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其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因素，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基于S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实地调查，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社会资本属于强关系资本的模式。此种社会资本模式虽保障了早期基本经济需求，但同时诱发了社交孤岛效应，削弱了心理情感融入。而社会工作介入可作为优化社会资本组合的行动策略，具体表现为微观层面上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准性社会福利服务，中观层面上帮助少数民族自组织的建设与培育，宏观层面上加强社区宣传、增强社区团结。
关键词：社会资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社会工作
一、问题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大量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关于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并没有正式的官方统计数据，据有关部门估算，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超过2000万，约占少数民族总人数五分之一，占全国流动人口十分之一。[1]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面临着同样的融入问题，而且由于不同的传统文化、语言等的影响，他们在融入城市上更显得困难。国内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既有来自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也有自我的限制。[2]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3]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遵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路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加强他们自身的生存能力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研究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对于处理城市民族关系的服务管理问题，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二、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一个重要视角，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拓宽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视角。已有的研究发现物质和人力资本有助于改变关系类型和扩大社会支持，而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发挥其他两类资本的最佳效能。[4]有学者认为社会组织是农民工市民化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在信任、参与和规范等三个方面发挥功能。[5]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目前学界尚无统一定论，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布迪厄(Bourdieu P)首次将“社会资本”作为专业术语提出，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实际和虚拟资源的总和，个人或者群体通过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相互熟悉和认可关系的优势而逐渐增加这种资源”[6]。在此基础上，科尔曼(Coleman J)提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是“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形成的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 [7]。可见，科尔曼在他的社会资本定义中也强调了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是规范或者称为制度，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它们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格鲁塔尔特(Grootaert C)甚至将“正式化的制度结构，例如政府、政体、法律规则、司法系统、公民和政治自由”作为社会资本的最主要内容[8]。根据这个概念，克里希纳(Krishna A)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两种类型，根据他的解释，制度型资本与促进互利集体行为开展的结构要素有关，例如作用、规则、程序和组织；关系型资本涉及在与他人合作时影响个人行为的价值观、态度、准则和信念。理论上，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强制度资本-强关系资本、强制度资本-弱关系资本、弱制度资本-强关系资本、弱制度资本-弱关系资本。一般认为这四种组合中，第一种最佳，第四种最糟。[9]制度型社会资本指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一个人只要占据了某个职位或位置，就可以获得制度赋予该位置的社会资源。在中国的情境下，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资本。因为从理论上讲，关系被界定为链接存在的特殊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出于寻求联系和工具目的而同时建立的。[10]前人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法，选取S市Y社区作为研究地点，共访谈10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1名社区工作人员；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现状分析了该群体的社会资本，然后研究如何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资本，以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以存续周期、月推送频率、僵死账号数量、受关注程度、认证比例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微信公众号的活跃程度评价指标。
三、社会资本视域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现状
对S市Y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目前Y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属于强关系资本，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关系而缺乏规则的组合。这种组合的社会融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在早期这样的模式能够在社会融入的经济层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迅速进入城市生活，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模式会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的进程。一般认为，心理情感融入是社会融入的最高阶段，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要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11]
1.强关系资本保障基本经济需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经济基础是他们融入流入地的基本保障。在来到城市之前，他们多数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面对完全未知的生活环境和就业形势，如果没有可靠的人介绍，他们很难快速地找到工作。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初入城市时，已有较强的依靠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这类强关系社会资本会对他们早期在城市的居住和就业产生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强关系社会资本实际上不利于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在城市中居住和生活不等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融入、身份上的认同。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载体，发挥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协同作用，通过微观层面上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准性社会福利服务，中观层面上建设与培育少数民族自组织，宏观层面上加强社区宣传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在夯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原有的、依靠初级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基础上，增强其制度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2.强关系资本诱发孤岛效应。具体而言，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12]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受强关系资本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会层面往往呈现出社交内卷化、感情族群化的特点，社交范围拘泥于民族社区这一“孤岛”内。
无论学校职务发明的成果是想要实现转移还是转化，技术市场以及科技中介服务组织这二者对其提供相应的系列支撑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目前来说，学校职务发明成果主要是在两方面有所欠缺，分别是市场发现机制和衔接机制；与此同时，可以说没有实力相对而言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运营机构，以及在人才方面的建设亦不够，所以使得学校专利成果转化方面就有了限制。
第一，社会交往内卷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范围大小和异质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他们是否融入城市社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部分是通过同乡、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由民族而产生的天然认同感使得他们很容易在流入地城市形成自己的聚居区。比如广州三元里一带，深圳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旅游景点附近都有这类现象。
治疗组40例患者冠脉造影显示IRA有前向血流者23例，发生率为57.5%；对照组39例中，13例IRA有前向血流，比例为33.3%。两组患者有前向血流的患者比例，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见表1。
1.微观层面。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载体，发挥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协同作用，通过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准性社会福利服务增强其制度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不同民族及个体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简单的“一刀切”工作方式无法满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流动人口需求，尤其是劳动就业、子女入学、心理融入等特殊需求。社会工作强调的“个别化”原则，可以针对当事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心理特性、生活环境，在充分尊重当事人个体差异的基础上，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精准性社会福利服务。服务开始前社会工作者通过问题与需求评估能够有效精准识别服务对象的真实问题与实际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并提供服务方案。在服务提供中社会工作秉承“助人自助”的原则，运用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帮助个人、群体，加强他们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服务结束后，社会工作者依据前期为服务对象建立的服务档案，评估服务成效，持续追踪管理，确保每一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家庭真正从心理层面实现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中，如果主要依靠强关系资本来实现融入，则会削弱他们在心理情感上的融入。
可见，当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一段时间后，民族社区会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进程，导致其社会交往范围狭窄、同质性高，社会资本相对缺乏。
3.强关系资本削弱心理情感融入。人们在奉献于社会的同时，也从社会发展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获取自己所需，遵从社会的各种制度、规范就成了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条件。[13]正式的规则或制度能够影响到网络结构和各种关系的具体内容，影响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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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感情族群化。由于城市少数民族族群与外界存在明显的社区界限，民族族群可以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撑，让他们在城市中有立足之地。
四、社会工作介入：优化社会资本组合的行动策略
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过程实际上是朋友、亲戚、同乡一个一个相互“带”，而被“带”过来的人员会慢慢集聚，形成民族社区，民族社区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依托，对于他们融入社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民族社区的存在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了“落脚之地”，是他们在城市开始新生活的支撑。其次，民族社区的存在可以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大量的情感支持，还可以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促进构建整合性的民族社区。
调查发现，Y社区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交内卷化程度较高，社会交往一般局限于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进而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在“民族社区”产生“孤岛”效应，构建起一种社区界限。
任课教师的课堂提问环节是一项常规教学内容。通过提问，教师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实时学习状况，并洞悉学生的优点与不足。但是，多数学生会对教师的提问心存畏惧，担心答不上来或者是作答错误会遭到教师的批评和同学的嘲笑。部分教师的做法更是加剧了学生的担心，当学生作答错误时，往往会指责学生没有认真听讲，从而使学生对于提问更为紧张。可以说，这种教学做法完全背离了提问的目的。因此，科学课程任课教师要注重改变这一错误的做法，结合学生的实际来设计问题，难度要适中，同时还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鼓励，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2.中观层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需要制度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两方助力。前文提到依靠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实际上不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但这不等于全盘否定关系型社会资本在社会融入中的作用。一方面，传统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们的“根”。另一方面，制度型社会资本的有效运行除了需要科学的管理监督制度之外，还需要关系型社会资本作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于互信成立组织，又通过组织保障自身权益，进一步强化了对组织的信任。要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应在夯实原有强关系资本的基础上，加强少数民族自组织的建设，培育制度型社会资本。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后可以通过小组工作等专业方法，培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区领袖，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社区中建立少数民族联谊会、互助会等自组织，在夯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原有强关系资本的基础上，发挥组织在增强制度型社会资本中的作用。鼓励他们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通过这类组织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纳入城市服务管理的体系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通过这一渠道提出合理诉求，参与城市社会公共事务，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福利，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从而提升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
3.宏观层面。社会交往有助于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传统的社区宣传工作主要由社区工作人员承担，社区居民被动接受，对于社区的宣传活动参与度不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和当地居民交流不深，不利于双方建立互信关系。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管理工作，依托社会工作组织这一载体。社区宣传是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工作的介入方法之一，通过开展多样化的文化创建活动和社区服务，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政策的宣传，促进城市社区居民间的交流和融合，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为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创造条件。例如，社会工作者可定期在社区内开展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法规与政策等的宣传活动；可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期间组织少数民族同胞展示自身民族文化及传统，并邀请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根据社区的形态及资源创建社区媒体，真实、生动地传达社区信息，提供居民对话的阵地，也能够帮助无法参与社区活动的居民了解社区，增进他们与社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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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WorkIntervention:ActionStrategyofSocialCapitalOptimizationofUrbanFloatingPopulationofEthnicMinority
Ji Xiaotian， Lu Shixiu*
(SchoolofPoliticsandLaw,HubeiEngineeringUniversity,Xiaogan,Hubei432000,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its special cultur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factor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into the local area of migration has its own particularitie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in S cit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belongs to the mode of strong relation capital. Although this capital model guarantees the early basic economic needs, at the same time, it leads to the effect of social isolated island and weakens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can be employed as an action strategy to optimize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capital, such as providing accurate social welfare service for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at the micro level, helping self-organizing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t the median level,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propaganda and enhancing community solidarity at the macro level.
KeyWords：social capital;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work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9)04-0100-04
收稿日期：2019-03-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16CMZ031)
作者简介：
季小天(1993- )，女，湖北恩施人，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助教，硕士。
卢时秀(1984- )，女，湖北黄冈人，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副教授，本文通信作者。
(责任编辑：张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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