帝国造就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量和替代物，即“流动的民众”(又叫“大众”)。“大众”是处于全世界最底层被压迫者。“大众”正代替传统的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对抗帝国的新的革命主体，他们对“新帝国”的斗争是当今世界反抗资本主义的伟大力量。
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认为，新出现的跨国资本家阶层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正是在他们主导下，创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威廉·罗宾逊教授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一书中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型期，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工人阶级正在崛起，但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自在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跨国国家正在出现。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中将无产阶级区分为完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蔡斯·杜恩也指出：“世界阶级结构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这个阶级体系也包括控制自己的熟练或专业工人构成的中产阶级。”[1]73
(二)关于剥削、正义、公民身份、共产主义的创新研究
杨继绳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以中国社会阶层为视角，深入分析中国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以及阶层间的相互关系。林毅、张亮杰在《新中国阶级阶层社会结构演变历程》中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出发，分五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以及现阶段)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历程及其社会矛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演变的基本特征。苏阳等人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阶级》一书中收录了9位学者的观点，在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研究中重新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中国话语权研究课题组在《国家、阶级、民主与专政》一书中介绍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克思阶级观点的论述及争论。作者明确提出，在今天我们仍需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动摇，同时要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际运用。潘毅在《“阶级”在中国消失了吗：中国新一代工人的命运》一文中认为，研究者应该深入底层阶级生活，比如对打工者宿舍劳动体制下的日常微观政治分析，唯有如此，阶级分析才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西方学者还围绕社会不平等、剥削、正义、公民身份、共产主义等与阶级相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罗默在马克思阶级剥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阶级——剥削对应原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身并非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唯一原因，阶级斗争可能是穷人反对原始分配不平等结果的斗争[2]93。
增城万家旅舍是广州市增城区政府于2014年牵头创立，并协同农户和企业共同构建的民宿品牌，现由广州增城万家旅舍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按照规定必须符合经营服务规范和接受统一管理等加盟条件方可加入。万家旅舍管理有限公司给加入的民宿以电商技术、策划、营销等方面的指引。2015年增城区拟定并通过《增城市万家旅舍计划工作方案》，里面明确了增城区要在3年内构建10 000家左右的万家旅舍，并加以规范化的营销、品牌等管理⑤。
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入批判的同时，出现了阶级研究的复兴。美国左翼学者分析了目前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对所谓“无产阶级社会”的传统进行了批判；法国左翼学者以异化问题为突破口，不断深化对阶级问题的研究，并提出“新阶级斗争”概念。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很少了，而欠发达国家通过劳务输出的工人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无产阶级解放的重担。齐泽克分析了世界各地的贫民窟现象，更加坚定了其无产阶级立场和实践解放政治的信心。他反对拉克劳式的民粹主义，也反对近年来流行的强调文化解放与多元性的所谓“彩虹联盟”[4]329。本·芬恩认为，必须综合性地考察生产率、工人的团结程度以及相关的政治、历史、文化及其地理因素。
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促进了激进左翼思潮的复兴。西方学者对金融危机及其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赖特的社会主义构想以“社会赋权”为核心，并将其视作解放政治的理论基础。弗雷泽提出，应当抛弃先前常规的正义理论，建立面向新世纪全球时代的反常规正义理论。沃伦斯坦等人撰写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命运做了多角度的探讨，认为资本不可能无止境地积累，当前危机就是它走向最终衰亡的前兆。大卫·哈维在《17个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对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政治前景做了分析。他提出，即使资本主义的致命矛盾也不一定会导致它灭亡，其最终结果要取决于人们的斗争。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对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新等级制进行了分析，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世袭资本主义”或“遗产资本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贝米拉·福斯特在《马克思与自然普遍代谢中的断层》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新陈代谢断层理论的意义，提出生态解放不仅是自然的解放，也是社会的解放，具有总体意义[3]8。
在文化发展中语言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人们了解和学习文化的关键条件。人们通过语言的传播，进行日常交流和学习知识。教师想让学生了解某个国家的有关文化内容，务必要充分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与国际上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密切。然而两个国家在沟通交流中，应该了解两个国家在文化方面的差距，若两国在交流过程中，并没有文化知识作为重要的铺垫，在平时交流中很有可能闹出许多笑话。
随着全球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作为政治实践重要基础的公民身份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H.马歇尔在著名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公民身份的演进历史和构成要素，并且考察了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内在张力，建立了公民身份的研究框架。由此，引起了后来诸多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持久争论。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在《T.H.马歇尔、国家与民主》(1993年马歇尔纪念讲座)中从民主的角度解读了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丰富了公民身份的民主内涵，回答了民主的全球化扩张、主要实现机制等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的名著《为承认而斗争》则以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依托，以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为理论基础，用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所固有的规范来说明社会变迁过程，将批判斗争的根基转入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中。
协同理论引入中国后，学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张刚（1997年）根据协同创新的路径不同，将协同分为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内部协同是内部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协同；外部协同是研究主体和外部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协同。陈光（2005年）根据研究主体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将外部协同细分为横向协同和纵向协同：横向协同是指同一大类产业中细分产业主体间的协同；纵向协同是指同一功能链不同环节上主体之间的协同［8］。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阶层分化凸显，阶级和阶层结构出现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学者们虽然对阶级问题有所避讳，但也有社会学者尝试以新的标准划分社会阶层，呼吁“重返阶级分析”，对阶级问题的研究更加务实和灵活。近年来，我国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2为加入纳米粒子后酯化淀粉基膜材的透射电镜图谱。其中，灰色背景为膜材基体，黑色的丝状部分为纳米粒子。从右图可以看出，纳米粒子呈现趋向均一的分散状态，纳米粒子在酯化淀粉基膜材基体中并未出现明显的聚集体，另外，还可观察到厚度d≈12.57 nm、19.68 nm的层状结构。有研究表明，纳米粒子呈现定向分散时，主要形成了插层型结构，部分形成剥离型结构[16]。在酯化淀粉基膜材中，纳米粒子与淀粉分子、增塑剂相互作用促使纳米粒子层状结构排列规整，促进了插层型结构的形成。
二、国内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总体状况
此外，以阿兰·巴迪欧和奈格里为代表的激进左派思想家聚焦于共产主义研究，提出“共产主义复兴”的共同主张。奈格里在《从民族左翼的终结到为了欧洲的颠覆运动》一文中指出，当今左翼状况令人堪忧，它们不仅放弃了阶级斗争，而且与新自由主义调情，发掘社会现实中的颠覆性力量需要重启阶级斗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阶级分析。因此，他主张恢复共产主义视角，把颠覆性斗争理解为共同物的政治。“后马克思主义思辨左派”阿兰·巴迪欧认为，当今左翼政治的无能不是根源于群众的惰性、懦弱和逆来顺受，而是革命的理念和词汇的缺乏。巴迪欧重申了“共产主义”和“人民”概念的革命和解放意义，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超历史的永恒的哲学假设，强调共产主义是彻底的阶级斗争立场和工人自治要求的表达[4]8。
(一)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和阶级阶层状况新情况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入，出现了阶级研究的复兴。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纷纷将研究重心集中在剥削、正义和阶级理论方面。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认为，罗默的剥削理论存在缺陷，并对罗默的剥削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区别了经济剥削和经济压迫，提出了组织剥削和技术剥削的新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阶级与剥削分析的一般框架。美国社会学教授哈罗德·R·克博教授在《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野下的阶级冲突》一书中，也对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层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介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区别，考察了现代世界体系下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其基本的取向是阶级冲突，提出不平等本质上是一种冲突性的关系。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的价值研究
绝大部分学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适用性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坚持马克思阶级理论没有过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仍然具有两极化的趋势，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由之路。持此类观点的有王伟光、刘书林、高放、姜辉、张盾、吕梁山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院长2014年9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明确提出，在新时期，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没有过时》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现实。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永远不会过时[5]46。王猛在《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论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一文中提出，主导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逻辑，在社会政治层面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因而资本逻辑与阶级关系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必然联系。当代中国利用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际上也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而建构了一整套现代社会生产关系。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个别观点确实过时了，不能说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比如“阶级结构两极化”的观点、“暴力革命”的观点，主张根据新情况发展、修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持此类观点的有王凤才教授、池元吉教授，等等。张鑫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不适用性探讨》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状况更具特殊性。所有这些，都是经典作家们始料未及的，因而也不可能提出适用于当代社会的阶级理论。
三、总结与思考
中外学者近年来的阶级研究拓展了传统阶级研究的视阈，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材料，特别是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批判精神令人钦佩。而学者们在研究中出现的不足则为今后的学者们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空间和研究视野。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PLC控制技术的优势包括：数据传输、数学运算、数据分选、数据转换、位运算以及查找表，其中数学运算又分为函数运算、矩阵运算、逻辑运算，不同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等多个方面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将处理后的数据与储存器中的参考值做出比较，清楚知道两个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然后完成PLC控制技术的操作，并将其他的职能设备发送到远程控制，而后进行操作。大型的控制系统中的数据处理操作流程，最基本的就是应用于无人驾驶柔性制造系统。与此同时，在大型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包括冶金、造纸、食品等。
第一，国内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分析和考察，以综述性文章居多，叙述方式宏大而全面，研究内容不够系统和详细具体。
从研究思路来看，国内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研究多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很少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具体内容(阶级概念、阶级结构、阶级形成、阶级政治)等方面进行横向的具体研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研究的趋势进行前瞻性概括的文章较少。
从研究视角看，国内有关阶级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缺乏马克思主义视角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研究范式式微。当前中国实际分析阶级现象的文章太少，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研究敏感而避讳。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基本处于被边缘化或主动“失语”状态。不少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抱有较大偏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意识形态化，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只是一种“革命政治学说”。还有的人掩耳盗铃、讳疾忌医，觉得阶级斗争理论在当今社会主义中国已经过时，提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不利于社会和谐。但目前也有部分学者“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当今时代的适用性进行了客观分析。这部分学者在“淡化阶级斗争”提法的同时提倡将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提出了更具新意和时代性、创新性的建议。但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和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以及改革开放后新的阶级、阶层状况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分析。
第二，西方学者置身于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现实场景之中，研究更具针对性、具体性。特别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足于现实，将阶级与人的发展能动地联系起来，体现了对人类解放的期盼和追寻，富有时代意义。其中一些思潮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质疑、补充也体现了他们学术上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同时，国外研究主要从阶层、文化、性别、权力等不同视角分析和研究各种政治经济现象，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现象学描述和深刻的病理学分析。这就为阶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学术空间。尤其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中间阶级的研究已经突破理论务虚阶段，进入社会分层和定位等实证阶段，综合运用数理分析和博弈论等社会学调查方法，这为我们研究阶级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三，当前国内外的研究还是较多局限于用眼前的经验事实考察马克思阶级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而缺乏用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考察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价值。并且国外的研究有多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注重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解构和重新建构，而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内补充、细化、完善工作较为欠缺。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这一课题时，应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内进行发展和创新，将民族视野和全球视野相结合，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相结合，坚持和发展相统一，辩证对待和科学回应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当代性”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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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书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没有过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11)：46-50.
收稿日期：2019-03-29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新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新时代高职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GTXYR1802)
作者简介：陈彦珍(1982—)，女，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编辑：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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